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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趋势判断，辽宁已经处于工业化阶段后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转型期。新时期、新形势、新机遇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需要“新思维”，不仅仅要考量要素禀赋和制度因素，还要对区位发展优势和劣势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以便于战略制定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和长期性。推动辽宁区域经济增长和发挥区位优势的有效途径就是要寻求区域经济合作，通过主体功能区规划，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实现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辽宁；经济形势；区位优势
［中图分类号］Ｆ061．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2－2426（2007）12－0025－04
国家实施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辽宁区域经济的发展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内部分工合作为基础的“三大板块”区域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已经成为带动区域振兴、推进区域改革开放的第一动力。各地区要全面把握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带来的新机遇，积极应对新挑战，错位发展，有序竞争，统筹兼顾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促进辽宁区域经济进入一个快速良性的增长区间。
一、区域经济形势判断
“经济学是通过对社会现象建立模型进行研究的，这种模型能对现实社会作简化的描述。”[1]根据省级区域经济的特点，我们从经济增长、就业、对外贸易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四个方面对辽宁经济发展水平和趋势作一个总量方面的判断。
从经济增长上看，20世纪80年代，辽宁经济总量（ＧＤＰ）平均增长速度为8．5％，90年代为9．7％，新世纪以来为11．2％。2006年辽宁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是13．8％，同期全国的增长幅度是10．7％，超出3．1％。国民生产总值总量已经达到9257亿元，接近10000亿元的水平。从经济增长的速度上看，超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平均增长率，略高于新世纪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应该说处于一个合理的高位增长区间。伴随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辽宁经济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高位增长。从总量上看，辽宁将成为全国第7个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万亿元的省份，经济总体规模处于第二梯队（第一梯队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万亿元，第二梯队1万亿元，第三梯队5000亿元，第四梯队5000亿元以下）。根据广东的发展经验，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元以后，会有一个加速增长期，所以1万亿元的总量标志着辽宁的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质的飞跃阶段。
从就业上看，就业人数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本维持在2000万人上下，总量没有明显的变化（从1990年的1897万人到2005年的2120万人）。从就业水平上看，2006年是辽宁就业水平最好的一年，但是失业率比全国的平均水平（4．1％）高出近一个百分点。2006年大连市城镇就业与再就业人数达到16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9％，达到近10年来最低水平。2007年上半年沈阳市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7％，是“十五”以来的最低值。从三次产业就业情况上看，从1999年开始，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34％）和就业人数（2003年以前，都在700万人以下）基本上保持不变。从再就业情况上看，根据全辽宁第三次离岗失业人员状况入户调查结果，2007年以来辽宁就业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就业总量、稳定性均有所增长。根据入户调查结果，辽宁已就业人员有247．7万人，占离岗失业人员总数的79．2％，比2006年调查的人数增加了87．8万人。
从对外贸易上看，2006年的进出口总额达到483．9亿美元，增长幅度达到18％，比全国平均增幅少了5．8％。对外贸易是辽宁区域经济各项指标中，同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最大的一个指标。经济的外向度低，没有形成有效的外向牵动。1990年以来，对外贸易波动较大，最高年份增幅达到38．5％，最低年份减少1．7％，出口额的增长幅度要远远低于进口额的增长幅度，17年来进口额平均增长幅度（21．75％）高出出口额增长幅度（12％）近10个百分点。
从人均可支配收入上看，2006年，随着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各种增资因素的体现，辽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得到了显著提高，首次突破万元大关，历史性地达到10370元，同比增加1262元，增长13．9％，是2000年以来名义增幅最快的一年，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2．6％，是2003年以来实际增幅最快的一年。2006年辽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得到了较大提高，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问题仍很突出。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6年辽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排名第11位，增幅排名第4位，但由于我们自身基数较低等原因，导致目前与全国的收入差距略有扩大。但是，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看，2000年以来，始终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所以，从优化短边的角度看，辽宁“十一五”规划总的目标是基本实现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其中一个主要标志就是确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从经济增长、就业、对外贸易、人均可支配收入四个指标的现状和发展速度看，辽宁经济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快速经济增长期，这是我们对辽宁经济的第一个评价。我们对辽宁经济的第二个评价，就是辽宁区域经济总体水平进入工业化后期。衡量工业化程度有多种分析方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方法有霍夫曼工业阶段划分法、钱纳里工业阶段划分法、罗斯托工业阶段划分法、联合国工业阶段划分法。上述划分法各有独特之处。一般认为，钱纳里的工业化分析法更具有现实可操作性。我国学者郭克莎按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分类特点，考虑到美元币值变化等因素，曾对1982年美元币值和1996年美元币值情况下不同工业化阶段的人均ＧＤＰ的数量作了测算[2]。以1996年美元币值为例，初期工业化阶段人均ＧＤＰ在1240～2480美元之间，中期工业化人均ＧＤＰ在2480～4960美元之间，后期工业化人均ＧＤＰ在4690～9300美元之间，工业化完成阶段人均ＧＤＰ在9300～14880美元之间。结合上述分析方法和中国的实际，我们也选用4个指标来判断辽宁工业化发展阶段，即区域经济规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
从区域经济规模上看，国外的数据可比性就要差一些，但是，如果我们拿国内的广东比较的话，就有说服力了。广东由1000亿元的ＧＤＰ到5000亿元的ＧＤＰ用了9年的时间，从5000亿元到10000亿元用了5年的时间，从10000亿元到20000亿元用了5年的时间。广东的ＧＤＰ从10000亿元增长到20000亿元，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也是在这五年内，广东完成了由典型的工业化向工业化后期的过渡。辽宁目前的ＧＤＰ总量已经接近10000亿元的水平，按照广东的发展速度来看，如果我们再有5年的时间（2013年左右）基本可以达到20000亿元的水平。目前，从总量上来看，辽宁经济进入到工业化后期的快速增长期。
从人均ＧＤＰ上看，2005年辽宁的人均ＧＤＰ达到2344美元。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公布的世界各国人均ＧＤＰ（按名义汇率计算）排名，人均ＧＤＰ在2300美元～3000美元之间的国家包括白俄罗斯等12个国家。从工业水平上看，辽宁总体上要优于这些国家。如果从购买力来评价，辽宁的人均ＧＤＰ要超过9000美元（1：4）。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公布的世界各国人均ＧＤＰ（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排名，人均ＧＤＰ在9000美元～10000美元的国家包括墨西哥等8个国家。墨西哥是一个走向工业化后期的典型国家。应该说，辽宁和墨西哥处于同一个发展阶段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个判断也和郭克莎的测算是一致的。
从产业结构上看，2006年辽宁第一产业增加值976．44亿元，增长6．9％，第二产业增加值4720．76亿元，增长18．4％，第三产业增加值3559．85亿元，增长10．1％。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0．5％、51．0％和38．5％。第一产业比重向10％以下区间移动，也标志着工业化的逐渐成熟。全年原材料工业增加值1851．65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48．1％。其中，冶金工业增加值801．55亿元，增长17．3％，石化工业增加值880．46亿元，增长13．1％，建材工业增加值169．63亿元，增长28．1％。全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983．91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5．6％，比上年增长24．8％，首次成为全省第一支柱产业。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加到一起占到ＧＤＰ的73．7％，标志着辽宁完成了工业化中期的工业指标，向着工业化后期过渡。
从城镇化水平上看，城镇化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超过50％，处于全国较高的水平。一般认为，在工业化前的准备期，城市化率在30％以下；在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增长期，城市化率在30％～60％之间；在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期，城市化率在80％以上。所以，从城镇化水平上判断，辽宁也正好处于工业化的后期。
综合经济总量和结构方面的分析，我们判断，辽宁已经处于工业化阶段后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转型期。这个时期的辽宁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社会也处于一个转型期，各种矛盾交织，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相互支撑。在这个时期需要冷静审视区域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科学定位区域发展战略，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地推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区位优势理性认知
因为辽宁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的经济快速增长期，所以要清醒认知辽宁的区位优势，科学判断辽宁发展的优势劣势，审时度势，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目前，对辽宁的经济和区位优势有一些错误的认识，一些属于理论认识不清，一些属于经验判断，需要澄清。但是，这些问题却在影响着人们对辽宁经济的总体评价，也影响着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选择，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需要对这些命题和论断加以理清。
（一）对“第四增长极”的质疑
东北地区是继“珠三角”、“长三角”、“京津”之后中国内地经济增长的第四极，这个论断一度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目标，也是各级政府制定各项政策的依据。但是，这个论断缺乏科学的依据，以此制定相关政策，会“误事”，会为东北进一步的发展埋下隐患。
我国东部地区的ＧＤＰ占全国总量的近55％，它的人均ＧＤＰ相当于全国水平的1．68倍。固定资产投资也是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也达到一半以上，进出口总额达到近90％。再看东北，据统计，从2000～2005年东北地区的生产总值，从9743亿元上升到17130亿元，但是，增幅比全国增速低8个百分点，占全国的比重从10％下降到8．7％。人均ＧＤＰ也比全国低了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从10．5％下降到9．2％。总体来看，东北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处于一个迅速下滑的区间。东北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规模优势、政策优势已经不再。这样的一个地区怎么能够称得上“第四增长极”。
相对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地区，东北缺乏动力源。香港是珠三角的动力源，上海是长三角的动力源，如果说环渤海有一个动力源，则是京津。但东北的核心城市还不明显。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都具有自身优势，都认为自己是东北的核心城市。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整体的辐射作用还没有看出来，或者是我们还没有“经营”出来一个巨大的核心城市，放射出巨大的经济能量，带动整个的区域经济的增长，我们还没有看到，或者说它还没有显现出来。
（二）对经济增长模式的质疑
从辽宁来看，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应该说是令人满意的，但是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1．经济增长受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过大。辽宁整个的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占有较大比重，尤其是国有经济占的比重还是非常大（30％）。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额比较来看，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区间里，有一个很大的正相关。国民生产总值很大程度上是由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或者推动的。从增幅上看，固定资产的增幅，尤其是从2002年以来，固定资产的增幅非常快。从2006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来看，增长是34．8％，经济增长是13．8％，有21个百分点的差额。这就反映出我们的经济增长投资过大，但内在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并没有投资的增长幅度大。从装备制造业上也可以看到，2006年装备制造业增长了24．8％，占到ＧＤＰ的比重是1／4，但是，装备制造业投资的增长达到38％的增幅。从最好的和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上也能够看到，固定资产增长幅度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幅度过高。
2．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乏力。经济增长对地区就业的拉动是比较差的。从就业水平来看，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就业的整体规模几乎没有多大的调整，20年的经济增长对辽宁的就业本身没有一个实质性的拉动。
从产业结构来看，应该说第一产业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但是第一产业的劳动力的比重却出现某种程度的反弹。第一产业下降是很正常的，进入到后工业时期第一产业比重越来越小。配第和克拉克关于三次产业的划分，主要是看三次产业里就业比重的变动。如果说第一产业所占ＧＤＰ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正好和辽宁整个的ＧＤＰ的比重（三次产业分配）相吻合，但是，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并没有变化，仍然占到30％以上。经济增长没有拉动就业，没有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的一个经济增长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有机的或者是有效的经济增长。
（三）对人力资本失灵的质疑
从振兴东北战略实施以来，很多人批评东北人的惰性，有的人提出一个概念——要振东北，先振东北人。指责东北人“老大”的思想，崇尚“武力”，胆小自卑，不肯吃苦，好面子，讲“义气”，不懂反思，缺少诚信，忽视细节，忽视规则。总之，把东北描述成一个人力资本落后的地区，一个“蛮夷”之地。
事实上，东北为全国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有素质有训练的工人和技术骨干，计划经济时期如此，市场经济时期更加突出。不能把东北经济的落后，或者是辽宁的落后看作是东北人或者辽宁人的问题。对东北人的偏见实际上是南方文化对北方文化的歧视。东北经济滞后于南方经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进入市场经济的时间比较晚。从1994年来看，辽宁的很大一部分的生产资料还属于计划平价调拨的情况，只是在1994年之后才取消。就是说，东北进入市场经济比南方发达省份整整晚了十多年的时间。概括起来看，中国有两种市场经济模式：一种是南方式的市场经济模式，以温州为典型，搞自发的市场经济，小企业逐渐发展成为大的企业或者大的集团。另一种是以东北为典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东北模式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后者的转换难度要大于前者，因为后者需要支付制度成本。所以说，造成这种所谓对东北人错误的判断的原因是我们对两种市场经济模式的认识。总体来看，不是东北人的惰性的问题，不存在东北人人力资本失灵这样的问题，只能说我们进入市场经济晚一些，积累的市场经验要差得多。
（四）对制度过度批判的质疑
一个时期以来，学者们提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时候，就说我们的制度、体制不行，总是在体制、制度、机制的问题上讨论。有很多人呼吁要创造一个新的制度，推动东北老工业的振兴。不可否认体制、机制、制度对形成辽宁传统计划经济的后遗症的影响，但是，制度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配合生产力而产生的，而不是人为创造出来的。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老工业基地。老工业基地的“老”，更深刻的是指技术上的“老”和落后。老工业基地从技术和产品周期的角度而言，是一个世界现象。所以不要总盲目认为我们创造一个先进的制度就一下子把东北搞振兴了，这是不可能的。技术是刚性的，技术的更新是产业进步的前提，而制度是和产业相配合的。技术和产业的关联度要更大一些，更直接一些。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国有企业已经不再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绊脚石了，在很多领域，国有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行业领头羊。
从工业总产值来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就不再是大多数了。到2000年，国有企业加上集体企业所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就已经低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到2005年的时候占的比重就更低了，不足20％。纯粹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是越来越低的，接近10％的比例。从这么小的比例来看，如果再说是国有企业影响了整个辽宁的发展，这个论据是不充分的。同时，很多大型国有企业是区域产业创新的主体，比如装备制造、石化等行业，主要是靠国有企业来推动的。对国有企业也要从两个角度来判断、认识，这样对于整个辽宁的情况的认识应该说会更全面一些。2006年开始的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应该说更彻底了。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进行了相应的企业改制。所以说，在原有意义上的纯的国有企业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再拿着过去的虚幻的概念说国有企业的制度落后，影响了我们的发展，这个前提就已经没有了。
三、对策建议
上述几个方面的错误看法或者是伪命题，虽然看起来很流行，甚至有一定的煽动性的理论效果，但是，这些看法和命题经不起科学的推敲，更不能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相反，在制定政策过程中，要自觉克服这些看法的消极影响。
1．政策措施要稳妥推进。政策的制定要稳妥，不能以第四增长极这样的判断为根据。一些政策制定的基础是一个虚幻的根据，比如说人们按照过去的思考习惯去评价国有企业，再拿这个评价作根据制定政策，就容易脱离现实，政策的效果也不会好。再比如第四增长极的概念，更不足以作为我们去制定政策的基础。如果盲目地以第四增长极为根据，大量地上项目，可能就会导致大量不良贷款、资产闲置、资源浪费等后续不良后果，给未来的经济发展蒙上阴影。所以，政策的制定一定要稳妥，不能脱离辽宁经济发展的现状。
2．密切关注就业。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只有在带动该地区就业的情况下才是有机的经济增长。政府应当通过对就业的关注，保证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从而提高整体的内需和购买力，避免长期经济增长的乏力。经济增长只有有了就业的支撑，才能焕发出人力资源的潜力，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而避免人力资本外流，避免“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发生，最终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政府在制定经济区域增长政策时，往往过度地关注产业，认为只要把产业安排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区的经济就会增长，但实际上，如果不考虑人口的因素就很容易形成空洞的产业。最主要的政策导向是给一些优秀的人才、各种想创业的人才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聚集到区域经济的空间里来。
3．制度和技术双要素创新。根据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发展，过大的制度变迁会对经济发展起到阻隔作用。制度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做路径依赖。大家习惯于过去的路径，如果要调整，也要给一个很大的调整空间和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制度调整过于激烈，反而会影响区域的经济发展。习惯过去路径的人反而不知所措。同时，巨大的制度变革对制度的实施，也会产生很大的麻烦，造成“好制度”无法实施的现象。从这个角度看，制度创新应该更多地关注制度实施的关节点，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技术方面的改造和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技术改造和创新的投入实际上会对产业结构的提升起到一个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制度的实施起到技术上的支撑和保障。对辽宁这样的老工业基地，既需要制度创新，更需要基于技术创新基础上的产品创新。这样的创新会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4．寻求区域经济合作。辽宁区域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然要寻求区域经济合作。解决辽宁产业区域布局，也不能搞“一窝蜂”式的发展，辽宁区域经济“三大板块”中应该有明确的分工，板块内要有协调机制。区域经济合作的最佳途径是主体功能区规划，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优化提升——沈阳和大连地区。任何一个核心城市，它必须是站在产业的高端，产业定位主要体现在服务业和顶级的制造业，辐射关联地区的发展。两个中心城市依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特色差异，有序竞争的产业分工。如果中心城市也扩张一般的工业，这样就会挤压周边的地区产业。所以沈阳和大连一定要有个高的定位，优化、提升产业结构，使其成为辽宁经济发展最核心的两极。
重点发展——辽中南地区和“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区域经济的发展遵循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和惯例，会通过重点区域的发展，带动相关区域的发展。辽宁的重点发展区域就在辽中南城市群和“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这些地区的政策要遵循加法原则，综合配套，加速发展，重点推进。统筹兼顾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对这个地区经济结构和经济态势的影响，形成具有区域特点的产业布局和发展模式。类似沈阳“四成”试验区的发展模式，即成社会、成产业、成地区、成系统，对重点发展地区的发展模式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错位发展——辽西北地区。结合辽西北的地区资源禀赋，这些地区一定要寻求错位发展，寻求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资源上寻求自己具有特色的产业。而且这个地区还肩负维护区域环境，防止沙漠化的“屏障”性作用。发达地区要为辽西北地区的环境保护，水土及生态维系，提供直接财力的支持。
维系补偿——世界遗产、各类保护区等。类似这样的区域应该列入禁止开发的区域范畴，但是，考虑地方环境维持的外部性效果，发达地区要给予一定的资源补偿，省级财政要通过转移支付，支持这些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保障这些地区居民基本生存条件的提高。
参考文献：
[1]Ｈ·范里安著，费方域等译．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郭克莎．中国工业化进程、问题和出路[Ｊ]．中国社会科学，2000，（3）．
责任编辑 宫秀芬
［关键词］辽宁；经济形势；区位优势
［中图分类号］Ｆ061．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2－2426（2007）12－0025－04
国家实施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辽宁区域经济的发展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内部分工合作为基础的“三大板块”区域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已经成为带动区域振兴、推进区域改革开放的第一动力。各地区要全面把握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带来的新机遇，积极应对新挑战，错位发展，有序竞争，统筹兼顾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促进辽宁区域经济进入一个快速良性的增长区间。
一、区域经济形势判断
“经济学是通过对社会现象建立模型进行研究的，这种模型能对现实社会作简化的描述。”[1]根据省级区域经济的特点，我们从经济增长、就业、对外贸易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四个方面对辽宁经济发展水平和趋势作一个总量方面的判断。
从经济增长上看，20世纪80年代，辽宁经济总量（ＧＤＰ）平均增长速度为8．5％，90年代为9．7％，新世纪以来为11．2％。2006年辽宁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是13．8％，同期全国的增长幅度是10．7％，超出3．1％。国民生产总值总量已经达到9257亿元，接近10000亿元的水平。从经济增长的速度上看，超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平均增长率，略高于新世纪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应该说处于一个合理的高位增长区间。伴随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辽宁经济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高位增长。从总量上看，辽宁将成为全国第7个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万亿元的省份，经济总体规模处于第二梯队（第一梯队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万亿元，第二梯队1万亿元，第三梯队5000亿元，第四梯队5000亿元以下）。根据广东的发展经验，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元以后，会有一个加速增长期，所以1万亿元的总量标志着辽宁的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质的飞跃阶段。
从就业上看，就业人数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本维持在2000万人上下，总量没有明显的变化（从1990年的1897万人到2005年的2120万人）。从就业水平上看，2006年是辽宁就业水平最好的一年，但是失业率比全国的平均水平（4．1％）高出近一个百分点。2006年大连市城镇就业与再就业人数达到16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9％，达到近10年来最低水平。2007年上半年沈阳市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7％，是“十五”以来的最低值。从三次产业就业情况上看，从1999年开始，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34％）和就业人数（2003年以前，都在700万人以下）基本上保持不变。从再就业情况上看，根据全辽宁第三次离岗失业人员状况入户调查结果，2007年以来辽宁就业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就业总量、稳定性均有所增长。根据入户调查结果，辽宁已就业人员有247．7万人，占离岗失业人员总数的79．2％，比2006年调查的人数增加了87．8万人。
从对外贸易上看，2006年的进出口总额达到483．9亿美元，增长幅度达到18％，比全国平均增幅少了5．8％。对外贸易是辽宁区域经济各项指标中，同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最大的一个指标。经济的外向度低，没有形成有效的外向牵动。1990年以来，对外贸易波动较大，最高年份增幅达到38．5％，最低年份减少1．7％，出口额的增长幅度要远远低于进口额的增长幅度，17年来进口额平均增长幅度（21．75％）高出出口额增长幅度（12％）近10个百分点。
从人均可支配收入上看，2006年，随着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各种增资因素的体现，辽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得到了显著提高，首次突破万元大关，历史性地达到10370元，同比增加1262元，增长13．9％，是2000年以来名义增幅最快的一年，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2．6％，是2003年以来实际增幅最快的一年。2006年辽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得到了较大提高，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问题仍很突出。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6年辽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排名第11位，增幅排名第4位，但由于我们自身基数较低等原因，导致目前与全国的收入差距略有扩大。但是，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看，2000年以来，始终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所以，从优化短边的角度看，辽宁“十一五”规划总的目标是基本实现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其中一个主要标志就是确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从经济增长、就业、对外贸易、人均可支配收入四个指标的现状和发展速度看，辽宁经济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快速经济增长期，这是我们对辽宁经济的第一个评价。我们对辽宁经济的第二个评价，就是辽宁区域经济总体水平进入工业化后期。衡量工业化程度有多种分析方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方法有霍夫曼工业阶段划分法、钱纳里工业阶段划分法、罗斯托工业阶段划分法、联合国工业阶段划分法。上述划分法各有独特之处。一般认为，钱纳里的工业化分析法更具有现实可操作性。我国学者郭克莎按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分类特点，考虑到美元币值变化等因素，曾对1982年美元币值和1996年美元币值情况下不同工业化阶段的人均ＧＤＰ的数量作了测算[2]。以1996年美元币值为例，初期工业化阶段人均ＧＤＰ在1240～2480美元之间，中期工业化人均ＧＤＰ在2480～4960美元之间，后期工业化人均ＧＤＰ在4690～9300美元之间，工业化完成阶段人均ＧＤＰ在9300～14880美元之间。结合上述分析方法和中国的实际，我们也选用4个指标来判断辽宁工业化发展阶段，即区域经济规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
从区域经济规模上看，国外的数据可比性就要差一些，但是，如果我们拿国内的广东比较的话，就有说服力了。广东由1000亿元的ＧＤＰ到5000亿元的ＧＤＰ用了9年的时间，从5000亿元到10000亿元用了5年的时间，从10000亿元到20000亿元用了5年的时间。广东的ＧＤＰ从10000亿元增长到20000亿元，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也是在这五年内，广东完成了由典型的工业化向工业化后期的过渡。辽宁目前的ＧＤＰ总量已经接近10000亿元的水平，按照广东的发展速度来看，如果我们再有5年的时间（2013年左右）基本可以达到20000亿元的水平。目前，从总量上来看，辽宁经济进入到工业化后期的快速增长期。
从人均ＧＤＰ上看，2005年辽宁的人均ＧＤＰ达到2344美元。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公布的世界各国人均ＧＤＰ（按名义汇率计算）排名，人均ＧＤＰ在2300美元～3000美元之间的国家包括白俄罗斯等12个国家。从工业水平上看，辽宁总体上要优于这些国家。如果从购买力来评价，辽宁的人均ＧＤＰ要超过9000美元（1：4）。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公布的世界各国人均ＧＤＰ（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排名，人均ＧＤＰ在9000美元～10000美元的国家包括墨西哥等8个国家。墨西哥是一个走向工业化后期的典型国家。应该说，辽宁和墨西哥处于同一个发展阶段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个判断也和郭克莎的测算是一致的。
从产业结构上看，2006年辽宁第一产业增加值976．44亿元，增长6．9％，第二产业增加值4720．76亿元，增长18．4％，第三产业增加值3559．85亿元，增长10．1％。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0．5％、51．0％和38．5％。第一产业比重向10％以下区间移动，也标志着工业化的逐渐成熟。全年原材料工业增加值1851．65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48．1％。其中，冶金工业增加值801．55亿元，增长17．3％，石化工业增加值880．46亿元，增长13．1％，建材工业增加值169．63亿元，增长28．1％。全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983．91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5．6％，比上年增长24．8％，首次成为全省第一支柱产业。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加到一起占到ＧＤＰ的73．7％，标志着辽宁完成了工业化中期的工业指标，向着工业化后期过渡。
从城镇化水平上看，城镇化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超过50％，处于全国较高的水平。一般认为，在工业化前的准备期，城市化率在30％以下；在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增长期，城市化率在30％～60％之间；在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期，城市化率在80％以上。所以，从城镇化水平上判断，辽宁也正好处于工业化的后期。
综合经济总量和结构方面的分析，我们判断，辽宁已经处于工业化阶段后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转型期。这个时期的辽宁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社会也处于一个转型期，各种矛盾交织，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相互支撑。在这个时期需要冷静审视区域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科学定位区域发展战略，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地推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区位优势理性认知
因为辽宁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的经济快速增长期，所以要清醒认知辽宁的区位优势，科学判断辽宁发展的优势劣势，审时度势，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目前，对辽宁的经济和区位优势有一些错误的认识，一些属于理论认识不清，一些属于经验判断，需要澄清。但是，这些问题却在影响着人们对辽宁经济的总体评价，也影响着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选择，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需要对这些命题和论断加以理清。
（一）对“第四增长极”的质疑
东北地区是继“珠三角”、“长三角”、“京津”之后中国内地经济增长的第四极，这个论断一度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目标，也是各级政府制定各项政策的依据。但是，这个论断缺乏科学的依据，以此制定相关政策，会“误事”，会为东北进一步的发展埋下隐患。
我国东部地区的ＧＤＰ占全国总量的近55％，它的人均ＧＤＰ相当于全国水平的1．68倍。固定资产投资也是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也达到一半以上，进出口总额达到近90％。再看东北，据统计，从2000～2005年东北地区的生产总值，从9743亿元上升到17130亿元，但是，增幅比全国增速低8个百分点，占全国的比重从10％下降到8．7％。人均ＧＤＰ也比全国低了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从10．5％下降到9．2％。总体来看，东北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处于一个迅速下滑的区间。东北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规模优势、政策优势已经不再。这样的一个地区怎么能够称得上“第四增长极”。
相对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地区，东北缺乏动力源。香港是珠三角的动力源，上海是长三角的动力源，如果说环渤海有一个动力源，则是京津。但东北的核心城市还不明显。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都具有自身优势，都认为自己是东北的核心城市。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整体的辐射作用还没有看出来，或者是我们还没有“经营”出来一个巨大的核心城市，放射出巨大的经济能量，带动整个的区域经济的增长，我们还没有看到，或者说它还没有显现出来。
（二）对经济增长模式的质疑
从辽宁来看，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应该说是令人满意的，但是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1．经济增长受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过大。辽宁整个的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占有较大比重，尤其是国有经济占的比重还是非常大（30％）。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额比较来看，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区间里，有一个很大的正相关。国民生产总值很大程度上是由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或者推动的。从增幅上看，固定资产的增幅，尤其是从2002年以来，固定资产的增幅非常快。从2006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来看，增长是34．8％，经济增长是13．8％，有21个百分点的差额。这就反映出我们的经济增长投资过大，但内在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并没有投资的增长幅度大。从装备制造业上也可以看到，2006年装备制造业增长了24．8％，占到ＧＤＰ的比重是1／4，但是，装备制造业投资的增长达到38％的增幅。从最好的和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上也能够看到，固定资产增长幅度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幅度过高。
2．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乏力。经济增长对地区就业的拉动是比较差的。从就业水平来看，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就业的整体规模几乎没有多大的调整，20年的经济增长对辽宁的就业本身没有一个实质性的拉动。
从产业结构来看，应该说第一产业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但是第一产业的劳动力的比重却出现某种程度的反弹。第一产业下降是很正常的，进入到后工业时期第一产业比重越来越小。配第和克拉克关于三次产业的划分，主要是看三次产业里就业比重的变动。如果说第一产业所占ＧＤＰ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正好和辽宁整个的ＧＤＰ的比重（三次产业分配）相吻合，但是，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并没有变化，仍然占到30％以上。经济增长没有拉动就业，没有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的一个经济增长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有机的或者是有效的经济增长。
（三）对人力资本失灵的质疑
从振兴东北战略实施以来，很多人批评东北人的惰性，有的人提出一个概念——要振东北，先振东北人。指责东北人“老大”的思想，崇尚“武力”，胆小自卑，不肯吃苦，好面子，讲“义气”，不懂反思，缺少诚信，忽视细节，忽视规则。总之，把东北描述成一个人力资本落后的地区，一个“蛮夷”之地。
事实上，东北为全国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有素质有训练的工人和技术骨干，计划经济时期如此，市场经济时期更加突出。不能把东北经济的落后，或者是辽宁的落后看作是东北人或者辽宁人的问题。对东北人的偏见实际上是南方文化对北方文化的歧视。东北经济滞后于南方经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进入市场经济的时间比较晚。从1994年来看，辽宁的很大一部分的生产资料还属于计划平价调拨的情况，只是在1994年之后才取消。就是说，东北进入市场经济比南方发达省份整整晚了十多年的时间。概括起来看，中国有两种市场经济模式：一种是南方式的市场经济模式，以温州为典型，搞自发的市场经济，小企业逐渐发展成为大的企业或者大的集团。另一种是以东北为典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东北模式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后者的转换难度要大于前者，因为后者需要支付制度成本。所以说，造成这种所谓对东北人错误的判断的原因是我们对两种市场经济模式的认识。总体来看，不是东北人的惰性的问题，不存在东北人人力资本失灵这样的问题，只能说我们进入市场经济晚一些，积累的市场经验要差得多。
（四）对制度过度批判的质疑
一个时期以来，学者们提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时候，就说我们的制度、体制不行，总是在体制、制度、机制的问题上讨论。有很多人呼吁要创造一个新的制度，推动东北老工业的振兴。不可否认体制、机制、制度对形成辽宁传统计划经济的后遗症的影响，但是，制度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配合生产力而产生的，而不是人为创造出来的。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老工业基地。老工业基地的“老”，更深刻的是指技术上的“老”和落后。老工业基地从技术和产品周期的角度而言，是一个世界现象。所以不要总盲目认为我们创造一个先进的制度就一下子把东北搞振兴了，这是不可能的。技术是刚性的，技术的更新是产业进步的前提，而制度是和产业相配合的。技术和产业的关联度要更大一些，更直接一些。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国有企业已经不再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绊脚石了，在很多领域，国有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行业领头羊。
从工业总产值来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就不再是大多数了。到2000年，国有企业加上集体企业所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就已经低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到2005年的时候占的比重就更低了，不足20％。纯粹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是越来越低的，接近10％的比例。从这么小的比例来看，如果再说是国有企业影响了整个辽宁的发展，这个论据是不充分的。同时，很多大型国有企业是区域产业创新的主体，比如装备制造、石化等行业，主要是靠国有企业来推动的。对国有企业也要从两个角度来判断、认识，这样对于整个辽宁的情况的认识应该说会更全面一些。2006年开始的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应该说更彻底了。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进行了相应的企业改制。所以说，在原有意义上的纯的国有企业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再拿着过去的虚幻的概念说国有企业的制度落后，影响了我们的发展，这个前提就已经没有了。
三、对策建议
上述几个方面的错误看法或者是伪命题，虽然看起来很流行，甚至有一定的煽动性的理论效果，但是，这些看法和命题经不起科学的推敲，更不能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相反，在制定政策过程中，要自觉克服这些看法的消极影响。
1．政策措施要稳妥推进。政策的制定要稳妥，不能以第四增长极这样的判断为根据。一些政策制定的基础是一个虚幻的根据，比如说人们按照过去的思考习惯去评价国有企业，再拿这个评价作根据制定政策，就容易脱离现实，政策的效果也不会好。再比如第四增长极的概念，更不足以作为我们去制定政策的基础。如果盲目地以第四增长极为根据，大量地上项目，可能就会导致大量不良贷款、资产闲置、资源浪费等后续不良后果，给未来的经济发展蒙上阴影。所以，政策的制定一定要稳妥，不能脱离辽宁经济发展的现状。
2．密切关注就业。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只有在带动该地区就业的情况下才是有机的经济增长。政府应当通过对就业的关注，保证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从而提高整体的内需和购买力，避免长期经济增长的乏力。经济增长只有有了就业的支撑，才能焕发出人力资源的潜力，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而避免人力资本外流，避免“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发生，最终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政府在制定经济区域增长政策时，往往过度地关注产业，认为只要把产业安排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区的经济就会增长，但实际上，如果不考虑人口的因素就很容易形成空洞的产业。最主要的政策导向是给一些优秀的人才、各种想创业的人才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聚集到区域经济的空间里来。
3．制度和技术双要素创新。根据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发展，过大的制度变迁会对经济发展起到阻隔作用。制度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做路径依赖。大家习惯于过去的路径，如果要调整，也要给一个很大的调整空间和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制度调整过于激烈，反而会影响区域的经济发展。习惯过去路径的人反而不知所措。同时，巨大的制度变革对制度的实施，也会产生很大的麻烦，造成“好制度”无法实施的现象。从这个角度看，制度创新应该更多地关注制度实施的关节点，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技术方面的改造和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技术改造和创新的投入实际上会对产业结构的提升起到一个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制度的实施起到技术上的支撑和保障。对辽宁这样的老工业基地，既需要制度创新，更需要基于技术创新基础上的产品创新。这样的创新会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4．寻求区域经济合作。辽宁区域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然要寻求区域经济合作。解决辽宁产业区域布局，也不能搞“一窝蜂”式的发展，辽宁区域经济“三大板块”中应该有明确的分工，板块内要有协调机制。区域经济合作的最佳途径是主体功能区规划，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优化提升——沈阳和大连地区。任何一个核心城市，它必须是站在产业的高端，产业定位主要体现在服务业和顶级的制造业，辐射关联地区的发展。两个中心城市依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特色差异，有序竞争的产业分工。如果中心城市也扩张一般的工业，这样就会挤压周边的地区产业。所以沈阳和大连一定要有个高的定位，优化、提升产业结构，使其成为辽宁经济发展最核心的两极。
重点发展——辽中南地区和“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区域经济的发展遵循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和惯例，会通过重点区域的发展，带动相关区域的发展。辽宁的重点发展区域就在辽中南城市群和“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这些地区的政策要遵循加法原则，综合配套，加速发展，重点推进。统筹兼顾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对这个地区经济结构和经济态势的影响，形成具有区域特点的产业布局和发展模式。类似沈阳“四成”试验区的发展模式，即成社会、成产业、成地区、成系统，对重点发展地区的发展模式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错位发展——辽西北地区。结合辽西北的地区资源禀赋，这些地区一定要寻求错位发展，寻求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资源上寻求自己具有特色的产业。而且这个地区还肩负维护区域环境，防止沙漠化的“屏障”性作用。发达地区要为辽西北地区的环境保护，水土及生态维系，提供直接财力的支持。
维系补偿——世界遗产、各类保护区等。类似这样的区域应该列入禁止开发的区域范畴，但是，考虑地方环境维持的外部性效果，发达地区要给予一定的资源补偿，省级财政要通过转移支付，支持这些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保障这些地区居民基本生存条件的提高。
参考文献：
[1]Ｈ·范里安著，费方域等译．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郭克莎．中国工业化进程、问题和出路[Ｊ]．中国社会科学，2000，（3）．
责任编辑 宫秀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