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或许不是年纪最大的上访者，但至少是级别最高的——副部级。8月29日，一则“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的新闻把这位92岁老人的生活彻底打乱了，家里座机成了热线。
　　他叫杨维骏，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1993年退休，白恩培2001年调至云南，毫无交集的两人，最终的身份定格在举报者和被举报者。退休二十多年，杨维骏一直作为一个退而不休、“挑刺找茬”的另类官员存在。
　　“我总提意见，白（恩培）很讨厌我”
　　2001年10月，白恩培从青海调至云南。退休8年的杨维骏起初对白的印象并不差，在春节团拜会、老干部座谈会上，白恩培会逐一向老干部问候，并征求大家对省委以及云南发展的意见和建议。而杨维骏也从不客气，主动发言，直陈积弊。
　　杨维骏从来都是一个不讲官场规则的官员，有他出席的会议很难在“和谐气氛”中进行。退休前，他曾兼任云南省整顿公司领导小组副组长，大家不想得罪人，在会上默不作声，他直言违法问题不能不了了之；他得知某任省委书记的儿子靠批条子倒卖香烟赚取巨额差价，遂向上级反映。
　　从2003年起，昆明迎来了以滇池为中心的“一湖四环，一湖四片”的造城大动作。时任省委书记白恩培提出了“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要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总方针，杨维骏认为这和党中央“‘好’字优先，又好又快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唱反调，于是多次以各种形式表示异议。
　　这种不和谐的声音，显然令领导反感，可杨维骏依然我行我素。“我总是提意见，白很讨厌我。”杨维骏说。
　　“如果组织里的人出了问题，我还能相信这个组织吗？”
　　很快，党内和民主党派的老干部座谈会不再一起开，每次发言，他也被安排在最后，可快轮到他时，会议已经超时，主持人便结束会议。自知被领导厌烦的杨维骏在开会前都会做两手准备，拟一份发言稿，再打印数份书面材料，用书面的形式表达抗议。
　　当杨维骏对于调查人员“找官不找民”的工作做法极为不满时，一位省纪委领导说：“你要相信组织。”杨维骏立马反问道：“组织是人构成的，如果组织里的人出了问题，我还能相信这个组织吗？”
　　尽管提出的问题得以解决，杨维骏对白仍未产生好感。事实上，在此之前，杨维骏已经开始实名举报这位省委书记。
　　2008年5月至8月，正值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第二巡视组到云南省开展巡视工作，杨维骏将白恩培贱卖铅锌矿给私企的材料反映给巡视组组长房凤友。
　　杨维骏为公众熟知，还是因为他公车上访的“创举”。2010年，杨维骏坐着他的车牌为云AA9135的奥迪A6，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其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省政协一名处长找到杨维骏说，用政府配车带农民上访并不合适。“难道政府配车只能用于游山玩水，不能为民请命？”杨维骏反问道。
　　2013年5月，昆明市晋宁县广济村民召开“保护农田群众大会”，邀请杨维骏参加。时任晋宁县委书记一早来到杨维骏家，希望他不要出席，但杨维骏反驳，“作为公民，我为什么不能参加？”最终，县委书记的态度从劝阻变为“多去指导”。杨维骏还是设法赶到了会场。
　　“我这个人向来不懂客气话”
　　2013年夏秋之交，杨维骏准备赴京治疗眼疾，但在出发前，被通知到省政协开会。事实上，近二十位与会者，而真正的主角只有他一人。
　　一位省领导率先发问：“你说贱卖铅锌矿案，我在省政府任副省长多年，怎么没有听说？”杨维骏答：“我是据实举报。”领导说：“美国是讲民主的，尚且对斯诺登要严加防范限制，我们对你也要加以限制。”把他比作斯诺登，杨维骏有些生气：“美国是假民主。”这位领导也很不满：“你是李（公朴）闻（一多）时代的老革命，过去我对你十分敬重，现在七分敬重都没有了。你为什么要去参加晋宁农民大会？”杨说：“我为什么不能去？再者说，晋宁县委书记最后表态也说让我多去指导。”领导马上接茬：“他那是跟你讲的客气话。”杨维骏反驳：“我这个人向来不懂客气话，只会直来直去。”
　　杨维骏是个谈判高手。早在1949年，为策动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中共华南地方组织指派杨维骏以个人身份来滇做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经过多次斡旋，最终卢汉率领全省军政人员，在昆明通电全国，举行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
　　2013年，在北京治疗、休养期间，杨维骏曾先后两次赴中纪委上访，反映云南存在的问题。而他的实名举报，也被中纪委工作人员总结为三个之“最”：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最为群众着想。
　　对于白恩培落马，杨维骏并不意外。虽然多年举报的对象落马，但杨维骏说，他不会停止，只要有意见，他还会提下去。他说，他的判断标准很简单，“无论是什么党，谁关心群众我就拥护谁，谁漠视群众我就反对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