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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正在进入一个急速分化的时代。
截至2018年1月下旬，趣店在美国上市3个月之后，股价已经缩水差不多2/3。但在太平洋的另一端，港股的腾讯公司则一直狂飙，市值超过5000亿美金，成为全球市值第6高公司。这一市值等于北欧强国瑞典的GDP。
两家互联网企业的命运如此不同，原因并不复杂。对前者来说，它斩获“大国红利”的预期正在变得不确定，监管和其他非市场因素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而后者则截然不同，强大技术和产品团队始终能源源不断地给投资者带来惊喜，以及一种强大预期：这家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社交公司，未来还将进一步斩获“大国红利”。你看，微信已成为中国人最热衷的社交应用，就像当年的QQ。
互联网企业的分化，越演愈烈。烧钱的共享经济，以及其他互联网 的项目，距离登陆资本市场，让风投退出，依然遥遥无期，而BAT巨头在固守原有模式的前提下，却不断营造新的空间和可能性。阿里巴巴在自身体系之外，衍生出了蚂蚁金服这一堪比自身体量的新存在。腾讯，有了微信带来的无限想象空间，而百度，同样搭上了人工智能的战车。
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互联网已经行至中场，有些事情，大局已定，但未来，依然不确定，并充满可能。窥测未来，必须从孕育互联网中国奇迹的“中国黑箱”说起。
互联网“中国黑箱”
在管理学中，有一种黑箱理论的说
法。用它来比喻近20年中国互联网产业在全球的异军突起，非常贴切。
所谓“黑箱”，指的是那些既不能打开，又不能从外部直接观察其内部状态、结构的系统。要了解这个系统，只能通过信息输入和输出，来获得其内部信息。
比如，中医就是典型例子。中药的治病机理即类似于黑箱，因为它暂时还无法用西方医药学的原理来完全解释，只能通过输入（药方）和输出（疗效）来窥测复杂而多样的药引、药方的作用机理。
对中国互联网来说，似乎也存在着这样一个黑箱。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还有京东、奇虎360这样的企业，他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都并不是中国人的原创，但被中国的企业家引入中国之后，却迅速赶超了西方同行。至少，在赚钱能力上如此。
可以说，这个黑箱的输入是来自硅谷、西雅图的技术和商业模式，而输出则是互联网的“中国奇迹”，即如日中天的中国互联网巨头和它们让人咋舌的赚钱能力。那么，黑箱里面究竟有着什么“秘密”？
秘密谈不上，它们都是常识。风险投资家和创业者深谙此道，因此不妨称之为互联网的“中国经验”。最直接的经验是统一的大国市场，而很多人往往忽略这对互联网的意义。
2017年8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1/5；此外，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两者的体量都是世界第一。
欧盟人口5.1亿。为什么欧洲没有产生大型的互联网企业？原因很简单，欧盟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中等强国和小国的集合体。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中国，一个超级应用或者游戏的横空出世，瞬间就可以获得上亿用户，扩张的边际成本极低乃至趋近于零，因而巨大的市场规模可以很好地分摊研发成本，有利于创意和创新的源源推出。
但在欧盟，由于语言的不同，一款应用很难获得如此理想的市场规模。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何北欧国家往往是互联网强国？比如在游戏（愤怒的小鸟，芬兰）、杀毒（F-Port杀毒软件，冰岛）等领域，北欧年轻人总能成为黑马。重要的原因在于，北欧工程师的英文在欧洲最好，他们以英文开发，并不面向欧洲市场，而是面向全球使用英文的用户。
在全球互联网，英文市场是唯一可以和中文市场相提并论的存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以及北欧、南非（硅谷“钢铁侠”马斯克即出生南非）等其他英语人口国家和地区，特别要提到的是印度，随着这个国家网络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印度差不多开始在提供一个和美国规模一样大的英语互联网大市场。实际上，印度的确为硅谷培养了最多的非欧裔高管和创业者。
因此，在一款应用尚未推出多语言版之前，英文世界的创业者就能获得一个和中国市场相当的英文市场。换句话说， 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们和才和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一样，一开始就有这么优良和巨大的“市场禀赋”。
按照2017年年中的市值统计，全球市值前十的互联网巨头被中美两国瓜分，美国7家，中国3家。BAT仍然是代表中国的明星企业。从市值上来看，第一阵营是谷歌和苹果，第二阵营是Facebook、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第三阵营则是ebay、Princeline和百度。显然，这种格局不过是互联网中文市场、英文市场两者体量势均力敌的一个折射。
没有内部对手
不过，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市场禀赋”远不止“语言统一”、“大国市场”这么简单。这个国家政治经济框架下的某些特殊的产业环境，正好也适应互联网的野蛮生长，甚至几乎为BAT巨头的崛起“量身定做”。硅谷同行永远也不会享有如此优渥的“待遇”。
2013年，百度的营收首次超过中央电视台，成为中国最大“广告公司”。百度當年收入为319.44 亿元，而中央电视台约285亿，相差“一个省级卫视”的广告额。
人工智能方兴未艾，谷歌无人车已经上路。
百度的“医疗广告 竞价排名”为何在中国大行其道？这必须从两方面来看，一个莆田系的生长环境。在美国，医疗费用的支付其实是一个三方博弈的关系，包括了医疗保险公司、医院和患者的三方。为了防止过高医疗费的道德风险，医疗保险公司对医疗费用有严格控制，这对院方往往有着制约。 但在中国，特别是莆田系蓬勃发展的一些大城市非中心城区、郊区或者二线城市，患者尤其是那些外出务工人员多半都是自费，这意味着只有患者和莆田系的“两方博弈”。显然，前者处于信息的绝对劣势，只有被宰。2013年，百度超过央视的一年。这一年，中国民营医院达到了10877家，其中莆田系占了8000多家，莆田系步入巅峰期。
对百度来说，它在中国市场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当然，这是非市场化因素造成的。没有对手，而监管又缺失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它可以采取任何商业模式。因此，百度和莆田系两者一拍即合，成就了医疗广告互联网 的“中国奇迹”。
阿里巴巴的成功同样来自于中国特殊的商业环境。中国零售行业的最大的“痛点”是价格过高，商场的价格水平远远超过普通白领的承受能力。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税制，对流通环节征重税，必然推高终端商品的价格。二是基于城市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商场，也存在特殊的所有权模式。零售商在入场之前，往往经手了“二房东”、“三房东”，层层转手，推高了入场价格。同时，零售商往往是短租，“无恒产者无恒心”，这必然削弱消费者的购买体验。
总之，零售领域的这些“超级痛点”给了阿里巴巴崛起的机会。《南风窗》曾有文章指出，阿里巴巴崛起的本质是零售业价值链条的重新分配，即马云拿走了商业地租的一部分，分给了中小商家和消费者。“重新分配”，这一直都是中国人最追捧的。所以，阿里崛起不足为怪。
同样，腾讯的崛起也有着特殊的环境因素。QQ的火爆，一定程度上源于当年中国的通讯费太贵。之后，腾讯又凭借QQ对用户的巨大粘性，找到最赚钱的抓手—游戏。游戏巨大的用户群体，同样植根于中国特殊的阶层构架、人口年龄结构以及人口的流動模式。它们共同孕育了大量的游戏忠实拥趸，后者或许并不富裕，但舍得花钱“买装备”。在游戏中，他们寻找心灵归属，并获得虚幻的认同感。
此外，另一点容易被忽视的是，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崛起过程中，他们并没有遇到真正强大，并且在意他们的对手。这极大地体现了中国市场的某些“特殊性”。
比如，在亚马逊崛起的过程中，美国最大的连锁书店巴诺书店一直是前者最大的对手之一。作为美国实体书店的王者，巴诺书店一直在积极抵抗亚马逊的“入侵”，这家公司也发力过网络书店。两家公司曾一度以专利官司为武器，展开激烈缠斗。
虽然亚马逊最终超越了巴诺书店，但这家实体书店巨头也一度让贝佐斯头痛。这种争斗的一个副产品是，亚马逊的购买体验一直在提升，最终受益的是消费者。
但在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崛起幸运得多。比如，中国没有一家全国性的零售企业，唯一的例外是新华书店，但它却是一家国企。同样，对腾讯来说，它的即时通讯软件可能抢走通讯运营商的生意。但不要忘记，它们也都是国企。
在少数情况下，民营或外资企业和国企竞争是“自找苦吃”，因为后者“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但在多数情况下，结局可能刚好相反。由于代理人的问题，它们或许不会真正地在意对手的威胁。因此，互联网巨头和国企的博弈，空间往往更大，而且灵活性也超乎想象。
下半场开始没？
三大互联巨头（阿里、百度和腾讯）或者说五大（加上奇虎360和京东），以及其他相对成熟的企业如门户网站、在线旅游类网站等，它们目前的盈利模式基本上都是确定的。他们一直都在尽情斩获这个国家的“大国红利”。但另一方面，更多的新兴互联网企业却依然在烧钱，至于上市，前途未卜。
现金贷是这两年互联网创业的大热门。它的本质很简单，即是小额贷款公司的互联网 。遗憾的是，随着趣店的上市，一大波关于现金贷的“负面新闻”开始爆发，其中“自杀”事件频出—因为过度举债，借款人还不起钱，自己或家人会迫于压力而自杀。
实际上，现金贷对这些问题有责任，但无法负全责。因为，互联网 很神奇，但对现金贷来说，它解决不了的痛点是中国某些领域“底层资产”的恶化。现金贷贷给借款人之后，成为出借人的债权资产，其底层资产是借款人创造的现金。但遗憾的是，他们创造现金的能力并不强。趣店的故事，只是揭开了冰山的一角。
同样，网络征婚的互联网 也在中国成为奇观。天才程序员苏享茂的自杀，或许只是个案，但也让我们看到：在征婚领域，互联网并不会抚平“婚姻困难群体”的劣势，也不会削弱“高富帅白富美”的优势。相反，它会放大各自的劣势和优势，形成一种婚恋市场的马太效应，并不利于营造大众期待的和谐状态。
共享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解决资源的稀缺问题，手段是用互联网对资源（单车、空置房子等）进行时间、空间的重新配置和组合。应对资源稀缺，这本来是经济学的终极目标，但方兴未艾的互联网 让人看到了速效解决的方案。共享单车的烧钱大战在继续，城市大街小巷并不齐整齐地排列着五颜六色的自行车，一眼望不到边际。
但中国的互联网创业，则似乎越发边际明显，空间狭窄。底层资产的恶化、“婚姻困难群体”的困惑以及共享经济的局限，这些本质上都说明互联网 暂时还无法解决“资源稀缺”的问题。这个社会，需要通过真正的技术创新进行财富的生产，最好达到财富增长的乘数效应。
不过，中国互联网的技术创新也已呼之欲出。它们同样基于“大国优势”，但最终可能超脱于“大国优势”，而成为真正的中国创新。一是移动支付，二是人工智能。
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相比，最大的特点不是进程更快，而是大城市人口密度极大。一组数据显示，美国人口超过100万就是大城市，而中国人口超过1000万的才算。在四大一线城市，实际居住人口在2000万至3000万都不会有人怀疑。
这意味着什么？单位区域的用户更多，意味着物流成本被均摊之后更低了，送货速度也会比美国更快。比如，京东可以当日送达，而亚马逊可能只是次日送达。实际上，中国外卖巨头崛起背后，也和风投看到城市人口密度大有关系。显然，动辄超过美国10倍的城市人口密度，这是中概股在纳斯达克或者纽交所最受追捧的“创业题材”。
人口密度大，衍生出的真正具有技术进步意义的是移动支付。按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已经达5.02亿。中国的移动支付用户已经超过美国人口，而达到欧盟的人口总数。
巨大的市场规模可以更好地分摊研发成本，也能诞生出这个领域最好的技术。中国的移动支付已被外界列入“新四大法发明”，和高铁并列，这并非玩笑，而是大国优势推动技术进步的必然。
阿里巴巴2017年会上，正在模仿迈克尔·杰克逊的马云。
另一个正在发轫的势头的是人工智能。什么是人工智能？通俗些说，人工智能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它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大数据，二是机器学习。举个例子，搜索引擎很容易得到用户的搜索数据，这是大数据，然后在后端的系统进行分析，再根据用户偏好进行广告推送，这就是机器学习。
当然，人工智能远比这个模式复杂，但万变不离其宗。拥有全球单一语言最大“数据库”的中国，显然在第一个层次有自己的“大国红利”。但是，第二个层次的创新则更有赖于真正的技术进步。
中国互联网已棋至中局。对巨头们来说，过去的财富奇迹更多的是幸运，而参与未来的全球角逐，则是责任。
截至2018年1月下旬，趣店在美国上市3个月之后，股价已经缩水差不多2/3。但在太平洋的另一端，港股的腾讯公司则一直狂飙，市值超过5000亿美金，成为全球市值第6高公司。这一市值等于北欧强国瑞典的GDP。
两家互联网企业的命运如此不同，原因并不复杂。对前者来说，它斩获“大国红利”的预期正在变得不确定，监管和其他非市场因素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而后者则截然不同，强大技术和产品团队始终能源源不断地给投资者带来惊喜，以及一种强大预期：这家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社交公司，未来还将进一步斩获“大国红利”。你看，微信已成为中国人最热衷的社交应用，就像当年的QQ。
互联网企业的分化，越演愈烈。烧钱的共享经济，以及其他互联网 的项目，距离登陆资本市场，让风投退出，依然遥遥无期，而BAT巨头在固守原有模式的前提下，却不断营造新的空间和可能性。阿里巴巴在自身体系之外，衍生出了蚂蚁金服这一堪比自身体量的新存在。腾讯，有了微信带来的无限想象空间，而百度，同样搭上了人工智能的战车。
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互联网已经行至中场，有些事情，大局已定，但未来，依然不确定，并充满可能。窥测未来，必须从孕育互联网中国奇迹的“中国黑箱”说起。
互联网“中国黑箱”
在管理学中，有一种黑箱理论的说
法。用它来比喻近20年中国互联网产业在全球的异军突起，非常贴切。
所谓“黑箱”，指的是那些既不能打开，又不能从外部直接观察其内部状态、结构的系统。要了解这个系统，只能通过信息输入和输出，来获得其内部信息。
比如，中医就是典型例子。中药的治病机理即类似于黑箱，因为它暂时还无法用西方医药学的原理来完全解释，只能通过输入（药方）和输出（疗效）来窥测复杂而多样的药引、药方的作用机理。
对中国互联网来说，似乎也存在着这样一个黑箱。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还有京东、奇虎360这样的企业，他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都并不是中国人的原创，但被中国的企业家引入中国之后，却迅速赶超了西方同行。至少，在赚钱能力上如此。
可以说，这个黑箱的输入是来自硅谷、西雅图的技术和商业模式，而输出则是互联网的“中国奇迹”，即如日中天的中国互联网巨头和它们让人咋舌的赚钱能力。那么，黑箱里面究竟有着什么“秘密”？
秘密谈不上，它们都是常识。风险投资家和创业者深谙此道，因此不妨称之为互联网的“中国经验”。最直接的经验是统一的大国市场，而很多人往往忽略这对互联网的意义。
2017年8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1/5；此外，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两者的体量都是世界第一。
欧盟人口5.1亿。为什么欧洲没有产生大型的互联网企业？原因很简单，欧盟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中等强国和小国的集合体。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中国，一个超级应用或者游戏的横空出世，瞬间就可以获得上亿用户，扩张的边际成本极低乃至趋近于零，因而巨大的市场规模可以很好地分摊研发成本，有利于创意和创新的源源推出。
但在欧盟，由于语言的不同，一款应用很难获得如此理想的市场规模。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何北欧国家往往是互联网强国？比如在游戏（愤怒的小鸟，芬兰）、杀毒（F-Port杀毒软件，冰岛）等领域，北欧年轻人总能成为黑马。重要的原因在于，北欧工程师的英文在欧洲最好，他们以英文开发，并不面向欧洲市场，而是面向全球使用英文的用户。
在全球互联网，英文市场是唯一可以和中文市场相提并论的存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以及北欧、南非（硅谷“钢铁侠”马斯克即出生南非）等其他英语人口国家和地区，特别要提到的是印度，随着这个国家网络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印度差不多开始在提供一个和美国规模一样大的英语互联网大市场。实际上，印度的确为硅谷培养了最多的非欧裔高管和创业者。
因此，在一款应用尚未推出多语言版之前，英文世界的创业者就能获得一个和中国市场相当的英文市场。换句话说， 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们和才和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一样，一开始就有这么优良和巨大的“市场禀赋”。
按照2017年年中的市值统计，全球市值前十的互联网巨头被中美两国瓜分，美国7家，中国3家。BAT仍然是代表中国的明星企业。从市值上来看，第一阵营是谷歌和苹果，第二阵营是Facebook、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第三阵营则是ebay、Princeline和百度。显然，这种格局不过是互联网中文市场、英文市场两者体量势均力敌的一个折射。
没有内部对手
不过，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市场禀赋”远不止“语言统一”、“大国市场”这么简单。这个国家政治经济框架下的某些特殊的产业环境，正好也适应互联网的野蛮生长，甚至几乎为BAT巨头的崛起“量身定做”。硅谷同行永远也不会享有如此优渥的“待遇”。
2013年，百度的营收首次超过中央电视台，成为中国最大“广告公司”。百度當年收入为319.44 亿元，而中央电视台约285亿，相差“一个省级卫视”的广告额。
百度的“医疗广告 竞价排名”为何在中国大行其道？这必须从两方面来看，一个莆田系的生长环境。在美国，医疗费用的支付其实是一个三方博弈的关系，包括了医疗保险公司、医院和患者的三方。为了防止过高医疗费的道德风险，医疗保险公司对医疗费用有严格控制，这对院方往往有着制约。 但在中国，特别是莆田系蓬勃发展的一些大城市非中心城区、郊区或者二线城市，患者尤其是那些外出务工人员多半都是自费，这意味着只有患者和莆田系的“两方博弈”。显然，前者处于信息的绝对劣势，只有被宰。2013年，百度超过央视的一年。这一年，中国民营医院达到了10877家，其中莆田系占了8000多家，莆田系步入巅峰期。
对百度来说，它在中国市场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当然，这是非市场化因素造成的。没有对手，而监管又缺失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它可以采取任何商业模式。因此，百度和莆田系两者一拍即合，成就了医疗广告互联网 的“中国奇迹”。
阿里巴巴的成功同样来自于中国特殊的商业环境。中国零售行业的最大的“痛点”是价格过高，商场的价格水平远远超过普通白领的承受能力。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税制，对流通环节征重税，必然推高终端商品的价格。二是基于城市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商场，也存在特殊的所有权模式。零售商在入场之前，往往经手了“二房东”、“三房东”，层层转手，推高了入场价格。同时，零售商往往是短租，“无恒产者无恒心”，这必然削弱消费者的购买体验。
总之，零售领域的这些“超级痛点”给了阿里巴巴崛起的机会。《南风窗》曾有文章指出，阿里巴巴崛起的本质是零售业价值链条的重新分配，即马云拿走了商业地租的一部分，分给了中小商家和消费者。“重新分配”，这一直都是中国人最追捧的。所以，阿里崛起不足为怪。
同样，腾讯的崛起也有着特殊的环境因素。QQ的火爆，一定程度上源于当年中国的通讯费太贵。之后，腾讯又凭借QQ对用户的巨大粘性，找到最赚钱的抓手—游戏。游戏巨大的用户群体，同样植根于中国特殊的阶层构架、人口年龄结构以及人口的流動模式。它们共同孕育了大量的游戏忠实拥趸，后者或许并不富裕，但舍得花钱“买装备”。在游戏中，他们寻找心灵归属，并获得虚幻的认同感。
此外，另一点容易被忽视的是，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崛起过程中，他们并没有遇到真正强大，并且在意他们的对手。这极大地体现了中国市场的某些“特殊性”。
比如，在亚马逊崛起的过程中，美国最大的连锁书店巴诺书店一直是前者最大的对手之一。作为美国实体书店的王者，巴诺书店一直在积极抵抗亚马逊的“入侵”，这家公司也发力过网络书店。两家公司曾一度以专利官司为武器，展开激烈缠斗。
虽然亚马逊最终超越了巴诺书店，但这家实体书店巨头也一度让贝佐斯头痛。这种争斗的一个副产品是，亚马逊的购买体验一直在提升，最终受益的是消费者。
但在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崛起幸运得多。比如，中国没有一家全国性的零售企业，唯一的例外是新华书店，但它却是一家国企。同样，对腾讯来说，它的即时通讯软件可能抢走通讯运营商的生意。但不要忘记，它们也都是国企。
在少数情况下，民营或外资企业和国企竞争是“自找苦吃”，因为后者“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但在多数情况下，结局可能刚好相反。由于代理人的问题，它们或许不会真正地在意对手的威胁。因此，互联网巨头和国企的博弈，空间往往更大，而且灵活性也超乎想象。
下半场开始没？
三大互联巨头（阿里、百度和腾讯）或者说五大（加上奇虎360和京东），以及其他相对成熟的企业如门户网站、在线旅游类网站等，它们目前的盈利模式基本上都是确定的。他们一直都在尽情斩获这个国家的“大国红利”。但另一方面，更多的新兴互联网企业却依然在烧钱，至于上市，前途未卜。
现金贷是这两年互联网创业的大热门。它的本质很简单，即是小额贷款公司的互联网 。遗憾的是，随着趣店的上市，一大波关于现金贷的“负面新闻”开始爆发，其中“自杀”事件频出—因为过度举债，借款人还不起钱，自己或家人会迫于压力而自杀。
实际上，现金贷对这些问题有责任，但无法负全责。因为，互联网 很神奇，但对现金贷来说，它解决不了的痛点是中国某些领域“底层资产”的恶化。现金贷贷给借款人之后，成为出借人的债权资产，其底层资产是借款人创造的现金。但遗憾的是，他们创造现金的能力并不强。趣店的故事，只是揭开了冰山的一角。
同样，网络征婚的互联网 也在中国成为奇观。天才程序员苏享茂的自杀，或许只是个案，但也让我们看到：在征婚领域，互联网并不会抚平“婚姻困难群体”的劣势，也不会削弱“高富帅白富美”的优势。相反，它会放大各自的劣势和优势，形成一种婚恋市场的马太效应，并不利于营造大众期待的和谐状态。
共享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解决资源的稀缺问题，手段是用互联网对资源（单车、空置房子等）进行时间、空间的重新配置和组合。应对资源稀缺，这本来是经济学的终极目标，但方兴未艾的互联网 让人看到了速效解决的方案。共享单车的烧钱大战在继续，城市大街小巷并不齐整齐地排列着五颜六色的自行车，一眼望不到边际。
但中国的互联网创业，则似乎越发边际明显，空间狭窄。底层资产的恶化、“婚姻困难群体”的困惑以及共享经济的局限，这些本质上都说明互联网 暂时还无法解决“资源稀缺”的问题。这个社会，需要通过真正的技术创新进行财富的生产，最好达到财富增长的乘数效应。
不过，中国互联网的技术创新也已呼之欲出。它们同样基于“大国优势”，但最终可能超脱于“大国优势”，而成为真正的中国创新。一是移动支付，二是人工智能。
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相比，最大的特点不是进程更快，而是大城市人口密度极大。一组数据显示，美国人口超过100万就是大城市，而中国人口超过1000万的才算。在四大一线城市，实际居住人口在2000万至3000万都不会有人怀疑。
这意味着什么？单位区域的用户更多，意味着物流成本被均摊之后更低了，送货速度也会比美国更快。比如，京东可以当日送达，而亚马逊可能只是次日送达。实际上，中国外卖巨头崛起背后，也和风投看到城市人口密度大有关系。显然，动辄超过美国10倍的城市人口密度，这是中概股在纳斯达克或者纽交所最受追捧的“创业题材”。
人口密度大，衍生出的真正具有技术进步意义的是移动支付。按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已经达5.02亿。中国的移动支付用户已经超过美国人口，而达到欧盟的人口总数。
巨大的市场规模可以更好地分摊研发成本，也能诞生出这个领域最好的技术。中国的移动支付已被外界列入“新四大法发明”，和高铁并列，这并非玩笑，而是大国优势推动技术进步的必然。
另一个正在发轫的势头的是人工智能。什么是人工智能？通俗些说，人工智能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它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大数据，二是机器学习。举个例子，搜索引擎很容易得到用户的搜索数据，这是大数据，然后在后端的系统进行分析，再根据用户偏好进行广告推送，这就是机器学习。
当然，人工智能远比这个模式复杂，但万变不离其宗。拥有全球单一语言最大“数据库”的中国，显然在第一个层次有自己的“大国红利”。但是，第二个层次的创新则更有赖于真正的技术进步。
中国互联网已棋至中局。对巨头们来说，过去的财富奇迹更多的是幸运，而参与未来的全球角逐，则是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