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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点。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运筹帷幄，成为扭转乾坤的核心。
毛泽东决策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形成“三位一体”局面
事变前，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即开始了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停止“剿共”、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红军和杨虎城之间的统战关系比东北军要早。1933年，杨虎城就和红四方面军签订了“汉中协定”，亦称“巴山协定”。红军和白区秘密党组织建立了交通站，红四方面军急需的医疗器械、通讯器材、汽油、纸张等重要物资以及情报等由此不断输送到苏区。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也着手与杨虎城的部队建立统战关系。红二十六军政委汪峰受命担任了这一特殊使命。据汪锋回忆，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亲自给杨虎城及其总参议杜斌丞等人写了信，在信中恳切地表示，我们党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在给杨虎城的信中还说：“如荷同意，即祈派代表，前来苏区，洽商一切。”
1936年2月，杨虎城首先与红军达成了停战抗日的具体协定。
同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东征，红军撤回河西，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宣布中共的“抗日反蒋”政策已转变为“联蒋抗日政策”。但由于蒋介石当时的顽固态度，中共中央决定把重点放在首先争取西北军高级将领之上。
1936年秋，中共中央提出国共再度合作，将“反蒋抗日”口号改为“逼蒋抗日”。之后，毛泽东又于8月13日派他的秘书张文彬带着他给杨虎城及杜斌丞的亲笔信，随同叶剑英（做东北军工作）、潘汉年（去南京做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汪锋（做十七路军党的工作）等到西安，表示希望“两军关系更臻融洽”。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加紧对红军进行“围剿”。1936年12月6日，毛泽东又派王世英致书杨虎城，敦促杨虎城旗帜鲜明地站在联合抗日战线上，并祈其对苏区资助10万元的经费。与此同时，北方局也派申伯纯等去十七路军做杨虎城的工作；共产党员王炳南回国后，也到杨虎城身边做十七路军的工作。从各方面争取与杨联合抗日。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采取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等方式，开展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毛泽东直接部署和指导了这一工作。1936年1月，毛泽东起草了联名发表的《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申明愿同正在陕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战议和，共同抗日。
2 月 19 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王以哲（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张学良，通报国内形势，劝张坚持联合抗日的立场，防止蒋介石的暗算，并同意派李克农立即赴洛川面谈一切。翌日，毛泽东、彭德怀又致电王以哲：红军代表李克农、钱之光等4人于 21日从瓦窑堡动身，25日可抵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李克农等到洛川后，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交给了王以哲，充分表示了共产党的诚意。王以哲热情地安排他们住在军部后院，和自己比邻而居，对外绝对保密。王以哲安排好李克农等人之后，电告张学良。张学良回电说他有事去南京，要王以哲先同李克农等会商谈判第六十七军与红军局部合作问题，其余重大问题待他回来时再谈。
2月2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李克农，提出了更为完整的4条协定。经过再次商讨， 李克农与王以哲最后达成互不侵犯、加强双方联络等4条口头协定。按照双方商定，毛泽东、彭德怀于 3 月 4 日将口头协定内容通报下达部队，开始实行。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回到西安。次日他亲自驾机飞抵洛川。下午，张学良即与李克农会谈，他完全同意红军与六十七军的口头协定。为了进一步商讨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提出，中共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当面会晤，地点定在延安，时间由中共决定。
会谈中，张学良还要求中共派一位代表常驻西安，以便开展工作。李克农答应将张学良的请求报告给中共中央。3月5日凌晨5时，谈判结束。3月16日，李克农到达山西石楼，立即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谈判经过，并向中央转告了张学良的要求：“由毛泽东、周恩来二人中选一位与他会谈，商定大计。”毛泽东幽默地说：“看来，这位少年得志的张学良，是嫌我们克农同志的官小啊！”
随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为全权代表，李克农为副手，即刻奔赴东北军控制的延安城，与张学良继续谈判。28日，李克农与周恩来、博古、邓发、王世英等人，带着一部电台和一个警卫排，离开石楼启程，当晚渡过黄河向延安进发。
4月2日，张学良通过王以哲复电李克农，确定于4月8日晚在延安会晤。届时，东北军将派人秘密接周恩来、李克农入城。4月8日下午五六点钟，周恩来、李克农及随行部队按照预定时间到达延安东北的川口村。张学良获知周恩来、李克农到达川口的消息后，一面发急电嘱咐驻守延安的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准备盛情招待，一面自驾飞机，带着王以哲、刘鼎及少数心腹侍卫飞赴延安。9日黄昏时分，张学良派高福源到川口接周恩来和李克农。在高福源的引导下，周恩来、李克农在夜幕中走进了延安城，来到了清凉山下的桥儿沟天主教堂。这是当时延安城最好的建筑。在这座天主教堂里，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等人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谈。
延安会谈让张学良的心情豁然开朗。他不仅看到了东北军的前途，而且坚定了联共抗日的信心，对于共产党人也有了深入的了解。此次秘密会谈，为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三位一体”的西北反蒋联盟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半年后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9月18日，红军与东北军签订了局部停战协定。至此，我党争取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收到了重要成效，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基本上形成了统战的“三位一体”局面。 西安事变爆发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先把事变定性为革命的行动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领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前来布置“剿共”的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反共内战，实行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西安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各种矛盾的焦点。形势十分复杂，内战危机迫在眉睫，张、杨两将军一时无所适从。
由于“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张、杨两将军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清晨，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有关事宜。
12月12日上午8时，毛泽东看到张学良给他和周恩来的电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毛泽东收到的这份改变中国命运的电报，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热点。对于毛泽东得知西安事变的第一份电报，在现有的公开资料中，最权威的应该是《叶子龙回忆录》中的记载：“1936年12月12日凌晨，我被电台值机员叫醒，说是张学良、杨虎城从西安给毛主席发来一封电报，是特急件。电报不长，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的，我看不太懂，但记得其中有‘兵谏’两字。我立即把电报交给毛主席。……我与童小鹏住一间窑洞，他文化水平比我高。送电报回来，我问他，‘兵谏’是什么意思，他说也搞不清。”
《杨尚昆回忆录》中说：“中央派叶剑英为代表到西安去同张学良保持联系。有一次叶剑英回来汇报，谈到张学良曾说，他想不让蒋介石在西北留这么多兵，张在说这话时还无意间露出一句：‘必要时进行兵谏。’听了这话，我觉得有点惊讶，但当时没想到他真会把蒋介石抓起来。”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共中央高层把尚未发生的西安事变表述为“兵谏”的最早回忆。
接到电报后，毛泽东立即吩咐警卫员去通知中央其他领导人来开会。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后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人提议，给共产国际去电。于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文发往莫斯科，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指出这一事件是根据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位一体”达成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请国际从速指示。同时，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给张、杨两将军的文电，对他们进行赞扬。
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因为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情况还不很清楚，有待进一步了解和观察，会上对许多重大问题只是交换意见，需要在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
毛泽东断言：“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他的自卫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
考虑到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已形成三位一体，大多数政治局成员赞成“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性政府，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张国焘发言最为激烈：“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张闻天针对“审蒋”、“除蒋”和“以西安为中心”等，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在目前的形势下，“不要急躁”，否则会“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
毛泽东考虑得更为深远。他在作结论时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针对张国焘“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的说法，毛泽东强调：“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毛泽东最后着重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毛泽东在1937年1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承认：“西安事变后，我们通电中说将蒋交人民审判，是不对的。”
12月13日中午，在当天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中，毛泽东除了告知“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之外，还提出如下建议：要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以防其收买属员，尤其是不能交给其他部队看管；将东北军主力调至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同时表示：红军钳制宁夏、陇东一带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等中央军，以免西安腹背受敌。12月13日，毛泽东电示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20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让派人去胡宗南等黄埔系将领处，表示“愿与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之条件”。
事变处理中，毛泽东确立了和平解决的方针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出后，红军各部队顿时沸腾起来。
12月15日，由毛泽东领衔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电报肯定了张、杨发动兵谏的正义性质，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同时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并表示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
12月17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送行，毛泽东对周恩来叮嘱道：“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看着西安。西安很复杂，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周恩来走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连续开会反复研究事态的发展。周恩来等到达西安后，“立即同张学良面谈，且于当夜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5个师入潼关，逼渭南。张拟以杨部控制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使红军参加”。 12月18日，周恩来又两次来电报告情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这些都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情报和建议。中共中央随之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
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明确地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说：“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21日，毛泽东电告中共谈判代表潘汉年，要他向陈立夫提出下列五项要求：一是吸收几个抗日运动的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二是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地位；三是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四是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五是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同一天，毛泽东致信阎锡山，对他在西安事变中表示反对内战的态度给予赞赏，告之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希望阎锡山能“出有力之调停手段，调停于宁陕之间”。
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一行到达西安。23日，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了张、杨与宋氏兄妹的谈判。经过两天谈判，宋美龄和宋子文对谈判的一些问题都作了明确的承诺。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蒋当面向他作了表示，这就是周恩来当时向中共中央所报告的：“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和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压力下，经过谈判斗争，蒋介石被迫表示同意已达成的协定，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直接谈判。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当蒋介石做出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口头承诺后，张学良便匆忙于25日护送蒋介石经洛阳返回南京。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力促国民党建立“和平统一”的对内政策
西安事变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12月2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郑重宣布：“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
1937年1月1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联名致电在南京的中共代表潘汉年，指出：共产党“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1月2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发出《关于巩固张、杨两军与红军团结，推动时局好转的指示》，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南京亦正在争此一着，用分化与威胁手段夺取张、杨两军，以孤立红军。”1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地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
1月21日，毛泽东再次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在谈判中，坚决要求蒋介石同意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潘汉年根据上述指示，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等进行了多次协商，但没有任何结果。
在蒋介石一意孤行，用武力进逼西安时，东北军在少壮派军官的鼓动下，准备与蒋介石决一死战。周恩来立即向陕北和毛泽东发报请示。1月30日，毛泽东、朱德回电指示：“和平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
2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次会议最终确定了“和平统一”的对内政策，至此，经过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斗争，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为了使根据地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有明确的认识，毛泽东到红军大学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并回答有关疑问。
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特别是好不容易抓住了蒋介石又把他放了，党内和红军内有些人想不通。一个学员含着泪问，为什么不能杀？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太多了，他杀了我们许多同志，将他千刀万剐，也难解心头之恨。毛泽东耐心地说：“你们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的，正因为我们要报仇雪恨，我们更不能感情用事。杀了蒋介石，只能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日本侵略军占领全中国岂不是更容易、更便宜了？”
当时还有人担心，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杨的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毒，毫无信誉可言，放了他，他会抗日吗？对此，毛泽东作了深刻的分析：“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内亲日派，他们唯恐我们不会杀掉蒋介石，而蒋介石又最怕死，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蒋介石会认识到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劝说，蒋介石肯定会接受张、杨二将军的抗日主张的……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来对付蒋介石，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蒋介石也就抗日了。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
毛泽东的报告既生动形象，又发人深思，解决了人们的种种疑虑，从而激发了全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积极性。
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国共合作抗日已经是大势所趋。1937年3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当大家赞扬周恩来这次西安之行胜利完成党的使命时，周恩来说：“我这个胜仗全靠党中央指挥英明，靠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伟大啊！”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他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不为一党私仇所扰，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发，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大智大勇，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题图为1936年时的毛泽东）
（责任编辑：徐 嘉）
毛泽东决策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形成“三位一体”局面
事变前，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即开始了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停止“剿共”、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红军和杨虎城之间的统战关系比东北军要早。1933年，杨虎城就和红四方面军签订了“汉中协定”，亦称“巴山协定”。红军和白区秘密党组织建立了交通站，红四方面军急需的医疗器械、通讯器材、汽油、纸张等重要物资以及情报等由此不断输送到苏区。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也着手与杨虎城的部队建立统战关系。红二十六军政委汪峰受命担任了这一特殊使命。据汪锋回忆，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亲自给杨虎城及其总参议杜斌丞等人写了信，在信中恳切地表示，我们党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在给杨虎城的信中还说：“如荷同意，即祈派代表，前来苏区，洽商一切。”
1936年2月，杨虎城首先与红军达成了停战抗日的具体协定。
同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东征，红军撤回河西，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宣布中共的“抗日反蒋”政策已转变为“联蒋抗日政策”。但由于蒋介石当时的顽固态度，中共中央决定把重点放在首先争取西北军高级将领之上。
1936年秋，中共中央提出国共再度合作，将“反蒋抗日”口号改为“逼蒋抗日”。之后，毛泽东又于8月13日派他的秘书张文彬带着他给杨虎城及杜斌丞的亲笔信，随同叶剑英（做东北军工作）、潘汉年（去南京做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汪锋（做十七路军党的工作）等到西安，表示希望“两军关系更臻融洽”。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加紧对红军进行“围剿”。1936年12月6日，毛泽东又派王世英致书杨虎城，敦促杨虎城旗帜鲜明地站在联合抗日战线上，并祈其对苏区资助10万元的经费。与此同时，北方局也派申伯纯等去十七路军做杨虎城的工作；共产党员王炳南回国后，也到杨虎城身边做十七路军的工作。从各方面争取与杨联合抗日。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采取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等方式，开展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毛泽东直接部署和指导了这一工作。1936年1月，毛泽东起草了联名发表的《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申明愿同正在陕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战议和，共同抗日。
2 月 19 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王以哲（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张学良，通报国内形势，劝张坚持联合抗日的立场，防止蒋介石的暗算，并同意派李克农立即赴洛川面谈一切。翌日，毛泽东、彭德怀又致电王以哲：红军代表李克农、钱之光等4人于 21日从瓦窑堡动身，25日可抵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李克农等到洛川后，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交给了王以哲，充分表示了共产党的诚意。王以哲热情地安排他们住在军部后院，和自己比邻而居，对外绝对保密。王以哲安排好李克农等人之后，电告张学良。张学良回电说他有事去南京，要王以哲先同李克农等会商谈判第六十七军与红军局部合作问题，其余重大问题待他回来时再谈。
2月2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李克农，提出了更为完整的4条协定。经过再次商讨， 李克农与王以哲最后达成互不侵犯、加强双方联络等4条口头协定。按照双方商定，毛泽东、彭德怀于 3 月 4 日将口头协定内容通报下达部队，开始实行。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回到西安。次日他亲自驾机飞抵洛川。下午，张学良即与李克农会谈，他完全同意红军与六十七军的口头协定。为了进一步商讨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提出，中共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当面会晤，地点定在延安，时间由中共决定。
会谈中，张学良还要求中共派一位代表常驻西安，以便开展工作。李克农答应将张学良的请求报告给中共中央。3月5日凌晨5时，谈判结束。3月16日，李克农到达山西石楼，立即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谈判经过，并向中央转告了张学良的要求：“由毛泽东、周恩来二人中选一位与他会谈，商定大计。”毛泽东幽默地说：“看来，这位少年得志的张学良，是嫌我们克农同志的官小啊！”
随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为全权代表，李克农为副手，即刻奔赴东北军控制的延安城，与张学良继续谈判。28日，李克农与周恩来、博古、邓发、王世英等人，带着一部电台和一个警卫排，离开石楼启程，当晚渡过黄河向延安进发。
4月2日，张学良通过王以哲复电李克农，确定于4月8日晚在延安会晤。届时，东北军将派人秘密接周恩来、李克农入城。4月8日下午五六点钟，周恩来、李克农及随行部队按照预定时间到达延安东北的川口村。张学良获知周恩来、李克农到达川口的消息后，一面发急电嘱咐驻守延安的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准备盛情招待，一面自驾飞机，带着王以哲、刘鼎及少数心腹侍卫飞赴延安。9日黄昏时分，张学良派高福源到川口接周恩来和李克农。在高福源的引导下，周恩来、李克农在夜幕中走进了延安城，来到了清凉山下的桥儿沟天主教堂。这是当时延安城最好的建筑。在这座天主教堂里，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等人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谈。
延安会谈让张学良的心情豁然开朗。他不仅看到了东北军的前途，而且坚定了联共抗日的信心，对于共产党人也有了深入的了解。此次秘密会谈，为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三位一体”的西北反蒋联盟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半年后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9月18日，红军与东北军签订了局部停战协定。至此，我党争取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收到了重要成效，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基本上形成了统战的“三位一体”局面。 西安事变爆发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先把事变定性为革命的行动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领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前来布置“剿共”的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反共内战，实行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西安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各种矛盾的焦点。形势十分复杂，内战危机迫在眉睫，张、杨两将军一时无所适从。
由于“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张、杨两将军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清晨，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有关事宜。
12月12日上午8时，毛泽东看到张学良给他和周恩来的电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毛泽东收到的这份改变中国命运的电报，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热点。对于毛泽东得知西安事变的第一份电报，在现有的公开资料中，最权威的应该是《叶子龙回忆录》中的记载：“1936年12月12日凌晨，我被电台值机员叫醒，说是张学良、杨虎城从西安给毛主席发来一封电报，是特急件。电报不长，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的，我看不太懂，但记得其中有‘兵谏’两字。我立即把电报交给毛主席。……我与童小鹏住一间窑洞，他文化水平比我高。送电报回来，我问他，‘兵谏’是什么意思，他说也搞不清。”
《杨尚昆回忆录》中说：“中央派叶剑英为代表到西安去同张学良保持联系。有一次叶剑英回来汇报，谈到张学良曾说，他想不让蒋介石在西北留这么多兵，张在说这话时还无意间露出一句：‘必要时进行兵谏。’听了这话，我觉得有点惊讶，但当时没想到他真会把蒋介石抓起来。”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共中央高层把尚未发生的西安事变表述为“兵谏”的最早回忆。
接到电报后，毛泽东立即吩咐警卫员去通知中央其他领导人来开会。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后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人提议，给共产国际去电。于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文发往莫斯科，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指出这一事件是根据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位一体”达成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请国际从速指示。同时，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给张、杨两将军的文电，对他们进行赞扬。
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因为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情况还不很清楚，有待进一步了解和观察，会上对许多重大问题只是交换意见，需要在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
毛泽东断言：“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他的自卫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
考虑到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已形成三位一体，大多数政治局成员赞成“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性政府，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张国焘发言最为激烈：“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张闻天针对“审蒋”、“除蒋”和“以西安为中心”等，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在目前的形势下，“不要急躁”，否则会“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
毛泽东考虑得更为深远。他在作结论时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针对张国焘“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的说法，毛泽东强调：“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毛泽东最后着重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毛泽东在1937年1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承认：“西安事变后，我们通电中说将蒋交人民审判，是不对的。”
12月13日中午，在当天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中，毛泽东除了告知“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之外，还提出如下建议：要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以防其收买属员，尤其是不能交给其他部队看管；将东北军主力调至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同时表示：红军钳制宁夏、陇东一带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等中央军，以免西安腹背受敌。12月13日，毛泽东电示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20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让派人去胡宗南等黄埔系将领处，表示“愿与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之条件”。
事变处理中，毛泽东确立了和平解决的方针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出后，红军各部队顿时沸腾起来。
12月15日，由毛泽东领衔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电报肯定了张、杨发动兵谏的正义性质，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同时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并表示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
12月17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送行，毛泽东对周恩来叮嘱道：“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看着西安。西安很复杂，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周恩来走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连续开会反复研究事态的发展。周恩来等到达西安后，“立即同张学良面谈，且于当夜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5个师入潼关，逼渭南。张拟以杨部控制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使红军参加”。 12月18日，周恩来又两次来电报告情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这些都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情报和建议。中共中央随之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
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明确地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说：“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21日，毛泽东电告中共谈判代表潘汉年，要他向陈立夫提出下列五项要求：一是吸收几个抗日运动的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二是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地位；三是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四是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五是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同一天，毛泽东致信阎锡山，对他在西安事变中表示反对内战的态度给予赞赏，告之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希望阎锡山能“出有力之调停手段，调停于宁陕之间”。
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一行到达西安。23日，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了张、杨与宋氏兄妹的谈判。经过两天谈判，宋美龄和宋子文对谈判的一些问题都作了明确的承诺。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蒋当面向他作了表示，这就是周恩来当时向中共中央所报告的：“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和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压力下，经过谈判斗争，蒋介石被迫表示同意已达成的协定，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直接谈判。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当蒋介石做出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口头承诺后，张学良便匆忙于25日护送蒋介石经洛阳返回南京。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力促国民党建立“和平统一”的对内政策
西安事变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12月2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郑重宣布：“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
1937年1月1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联名致电在南京的中共代表潘汉年，指出：共产党“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1月2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发出《关于巩固张、杨两军与红军团结，推动时局好转的指示》，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南京亦正在争此一着，用分化与威胁手段夺取张、杨两军，以孤立红军。”1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地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
1月21日，毛泽东再次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在谈判中，坚决要求蒋介石同意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潘汉年根据上述指示，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等进行了多次协商，但没有任何结果。
在蒋介石一意孤行，用武力进逼西安时，东北军在少壮派军官的鼓动下，准备与蒋介石决一死战。周恩来立即向陕北和毛泽东发报请示。1月30日，毛泽东、朱德回电指示：“和平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
2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次会议最终确定了“和平统一”的对内政策，至此，经过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斗争，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为了使根据地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有明确的认识，毛泽东到红军大学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并回答有关疑问。
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特别是好不容易抓住了蒋介石又把他放了，党内和红军内有些人想不通。一个学员含着泪问，为什么不能杀？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太多了，他杀了我们许多同志，将他千刀万剐，也难解心头之恨。毛泽东耐心地说：“你们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的，正因为我们要报仇雪恨，我们更不能感情用事。杀了蒋介石，只能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日本侵略军占领全中国岂不是更容易、更便宜了？”
当时还有人担心，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杨的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毒，毫无信誉可言，放了他，他会抗日吗？对此，毛泽东作了深刻的分析：“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内亲日派，他们唯恐我们不会杀掉蒋介石，而蒋介石又最怕死，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蒋介石会认识到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劝说，蒋介石肯定会接受张、杨二将军的抗日主张的……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来对付蒋介石，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蒋介石也就抗日了。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
毛泽东的报告既生动形象，又发人深思，解决了人们的种种疑虑，从而激发了全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积极性。
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国共合作抗日已经是大势所趋。1937年3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当大家赞扬周恩来这次西安之行胜利完成党的使命时，周恩来说：“我这个胜仗全靠党中央指挥英明，靠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伟大啊！”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他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不为一党私仇所扰，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发，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大智大勇，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题图为1936年时的毛泽东）
（责任编辑：徐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