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无分文地出了门。那是一月的芝加哥,北风刮得紧,回去取钱便要顶风跋涉半小时,无疑是要耽误上课了。
　　这时我已在地铁入口,心想不如就做个赤贫和魅力的测验,看看我空口无凭能打动谁,让我蹭得上车坐,赊得着饭吃。我唯一的担心是这将使芝加哥身怀绝技的扒手们失望。
　　“蹭”上地铁相当顺利——守门的黑人女士听说我忘了带钱,5 个一寸长的红指甲在下巴前面一摆,就放我进去了,还对着我的后脑勺说:“要是我说‘不’你不就惨了?你该感谢上帝,我一天要说99个‘不’才说一个‘是’呢! ……”
　　她笑得很狰狞,像个刀下留人的刽子手。
　　12时59分下课,很想跟同学借点午餐钱,又怕他们从此跟我断绝来往。
　　开学那天,一个大龄男生借了一位女同学9块钱,下面就出现了一些议论。所以,我打消了借钱的念头,饿死也得为我们大龄同学们争气。
　　所有同学都进了校内那个廉价餐厅,我只好去校外一家昂贵的意大利餐馆。
　　一个意大利小伙子过来在我膝盖上铺开又硬又白的餐巾。我点了鲜贝通心粉,吃最后几根时,我开始在心里排演了。吃不准笑容尺度,但是不笑是不可以的,人家小伙子忙了半天,至少该赚你一个笑容吧。我眼睛盯着账单,手装作漫不经心地在书包里摸那个丢在我卧室枕边的皮夹,然后我已经分不清是真慌张还是假慌张地站起来,浑身上下逐个掏口袋。“灾难啊!”我说,“我的钱包没了! ”
　　小伙子瞪着我。他耐人寻味地看着我自我搜身,一遍又一遍,然后他摇摇头表示遗憾:“冬天穿得厚,扒手就方便了。”
　　我表示非常难过,如此白吃,还吃得那么饱。他连说可以谅解,都是扒手的错。他拿了张纸,又递给我笔,请我留下地址和电话。
　　我说这就不必了,明天保证把饭钱补上,连同小费。可他还是坚持要了我的电话号码。
　　写完后我抬头笑笑,这一笑,魅力就发射得过分了,因为他的眼神一下子变得楚楚动人,问:“平时可以给你打电话吗?”我打着哈哈,说可以可以。
　　我打算徒步回家。
　　走在芝加哥下午3点的街道上,风吹硬了街面上的残雪,每走一步都要消耗掉一根通心粉的热量。
　　很快我放弃了,跳上一辆巴士。一上车我就对司机说我没有钱,一个子儿也没有。司机点点头,将车停在一个路口,客客气气地请我下车。我红着鼻头对他笑着说:“明天补票不成吗?”他鄙夷地说:“天天都碰上你这样的!来美国就为了到处揩美国的油!”我正要指出他的种族歧视苗头,一只皱巴巴的手伸到我面前——是个老头,怀抱一把破竖琴。他把手翻过来打开拳头,掌心上有4枚硬币……
　　付完车钱,我立刻拿出我那支值10美金的圆珠笔,搁在他手里。他说:“你开玩笑,我要笔干吗?”他摘下眼镜,给我看他的瞎眼。我问他在哪里卖艺,他说在公立图书馆门口,或在芝加哥河桥头。我说:“明天我会把钱给你送过去……”他笑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下了巴士,离我住处还有5站地,我叫了辆计程车。司机是个锡克人,白色包头下是善良智慧的面孔。我老实交代,说钱包忘在家了。他静静地一笑,点点头。到了我公寓楼下,请锡克司机稍等,我上楼取车钱。更大的灾难来了:我竟把钥匙也忘在了屋里!我敲开邻居的门。我和这女邻居见过几面,在电梯里谈过天气。女邻居隔着门上的安全链条打量我。我说就借10块钱,只借半小时,等找到公寓管理员拿到备用钥匙,立刻如数归还。
　　“汤姆! ”女邻居朝屋内叫一声,出来一个6岁左右的男孩。女邻居指着我问:“汤姆,这位女士说她住在我们楼上。你记得咱们有这个邻居吗?”小男孩茫然地摇头。
　　我空手下楼,带哭腔地笑着,告诉锡克司机我的绝境,请他明天顺路来取车钱,反正我跑不了,他知道我的住处。他又是一笑,轻轻点头,古老的黑眼睛与我古老的黑眼睛最后对视一下,开车走了。
　　我想起田纳西·威廉斯的名剧《欲望号街车》中的一句话:“我总是依靠陌生人的善意。”这句话在美国红了至少30年。
　　(选自《爱的回音壁》,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