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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中国金融界被“影子银行”（Shadow Banking System）这一舶来概念搅得颇不平静。围绕着哪些业务算是“影子银行”，风险究竟有多大，金融界和监管层莫衷一是。
最近两个月内，包括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内的，多位金融领域部级官员相继表态称：银行理财、信托等表外业务均在监管之下，并非游离于监管之外，不属于“影子银行”范畴。最近一次澄清是在今年1月29日，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再度对银行理财业务热点问题进行回应。
此期间，银监会还向国务院递交报告，认为中国不存在国际意义上的“影子银行”。某银监会高层人士坦言，当前金融业界有关中国存在“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争议，让监管部门感到“压力不小”。
这些压力不仅来于国内，也来自国际金融界。2012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相关报告，特别提示中国影子银行风险。此后，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撰文称，部分银行表外业务是“庞氏骗局”，这一言论将影子银行的风险问题推至风口浪尖。
究竟什么是“影子银行”？
按FSB（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定义，影子银行是由（部分或完全）在正规银行体系之外的实体及业务活动所构成的信用中介。以此为基础，基于不同统计口径，业界对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统计从5万亿元到40万亿元不等，而不同的规模意味着可能存在本质差异的风险分类和监管挑战。
如今，银行监管部门对影子银行的存在明确否认，业界则存在差异巨大的各种规模统计，在部分专业人士看来，这极有可能产生更多监管套利和风险隐患，导致相关政策取向无所适从。
而在中国央行和金融业研究领域，虽然多数人也认同中国不存在国际上所定义的影子银行，但却认可“中国式影子银行”的客观存在。
他们倡导对“影子银行”词义中性理解，切勿简单妖魔化，尤其要考虑到中国并不健全的金融体制和日益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正视“中国式影子银行”发挥的正反两面作用，由此研究应对政策，承认其中合理的业务创新，并推进金融监管改革。
据悉，2012年底，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墨西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表示，“影子银行”的名字起的太差了，不懂的人一看很吓人。他说：中国的影子银行与国际上的完全不同，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果过度讨论这个话题，可能会影响中国的金融发展。
在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看来，从事金融中介活动，创造信用，并具有与传统银行相类似的信用、期限和流动性转换功能，但未等同于正常银行监管且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实体或活动，即为“中国式影子银行”。在最近一次“金融四十人論坛”上，参与影子银行专题讨论的中国央行、银监会和金融市场人士认同这一概念界定。
依据这一界定，中国央行层面对“中国式影子银行”的讨论则不局限于金融稳定层面，而是拓展至其对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干扰、货币创造、爆发风险后在救助机制等领域。1月初，央行推出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英文简称SLO），便是针对这一新趋势的政策应对。
过去数年间，“中国式影子银行”迅速膨胀，作为变相的信贷产品，为实体经济输送了大量资金，修正了由于不健全金融监管所导致的市场扭曲，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服务效率。2012年中国社会融资总额为15.76万亿元，其中非银行信贷占比为48％。
业界测算，2013年在“稳货币、宽财政”宏观基调下，全年社会融资总额将保持20％左右增速，随着城镇化政策导向最终明朗，投资热潮必将再度加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2013年非银行信贷以外的多元化融资需求依然强烈，规模将进一步扩容。换句话说，“中国式影子银行”的规模将继续膨胀。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式影子银行”的伺机扩张，与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导向密切相关，带有较强的规避监管的色彩。其本质为信用中介，信用扩张带来了社会信贷供给膨胀，借短融长，融资成本走高，企业总负债率提升，若长期积累，不排除潜在金融风险传导至实体经济的可能。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权威人士坦言，对“中国式影子银行”风险的关注，不能停留在微观层面，而应该更多关注由此带来的企业整体负债率上升。部分业界人士进一步分析认为，监管部门和决策高层应考虑相应金融体制改革和监管优化，毕竟“中国式影子银行”所拓展的诸多业务领域，与中国金融领域放松管制、深化改革的下一步诸多思路相暗合。
表外融资“跷跷板”
银监会惯用的“叫停”监管手段，在对付银行表外业务时，往往是 “按下葫芦起了瓢”，表外业务越管越多，花样不断翻新，隐含风险也日益多样化
回顾过去几年，金融监管部门对银行表外业务为代表的“中国式影子银行”的监管，重复上演着“猫捉鼠”的游戏。
最近一次监管对弈发生在2012年底。当时，外界质疑商业银行的资金池业务运作暗藏风险，类似于“庞氏骗局”，银监会立即再度出手整顿、规范。
据《财经》记者了解，近日银监会召集多家信托公司相关负责人，调研信托资金池业务，口头通知收紧新发行资金池项目，并清理和规范存量业务。而在2012年最后一天，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收紧、叫停信托和政府融资平台合作，同样意在防范风险。
受此影响，部分信托公司的业务受到冲击。中融信托一位信托经理戏言，“春节提前放假了”，这两项新政策对业务影响确实很大。
资金池业务和政信合作是2012年信托公司主要业务领域，此次银监会政策与过去并无不同，基于以往经验，可以预见，2013年银行表外融资领域必然涌现出规避监管的新热点。
过去几年，信托公司业务发展呈现出很强的阶段性热点，诸如银信合作、房地产信托、票据信托等，而当一项新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监管部门总会以风险防范为由介入。 叫停和取缔好似“打地鼠”，在市场对资金的急剧需求刺激下，很快就有规避监管的新业务勃然兴起。业内人士认为，如果监管政策逼迫的太紧，反而可能导致新的金融产品结构进一步复杂化，甚至连银行自己都搞不清楚，给银行监管制造不必要的障碍。比如，部分银行下属分行主导的资金池项目，如果没有业务大集中平台的实时监控，总行很难及时了解到项目交易结构和风险情况。
业界人士提醒，银监会惯用的“叫停”监管手段，在对付银行表外业务时，往往是 “按下葫芦起了瓢”，监管政策陷入“道、魔之争”的怪圈，表外业务越管越多，花样不断翻新，隐含风险也日益多样化。
如今外界看到，银行的表外融资规模逆监管迅速扩张。截至2012年底，银行理财产品余额7.6万亿元，信托行业资产管理规模突破7万亿元，这两项业务是银行表外融资业务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而在2008年末，这两项数据总额尚不足2万亿元。
上述表外融资迅速膨胀的深层次原因，与中国宏观调控、货币政策调整和产业政策导向密切相关，这意味着“中国式影子银行”的急速扩张，并非只是金融机构的高风险创新所致。
2008年，为防范国内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以银行信贷为主的大规模资金投放开闸，2009年全年新增信贷达到历史最高点9.59万亿元。此后，宏观政策急速转向，收紧地方政府和房地产领域融资，主要手段是正规银行信贷管控，包括信贷额度管理、资本金约束、贷存比管控等。
这导致大量项目后續融资严重不足，面临形成大面积坏账的风险，于是市场上先后出现了房地产信托、银信合作、银证合作、同业代付等渠道融资，提供短期过桥资金来化解潜在的流动性风险，这正是迅速膨胀的“中国式影子银行”的主要起源。
中金公司研究认为，在中国特定的经济和金融环境下，信托和银行理财为主的银行表外融资，可以说是正规融资渠道的一种补充，其逐步发展成为信贷紧缩下地方财政的代偿机制。
瑞银证券研究报告认为，造成“影子银行”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各项政策目标以及各种政策工具之间的错配和冲突。政府希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这就要求银行提供足够信贷；但与此同时，政府又为了控制宏观风险而设定了贷款额度、为了控制信用风险而实施了各种银行业监管条例。
金融业界并不否认，传统的银行信贷以外的融资方式快速发展有其积极意义。曾刚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式影子银行”修正了过度监管所导致的金融市场分割和扭曲，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效率，缓解了现有管制体系下的市场资金供求失衡，弥补了分业监管所导致的市场割裂问题，推动了不同金融机构和市场之间的竞争与融合，优化了金融结构，有效地弥补了传统金融产品难以服务的客户群体或需求类型。
此外，从资金价格改革的角度，“中国式影子银行”连通了官方管制利率市场和自由利率市场，有助于推进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相关报道详见本刊2011年第27期封面文章《祛魅影子银行》）。
1月29日，阎庆民在上述银行业理财业务热点问题座谈会上也称，大部分银行业理财资金都投向了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要求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高了资金配置效率，促进了银行业的改革转型，满足了客户的金融产品投资需求（相关报道详见本期文章《金融资管混业潮涌》）。
银监“外松内紧”
许多表外融资等创新业务项目，尽管银行不需要为其计提资本和拨备，但在风险暴露时，仍有可能由银行承担最终的责任
在外界看来，银监会只是从信托行业、银行理财业务等行业角度，回应行业热点问题，而有意与“影子银行”划清界限。但这并不妨碍银监会加速推进对信托和银行理财业务的规范和清理。
当前，银监会正推进对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业务的规范和引导，逐步修订和完善理财业务监管法规框架，在制度层面保证有法可依。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部有关人士对《财经》证实，正在研究细化和完善银行理财产品设计和投资的相关管理办法。
他认为，相关政策制定一定要注重实用性，如果商业银行对已经出台的、原本应该遵守的相关制度都无法做到，出台新规制的意义就不大。
1月29日，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部主任王岩岫一语道破银行理财业务的风险所在：目前仍有部分银行继续开展不规范的“资金池”理财业务，因此银监会将会把“资金池“理财业务列为今年现场检查重点。
从大范围的政策导向看，2013年银监会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的态度趋紧：要关注银行表外业务关联风险，严格监管理财产品设计、销售和资金投向，严禁未经授权销售产品，严禁销售私募股权基金产品，严禁误导消费者购买，实行固定收益和浮动收益理财产品分账经营、分类管理。
所谓分账经营、分类管理，即银监会将银行理财产品划分为保本类理财产品和非保本类理财产品两类，在此基础上采取保本类产品并表监管的政策。
银监会监管一部相关人士坦承，保本类理财产品入表这一政策有矛盾之处。他解释称，如果资金池业务并入表内，银行就会停止该业务。而事实上，这种业务是一种民众理财产品选择，同时也充当实体经济资金供给的重要通道，对金融市场创新有积极正面意义。
在中信银行一位副行长看来，包括资金池类的银行理财产品是否转入表内，仅仅是会计处理上的差异。若并入表内，会与现有的会计准则相冲突，比如保本类理财产品，并非当期发生的支付行为，而是银行100％保证，这与银行信用证无异。
但在银行业内，对此问题的看法存在巨大反差。2012年10月，肖钢撰文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庞氏骗局，在一定的条件下，投资者一旦失去信心并减少购买或退出理财产品，这样的击鼓传花便会停止。”当时，这一言论将银行信贷表外融资的风险担忧推至高潮。
业界均认为，这一矛头直指时下金融市场盛行的“资金池”业务。 让银监会感到压力的是，外界将上述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等银行表外融资等同于“影子银行”。而国际上通用的影子银行概念来自FSB，认为影子银行可以被广义地界定为由（部分或完全）在正规银行体系之外的实体及业务活动所构成的信用中介。
2008年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影子银行正是暴露危机的导火索，其核心就是金融业过度发展、自由放任和监管缺位。
在中国银监会看来，中国各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几乎按照“二银行”标准执行相关监管政策，并不存在游离监管之外之说，这与西方所说的影子银行是两回事。所以中国银监会一直三缄其口，言辞谨慎。直至肖钢上述言论公开，银监会高层才相继密集就“影子银行”问题表态。
据悉2012年底，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国际咨询委员会上称，中国的影子银行和国外的影子银行很不一样，外界所说的中国的影子银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影子银行。此后，银监会副主席蔡锷生在小范围媒体会上明确表示，信托不属于影子银行范畴。2013年1月29日，阎庆民关于银行理财业务的热点话题讨论，意在向外界强化其不属于影子银行的认识。
早在2010年刘明康在任银监会主席期间，银监会内部就对“影子银行”进行过广泛的讨论和研究，相关讨论以银信合作的一系列政策落地而暂告一段落。
不过，据《财经》记者了解，在学术研究的层面，银监会内部对影子银行的界定口径也有差异。一位银监会部门负责人表示，影子银行界定有两个基本要素，即银行体系外的融资和是否存在严重的流动性错配，据此测算，部分银行表外业务与影子银行特征类似，其规模大约在10万亿元。显然，这一部分的风险敞口相对较大。
从个人的角度，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赞同肖钢有关“庞氏骗局”的界定。他解释道：个别理财产品不在乎老的投资是否有足够的收益支付给投资人，而是发新产品募集资金置换到期产品，这不但具有国际上通行的“影子银行”特征，而且具备“庞氏骗局”的性质。
虽然不愿与“影子银行”扯上关系，但是监管部门和业界都认同，传统银行信贷以外的表外融资的扩张，的确对银行业带来了潜在的风险隐患。
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对《财经》记者表示，由于大量的表外业务或多或少都与银行相关，从消费者角度，信托和理财产品隐含着银行信用，看似这些业务在表外，但是真正风险发生时，银行很难洗脱自身的干系。
大量银行信贷被转移到表外，但由于这种转移在法律以及实践操作上都很难实现风险隔离，这也就意味着，许多表外的融资等创新业务项目，尽管银行不需要为其计提资本和拨备，但在风险暴露时，仍有可能由银行承担最终的责任。
厘清“中国特色”
“中国式影子银行”或多或少有商业银行的影子，从事的业务多类似于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直接融资成分较低，规模约为10万亿元
与上述银监会的忌讳心态不同，商业银行和银行业研究人员，则对“中国的本土影子银行”给予了不同于国际定义的明确界定。
中信银行一位副行长对《财经》记者表示，国际上影子银行服务于虚拟经济，中国的“影子银行”服务于实体经济，未来有可能向服务虚拟经济方向发展。在他看来，中国“影子银行”的范畴更窄，主要包含民间融资、VC/PE、担保公司、小贷公司等监管缺位的金融活动。
中国银监会专家顾问巴曙松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对中国的“影子银行”的范围界定不宜过大，严格意义上只有一小部分有国际上所谓的影子银行的特征，比如小额信贷、PE投资基金等，规模约为2万亿至3万亿元。亦即，“中国式影子银行”的隐含风险并不大。
上述观点与银监会较为接近，在他们看来，银行表外业务被称为影子银行显得颇为牵强。因为，按照国际定义的基本特征，中国的“影子银行”不具备多次证券化、批发融资的特性，以及监管缺位等基本特征。
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分金融研究人士看来，中国是否具备国外意义上的影子银行这一讨论并不重要，应在对影子银行中性化认识的基础上，摆脱影子银行局限于金融稳定的单项理解，从本土金融的实际出发，明确“中国式影子银行”的概念。从这一概念出发，观察和审视近几年来快速膨胀的银行表外融资这一金融现象。
曾刚认为，之所以称之为“中国式影子银行”，是因为其与国际上的影子银行的概念和功能也有相近之处。
国际上定义的“影子银行”的主体，由银行以外其他金融机构所主导，其最初目的，是跨越监管体系给传统银行形成的保护而开展竞争。而在中国，该业务主要仍由银行主导，其动因在于，银行试图规避现有监管政策的约束或额外成本。
国内外“影子银行”的运行机制也不相同，国外的影子银行以证券化为核心，而中国目前影子银行的主体更多充当补充银行融资的角色，信用创造是其功能的主要方面。
从融资模式上看，国内影子银行以零售融资为主，国外影子银行以批发为主。
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举行的有关影子银行的专题讨论会，一位参与讨论的人士透露，多位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界研究人员基本认同“中国式影子银行”的概念界定。
他进一步解释说，民间融资属于民商法等法律规制规范的范畴，并不属于“影子银行”。
从监管部门研究相关对策的角度看，“中国式影子银行”界定具体包括：银行信贷資产类理财产品（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信托收益权类理财产品、委托贷款类理财产品、特定资产收益权理财产品、委托债权投资类理财产品、资金池类理财产品等）、银银合作（同业代付、票据业务合作、受益权信托的买入返售以及“内保外贷”等）。据此推算，“中国式影子银行”规模约为10万亿元。
相比国外影子银行，“中国式影子银行”或多或少仍有商业银行的影子，从事的业务多类似于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直接融资成分仍然较低，与西方国家影子银行以批发融资和资产抵押证券为代表的业务模式有很大差别。 但是之所以称之为“影子银行”，是因为此类业务存在缺乏透明度、管理混乱、高杠杆率、高期限错配、高流动性错配和高风险错配等共同问题。
其潜在风险，也与国外影子银行有较大区别。“中国式影子银行”发端于分业监管格局下，产生之初便带有绕过信贷规模控制的规避监管、监管套利的色彩，目前虽然受到不同程度的监管，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相关机制建设缺失，基本不存在最后贷款人和风险处置机制。
潜在风险隐患
“中国式影子银行”依附于银行体系，隐含银行信用，资金最终流向实体经济，尚未脱离实体经济进入自我实现的阶段，其微观层面产品和行业风险不足为虑
无论是国外影子银行，还是“中国式影子银行”，监管层之所以给与极高的重视，源于其规模颇大，一旦爆发风险，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破坏性极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影子银行被视为始作俑者，监管教训难以忽略。
2012年，IMF对中国金融体系所进行的监测表明，中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但系统性风险正在积累，越来越易受到外部冲击。IMF副总裁朱民提醒：中国非传统的银行融资占比40％，也就是非银行业的影子银行，“这个比例已经很高”。
某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银行业和资本市场部主管合伙人认为，中资银行理财业务部门大多为内部独立部门，并非法人运作，风险防范缺乏与银行有效隔离，理财产品通常衍生出银行的名义风险。过去，已发生了多笔因投资项目、方向出现流动性风险银行垫款的情况。资金池运作更是如此，如果只有银行内部小部分人封闭运作，极易发生舞弊等操作性风险。
阎庆民也表示，银行理财业务个别银行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风险提示不到位等不规范销售行为，以及违规开展“资金池”理财业务等问题，导致风险边界模糊。
事实上，“资金池”运作类似于开放式基金。上述中信银行副行长对《财经》记者称，资金池运作本无可厚非。短期资金要获得较高收益，只能通过资金池运作才能实现，关键在于投资产品组合一旦与客户约定，就要按规定管理运作，让客户有充分的知情权。
在多数研究看来，“中国式影子银行”依附于银行体系，隐含银行信用，资金最终流向实体经济，尚未脱离实体经济进入自我实现的阶段，其微观层面产品、行业风险不足为虑。“应重点关注信用扩张带来的信贷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实体经济负债率上升。”央行研究局权威人士表示。
渣打银行2013年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报告称，中国企业与政府资产负债表已高度杠杆化， 2012年整个体系的杠杆达到了GDP的206％，创历史纪录。而在2000年，中国银行被政府救助时，这一比例仅为150％。该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称，真正的风险在于，金融体系在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时，会变得比以往更加脆弱。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研究报告称，“中国式影子银行”业务的资金提供方所获年息大都在10％左右。更有信托贷款利率在20％左右，远高于一年期银行贷款6％的基准利率。2012年中国企业500强的收入利润率才为4.67％，工业企业利润2012年三季度才首度由负转正，对比动辄10％以上的利息，实体经济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的资金成本。
该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进一步解释道，如此高的融资成本无异于饮鸩止渴，借新还旧和债务展期成了那些依靠“影子银行”的企业的唯一选择，企业资金链一旦遭遇严重冲击，整个链条上的参与者都会受到波及，中国式“庞氏骗局”也将出现。
当前新一轮城镇化启动在即，房地产市场逐步企稳回升，社会融资需求必将再度加码。
巴曙松近日在北京大学博雅论坛上说，广义货币（M2）的增速和GDP增速的差值，是衡量货币松紧的标准，2013年货币政策会延续2012年下半年逐步放松的趋势，其中影子银行等多元化银行表外融资还会快速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行业将面临杠杆加剧、融资成本上升双重难题，行业总体负债率可能再度攀升。而如果遇到经济下行周期，企业加速去杠杆，高负债率和较高的融资成本将放大企业信用风险，加剧风险破坏性。
据了解，央行正在探讨如何建立“中国式影子银行”的再救助机制。
在央行相關人士看来，“中国式影子银行”面临的风险和商业银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即流动性错配、期限错配、风险错配和使用杠杆。若没有足够监管，风险会过度积累。而由于最后贷款人和处置机制缺失，风险一旦暴露，很难在短时间快速遏制和有序处置，容易造成风险扩散。
不过，央行相关人士跟踪研究了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数量和资金运营，发现“中国式影子银行”具有很强的周期性特点，其规模膨胀与宏观经济周期密切相关。虽然尚难判断相关性是顺周期、逆周期，还是部分顺周期、逆周期，但基本可将其视为周期性产物。
央行应战监管
面对“中国式影子银行”的急速膨胀，业界人士更关注的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尚显不足，金融体制深化改革不够
无论是微观层面的产品风险和操作风险，还是对宏观领域金融、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都局限于影子银行本身风险的讨论，即金融稳定层面，这是国际上评估影子银行风险的主要切入点。
在中国，研究者尝试界定一个新的“中国式影子银行”概念，是因为他们发现，其对中国金融经济的潜在影响远非止于金融稳定层面，而具有更全面的经济影响和更深层的体制牵连。
从“中国式影子银行”本质出发，其绝大多数为银行信贷的替代产物，是中国社会资金的重要供给渠道，充当了宏观货币政策急速转向的润滑剂。
2012年底，中国央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额显示，全年社会融资规模达15.7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2.93万亿元。而全年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52.1％，同比低6.1个百分点。其中债券市场、信托融资和委托贷款等银行表外业务是社会资金主要部分，且表现极其活跃。 从单月看，2012年12月，社会呈现社会融资总额1.6万亿元，新增银行信贷仅为4563亿元，呈现出银行新增信贷规模回落但社会融资总额急速扩张的局面，这使得以往仅盯信贷调节社会资金供给的方式，已远远不够。但同时，社会融资总量的监控口径又无法完全涵盖社会资金的所有供给渠道，这增加了央行货币政策执行的难度。
央行在维持市场流动性方面也面临难题。
银行理财产品滚转发行，通常会出现季末集中到期，由此带来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波动非常剧烈，或者说，由于银行理财产品每天到期、新发行和展期所涉及资金规模也越来越大，而人民银行无法掌握详细的数据，增加其市场流动性操作的难度。
曾刚解释称，银行信贷资产类理财产品，在创造信用的同时，并不增加货币供应量，而只是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而银银合作，在统计口径上并未创造信用，但会导致货币数量的增加。以上情况意味着，不管是从银行的负债（货币）入手，还是从银行的资产（银行信贷，甚或社会融资总量），由于影子银行的存在，都会有相当规模的活动无法被纳入监测。
“央行越来越累了。”一位长期观察银行业的专家谈道，“央行并不掌握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到期和发行在内的诸多数据，平抑货币市场波动容易没有方向。”
2011年，央行主要使用28天和91天回购工具维持市场资金流稳定，当年两种工具使用占总次数的84％。2012年，中長期的工具无法应对短期大起大落的市场利率，央行随即减少了28天和91天期限回购工具的使用，增加更短期工具，7天、14天回购工具的使用比例占总次数的59％，初期效果明显，但不久即为巨量的银行理财和同业业务冲淡效果。当年中，以7天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为代表的货币市场利率仍然波动剧烈。
为此，央行舍弃短期市场流动性操作会增加成本的顾虑，启用SLO，将原来一周两次的短期流动性操作增加至五次。曾刚认为，央行此举正是为了维持市场流行性的稳定，至少维持短期融资市场利率稳定，是对市场变化的一种被动反应。
尽管如此，央行仍然很难精准地掌握银行理财产品滚转发行的具体数值，市场流动性操作的难题依然存在。数据获取还有待于监管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源显而易见，即当前分业监管带来的监管割裂。
业界认为，银信合作、银证合作等业务模式，对分业监管的监管体系提出了挑战，解决由于分业监管所造成的市场割裂和监管标准不同、减少监管套利空间，推动“一行三会”之间的政策协调已势在必行。
短期内，加强对银行表外业务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显得十分必要。中长期看，需要重新审视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推进其与中国金融行业的整体发展相适应。
决策高层还应赋予不同监管部门更多的政策独立性。
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宏观经济决策存在保增长、控制风险的两难选择，她建议，高层应该意识到经济发展存在的周期性特点，不要过于看重GDP增速，而不惜牺牲原来控风险的方式，宏观调控保证各个央行和监管部门政策的独立性，这将有利于缓解影子银行难题。
多位业界人士提醒，监管部门和决策高层需正视“中国式影子银行”的存在和多重作用。“影子银行”之所以像“影子”，是因为其信息披露不充分，从而导致金融监管和社会监督困难重重，更甚者，则会导致非正当竞争和欺诈等违规甚至犯罪行为。为此，应加强和规范银行表外业务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允许合理的风险暴露和市场违约。
面对“中国式影子银行”的急速膨胀，业界人士更关注的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尚显不足，金融体制深化改革不够。
一位央行人士在内部讨论上认为，当前中国正规金融体系发展不足，金融压抑长期存在，利率等管制尚未完全放开，当实体经济无法从正规的金融体系获得资金时，变相派生的庞大“影子银行”体系既是必要补充，亦隐含多重挑战，并对相对滞后的金融监管体制提出了迫切的改革要求。
本刊记者董欲晓、由曦对此文亦有贡献
最近两个月内，包括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内的，多位金融领域部级官员相继表态称：银行理财、信托等表外业务均在监管之下，并非游离于监管之外，不属于“影子银行”范畴。最近一次澄清是在今年1月29日，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再度对银行理财业务热点问题进行回应。
此期间，银监会还向国务院递交报告，认为中国不存在国际意义上的“影子银行”。某银监会高层人士坦言，当前金融业界有关中国存在“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争议，让监管部门感到“压力不小”。
这些压力不仅来于国内，也来自国际金融界。2012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相关报告，特别提示中国影子银行风险。此后，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撰文称，部分银行表外业务是“庞氏骗局”，这一言论将影子银行的风险问题推至风口浪尖。
究竟什么是“影子银行”？
按FSB（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定义，影子银行是由（部分或完全）在正规银行体系之外的实体及业务活动所构成的信用中介。以此为基础，基于不同统计口径，业界对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统计从5万亿元到40万亿元不等，而不同的规模意味着可能存在本质差异的风险分类和监管挑战。
如今，银行监管部门对影子银行的存在明确否认，业界则存在差异巨大的各种规模统计，在部分专业人士看来，这极有可能产生更多监管套利和风险隐患，导致相关政策取向无所适从。
而在中国央行和金融业研究领域，虽然多数人也认同中国不存在国际上所定义的影子银行，但却认可“中国式影子银行”的客观存在。
他们倡导对“影子银行”词义中性理解，切勿简单妖魔化，尤其要考虑到中国并不健全的金融体制和日益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正视“中国式影子银行”发挥的正反两面作用，由此研究应对政策，承认其中合理的业务创新，并推进金融监管改革。
据悉，2012年底，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墨西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表示，“影子银行”的名字起的太差了，不懂的人一看很吓人。他说：中国的影子银行与国际上的完全不同，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果过度讨论这个话题，可能会影响中国的金融发展。
在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看来，从事金融中介活动，创造信用，并具有与传统银行相类似的信用、期限和流动性转换功能，但未等同于正常银行监管且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实体或活动，即为“中国式影子银行”。在最近一次“金融四十人論坛”上，参与影子银行专题讨论的中国央行、银监会和金融市场人士认同这一概念界定。
依据这一界定，中国央行层面对“中国式影子银行”的讨论则不局限于金融稳定层面，而是拓展至其对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干扰、货币创造、爆发风险后在救助机制等领域。1月初，央行推出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英文简称SLO），便是针对这一新趋势的政策应对。
过去数年间，“中国式影子银行”迅速膨胀，作为变相的信贷产品，为实体经济输送了大量资金，修正了由于不健全金融监管所导致的市场扭曲，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服务效率。2012年中国社会融资总额为15.76万亿元，其中非银行信贷占比为48％。
业界测算，2013年在“稳货币、宽财政”宏观基调下，全年社会融资总额将保持20％左右增速，随着城镇化政策导向最终明朗，投资热潮必将再度加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2013年非银行信贷以外的多元化融资需求依然强烈，规模将进一步扩容。换句话说，“中国式影子银行”的规模将继续膨胀。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式影子银行”的伺机扩张，与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导向密切相关，带有较强的规避监管的色彩。其本质为信用中介，信用扩张带来了社会信贷供给膨胀，借短融长，融资成本走高，企业总负债率提升，若长期积累，不排除潜在金融风险传导至实体经济的可能。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权威人士坦言，对“中国式影子银行”风险的关注，不能停留在微观层面，而应该更多关注由此带来的企业整体负债率上升。部分业界人士进一步分析认为，监管部门和决策高层应考虑相应金融体制改革和监管优化，毕竟“中国式影子银行”所拓展的诸多业务领域，与中国金融领域放松管制、深化改革的下一步诸多思路相暗合。
表外融资“跷跷板”
银监会惯用的“叫停”监管手段，在对付银行表外业务时，往往是 “按下葫芦起了瓢”，表外业务越管越多，花样不断翻新，隐含风险也日益多样化
回顾过去几年，金融监管部门对银行表外业务为代表的“中国式影子银行”的监管，重复上演着“猫捉鼠”的游戏。
最近一次监管对弈发生在2012年底。当时，外界质疑商业银行的资金池业务运作暗藏风险，类似于“庞氏骗局”，银监会立即再度出手整顿、规范。
据《财经》记者了解，近日银监会召集多家信托公司相关负责人，调研信托资金池业务，口头通知收紧新发行资金池项目，并清理和规范存量业务。而在2012年最后一天，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收紧、叫停信托和政府融资平台合作，同样意在防范风险。
受此影响，部分信托公司的业务受到冲击。中融信托一位信托经理戏言，“春节提前放假了”，这两项新政策对业务影响确实很大。
资金池业务和政信合作是2012年信托公司主要业务领域，此次银监会政策与过去并无不同，基于以往经验，可以预见，2013年银行表外融资领域必然涌现出规避监管的新热点。
过去几年，信托公司业务发展呈现出很强的阶段性热点，诸如银信合作、房地产信托、票据信托等，而当一项新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监管部门总会以风险防范为由介入。 叫停和取缔好似“打地鼠”，在市场对资金的急剧需求刺激下，很快就有规避监管的新业务勃然兴起。业内人士认为，如果监管政策逼迫的太紧，反而可能导致新的金融产品结构进一步复杂化，甚至连银行自己都搞不清楚，给银行监管制造不必要的障碍。比如，部分银行下属分行主导的资金池项目，如果没有业务大集中平台的实时监控，总行很难及时了解到项目交易结构和风险情况。
业界人士提醒，银监会惯用的“叫停”监管手段，在对付银行表外业务时，往往是 “按下葫芦起了瓢”，监管政策陷入“道、魔之争”的怪圈，表外业务越管越多，花样不断翻新，隐含风险也日益多样化。
如今外界看到，银行的表外融资规模逆监管迅速扩张。截至2012年底，银行理财产品余额7.6万亿元，信托行业资产管理规模突破7万亿元，这两项业务是银行表外融资业务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而在2008年末，这两项数据总额尚不足2万亿元。
上述表外融资迅速膨胀的深层次原因，与中国宏观调控、货币政策调整和产业政策导向密切相关，这意味着“中国式影子银行”的急速扩张，并非只是金融机构的高风险创新所致。
2008年，为防范国内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以银行信贷为主的大规模资金投放开闸，2009年全年新增信贷达到历史最高点9.59万亿元。此后，宏观政策急速转向，收紧地方政府和房地产领域融资，主要手段是正规银行信贷管控，包括信贷额度管理、资本金约束、贷存比管控等。
这导致大量项目后續融资严重不足，面临形成大面积坏账的风险，于是市场上先后出现了房地产信托、银信合作、银证合作、同业代付等渠道融资，提供短期过桥资金来化解潜在的流动性风险，这正是迅速膨胀的“中国式影子银行”的主要起源。
中金公司研究认为，在中国特定的经济和金融环境下，信托和银行理财为主的银行表外融资，可以说是正规融资渠道的一种补充，其逐步发展成为信贷紧缩下地方财政的代偿机制。
瑞银证券研究报告认为，造成“影子银行”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各项政策目标以及各种政策工具之间的错配和冲突。政府希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这就要求银行提供足够信贷；但与此同时，政府又为了控制宏观风险而设定了贷款额度、为了控制信用风险而实施了各种银行业监管条例。
金融业界并不否认，传统的银行信贷以外的融资方式快速发展有其积极意义。曾刚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式影子银行”修正了过度监管所导致的金融市场分割和扭曲，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效率，缓解了现有管制体系下的市场资金供求失衡，弥补了分业监管所导致的市场割裂问题，推动了不同金融机构和市场之间的竞争与融合，优化了金融结构，有效地弥补了传统金融产品难以服务的客户群体或需求类型。
此外，从资金价格改革的角度，“中国式影子银行”连通了官方管制利率市场和自由利率市场，有助于推进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相关报道详见本刊2011年第27期封面文章《祛魅影子银行》）。
1月29日，阎庆民在上述银行业理财业务热点问题座谈会上也称，大部分银行业理财资金都投向了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要求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高了资金配置效率，促进了银行业的改革转型，满足了客户的金融产品投资需求（相关报道详见本期文章《金融资管混业潮涌》）。
银监“外松内紧”
许多表外融资等创新业务项目，尽管银行不需要为其计提资本和拨备，但在风险暴露时，仍有可能由银行承担最终的责任
在外界看来，银监会只是从信托行业、银行理财业务等行业角度，回应行业热点问题，而有意与“影子银行”划清界限。但这并不妨碍银监会加速推进对信托和银行理财业务的规范和清理。
当前，银监会正推进对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业务的规范和引导，逐步修订和完善理财业务监管法规框架，在制度层面保证有法可依。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部有关人士对《财经》证实，正在研究细化和完善银行理财产品设计和投资的相关管理办法。
他认为，相关政策制定一定要注重实用性，如果商业银行对已经出台的、原本应该遵守的相关制度都无法做到，出台新规制的意义就不大。
1月29日，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部主任王岩岫一语道破银行理财业务的风险所在：目前仍有部分银行继续开展不规范的“资金池”理财业务，因此银监会将会把“资金池“理财业务列为今年现场检查重点。
从大范围的政策导向看，2013年银监会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的态度趋紧：要关注银行表外业务关联风险，严格监管理财产品设计、销售和资金投向，严禁未经授权销售产品，严禁销售私募股权基金产品，严禁误导消费者购买，实行固定收益和浮动收益理财产品分账经营、分类管理。
所谓分账经营、分类管理，即银监会将银行理财产品划分为保本类理财产品和非保本类理财产品两类，在此基础上采取保本类产品并表监管的政策。
银监会监管一部相关人士坦承，保本类理财产品入表这一政策有矛盾之处。他解释称，如果资金池业务并入表内，银行就会停止该业务。而事实上，这种业务是一种民众理财产品选择，同时也充当实体经济资金供给的重要通道，对金融市场创新有积极正面意义。
在中信银行一位副行长看来，包括资金池类的银行理财产品是否转入表内，仅仅是会计处理上的差异。若并入表内，会与现有的会计准则相冲突，比如保本类理财产品，并非当期发生的支付行为，而是银行100％保证，这与银行信用证无异。
但在银行业内，对此问题的看法存在巨大反差。2012年10月，肖钢撰文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庞氏骗局，在一定的条件下，投资者一旦失去信心并减少购买或退出理财产品，这样的击鼓传花便会停止。”当时，这一言论将银行信贷表外融资的风险担忧推至高潮。
业界均认为，这一矛头直指时下金融市场盛行的“资金池”业务。 让银监会感到压力的是，外界将上述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等银行表外融资等同于“影子银行”。而国际上通用的影子银行概念来自FSB，认为影子银行可以被广义地界定为由（部分或完全）在正规银行体系之外的实体及业务活动所构成的信用中介。
2008年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影子银行正是暴露危机的导火索，其核心就是金融业过度发展、自由放任和监管缺位。
在中国银监会看来，中国各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几乎按照“二银行”标准执行相关监管政策，并不存在游离监管之外之说，这与西方所说的影子银行是两回事。所以中国银监会一直三缄其口，言辞谨慎。直至肖钢上述言论公开，银监会高层才相继密集就“影子银行”问题表态。
据悉2012年底，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国际咨询委员会上称，中国的影子银行和国外的影子银行很不一样，外界所说的中国的影子银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影子银行。此后，银监会副主席蔡锷生在小范围媒体会上明确表示，信托不属于影子银行范畴。2013年1月29日，阎庆民关于银行理财业务的热点话题讨论，意在向外界强化其不属于影子银行的认识。
早在2010年刘明康在任银监会主席期间，银监会内部就对“影子银行”进行过广泛的讨论和研究，相关讨论以银信合作的一系列政策落地而暂告一段落。
不过，据《财经》记者了解，在学术研究的层面，银监会内部对影子银行的界定口径也有差异。一位银监会部门负责人表示，影子银行界定有两个基本要素，即银行体系外的融资和是否存在严重的流动性错配，据此测算，部分银行表外业务与影子银行特征类似，其规模大约在10万亿元。显然，这一部分的风险敞口相对较大。
从个人的角度，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赞同肖钢有关“庞氏骗局”的界定。他解释道：个别理财产品不在乎老的投资是否有足够的收益支付给投资人，而是发新产品募集资金置换到期产品，这不但具有国际上通行的“影子银行”特征，而且具备“庞氏骗局”的性质。
虽然不愿与“影子银行”扯上关系，但是监管部门和业界都认同，传统银行信贷以外的表外融资的扩张，的确对银行业带来了潜在的风险隐患。
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对《财经》记者表示，由于大量的表外业务或多或少都与银行相关，从消费者角度，信托和理财产品隐含着银行信用，看似这些业务在表外，但是真正风险发生时，银行很难洗脱自身的干系。
大量银行信贷被转移到表外，但由于这种转移在法律以及实践操作上都很难实现风险隔离，这也就意味着，许多表外的融资等创新业务项目，尽管银行不需要为其计提资本和拨备，但在风险暴露时，仍有可能由银行承担最终的责任。
厘清“中国特色”
“中国式影子银行”或多或少有商业银行的影子，从事的业务多类似于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直接融资成分较低，规模约为10万亿元
与上述银监会的忌讳心态不同，商业银行和银行业研究人员，则对“中国的本土影子银行”给予了不同于国际定义的明确界定。
中信银行一位副行长对《财经》记者表示，国际上影子银行服务于虚拟经济，中国的“影子银行”服务于实体经济，未来有可能向服务虚拟经济方向发展。在他看来，中国“影子银行”的范畴更窄，主要包含民间融资、VC/PE、担保公司、小贷公司等监管缺位的金融活动。
中国银监会专家顾问巴曙松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对中国的“影子银行”的范围界定不宜过大，严格意义上只有一小部分有国际上所谓的影子银行的特征，比如小额信贷、PE投资基金等，规模约为2万亿至3万亿元。亦即，“中国式影子银行”的隐含风险并不大。
上述观点与银监会较为接近，在他们看来，银行表外业务被称为影子银行显得颇为牵强。因为，按照国际定义的基本特征，中国的“影子银行”不具备多次证券化、批发融资的特性，以及监管缺位等基本特征。
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分金融研究人士看来，中国是否具备国外意义上的影子银行这一讨论并不重要，应在对影子银行中性化认识的基础上，摆脱影子银行局限于金融稳定的单项理解，从本土金融的实际出发，明确“中国式影子银行”的概念。从这一概念出发，观察和审视近几年来快速膨胀的银行表外融资这一金融现象。
曾刚认为，之所以称之为“中国式影子银行”，是因为其与国际上的影子银行的概念和功能也有相近之处。
国际上定义的“影子银行”的主体，由银行以外其他金融机构所主导，其最初目的，是跨越监管体系给传统银行形成的保护而开展竞争。而在中国，该业务主要仍由银行主导，其动因在于，银行试图规避现有监管政策的约束或额外成本。
国内外“影子银行”的运行机制也不相同，国外的影子银行以证券化为核心，而中国目前影子银行的主体更多充当补充银行融资的角色，信用创造是其功能的主要方面。
从融资模式上看，国内影子银行以零售融资为主，国外影子银行以批发为主。
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举行的有关影子银行的专题讨论会，一位参与讨论的人士透露，多位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界研究人员基本认同“中国式影子银行”的概念界定。
他进一步解释说，民间融资属于民商法等法律规制规范的范畴，并不属于“影子银行”。
从监管部门研究相关对策的角度看，“中国式影子银行”界定具体包括：银行信贷資产类理财产品（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信托收益权类理财产品、委托贷款类理财产品、特定资产收益权理财产品、委托债权投资类理财产品、资金池类理财产品等）、银银合作（同业代付、票据业务合作、受益权信托的买入返售以及“内保外贷”等）。据此推算，“中国式影子银行”规模约为10万亿元。
相比国外影子银行，“中国式影子银行”或多或少仍有商业银行的影子，从事的业务多类似于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直接融资成分仍然较低，与西方国家影子银行以批发融资和资产抵押证券为代表的业务模式有很大差别。 但是之所以称之为“影子银行”，是因为此类业务存在缺乏透明度、管理混乱、高杠杆率、高期限错配、高流动性错配和高风险错配等共同问题。
其潜在风险，也与国外影子银行有较大区别。“中国式影子银行”发端于分业监管格局下，产生之初便带有绕过信贷规模控制的规避监管、监管套利的色彩，目前虽然受到不同程度的监管，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相关机制建设缺失，基本不存在最后贷款人和风险处置机制。
潜在风险隐患
“中国式影子银行”依附于银行体系，隐含银行信用，资金最终流向实体经济，尚未脱离实体经济进入自我实现的阶段，其微观层面产品和行业风险不足为虑
无论是国外影子银行，还是“中国式影子银行”，监管层之所以给与极高的重视，源于其规模颇大，一旦爆发风险，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破坏性极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影子银行被视为始作俑者，监管教训难以忽略。
2012年，IMF对中国金融体系所进行的监测表明，中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但系统性风险正在积累，越来越易受到外部冲击。IMF副总裁朱民提醒：中国非传统的银行融资占比40％，也就是非银行业的影子银行，“这个比例已经很高”。
某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银行业和资本市场部主管合伙人认为，中资银行理财业务部门大多为内部独立部门，并非法人运作，风险防范缺乏与银行有效隔离，理财产品通常衍生出银行的名义风险。过去，已发生了多笔因投资项目、方向出现流动性风险银行垫款的情况。资金池运作更是如此，如果只有银行内部小部分人封闭运作，极易发生舞弊等操作性风险。
阎庆民也表示，银行理财业务个别银行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风险提示不到位等不规范销售行为，以及违规开展“资金池”理财业务等问题，导致风险边界模糊。
事实上，“资金池”运作类似于开放式基金。上述中信银行副行长对《财经》记者称，资金池运作本无可厚非。短期资金要获得较高收益，只能通过资金池运作才能实现，关键在于投资产品组合一旦与客户约定，就要按规定管理运作，让客户有充分的知情权。
在多数研究看来，“中国式影子银行”依附于银行体系，隐含银行信用，资金最终流向实体经济，尚未脱离实体经济进入自我实现的阶段，其微观层面产品、行业风险不足为虑。“应重点关注信用扩张带来的信贷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实体经济负债率上升。”央行研究局权威人士表示。
渣打银行2013年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报告称，中国企业与政府资产负债表已高度杠杆化， 2012年整个体系的杠杆达到了GDP的206％，创历史纪录。而在2000年，中国银行被政府救助时，这一比例仅为150％。该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称，真正的风险在于，金融体系在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时，会变得比以往更加脆弱。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研究报告称，“中国式影子银行”业务的资金提供方所获年息大都在10％左右。更有信托贷款利率在20％左右，远高于一年期银行贷款6％的基准利率。2012年中国企业500强的收入利润率才为4.67％，工业企业利润2012年三季度才首度由负转正，对比动辄10％以上的利息，实体经济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的资金成本。
该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进一步解释道，如此高的融资成本无异于饮鸩止渴，借新还旧和债务展期成了那些依靠“影子银行”的企业的唯一选择，企业资金链一旦遭遇严重冲击，整个链条上的参与者都会受到波及，中国式“庞氏骗局”也将出现。
当前新一轮城镇化启动在即，房地产市场逐步企稳回升，社会融资需求必将再度加码。
巴曙松近日在北京大学博雅论坛上说，广义货币（M2）的增速和GDP增速的差值，是衡量货币松紧的标准，2013年货币政策会延续2012年下半年逐步放松的趋势，其中影子银行等多元化银行表外融资还会快速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行业将面临杠杆加剧、融资成本上升双重难题，行业总体负债率可能再度攀升。而如果遇到经济下行周期，企业加速去杠杆，高负债率和较高的融资成本将放大企业信用风险，加剧风险破坏性。
据了解，央行正在探讨如何建立“中国式影子银行”的再救助机制。
在央行相關人士看来，“中国式影子银行”面临的风险和商业银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即流动性错配、期限错配、风险错配和使用杠杆。若没有足够监管，风险会过度积累。而由于最后贷款人和处置机制缺失，风险一旦暴露，很难在短时间快速遏制和有序处置，容易造成风险扩散。
不过，央行相关人士跟踪研究了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数量和资金运营，发现“中国式影子银行”具有很强的周期性特点，其规模膨胀与宏观经济周期密切相关。虽然尚难判断相关性是顺周期、逆周期，还是部分顺周期、逆周期，但基本可将其视为周期性产物。
央行应战监管
面对“中国式影子银行”的急速膨胀，业界人士更关注的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尚显不足，金融体制深化改革不够
无论是微观层面的产品风险和操作风险，还是对宏观领域金融、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都局限于影子银行本身风险的讨论，即金融稳定层面，这是国际上评估影子银行风险的主要切入点。
在中国，研究者尝试界定一个新的“中国式影子银行”概念，是因为他们发现，其对中国金融经济的潜在影响远非止于金融稳定层面，而具有更全面的经济影响和更深层的体制牵连。
从“中国式影子银行”本质出发，其绝大多数为银行信贷的替代产物，是中国社会资金的重要供给渠道，充当了宏观货币政策急速转向的润滑剂。
2012年底，中国央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额显示，全年社会融资规模达15.7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2.93万亿元。而全年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52.1％，同比低6.1个百分点。其中债券市场、信托融资和委托贷款等银行表外业务是社会资金主要部分，且表现极其活跃。 从单月看，2012年12月，社会呈现社会融资总额1.6万亿元，新增银行信贷仅为4563亿元，呈现出银行新增信贷规模回落但社会融资总额急速扩张的局面，这使得以往仅盯信贷调节社会资金供给的方式，已远远不够。但同时，社会融资总量的监控口径又无法完全涵盖社会资金的所有供给渠道，这增加了央行货币政策执行的难度。
央行在维持市场流动性方面也面临难题。
银行理财产品滚转发行，通常会出现季末集中到期，由此带来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波动非常剧烈，或者说，由于银行理财产品每天到期、新发行和展期所涉及资金规模也越来越大，而人民银行无法掌握详细的数据，增加其市场流动性操作的难度。
曾刚解释称，银行信贷资产类理财产品，在创造信用的同时，并不增加货币供应量，而只是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而银银合作，在统计口径上并未创造信用，但会导致货币数量的增加。以上情况意味着，不管是从银行的负债（货币）入手，还是从银行的资产（银行信贷，甚或社会融资总量），由于影子银行的存在，都会有相当规模的活动无法被纳入监测。
“央行越来越累了。”一位长期观察银行业的专家谈道，“央行并不掌握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到期和发行在内的诸多数据，平抑货币市场波动容易没有方向。”
2011年，央行主要使用28天和91天回购工具维持市场资金流稳定，当年两种工具使用占总次数的84％。2012年，中長期的工具无法应对短期大起大落的市场利率，央行随即减少了28天和91天期限回购工具的使用，增加更短期工具，7天、14天回购工具的使用比例占总次数的59％，初期效果明显，但不久即为巨量的银行理财和同业业务冲淡效果。当年中，以7天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为代表的货币市场利率仍然波动剧烈。
为此，央行舍弃短期市场流动性操作会增加成本的顾虑，启用SLO，将原来一周两次的短期流动性操作增加至五次。曾刚认为，央行此举正是为了维持市场流行性的稳定，至少维持短期融资市场利率稳定，是对市场变化的一种被动反应。
尽管如此，央行仍然很难精准地掌握银行理财产品滚转发行的具体数值，市场流动性操作的难题依然存在。数据获取还有待于监管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源显而易见，即当前分业监管带来的监管割裂。
业界认为，银信合作、银证合作等业务模式，对分业监管的监管体系提出了挑战，解决由于分业监管所造成的市场割裂和监管标准不同、减少监管套利空间，推动“一行三会”之间的政策协调已势在必行。
短期内，加强对银行表外业务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显得十分必要。中长期看，需要重新审视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推进其与中国金融行业的整体发展相适应。
决策高层还应赋予不同监管部门更多的政策独立性。
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宏观经济决策存在保增长、控制风险的两难选择，她建议，高层应该意识到经济发展存在的周期性特点，不要过于看重GDP增速，而不惜牺牲原来控风险的方式，宏观调控保证各个央行和监管部门政策的独立性，这将有利于缓解影子银行难题。
多位业界人士提醒，监管部门和决策高层需正视“中国式影子银行”的存在和多重作用。“影子银行”之所以像“影子”，是因为其信息披露不充分，从而导致金融监管和社会监督困难重重，更甚者，则会导致非正当竞争和欺诈等违规甚至犯罪行为。为此，应加强和规范银行表外业务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允许合理的风险暴露和市场违约。
面对“中国式影子银行”的急速膨胀，业界人士更关注的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尚显不足，金融体制深化改革不够。
一位央行人士在内部讨论上认为，当前中国正规金融体系发展不足，金融压抑长期存在，利率等管制尚未完全放开，当实体经济无法从正规的金融体系获得资金时，变相派生的庞大“影子银行”体系既是必要补充，亦隐含多重挑战，并对相对滞后的金融监管体制提出了迫切的改革要求。
本刊记者董欲晓、由曦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