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作为全球数字政府建设的先驱,英国在数字政府建设与数字化转型方面成效显著.基于英国数字政府建设和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与进展,围绕其在数字政府建设中面临的“碎片化”、跨部门与终端服务间的协同、数据壁垒与数据安全和数字人才等问题,考察英国数字政府转型的缘起及其动因,继而从价值理念、技术工具和制度保障等三个维度对英国数字政府转型的图景加以刻画和诠释.在此基础上,结合数字中国建设战略与发展导向,总结和提炼英国数字政府转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机 构】
:
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1815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全球数字政府建设的先驱,英国在数字政府建设与数字化转型方面成效显著.基于英国数字政府建设和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与进展,围绕其在数字政府建设中面临的“碎片化”、跨部门与终端服务间的协同、数据壁垒与数据安全和数字人才等问题,考察英国数字政府转型的缘起及其动因,继而从价值理念、技术工具和制度保障等三个维度对英国数字政府转型的图景加以刻画和诠释.在此基础上,结合数字中国建设战略与发展导向,总结和提炼英国数字政府转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其他文献
“多合一”场所形态、结构和功能组合多样,由于经济发展阶段、消防安全管理模式、产业布局、人文习惯等不同,点多线长面广、屡治屡犯、失控漏管等现实问题层出不穷,其火灾防控处于复杂且存在多样性矛盾的状态中.研究“多合一”场所火灾防控问题,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成为消防学者和实践者关注的重要课题.采用悖论思维,结合“多合一”场所火灾防控的特点、难点,用协同理论等价值观,从思维层面、责任层面、本质层面提出破解“多合一”场所火灾防控悖论问题的初步构想,最大限度提高“多合一”场所消防安全.
自20世纪50年代联合国推动社区发展工作以来,相关实践已近70年,但是相应的回顾与深层分析相对缺乏.通过对菲、印、墨、韩、英、美、加等典型国家社区发展实践的比较,能够分析出社区发展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社区发展均由国家力量主导,体现出“自上而下”的特征.相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介入具有“直接性”和“总体性”,发达国家则较多地以非政府组织为载体,困家介入具有“中介性”和“有限性”.社区发展往往以“反贫困”为第一任务,包含物质改善和价值改造的“二重性”,由于各国所面临
土地管理工作的复杂性决定了主体功能区土地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利用各政府部门的资源与优势共同促进主体功能区建设.如何在政策制定阶段整合各部门力量,提高各政策子系统间的协调配合能力是推动主体功能区土地政策建设的关键.基于政策协同的视角,从政策主体间、政策目标间和政策工具间协同的三个维度,对2011—2020年间134份中央层面土地政策文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主体功能区土地政策政策力度较低;主体功能区土地政策主体间协作配合性差;已发布的主体功能区土地政策目标间的协同存在差异,土地利用与土地保护的矛盾突出;主体功
政策终结实践层面的科学性依靠广泛的知识提供,在政策终结议程中体现为话语空间的“知识—权力”结构特征.知识权力和政治权力、社会权力作为政策终结话语空间的形成维度,共同对行为层面的政策终结施加影响,然而,通过知识拟合社会现实,却因知识在话语空间中的分散而难以按循证原则为政策终结收集全面资料,也难以判定决策是否符合理性与公共性追求.算法技术依托大数据与计算的原理令其可能在应用于政策终结议程、形成公共意见中显示超越个体的力量,成为政策终结的可用技术工具.在算法拯救循证的可能性之外,政策终结应用算法技术的限度和伦理
数字政府是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政府建设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支撑,是“十四五”时期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人民福祉的重要布局.基于结构功能分析法,对数字政府建设从“价值—结构—功能”三重向度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认为:数字政府建设的价值向度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应树立尊重人性的用户思维和科学分析的数据思维;数字政府建设的结构向度是重塑组织服务流程,应重构政府组织体系,优化公共服务流程和整合赋权,推动数据共享与开放协作;数字政府建设的功能向度是赋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刀切”政策执行方式是采用相对单一的标准将政策内容简单化处理的一种懒政行为.在“一刀切”式环保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三重搏弈:从央地政府间博弈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作出“一刀切”式的政策执行,是在中央政府监管严格、地方政府执行时间紧张且执行资源相对充分的情境下所选择的一种执行策略;从地方政府间博弈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间客观存在的晋升和资源竞争博弈,强化了地方政府在特定情境下采取“一刀切”式政策执行的动机,推动了该执行方式的扩散;从政策的执行者与政策对象间博弈的角度来看,“一刀切”式政策执行方式对政策对象的利
宜居住区是新时代宜居城市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未来城市高品质社区建设的目标所在.在本质上,宜居住区作为一种可持续社区,既应有合理的社区空间(结构)环境设计,也应有优美雅致的社区外在环境和优质高效的社区内在服务,还应是一种动态和谐的平安小区.新时代的宜居住区建设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一是设计科学合理的住区宜居空间结构,适时调整既有大型社区规模;二是加强社区生态绿色建设,打造高质量生活社区环境;三是注重平安和谐,营造公平正义且宜人的高品质住区;四是践行(房地产)企业社会责任,重塑宜居住区和品质社区新标杆.
“一网通办”被认为是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重要举措,探究其效果及其实现机制有助于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和优化营商环境.基于对上海市A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案例分析,发现“一网通办”通过应对政务服务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降低了企业显性的信息成本、材料成本和隐性的沟通成本、寻租成本.建议总结和推广“一网通办”有效举措,提升企业数据跨事项、跨部门共享水平,由“被动服务”转向“主动服务”模式,线上线下服务互补、加强政企沟通,以进一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孕育和生长于中国大地,因此在引领和推进国家建设中,展现出鲜明的制度优势和优良的治理效能.从机理上分析,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蕴含于政党主体间的结构耦合与要素互动之中,并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职能运行,呈现其治理过程和效能.聚焦主体建设是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可行途径,即应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化民主党派的责任意识和加大党派合作的制度供给,提升新型政党制度中组织平台的建设水平.
互联网平台技术的应用,既推动了平台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监管挑战.数字化、开放性等技术特性赋予互联网平台跨界性、双边网络效应、破除行业垄断等效能,并显著提高了网约车等平台经济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研究发现,平台监管举措如果无视互联网平台的技术特性,不仅会限制平台经济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会加大监管成本并削弱监管效果.因此,平台监管创新只有结合互联网平台的技术特性,善用其技术能力,才能更好地降低平台治理成本、提高其治理效果并引导技术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