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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28日，建设银行太原分行万柏林支行报案：在此开户的山西证券旗下的山西智信网络公司发现，其拥有1.5亿元存款的建行账户内，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只剩下20多万元。
公安机关即展开调查，此案被定名为“728”金融大案。
瓜蔓相连。此后几日，一个个银行内外的蛀虫相继出逃，依照办案人员的术语，以几大主犯的出逃日期将这些案件分别定名为“83案”、“85案”。“83案”指的是农行太原分行漪汾街分理处主任张建国出逃案，“85案”指的是农行太原分行水南关分理处主任杜建国出逃案。目前公安机关逮捕犯罪嫌疑人已多达30多名，还未归案的主要嫌疑人仍有四名。
到2004年11月初，“728系列案”基本清晰，案件共涉及山西省辖内银行分支机构近20家，涉案银行主要为农行、建行、交行、中行，被卷入转账等非涉案业务的银行则更多；涉案金额近10.38亿元，其中山西证券公司、山西智信网络公司、深圳广赢投资公司、山西万通资产公司等四家“山西證券系”企业共丢失银行存款本金约8.8亿元；另有数家企事业单位超过1亿元的银行存款丢失。
上述案件的情节和手法基本雷同：各大银行的基层分理处为了完成总行的存款任务，同时更为了另辟财路，均采取了高息吸收大额资金、转而用于高利贷或不法投机，这成为基层行“经营的奥秘”——典型的“以违规求发展”，同时以“发展”为名谋私利。
在具体操作中，每个分理处的案件均涉及分理处主任和会计－中间人－存款人－最后用款人几个环节，一般由中间人以高息（5％－8％）为诱饵拉来存款，通过银行工作人员私刻印章、偷换预留印鉴和伪造转账支票等手法将资金挪到其它账户，几经周转后再以更高利息提供给最后用款人，前面各个环节的人都收取好处费，而最终用款人则掌握了资金的使用权。
这种资金游戏不见天日，没有法律保障，只要能保持运转，各方皆大欢喜，但一旦破裂后，最终埋单的只有银行。目前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已经向存款客户支付的涉案资金都高达数亿元——其中交通银行涉案的2.95亿元储蓄资金，已经于今年春节前交付给山西证券；建设银行的2.06亿元日前也已承诺还款。尽管农业银行有关庭审尚未结束，但外界普遍认为，其对山西证券等机构的损失负责也只是早晚问题。
上述手法与此前爆发的中行哈尔滨河松支行案如出一辙。细细访察酿成这一惊天大案的重要人物朱玉杰、张建国、杜建国、胡吉贤的行迹，可以发现他们皆非手眼通天的大人物，甚至多半是市井之辈。这更加剧了人们的担心：究竟还有多少硕鼠隐藏在这一疏可走马的银行资金系统里？
朱玉杰其人
朱玉杰，作为最终用款人，涉案金额高达近5亿元，因此名列“728案”一号要犯，目前出逃境外，是公安部的B级通缉犯。
一位参与调查的重要知情人士给朱玉杰的定性是：“他是社会上的人。”言指朱具有当地黑社会背景。身为山西英特集团董事长的朱玉杰还曾是山西省第九届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山西省委员会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直到今年1月才因涉嫌参与金融诈骗活动，被撤销政协委员的资格。
朱玉杰是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今年43岁，外形瘦小。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朱玉杰在榆次创办飞龙装潢公司，并在榆次的农村信用社开户，其信用纪录并不好，有消息表明，至今朱玉杰还欠榆次农村信用社某分社30多万元贷款未还。
朱玉杰在榆次的原始积累，与一名叫马团林的金融重犯有关。1992年，晋中财委兴办了晋中地区工业购销总公司，其旗下的机电公司法人代表就是马团林。当时马在晋中骗贷上千万元，其中一部分资金就提供给了朱玉杰到大同发展。
1997年马团林伙同晋中建行经纬厂分理处主任史卫环，将太原博康药业公司存在该行的500万元资金，转到马名下的公司做投机生意。据知情者了解，这其中至少有200万元实际上交付了朱玉杰到太原搞经营。1999年马和史因此案被判重刑，但朱玉杰毫发无损。
事后看来，马团林的操作手法与朱此后大肆盗用银行资金有异曲同工之处，两人可谓难兄难弟：有人曾在1998-1999年间山西大饭店约见马团林，发现马和朱形影不离，每人身边均伴有年轻优雅的女秘书，令人印象深刻。
在榆次完成初步的原始积累后，朱玉杰把目光投向了位于山西省北麓的中等城市大同。1996年初，朱玉杰创办了大同英特俱乐部，主营餐饮和娱乐，一度成为大同地区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娱乐场所，并因主办一些赈灾义演活动而名噪一时，朱玉杰本人则被封上了“中国慈善企业家”的头衔。
但据记者在晋中的调查了解，朱玉杰的英特俱乐部事实上涉足色情活动，甚至曾通过当地文工团到四川物色了几十个女孩，到大同从事色情业。另有媒体报道说，截至案发，朱玉杰控制的英特俱乐部和太原市新型建材结构公司向大同市金融机构的累计贷款中，有1371万元尚未归还。
1998年前后朱玉杰到太原发展，通过关系在农行山西省分行营业部开户，并承接了山西农行大楼高达数千万元的装修工程，有数人指称他和农行的“大人物”交往深厚。另有媒体报道说，朱玉杰曾在菲律宾海景假日酒店包下赌场招待朋友。
在“728案”的系列案件中，朱玉杰是最主要的用款人。“728案”案情复杂，专案组挂在墙上的大幅资金流向图显示，多股资金从不同银行不同公司汇入朱玉杰控制的两核心公司：山西御龙工贸公司、山西银鑫科贸公司；然后再转走，完成洗钱的过程。不过，朱直接骗取的资金却不是来自农业银行，而是建设银行，金额为2亿元。其他案犯的资金有些也流入了朱玉杰的手中，包括另一要犯胡吉贤。这说明这些资金掮客将钱骗出银行后，朱玉杰通过支付高利、分成把钱拿过来用，朱玉杰涉案金额近5亿元。据调查，朱玉杰几乎没有留下重要资产在国内，自2004年7月19日在太原消失后，朱便音讯全无。
“83案”关系网
2004年7月28日，山西证券在建设银行的巨额资金不翼而飞后，公安部门立即立案侦查。就是在这一天中午，农业银行太原分行漪汾街分理处主任张建国带着会计郝小虎请自己的重要客户胡吉贤吃饭，张的朋友兼客户范光华作陪。席间，说起建行的案子，张建国不免兔死狐悲，闷闷不乐，并催促胡吉贤还款：胡此时挪用张所在分理处的资金尚有近2亿元缺口。胡一口允诺，说马上到北京去想办法。张建国大醉而归。
在张建国的心目中，胡是呼风唤雨的大老板。然而在这最后的午餐后，胡吉贤便失踪了，并因之成为“728案”的第二号案犯。8月2日，张建国接到上级行电话要求清查账目，第二天，他便和郝小虎一起逃离太原。80天后，张建国在北京良乡的一个砖瓦厂被抓捕归案。由于张在外逃嫌疑犯中最早归案，所以并没有出现在后来的通缉名单之中。
张建国临走前，写了一封信放在银行的办公桌上，大意是求告“银行行长各位大爷，再也不要让我拉存款完成任务了，这种金融管理制度需要改革，否则都要犯错误”云云。
这封信还开列出与他来往的欠钱大户，包括范光华1000多万元、魏家汉1000多万元、侯云峰1200万元，胡吉贤1亿多元等。最后张写道，“什么也说不清，怎么能说得清？”（这封信后来被媒体误传为农行另一外逃的分理部主任杜建国所留，经《财经》证实，实为张建国的故事。）这封荒诞又可悲的信函显示，是哪些人把张建国从一个贫寒子弟拉下深渊的。
张建国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范光华。张建国现年45岁，1996年从部队转业回家时，张一家三口还住在16平方米的房子里，与别人合用一间厨房。张建国工作卖力，除了吸烟喝酒，并无不良嗜好，2001年前后当上了分理处主任。
作为转业干部的张建国社会阅历有限，也没有精明专业的银行经营知识。他最早接触的是太原一储能燃料公司的经理范光华，后者对他进行了违规经营的启蒙，比如如何账外经营，如何通过私刻公章等手法把资金挪出再高息放贷出去，并告诉他别人都是这么运作的。
范据说“信誉很好”，经过小款存小款放，张建国渐渐食髓知味，懂得了银行的“经营之道”。到最后案发，范欠张的资金也达1000万元以上，范光华作为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不久即被拘押。
进一步诱发张建国欲罢不能的是魏家汉。案发后张建国曾表示，当上分理处主任的这几年，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给魏家汉打电话。出身河南农家的魏家汉是“83案”里的资金牵线人之一，40多岁，形象好，口才佳，经常吹嘘自己是高干子弟。
魏许诺说帮张建国拉存款，从中收回扣。但魏信用极差，每每将好处费独吞，存款人没拿到好处就把钱转走，魏又好言允诺再帮张联系存款，这样几次下来，张建国（其实是农行）白白损失了高额回扣费用，实际上背负了沉重的资金包袱。
魏家汉落网在张建国之前，当时他因追讨债务而绑架他人，被杏花岭公安局刑拘后又被保释。听说“728案”东窗事发，他以为张建国远遁，就投案自首，希望获得从轻发落，但没料到外逃的张建国很快被抓捕归案。
最后将事态扩大的是胡吉贤。张建国在被魏家汉一再骗取资金后，一直生活在窟窿无法填补的噩梦里。此时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胡吉贤。胡在太原河西区搞房地产，看上去很有名气和实力，胡告诉他可以从北京帮他拉4亿元存款，不但可以把魏的窟窿补上，自己还可以有钱用。张说不敢，一两亿就行，因为“完成任务多了的话下一年指标就要提高了”。
不久，胡吉贤果然拉来两亿元，存在农行1亿元，存在光大银行1亿元，胡不要回扣，但条件是 “你用一部分我用一部分”。在山西金融骗案中，胡吉贤是仅次于朱玉杰的大头目。胡主要是在农行和交行骗取资金，这并非事先分工，而是对能下手的银行都下手。目前看来，胡一早就准备卷钱逃跑，他号称在北京王府井投资了典当行，但经查并无此事，其实胡已将大部分资产转移到境外，只有胡在北京金融街金阳大厦17楼买下的一层房产，估价逾千万元，目前已被山西警方冻结。
泥足深陷后，张建国在歧途上越走越远。他在北京通过朋友的公司炒期货以期投机获利，对外放高利贷利息高达10％。但显然这窟窿终于还是越来越大，以致无法收场。
“85案”铁三角
2005年2月11日，山西警方千里奔袭从辽宁将案犯王利民缉捕。王利民从农行水南关支行的涉案金额为1亿多元，余额为8000万元左右。
从2000年开始，王以太原市通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身份，认识了时为农行太原分行水西关支行水南分理处（现为农行太原分行水南支行）主任的杜建国，并伙同田志刚等人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将证券、信托公司和企事业单位的巨额资金转入该网点，这一合作持续了四年。
搭上杜建国后，王利民一跃成为太原市炙手可热的“资金贩子”。很多企事业老总、个体老板绞尽脑汁，只为能结识王利民以期获得高息贷款机会。“业务”最繁忙时，王力民“马仔”每日的“必修课”就是盘点申请面见“王总”的人员名单，按照背景、事由、申报时间先后，分别安排召见时间。
王利民本人嗜赌，一掷千金。几年下来，亏空越来越大。据了解，后期王利民几乎每天与杜建国“探讨”：“咱们到底有多少窟窿？”从2004年开始，王利民开始到处选择合适的投资项目，希望能够尽快弥补可怕的资金黑洞，但这些“投资”大多并不成功。“728案”发后，王利民知道大势已去，于8月3日逃之夭夭。
目前杜建国和田志刚都仍在逃。有着山西财经学院研究生学历的杜建国天性多疑，自己控制着各类私刻的公章，在对外放款时亦遵循在额度内用一笔放一笔，“较为专业”，是个“老银行”。外逃前，杜建国是农行康乐街分理处的主任，而他原来一直是水南关分理处的主任，在水南关分理处升格为支行后，才被调离。杜在外人面前表现内向而老实，但熟悉他的朋友均了解他其实是个登徒子，养有多个情妇。
田志刚是王利民的好友。田据说是个“文人”，持有澳门护照，初步统计，田从杜建国处贷出了2亿多元资金。但据了解，田志刚是这被通缉的五人中比较有商业头脑的，他有不少正常的投资项目，是惟一被冻结的资产和损失金额相接近的案犯。
目前，王利民和杜建国的会计崔政均已归案。尽管崔只是个会计，但是在调查中也被发现他如法炮制了杜的做法，自己操作起小额的资金高息存贷。
上述案件所涉人员林林总总，但案情、手段与中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案件极为类似，其实并无“特色”；即使有差别，也只能是更为疯狂：事后办案人员发现，这些案犯有时用空白支票就下了账，连印章都来不及私刻，甚至只在银行短暂存放的工商验资户的资金也被挪用！事实上，银行高息揽存必然带来的是违规经营的高息放贷、账外经营，必然依靠内外勾结，这并不能用“偶然事件”来一言蔽之。目前，涉案金额最高的太原市农行原行長袁思义在今年2月间被调到省农行群工处，相当于离职处理，但至今尚未听说其他几家银行有追究高层领导责任的举措。
公安机关即展开调查，此案被定名为“728”金融大案。
瓜蔓相连。此后几日，一个个银行内外的蛀虫相继出逃，依照办案人员的术语，以几大主犯的出逃日期将这些案件分别定名为“83案”、“85案”。“83案”指的是农行太原分行漪汾街分理处主任张建国出逃案，“85案”指的是农行太原分行水南关分理处主任杜建国出逃案。目前公安机关逮捕犯罪嫌疑人已多达30多名，还未归案的主要嫌疑人仍有四名。
到2004年11月初，“728系列案”基本清晰，案件共涉及山西省辖内银行分支机构近20家，涉案银行主要为农行、建行、交行、中行，被卷入转账等非涉案业务的银行则更多；涉案金额近10.38亿元，其中山西证券公司、山西智信网络公司、深圳广赢投资公司、山西万通资产公司等四家“山西證券系”企业共丢失银行存款本金约8.8亿元；另有数家企事业单位超过1亿元的银行存款丢失。
上述案件的情节和手法基本雷同：各大银行的基层分理处为了完成总行的存款任务，同时更为了另辟财路，均采取了高息吸收大额资金、转而用于高利贷或不法投机，这成为基层行“经营的奥秘”——典型的“以违规求发展”，同时以“发展”为名谋私利。
在具体操作中，每个分理处的案件均涉及分理处主任和会计－中间人－存款人－最后用款人几个环节，一般由中间人以高息（5％－8％）为诱饵拉来存款，通过银行工作人员私刻印章、偷换预留印鉴和伪造转账支票等手法将资金挪到其它账户，几经周转后再以更高利息提供给最后用款人，前面各个环节的人都收取好处费，而最终用款人则掌握了资金的使用权。
这种资金游戏不见天日，没有法律保障，只要能保持运转，各方皆大欢喜，但一旦破裂后，最终埋单的只有银行。目前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已经向存款客户支付的涉案资金都高达数亿元——其中交通银行涉案的2.95亿元储蓄资金，已经于今年春节前交付给山西证券；建设银行的2.06亿元日前也已承诺还款。尽管农业银行有关庭审尚未结束，但外界普遍认为，其对山西证券等机构的损失负责也只是早晚问题。
上述手法与此前爆发的中行哈尔滨河松支行案如出一辙。细细访察酿成这一惊天大案的重要人物朱玉杰、张建国、杜建国、胡吉贤的行迹，可以发现他们皆非手眼通天的大人物，甚至多半是市井之辈。这更加剧了人们的担心：究竟还有多少硕鼠隐藏在这一疏可走马的银行资金系统里？
朱玉杰其人
朱玉杰，作为最终用款人，涉案金额高达近5亿元，因此名列“728案”一号要犯，目前出逃境外，是公安部的B级通缉犯。
一位参与调查的重要知情人士给朱玉杰的定性是：“他是社会上的人。”言指朱具有当地黑社会背景。身为山西英特集团董事长的朱玉杰还曾是山西省第九届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山西省委员会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直到今年1月才因涉嫌参与金融诈骗活动，被撤销政协委员的资格。
朱玉杰是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今年43岁，外形瘦小。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朱玉杰在榆次创办飞龙装潢公司，并在榆次的农村信用社开户，其信用纪录并不好，有消息表明，至今朱玉杰还欠榆次农村信用社某分社30多万元贷款未还。
朱玉杰在榆次的原始积累，与一名叫马团林的金融重犯有关。1992年，晋中财委兴办了晋中地区工业购销总公司，其旗下的机电公司法人代表就是马团林。当时马在晋中骗贷上千万元，其中一部分资金就提供给了朱玉杰到大同发展。
1997年马团林伙同晋中建行经纬厂分理处主任史卫环，将太原博康药业公司存在该行的500万元资金，转到马名下的公司做投机生意。据知情者了解，这其中至少有200万元实际上交付了朱玉杰到太原搞经营。1999年马和史因此案被判重刑，但朱玉杰毫发无损。
事后看来，马团林的操作手法与朱此后大肆盗用银行资金有异曲同工之处，两人可谓难兄难弟：有人曾在1998-1999年间山西大饭店约见马团林，发现马和朱形影不离，每人身边均伴有年轻优雅的女秘书，令人印象深刻。
在榆次完成初步的原始积累后，朱玉杰把目光投向了位于山西省北麓的中等城市大同。1996年初，朱玉杰创办了大同英特俱乐部，主营餐饮和娱乐，一度成为大同地区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娱乐场所，并因主办一些赈灾义演活动而名噪一时，朱玉杰本人则被封上了“中国慈善企业家”的头衔。
但据记者在晋中的调查了解，朱玉杰的英特俱乐部事实上涉足色情活动，甚至曾通过当地文工团到四川物色了几十个女孩，到大同从事色情业。另有媒体报道说，截至案发，朱玉杰控制的英特俱乐部和太原市新型建材结构公司向大同市金融机构的累计贷款中，有1371万元尚未归还。
1998年前后朱玉杰到太原发展，通过关系在农行山西省分行营业部开户，并承接了山西农行大楼高达数千万元的装修工程，有数人指称他和农行的“大人物”交往深厚。另有媒体报道说，朱玉杰曾在菲律宾海景假日酒店包下赌场招待朋友。
在“728案”的系列案件中，朱玉杰是最主要的用款人。“728案”案情复杂，专案组挂在墙上的大幅资金流向图显示，多股资金从不同银行不同公司汇入朱玉杰控制的两核心公司：山西御龙工贸公司、山西银鑫科贸公司；然后再转走，完成洗钱的过程。不过，朱直接骗取的资金却不是来自农业银行，而是建设银行，金额为2亿元。其他案犯的资金有些也流入了朱玉杰的手中，包括另一要犯胡吉贤。这说明这些资金掮客将钱骗出银行后，朱玉杰通过支付高利、分成把钱拿过来用，朱玉杰涉案金额近5亿元。据调查，朱玉杰几乎没有留下重要资产在国内，自2004年7月19日在太原消失后，朱便音讯全无。
“83案”关系网
2004年7月28日，山西证券在建设银行的巨额资金不翼而飞后，公安部门立即立案侦查。就是在这一天中午，农业银行太原分行漪汾街分理处主任张建国带着会计郝小虎请自己的重要客户胡吉贤吃饭，张的朋友兼客户范光华作陪。席间，说起建行的案子，张建国不免兔死狐悲，闷闷不乐，并催促胡吉贤还款：胡此时挪用张所在分理处的资金尚有近2亿元缺口。胡一口允诺，说马上到北京去想办法。张建国大醉而归。
在张建国的心目中，胡是呼风唤雨的大老板。然而在这最后的午餐后，胡吉贤便失踪了，并因之成为“728案”的第二号案犯。8月2日，张建国接到上级行电话要求清查账目，第二天，他便和郝小虎一起逃离太原。80天后，张建国在北京良乡的一个砖瓦厂被抓捕归案。由于张在外逃嫌疑犯中最早归案，所以并没有出现在后来的通缉名单之中。
张建国临走前，写了一封信放在银行的办公桌上，大意是求告“银行行长各位大爷，再也不要让我拉存款完成任务了，这种金融管理制度需要改革，否则都要犯错误”云云。
这封信还开列出与他来往的欠钱大户，包括范光华1000多万元、魏家汉1000多万元、侯云峰1200万元，胡吉贤1亿多元等。最后张写道，“什么也说不清，怎么能说得清？”（这封信后来被媒体误传为农行另一外逃的分理部主任杜建国所留，经《财经》证实，实为张建国的故事。）这封荒诞又可悲的信函显示，是哪些人把张建国从一个贫寒子弟拉下深渊的。
张建国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范光华。张建国现年45岁，1996年从部队转业回家时，张一家三口还住在16平方米的房子里，与别人合用一间厨房。张建国工作卖力，除了吸烟喝酒，并无不良嗜好，2001年前后当上了分理处主任。
作为转业干部的张建国社会阅历有限，也没有精明专业的银行经营知识。他最早接触的是太原一储能燃料公司的经理范光华，后者对他进行了违规经营的启蒙，比如如何账外经营，如何通过私刻公章等手法把资金挪出再高息放贷出去，并告诉他别人都是这么运作的。
范据说“信誉很好”，经过小款存小款放，张建国渐渐食髓知味，懂得了银行的“经营之道”。到最后案发，范欠张的资金也达1000万元以上，范光华作为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不久即被拘押。
进一步诱发张建国欲罢不能的是魏家汉。案发后张建国曾表示，当上分理处主任的这几年，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给魏家汉打电话。出身河南农家的魏家汉是“83案”里的资金牵线人之一，40多岁，形象好，口才佳，经常吹嘘自己是高干子弟。
魏许诺说帮张建国拉存款，从中收回扣。但魏信用极差，每每将好处费独吞，存款人没拿到好处就把钱转走，魏又好言允诺再帮张联系存款，这样几次下来，张建国（其实是农行）白白损失了高额回扣费用，实际上背负了沉重的资金包袱。
魏家汉落网在张建国之前，当时他因追讨债务而绑架他人，被杏花岭公安局刑拘后又被保释。听说“728案”东窗事发，他以为张建国远遁，就投案自首，希望获得从轻发落，但没料到外逃的张建国很快被抓捕归案。
最后将事态扩大的是胡吉贤。张建国在被魏家汉一再骗取资金后，一直生活在窟窿无法填补的噩梦里。此时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胡吉贤。胡在太原河西区搞房地产，看上去很有名气和实力，胡告诉他可以从北京帮他拉4亿元存款，不但可以把魏的窟窿补上，自己还可以有钱用。张说不敢，一两亿就行，因为“完成任务多了的话下一年指标就要提高了”。
不久，胡吉贤果然拉来两亿元，存在农行1亿元，存在光大银行1亿元，胡不要回扣，但条件是 “你用一部分我用一部分”。在山西金融骗案中，胡吉贤是仅次于朱玉杰的大头目。胡主要是在农行和交行骗取资金，这并非事先分工，而是对能下手的银行都下手。目前看来，胡一早就准备卷钱逃跑，他号称在北京王府井投资了典当行，但经查并无此事，其实胡已将大部分资产转移到境外，只有胡在北京金融街金阳大厦17楼买下的一层房产，估价逾千万元，目前已被山西警方冻结。
泥足深陷后，张建国在歧途上越走越远。他在北京通过朋友的公司炒期货以期投机获利，对外放高利贷利息高达10％。但显然这窟窿终于还是越来越大，以致无法收场。
“85案”铁三角
2005年2月11日，山西警方千里奔袭从辽宁将案犯王利民缉捕。王利民从农行水南关支行的涉案金额为1亿多元，余额为8000万元左右。
从2000年开始，王以太原市通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身份，认识了时为农行太原分行水西关支行水南分理处（现为农行太原分行水南支行）主任的杜建国，并伙同田志刚等人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将证券、信托公司和企事业单位的巨额资金转入该网点，这一合作持续了四年。
搭上杜建国后，王利民一跃成为太原市炙手可热的“资金贩子”。很多企事业老总、个体老板绞尽脑汁，只为能结识王利民以期获得高息贷款机会。“业务”最繁忙时，王力民“马仔”每日的“必修课”就是盘点申请面见“王总”的人员名单，按照背景、事由、申报时间先后，分别安排召见时间。
王利民本人嗜赌，一掷千金。几年下来，亏空越来越大。据了解，后期王利民几乎每天与杜建国“探讨”：“咱们到底有多少窟窿？”从2004年开始，王利民开始到处选择合适的投资项目，希望能够尽快弥补可怕的资金黑洞，但这些“投资”大多并不成功。“728案”发后，王利民知道大势已去，于8月3日逃之夭夭。
目前杜建国和田志刚都仍在逃。有着山西财经学院研究生学历的杜建国天性多疑，自己控制着各类私刻的公章，在对外放款时亦遵循在额度内用一笔放一笔，“较为专业”，是个“老银行”。外逃前，杜建国是农行康乐街分理处的主任，而他原来一直是水南关分理处的主任，在水南关分理处升格为支行后，才被调离。杜在外人面前表现内向而老实，但熟悉他的朋友均了解他其实是个登徒子，养有多个情妇。
田志刚是王利民的好友。田据说是个“文人”，持有澳门护照，初步统计，田从杜建国处贷出了2亿多元资金。但据了解，田志刚是这被通缉的五人中比较有商业头脑的，他有不少正常的投资项目，是惟一被冻结的资产和损失金额相接近的案犯。
目前，王利民和杜建国的会计崔政均已归案。尽管崔只是个会计，但是在调查中也被发现他如法炮制了杜的做法，自己操作起小额的资金高息存贷。
上述案件所涉人员林林总总，但案情、手段与中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案件极为类似，其实并无“特色”；即使有差别，也只能是更为疯狂：事后办案人员发现，这些案犯有时用空白支票就下了账，连印章都来不及私刻，甚至只在银行短暂存放的工商验资户的资金也被挪用！事实上，银行高息揽存必然带来的是违规经营的高息放贷、账外经营，必然依靠内外勾结，这并不能用“偶然事件”来一言蔽之。目前，涉案金额最高的太原市农行原行長袁思义在今年2月间被调到省农行群工处，相当于离职处理，但至今尚未听说其他几家银行有追究高层领导责任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