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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导向”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在20世纪后半叶迅速崛起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核心经济战略安排。近二三十年以来，外商投资和出口企业的迅猛扩张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也使得中国从近乎封闭的状态参与了全球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
依靠价格低廉的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政策要素，中国制造获得了充分的国际市场优势，并迅速将中国变成了一个全球制造业中心。1990～2007年间，中国的GDP复合增速为10.3%，同期出口年度复合增速为18.1%，进口复合增速17.3%，2007年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约60%。1994年以来，中国连续14年处于出口顺差的地位，且顺差规模越来越大，到2007年净出口占GDP总额高达8.8%。随着国内外经济产业的发展，中国过渡依赖出口、外部失衡的经济结构暴露出不可持续的特征，出口主导的经济结构面临结构转型的压力，同时价格低估的要素和产品也存在价格重估的迫切需要。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出口导向经济体所经历过的汇率升值、价格重估的经济阶段正在中国拉开序幕。
外部：释放债权
从外部角度来看，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经济体，持续的高额顺差既是中国向其他国家输出商品和服务所换来的债权，也意味着其他国家的持续负债，这种国家之间的持续高额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具备长期的可持续性。输出债权的是中国这些发展中国家，而不断积累债务的正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相当于富人不断向穷人借钱消费。
自1992年开始，美国进入了新一轮的疯狂债务期，直至2006年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例超过了6%，美国的债台高筑也预昭了美元持续贬值的趋势不可避免。自2001年以来，美元正在经历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二波剧烈贬值，只有泛滥的美元才能维系高消费、高负债的美国经济。
美元的泛滥与疲弱隐含着3层含义：其一是美元的剧烈贬值才能抹去几十年来美国贸易逆差所积累的外债规模，避免债务型经济的崩溃，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货币选项。在美国的出口逆差和高额负债局面没有得到改善之前，美元贬值的趋势仍将延续，国际货币体系动荡的风险增加；二是中国保持大规模的出口顺差仅仅是用自己过度低估的要素，向全世界输出了超值超额产品，本国居民并没有完全获得与经济增长相对应的福利提高，保持高顺差并不利于中国的利益；三是作为世界本位货币，美元的泛滥和疲软趋势将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推高全球通胀水平。
内部：价格重估
改善大幅顺差、改变经济增长格局，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转型方向。而经济的转型必然伴随着价格重估。一方面是保持对内价格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出口端价格，降低进口价格，即汇率升值或大幅下调出口退税；另一个方面是通过国内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的价格回归，全面推高中国产品和服务的国内价格。正因如此，在外向型经济转型的阶段，往往出现汇率大幅升值，出口增速回落的经济特征，如20世纪的日本和中国台湾。
人民币在2005年脱离了固定汇率体系的束缚，走向了有管理的浮动。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是，尽管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已超过了15%，但在此期间美元对其他货币的贬值幅度远超过了15%，因此出现了人民币对第三方货币(如欧元)贬值的现象，而且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总体汇率水平(有效汇率)是轻微贬值的，这种总体贬值的趋势依然违背了价格重估的方向，意味着人民币的价值低估状态并未得到修正，未来的人民币升值存在着更大的空间。
人民币的真正升值压力并非来自美国议会，而是源自于我国自身经济系统的正常反馈。世界范围内的美元泛滥和投资者对美元的抛弃，海量的美元流动性转换成人民币进入高增长的中国，形成强大的外汇储备和货币发行压力。不断加剧的外资流入使得近一两年来我国的基础货币发行量增速超过了30%，大大限制了中国反通胀政策的有效性。在外部通胀加剧，本国反通胀政策有效性大打折扣的情形下，中国要抵御恶性通胀的风险，尽早释放价格扭曲所累积的力量，加大汇率的升值幅度是最后的政策着力点。随着美元的持续走弱和人民币低估程度的加剧，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几乎已成为一个无法逆转而只会加速的长期趋势。
从成本的角度来看，美元的长期走弱将进一步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目前并没有观察到美元能够走强、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趋势能够逆转的任何迹象。随着外部原材料价格的持续走高，国内基础要素价格也将水涨船高，在国内外市场价格差距逐渐拉大的条件下，政府对能源等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管制将逐步放开。除原材料、劳动力价格上升之外，中国货币政策的被动性也加剧了国内的通胀风险。在人民币汇率水平不发生大幅调整的前提下，未来一两年中国的潜在通胀压力依然十分巨大。通胀进一步恶化的威胁依然存在，企业也将在较长时期内面临更大的成本上升压力。
出口企业面临挑战
总体来说，200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两大系统风险：一是尽管政府可能调整目前的紧缩货币政策并转向积极财政，但全球经济放缓和人民币汇率可能出现的全面加速升值将对出口企业形成较大的冲击，出口企业的冲击将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二是美元持续走弱推高全球通胀水平，外资流入造成国内货币供应过多，国内原材料、劳动力价格上升加快，要素成本不断上升，通胀形势依然严峻。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出口型企业，面临着价格和成本两端的双向挤压，如何在价格端掌控更大的定价空间，如何缩减成本提高效益已成为考验出口企业的长期挑战。在经济转型和价格重估的过程当中，定价能力低、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低附加值、低效率企业面临着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威胁，如何开拓新的国际、国内市场生存空间，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逐步完成产业升级已成为微观层面的一个普遍挑战。
依靠价格低廉的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政策要素，中国制造获得了充分的国际市场优势，并迅速将中国变成了一个全球制造业中心。1990～2007年间，中国的GDP复合增速为10.3%，同期出口年度复合增速为18.1%，进口复合增速17.3%，2007年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约60%。1994年以来，中国连续14年处于出口顺差的地位，且顺差规模越来越大，到2007年净出口占GDP总额高达8.8%。随着国内外经济产业的发展，中国过渡依赖出口、外部失衡的经济结构暴露出不可持续的特征，出口主导的经济结构面临结构转型的压力，同时价格低估的要素和产品也存在价格重估的迫切需要。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出口导向经济体所经历过的汇率升值、价格重估的经济阶段正在中国拉开序幕。
外部：释放债权
从外部角度来看，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经济体，持续的高额顺差既是中国向其他国家输出商品和服务所换来的债权，也意味着其他国家的持续负债，这种国家之间的持续高额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具备长期的可持续性。输出债权的是中国这些发展中国家，而不断积累债务的正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相当于富人不断向穷人借钱消费。
自1992年开始，美国进入了新一轮的疯狂债务期，直至2006年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例超过了6%，美国的债台高筑也预昭了美元持续贬值的趋势不可避免。自2001年以来，美元正在经历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二波剧烈贬值，只有泛滥的美元才能维系高消费、高负债的美国经济。
美元的泛滥与疲弱隐含着3层含义：其一是美元的剧烈贬值才能抹去几十年来美国贸易逆差所积累的外债规模，避免债务型经济的崩溃，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货币选项。在美国的出口逆差和高额负债局面没有得到改善之前，美元贬值的趋势仍将延续，国际货币体系动荡的风险增加；二是中国保持大规模的出口顺差仅仅是用自己过度低估的要素，向全世界输出了超值超额产品，本国居民并没有完全获得与经济增长相对应的福利提高，保持高顺差并不利于中国的利益；三是作为世界本位货币，美元的泛滥和疲软趋势将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推高全球通胀水平。
内部：价格重估
改善大幅顺差、改变经济增长格局，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转型方向。而经济的转型必然伴随着价格重估。一方面是保持对内价格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出口端价格，降低进口价格，即汇率升值或大幅下调出口退税；另一个方面是通过国内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的价格回归，全面推高中国产品和服务的国内价格。正因如此，在外向型经济转型的阶段，往往出现汇率大幅升值，出口增速回落的经济特征，如20世纪的日本和中国台湾。
人民币在2005年脱离了固定汇率体系的束缚，走向了有管理的浮动。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是，尽管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已超过了15%，但在此期间美元对其他货币的贬值幅度远超过了15%，因此出现了人民币对第三方货币(如欧元)贬值的现象，而且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总体汇率水平(有效汇率)是轻微贬值的，这种总体贬值的趋势依然违背了价格重估的方向，意味着人民币的价值低估状态并未得到修正，未来的人民币升值存在着更大的空间。
人民币的真正升值压力并非来自美国议会，而是源自于我国自身经济系统的正常反馈。世界范围内的美元泛滥和投资者对美元的抛弃，海量的美元流动性转换成人民币进入高增长的中国，形成强大的外汇储备和货币发行压力。不断加剧的外资流入使得近一两年来我国的基础货币发行量增速超过了30%，大大限制了中国反通胀政策的有效性。在外部通胀加剧，本国反通胀政策有效性大打折扣的情形下，中国要抵御恶性通胀的风险，尽早释放价格扭曲所累积的力量，加大汇率的升值幅度是最后的政策着力点。随着美元的持续走弱和人民币低估程度的加剧，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几乎已成为一个无法逆转而只会加速的长期趋势。
从成本的角度来看，美元的长期走弱将进一步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目前并没有观察到美元能够走强、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趋势能够逆转的任何迹象。随着外部原材料价格的持续走高，国内基础要素价格也将水涨船高，在国内外市场价格差距逐渐拉大的条件下，政府对能源等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管制将逐步放开。除原材料、劳动力价格上升之外，中国货币政策的被动性也加剧了国内的通胀风险。在人民币汇率水平不发生大幅调整的前提下，未来一两年中国的潜在通胀压力依然十分巨大。通胀进一步恶化的威胁依然存在，企业也将在较长时期内面临更大的成本上升压力。
出口企业面临挑战
总体来说，200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两大系统风险：一是尽管政府可能调整目前的紧缩货币政策并转向积极财政，但全球经济放缓和人民币汇率可能出现的全面加速升值将对出口企业形成较大的冲击，出口企业的冲击将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二是美元持续走弱推高全球通胀水平，外资流入造成国内货币供应过多，国内原材料、劳动力价格上升加快，要素成本不断上升，通胀形势依然严峻。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出口型企业，面临着价格和成本两端的双向挤压，如何在价格端掌控更大的定价空间，如何缩减成本提高效益已成为考验出口企业的长期挑战。在经济转型和价格重估的过程当中，定价能力低、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低附加值、低效率企业面临着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威胁，如何开拓新的国际、国内市场生存空间，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逐步完成产业升级已成为微观层面的一个普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