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犍陀罗故地寻找到法显和玄奘的足迹，我如此激动，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原因：这是我们历险考察的长途中第一次在文化意义上的逆向幸遇。
　　我以前曾经说过，古代中国走得比较远的有四种人，一是商人，二是军人，三是僧人，四是诗人。
　　商人谋利，军人从命，他们的远行虽然也会带来一些文化成果，但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企图却属于远行的僧人和诗人。
　　这四种人走路的远近也不一样。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走得远一点，而军人却走得不太远，因为中国历代皇帝多数不喜欢万里远征。
　　那么僧人与诗人呢？诗人，首先是边塞诗人，也包括像李白这样脚头特别散的大诗人，一生走的路倒确实不少，但要他们当真翻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这种愿望，也没有足够的意志、毅力和体能。诗人往往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绝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溃。至于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么万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艰辛大多逃之夭夭，然后又转过身来在行路者背后指指点点。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僧人就不一样了。宗教理念给他们带来了巨人的能量，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更是不惜穿越生命绝境，去获取精神上的经典，因此就有可能出现惊天地、泣鬼神的脚步。
　　于是，能走远路的其实只剩下了商人和僧人，而具有明确文化意图的只有僧人。
　　我们这一路走来，曾在埃及的红海边想象古代中国商人有可能抵达的极限，而在巴比伦和波斯古道，则已经可以判断他们千年之前明确无误的脚印。
　　千年之前，当其他古文明的马蹄刀剑挥洒千里万里的时候，中华文化还十分内向。终于有两个僧人走出，抱着精神文化的目的，要用中国文字来吸纳域外的智慧。我们与他们在犍陀罗逆向遭遇，但接下来，却不再逆向，而是要追随他们去考察印度，即他们所说的佛教圣地天竺了。
　　在塔克西拉的山坡上我一直在掐指估算，法显和玄奘经历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实际上是插入了异国他乡的历史，那么，插人了人家的哪一段历史呢？
　　法显是五世纪初年到达的，离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已有九百年，离阿育王护法也有六百多年，已经进人大乘佛教时代的中段。


　　大乘佛教经二百多年前的马鸣和一百多年前龍树的整理阐扬，在理论上已蔚为大观，在社会上则盛极一时。法显在我现在站立的地方向西不远处，当时叫弗楼沙的所在（今天的白沙瓦）曾见到过壮丽的“伽腻色伽大塔”，叹为观止，而当时这样的大塔比比皆是。这也就是说，他来对了时候。
　　玄奘比法显晚到了二百多年，已是大乘佛教时代的后期。但他比法显幸运的是，遇到了古代印度史上最后一位伟大的君主戒日王。戒日王正在以极高的政治威望和文化才能重振已处衰势的大乘佛教，对玄奘也优礼有加。那么，玄奘来的也正是时候。在戒日王之后，佛教衰微，以后就进入了密教时代。


　　他们在历史的辉煌期到达，敏捷的求索目光不能不关注辉煌的来源和去处。因此他们实际取到的东西，要比带回来的典籍多得多。
　　他们在研究佛教的时候不能不追溯佛教产生前的背景文化，例如吠陀文献，以及其中的《奥义书》，还有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等等。这一来，就由宗教碰撞到了一种古文明源头，既独立又深厚，品咂不尽。我本人曾钻研过一阵徐梵澄先生译的《五十奥义书》，又为了探索古代东方艺术史而苦读过婆罗多牟尼的《舞论》，已经深感这种文明的宏大和艰涩。面对一个古老文明，就像面对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海。光从书本里读读对大海的描绘是远远不够的，至少也应站到岸边闻一闻海腥味。法显、玄奘明白这一点，所以甘于历尽艰苦而来，成了东亚文明与中亚文明之间深层沟通的首批使者。


　　一切深层沟通都不能仅靠文字资料，而必须以脚步、目光乃至整个血肉之躯作为船筏。
　　人生太短促，要充分理解一种文明已经时间不够，更何况是多种文明。于是大家都变得匆忙，而匆忙中又最容易受欺，信了一些几经误传的信息作为判断的基点，既伤害了自己又伤害了文明。因此，应该抓紧时间多走一些路，用步履的辛劳走出受欺的陷阱。法显、玄奘在前，是一种永远的烛照。


　　我们，别看车轮滚滚，其实也就是在追摹他们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