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随着课外补习的日渐盛行，相关研究的数量显著增长，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补习的规模、性质及其政策启示等等，但这一研究领域仍处于发展初期。在现有文献中，在课外补习的概念界定上，还较为混乱；课外补习数据的收集亦比较困难，一方面调查对象可能没有能力提供所需信息或者不愿意透露相关补习信息，另一方面课外补习的调查问卷设计也有难度，问题设计难以做到既精确又能被调查对象完全理解；已有研究尝试用定量、定性或混合方法来分析课外补习的数据，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需基于特定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对课外补习的现象及相关研究问题进行阐释：比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课外补习的日渐盛行，相关研究的数量显著增长，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补习的规模、性质及其政策启示等等，但这一研究领域仍处于发展初期。在现有文献中，在课外补习的概念界定上，还较为混乱；课外补习数据的收集亦比较困难，一方面调查对象可能没有能力提供所需信息或者不愿意透露相关补习信息，另一方面课外补习的调查问卷设计也有难度，问题设计难以做到既精确又能被调查对象完全理解；已有研究尝试用定量、定性或混合方法来分析课外补习的数据，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需基于特定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对课外补习的现象及相关研究问题进行阐释：比较教育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视角，但在进行课外补习的国际比较时需格外谨慎。这一研究领域在不断发展，课外补习这一现象将会得到更好的研究和深入的理解。
其他文献
如何最好地培养下一代,这在人类社会始终是一个常常引发争论的重要话题,特别是当不同社会群体儿童的未来机会并非被平等分配时。学前教育这一领域折射出关于儿童本质的各种教育哲学理念,也反映出家长对文化传统或国家层面政策变化的态度。自2010年开始,中国政府大量增加对学前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旨在为更多3-6岁幼儿提供普惠性的学前教育服务。来自哪些家庭的孩子可以获得优质幼儿园资源?公办幼儿园是否有效提升了儿童早期发展?中国式学前教育领域的“混合市场”缩小还是加剧了不同背景儿童在发展方面的差距?这些政策问题催生了一个方
过去对于专门职业的研究主要遵循“特质模式”的路径,本文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从人们对职业生涯的主观体验来理解职业。这种方式揭示了职业的内部分化,即本文所关注的学术职业预示着不同的“工作世界”,每个世界中都有被编码的意义、理解、阐释和生涯路径,所有这些共同组成了一个职业。本文基于一项历时20年的追踪研究,旨在总结这一研究路径中的关键要素,分析学术职业经历随时间和机构的变化及其意涵。这个研究框架可以推广到对其他国家学术职业的研究、对其他专门职业的研究以及对其他群体的研究。
现代知识社会将教育提升到最高的地位,那些掌握了大量知识技能的人能够在这一新的社会现实中获得竞争优势并脱颖而出。尽管这种普遍的分析已成为观察家公认的真理,但对于知识和知识技能的实际含义仍然存在重大分歧,更不用说在现代社会中获得成功需要多少知识以及何种知识。本文通过对“知识”一词的一般概念以及这一概念所隐含的技能之特殊性质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将知识视为社会行动的能力,即行动力。这一理解具有重要意涵,最核心的观点是知识永远不会立即发挥作用,而是受到社会、政治和文化解释过程的约束--它从来都不能自行确定。
过去半个世纪中治理体系在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备受关注,本文旨在分析高等教育中治理的特点及其对学术领域的影响,通过考察一些传统模式以及1960一1980年代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辩论与分析,由此阐释大学治理的多样性。本文首先概述治理体系所要针对的核心实质问题,之后分析当前主流的大学治理方式的优缺点。在这一框架中,学者的观点将被特别关注——他们如何评价当前的治理系统,并通过关于学术职业的国际比较研究发现予以揭示。高等教育中的治理被总结为一种关于掌控权力的分配与主流治理方式的持续性实验,这个实验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寻求
目前德国的多数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而传统上多数适龄人口接受的是职业教育;但在高等教育持续扩张的背景下,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界线在模糊,并出现学术化的倾向。本文通过考察德国高等教育规模持续发展的状况,并分析其原因以及对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关系的影响。
本文考察了20世纪后期美国努力提供＂普及＂大学入学机会的高昂成本,作者带着美国如何为＂大众＂高等教育买单的问题,追溯了大学从公共资助向私人资金的转变。当20世纪70年代公共资助减少时,许多大学开始提高学费并寻求与公司订立研究合同。这两种策略得到联邦政府的支持（以学费补贴贷款和企业研究专利保护等形式）,但最终都促进了大学持续的＂商业化＂。在20世纪60年代,学生批判所谓的军-工复合体,起初他们要求一种更多为个人或私人目的服务的大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资金的减少使他们承担了巨额债务以弥补高等教育的成本。
本文高度概括了欧内斯特·帕斯卡雷拉和帕特里克·特伦兹尼基于美国1967-2003年间发表的5000余篇研究文献所做的两卷综述中的发现和结论。本文的重点并非某些特定的研究发现,而是着眼于大学生丰富的在校就读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学生学习及其学业成就带来的诸多影响。在概述关于学生所接受的教学课程、课堂经历、社团活动以及其他课外经历的影响效应的实证性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大学生的有效教育经历所具有的六大特征,这些特征既可理解为有效教育经历所共有的前提条件及内在动力,也是优质教育的标志。最后结合相关研究发现和六大特征
数字技术及其伴随的人工智能分析技术正在改变学习评价方式。数字化评价更具实施效率,更容易推广,能更有针对性地反映个体层面的表现,更贴近学习环境,更具互动性,并且支持更具想象力的、丰富多彩的、互动性强的、及时的反馈。不过,本文认为"更多、更快、更美"只是21世纪初期学习评价的一部分。学校亟需在学习内容和评价内容方面做出相应转变,而学生则需要完成更复杂的学习任务,这些学习任务超越认知领域,超出对知识内容的掌握,更强调对能力的塑造和对技能的掌握,包括软技能或通识能力等。本文试图探讨这一学习评价的前沿领域,研究
本文意在以历史的方法分析芝加哥大学长盛不衰的学术成果之成因，其论据来自在国际学术界较为知名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以及不那么为人熟知的政治学和人类学的芝加哥传统。结构性的设置对诸芝加哥学派的延续有积极的作用，尤其体现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对上述领域具有核心地位的学术期刊的支持。然而，与之相应的跨学科研究中心起到的作用之小令人惊讶，当然部分原因在于学派本质上就是学科性的；跨学科的本科生核心课对学派的促进作用不大，同样令人惊讶。最为显著的因素是芝加哥大学将社会科学的诸学科放在同一栋楼当中，社科楼和图书馆比
＂扎根理论＂自1967年被两位美国学者格拉斯和施特劳斯提出来之后,在社会科学研究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也经历了一些概念、技术乃至范式方面的变迁。然而,这种研究路径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具体如何操作？能够为我国当前的教育研究提供什么洞见？在我国独特的学术环境中面临什么挑战,需要什么本土化调适？这正是本文意图探讨的问题。本文首先介绍扎根理论的定义、提出的背景以及基本操作步骤和方法;然后通过一个来自中国课堂的教学实例,管窥扎根理论研究的一种可能样态;最后结合一个教学案例,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