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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吴梅村的戏剧创作于吴梅村明亡后隐居直到仕清这十年之内。笔者认为他写于此间的三部剧作以其独特的方式透露了作者最终走出背恩仕清的心理基础。本文以三剧作为文本基础，探究吴梅村从中透露出的复杂心态，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关注个人命运沦落的表象下涌动着传统伦理价值观的背离；第二，家国兴亡的历史幻灭感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生悲剧观。
关键词：吴梅村 戏剧 命运沦落 幻灭情绪 个体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吴梅村的戏剧《临春阁》、《通天台》、《秣陵春》，据学者研究认为创作于吴梅村明亡后隐居直到仕清这十年间。而这十年正是吴梅村精神上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这期间他从最初几欲自尽殉明，到后来辜负对他有特殊恩宠的崇祯皇帝，出仕满清沦为贰臣。笔者认为，他写于此间的三部剧作以其独特的方式透露了作者最终背恩仕清的心理基础。本文拟以三剧作为文本基础，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分析吴梅村折节仕清的思想缘由。
一 命运沦落的表象下涌动着传统伦理价值观的背离
吴梅村与崇祯皇帝是有着特殊遇合的君臣。当初，年轻的吴梅村一只脚才跨入仕途即卷入朝中激烈的党争，成为温体仁一党攻讦首辅周延儒的借口。是崇祯帝亲阅他引起争议的会试卷，大加赞赏，御笔亲批“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字，从而使异议得以平息。崇祯的青眼相看，令吴梅村风光无限，一时无两。如果不是明朝社稷倾覆，吴梅村凭皇帝之赏识于政坛扶摇直上未必不可能。明朝的覆亡却让他顷刻间沦为亡国之辱臣，仿佛一位登顶者一脚踏空跌入万丈深渊。命运的巨大逆转使他对个人在时代风暴、历史巨浪里不堪一击的脆弱与在劫难逃的悲剧有了深切的感受。这使得他的创作能够着眼于个体的人在沧桑巨变中的惨痛遭遇和命运沉沦，通过一个个个体生命的不幸来展示时代的苦难和人生的悲哀。不仅“梅村体”诗歌如此，他的戏剧作品也有同样的特点。《临春阁》中的张丽华在历史评价中向来很不堪，她与杨贵妃同样都是政治的牺牲品，却被定位为妲己一类的惑主狐媚，没能得到杨贵妃所拥有的后世同情。《临春阁》却为她做翻案文章，把她塑造成胸有韬略、忠心为国的女中豪杰。她与冼夫人一在朝堂，一在边关，苦撑危局。然而，满朝君昏臣庸，纵有张丽华的“看详奏章”、冼夫人的“巡视山河”，又岂能撑得住将倾之大厦？张丽华也就注定逃不过任人笑谑轻薄的悲剧命运。世人将张丽华定位在祸国妖孽，吴梅村则从张丽华的人生中看到一世抱负转头成空，心气高洁却零落成泥，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命运沉沦。冼夫人本是花木兰式的戎装女杰，为国守土，壮志凌云。然而，生不逢明主，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到头来一事无成，只落得看破红尘，入山修道。《秣陵春》中，主人公徐适及第前的遭遇是一个典型的沦落故事。身经丧乱，吴梅村看到无数从钟鸣鼎食沦为贫贱的悲剧，徐适的遭逢丧乱而流离沦落是当时此类悲剧的缩影。《通天台》中的沈炯说是替梁武帝鸣不平，待几碗酒下去便显出了原形——一个仕途失意、满腹牢骚的落魄文人——便对着异代帝王哭诉自己身世飘零如风中转蓬：“汉武皇呵……我如今在三条九陌，骑着一疋青骡，眼看着他们田、窦豪华，卫、霍矜夸，僮仆槎枒，歌笑淫哇。俺这一个不尴不尬的沈初明站在那里，好像个坎井虾蟆，霜后壶瓜。”（下文引用同书不再标示）原来个人沦落之痛才是他心底深处最深的痛！梅村戏剧最能触动人心的地方，当是对每个具体人物命运沉沦的演绎。悲悯的目光始终聚焦于一个个活生生具体人物的命运，显示吴梅村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
在传统儒家文化价值体系中，群体利益、集体价值是至高的，个体命运从属于群体命运，在群体利益面前个人的生命甚至可以忽视。儒家所推崇的圣贤从伯夷叔齐、屈原到文天祥，无不是站在群体利益的高度成仁取义。在吴梅村的时代，个体命运还无法和群体命运相提并论。但是，明中叶以来王阳明的心学、王艮的王学左派以及极富叛逆精神的李贽的出现，引领了在晚明形成高潮的追求个性解放、反对程朱理学束缚人性的人文思潮。王阴明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李贽说：“人即道也，道即人也。人外无道，而道外亦无人。”认为人心才是本体，理是外在的强加于心之上的。其学说旨在肯定人心的地位，大胆肯定人欲的合理性，主张尊重个人，给予人以更多的自由。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对儒家传统价值观造成了极大冲击，对封建士大夫人生态度、价值取向也必然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在明朝覆亡的刺激下，明末人传统的家国君父传统伦理观念获得强劲反弹、空前高涨，明亡时士大夫中许多人杀身成仁，殉节人数之多、殉节的方式之触目惊心都堪称空前。但是，晚明思想解放思潮仍是涌动在封建士子思想深处的潜流，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们的人生态度。在这种思想大背景下，吴梅村的戏剧创作中关注个体命运，着重描写大历史动荡下个人不幸的创作倾向就可以理解了。吴梅村的戏剧人物性格、故事设置都在以其特殊的方式隐曲地传达出作者的心曲。虽然剧中人物的思想不能与作者的思想混为一谈，但梅村戏剧的特点是剧中人往往是他自己的代言人，这个特点在《通天臺》中表现得特别典型，沈炯的境遇与吴梅村极为相似，沈炯某种意义上说即为吴梅村的化身。《通天台》剧中的沈炯清醒时想着梁武帝，心中似乎充溢着孤臣逆子的伤悲，几盏热酒下肚后涌上心头的却都是个人的人生失意、怀才不遇的伤感，活脱脱一个任何朝代都有的满腹牢骚的落魄文人。作为食禄守土的朝臣，人们没发现沈炯国难当头时有何救国存亡的作为，对社稷的倾覆他并无多少自责，对光复河山更无半点筹划；作为屈仕敌国的贰臣，对于旧主故国他也没有什么愧疚。吴梅村以历史人物沈炯故事为蓝本，却刻意淡化沈炯已出仕西魏做了贰臣的史实，而强调他天涯羁旅、无可归依的飘零境遇。故国沦亡沈炯确实心怀哀痛，但亡国之痛又是和个人命运的沦落之悲相交织的，更多的是关注他个人自身的命运。这种对自身生命的尊重可视为独立自由人格的萌芽。这正反映了受到晚明个性解放思想浸润的吴梅村的思想特点。尊重个体独立生存价值是在现代社会普遍推崇的价值观，生活在数百年前中国传统社会的吴梅村，不可能对此有清晰的认识，他的个体价值意识仍交织在封建伦理的基调之中，但毕竟在他的思想中已把个体命运提高到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正是基于这种复杂的心态，当清王朝以强权逼使其出仕时，在个人命运的考量与忠孝节义的固守发生矛盾，结果忠孝节义败下阵。因此，可以说，这种对传统伦理价值观的背离，是其走上变节仕清这条不归之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家国兴亡的历史幻灭感及与此引发的人生幻灭感
吴梅村戏剧还集中体现了他对历史真谛的思考和对人生意义的悲剧性认识。吴梅村变节仕清的人生选择，与他的人生幻灭感有着密切关系。而其对于人生世事的幻灭感基于其对历史的反思。三部剧作无论哪一部，剧中人物对国家气数已尽的感慨都随口就来。《秣陵春》王母位下箜篌娘子说南唐国主“一念牵缠，辜负了百般点化。这是天缘无分，王气将终”。《临春阁》智胜和尚说：“俺观江南王气将终，众生劫因已至。”《通天台》沈炯说：“只是兴亡大事，理数昭然。”剧中人的感叹折射了吴梅村内心深处的关于家国兴亡的幻灭情绪。《通天台》中羁旅长安的沈炯为遣愁登上汉武帝通天台。看到通天台满目萧条，联想到自家君主梁武帝的悲惨结局，悲不自胜而泣涕涟涟。被哭声惊动而显灵的汉武帝感叹道：“若论人世沧桑，哪个不到这个田地？便是孤家何等英雄，虽然宗庙园陵，粗成结果，究竟哀蝉落叶。”汉武帝的这段道白渗透着吴梅村对人生世事、家国兴亡的悲凉感悟，这就是：再强悍的生命也逃不脱最终的寂灭，汉武一世之雄杰到头来不过是一抔黄土，更何况芸芸众生？再强盛的王朝也逃不过灰飞烟灭的结局。秦砖汉瓦都化作尘与土，更何况内外交困的大明帝国？所谓家国天下，所谓九五之尊都逃不过盛极而衰、雨打风吹去的历史宿命。正如剧中汉武帝还对沈炯说：“沈卿，你家梁武帝，原是个西方古佛，恐怕那因缘缠绕，倒亏了一阵罡风，把有为世界一齐放倒，然后撒手逍遥，天然自在。这些兴亡陈迹，不过他蒲团上一回睡觉，竹篦子几句话头，你只管替他烦恼，为着甚来？”这番话看似汉武帝宽解沈炯，却流露出作者潜在的意识，即从佛家的空幻、寂灭的眼光来看，惨烈的改朝换代以及在此过程中亡国之君的悲惨遭遇，竟然可如“蒲团上一回睡觉，竹篦子几句话头”一般稀松平常，淡淡说起，轻轻放下。这番看似潇洒的话语中却透着浓浓的悲凉，它的背面是深深的幻灭：潮起潮落，时间将无情的一切荡涤干净，一切都归于虚空。既然家国兴亡原是历史长河中载浮载沉的正常现象，是不可逆的宿命，那么面对江山易主、王朝改姓历史进程，再赤诚的忠心、再周密的谋虑也只不过延缓灭亡的过程而已，结果都是螳臂当车，纵使粉身碎骨也改变不了历史大潮滚滚向前。《临春阁》创作于顺治初年，是三部戏中最早完成的。剧中第三出，智胜禅师为张贵妃说法，告知江南王朝气数将尽。禅师的话和《通天台》中汉武帝劝解沈炯的话同出一辙，都是认为国家的灭亡如同草木之盛衰荣枯一样，是自然运行的必然规律，既如此，作为天地间渺小的人，只能顺应神秘的天意。此外，谯国夫人冼氏的命运也散发着看透红尘世事的幻灭情绪。岭南节度使冼夫人纵有壮怀激烈的英雄气概和忠心报国的一片赤心，到头来还是无法力挽狂澜，挡不住陈朝灰飞烟灭的宿命，她自己也只落得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吴梅村戏剧中主要人物都是他抒发主观情志的化身，他并不在意人物形象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以冼夫人在前几出表现出的忠烈，她在得知江南沦陷、国君和贵妃皆死时，应该是举兵血战等激烈的反映，吴梅村却把她的结局安排为入道。突兀和牵强的情节安排，只能理解为吴梅村希图以此来表达他内心对世间万事皆空的幻灭情绪。《通天台》中初次露面的新朝君主在《秣陵春》里终于正式登场，主人公徐适因宋皇的赏识得中状元。《秣陵春》中已经没有《临春阁》中那对明王朝出于哀思而怒其不争的悲愤，表现出来的是万念俱灰之后的顺世。剧终李后主再次出现，他面对荒芜的旧日亭台说了一番彻悟的话：“世间的光景，自然是这样的。如今证了仙果，也不放在念头上。”李后主这种万念皆空的思想其实是属于吴梅村自己的，这种基于沧桑之感的虚无主义构成了吴梅村基本的历史观。
立功、立言、立德所谓“三不朽”是儒家人生观中理想的价值目标。吴梅村戏剧中所表达的历史幻灭感，从根本上即是对这一人生目标的怀疑和迷惘。他亲眼目睹了曾辉煌一时的明王朝在满清铁蹄下灰飞烟灭的惨痛过程。他试图从历史中去解释现实的困惑，然而他看到的却是周而复始的兴亡轮回，是一次次的华屋成丘，繁华成烟，沧海桑田。原来人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而毫无意义的，任何巨大而痛苦的代价所获得的都将逝去。对历史无法预料和掌握的幻灭和迷惘，引发了吴梅村人生的幻灭感。既然一切都是速朽和不可预测的，士人殚精竭虑建立的功业也就是无谓的。既然追求理想道德境界的“立德”這个正统儒家人生观中的终极价值目标，到头来不过是水月镜花的梦幻，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去拘执于忠孝节义等伦理纲常。从这个意义上看，吴梅村去方就圆而变节仕清，他对历史、人生的悲哀而深刻的幻灭感是其重要的心理基础。
吴梅村在清王朝压力下出仕。从国变之初几欲殉死的节士到为士林耻笑的贰臣，吴梅村于十年间经历了精神上的裂变和沉沦。在此期间创作的三部戏剧，以其细腻、清晰反映作者心灵轨迹而成为研究吴梅村仕清原因的重要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讲，三部剧作在吴梅村的精神变迁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75年版。
[2] 吴伟业，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 李贽：《焚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作者简介：张苏榕，女，1962—，江苏盐城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工作单位：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
关键词：吴梅村 戏剧 命运沦落 幻灭情绪 个体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吴梅村的戏剧《临春阁》、《通天台》、《秣陵春》，据学者研究认为创作于吴梅村明亡后隐居直到仕清这十年间。而这十年正是吴梅村精神上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这期间他从最初几欲自尽殉明，到后来辜负对他有特殊恩宠的崇祯皇帝，出仕满清沦为贰臣。笔者认为，他写于此间的三部剧作以其独特的方式透露了作者最终背恩仕清的心理基础。本文拟以三剧作为文本基础，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分析吴梅村折节仕清的思想缘由。
一 命运沦落的表象下涌动着传统伦理价值观的背离
吴梅村与崇祯皇帝是有着特殊遇合的君臣。当初，年轻的吴梅村一只脚才跨入仕途即卷入朝中激烈的党争，成为温体仁一党攻讦首辅周延儒的借口。是崇祯帝亲阅他引起争议的会试卷，大加赞赏，御笔亲批“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字，从而使异议得以平息。崇祯的青眼相看，令吴梅村风光无限，一时无两。如果不是明朝社稷倾覆，吴梅村凭皇帝之赏识于政坛扶摇直上未必不可能。明朝的覆亡却让他顷刻间沦为亡国之辱臣，仿佛一位登顶者一脚踏空跌入万丈深渊。命运的巨大逆转使他对个人在时代风暴、历史巨浪里不堪一击的脆弱与在劫难逃的悲剧有了深切的感受。这使得他的创作能够着眼于个体的人在沧桑巨变中的惨痛遭遇和命运沉沦，通过一个个个体生命的不幸来展示时代的苦难和人生的悲哀。不仅“梅村体”诗歌如此，他的戏剧作品也有同样的特点。《临春阁》中的张丽华在历史评价中向来很不堪，她与杨贵妃同样都是政治的牺牲品，却被定位为妲己一类的惑主狐媚，没能得到杨贵妃所拥有的后世同情。《临春阁》却为她做翻案文章，把她塑造成胸有韬略、忠心为国的女中豪杰。她与冼夫人一在朝堂，一在边关，苦撑危局。然而，满朝君昏臣庸，纵有张丽华的“看详奏章”、冼夫人的“巡视山河”，又岂能撑得住将倾之大厦？张丽华也就注定逃不过任人笑谑轻薄的悲剧命运。世人将张丽华定位在祸国妖孽，吴梅村则从张丽华的人生中看到一世抱负转头成空，心气高洁却零落成泥，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命运沉沦。冼夫人本是花木兰式的戎装女杰，为国守土，壮志凌云。然而，生不逢明主，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到头来一事无成，只落得看破红尘，入山修道。《秣陵春》中，主人公徐适及第前的遭遇是一个典型的沦落故事。身经丧乱，吴梅村看到无数从钟鸣鼎食沦为贫贱的悲剧，徐适的遭逢丧乱而流离沦落是当时此类悲剧的缩影。《通天台》中的沈炯说是替梁武帝鸣不平，待几碗酒下去便显出了原形——一个仕途失意、满腹牢骚的落魄文人——便对着异代帝王哭诉自己身世飘零如风中转蓬：“汉武皇呵……我如今在三条九陌，骑着一疋青骡，眼看着他们田、窦豪华，卫、霍矜夸，僮仆槎枒，歌笑淫哇。俺这一个不尴不尬的沈初明站在那里，好像个坎井虾蟆，霜后壶瓜。”（下文引用同书不再标示）原来个人沦落之痛才是他心底深处最深的痛！梅村戏剧最能触动人心的地方，当是对每个具体人物命运沉沦的演绎。悲悯的目光始终聚焦于一个个活生生具体人物的命运，显示吴梅村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
在传统儒家文化价值体系中，群体利益、集体价值是至高的，个体命运从属于群体命运，在群体利益面前个人的生命甚至可以忽视。儒家所推崇的圣贤从伯夷叔齐、屈原到文天祥，无不是站在群体利益的高度成仁取义。在吴梅村的时代，个体命运还无法和群体命运相提并论。但是，明中叶以来王阳明的心学、王艮的王学左派以及极富叛逆精神的李贽的出现，引领了在晚明形成高潮的追求个性解放、反对程朱理学束缚人性的人文思潮。王阴明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李贽说：“人即道也，道即人也。人外无道，而道外亦无人。”认为人心才是本体，理是外在的强加于心之上的。其学说旨在肯定人心的地位，大胆肯定人欲的合理性，主张尊重个人，给予人以更多的自由。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对儒家传统价值观造成了极大冲击，对封建士大夫人生态度、价值取向也必然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在明朝覆亡的刺激下，明末人传统的家国君父传统伦理观念获得强劲反弹、空前高涨，明亡时士大夫中许多人杀身成仁，殉节人数之多、殉节的方式之触目惊心都堪称空前。但是，晚明思想解放思潮仍是涌动在封建士子思想深处的潜流，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们的人生态度。在这种思想大背景下，吴梅村的戏剧创作中关注个体命运，着重描写大历史动荡下个人不幸的创作倾向就可以理解了。吴梅村的戏剧人物性格、故事设置都在以其特殊的方式隐曲地传达出作者的心曲。虽然剧中人物的思想不能与作者的思想混为一谈，但梅村戏剧的特点是剧中人往往是他自己的代言人，这个特点在《通天臺》中表现得特别典型，沈炯的境遇与吴梅村极为相似，沈炯某种意义上说即为吴梅村的化身。《通天台》剧中的沈炯清醒时想着梁武帝，心中似乎充溢着孤臣逆子的伤悲，几盏热酒下肚后涌上心头的却都是个人的人生失意、怀才不遇的伤感，活脱脱一个任何朝代都有的满腹牢骚的落魄文人。作为食禄守土的朝臣，人们没发现沈炯国难当头时有何救国存亡的作为，对社稷的倾覆他并无多少自责，对光复河山更无半点筹划；作为屈仕敌国的贰臣，对于旧主故国他也没有什么愧疚。吴梅村以历史人物沈炯故事为蓝本，却刻意淡化沈炯已出仕西魏做了贰臣的史实，而强调他天涯羁旅、无可归依的飘零境遇。故国沦亡沈炯确实心怀哀痛，但亡国之痛又是和个人命运的沦落之悲相交织的，更多的是关注他个人自身的命运。这种对自身生命的尊重可视为独立自由人格的萌芽。这正反映了受到晚明个性解放思想浸润的吴梅村的思想特点。尊重个体独立生存价值是在现代社会普遍推崇的价值观，生活在数百年前中国传统社会的吴梅村，不可能对此有清晰的认识，他的个体价值意识仍交织在封建伦理的基调之中，但毕竟在他的思想中已把个体命运提高到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正是基于这种复杂的心态，当清王朝以强权逼使其出仕时，在个人命运的考量与忠孝节义的固守发生矛盾，结果忠孝节义败下阵。因此，可以说，这种对传统伦理价值观的背离，是其走上变节仕清这条不归之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家国兴亡的历史幻灭感及与此引发的人生幻灭感
吴梅村戏剧还集中体现了他对历史真谛的思考和对人生意义的悲剧性认识。吴梅村变节仕清的人生选择，与他的人生幻灭感有着密切关系。而其对于人生世事的幻灭感基于其对历史的反思。三部剧作无论哪一部，剧中人物对国家气数已尽的感慨都随口就来。《秣陵春》王母位下箜篌娘子说南唐国主“一念牵缠，辜负了百般点化。这是天缘无分，王气将终”。《临春阁》智胜和尚说：“俺观江南王气将终，众生劫因已至。”《通天台》沈炯说：“只是兴亡大事，理数昭然。”剧中人的感叹折射了吴梅村内心深处的关于家国兴亡的幻灭情绪。《通天台》中羁旅长安的沈炯为遣愁登上汉武帝通天台。看到通天台满目萧条，联想到自家君主梁武帝的悲惨结局，悲不自胜而泣涕涟涟。被哭声惊动而显灵的汉武帝感叹道：“若论人世沧桑，哪个不到这个田地？便是孤家何等英雄，虽然宗庙园陵，粗成结果，究竟哀蝉落叶。”汉武帝的这段道白渗透着吴梅村对人生世事、家国兴亡的悲凉感悟，这就是：再强悍的生命也逃不脱最终的寂灭，汉武一世之雄杰到头来不过是一抔黄土，更何况芸芸众生？再强盛的王朝也逃不过灰飞烟灭的结局。秦砖汉瓦都化作尘与土，更何况内外交困的大明帝国？所谓家国天下，所谓九五之尊都逃不过盛极而衰、雨打风吹去的历史宿命。正如剧中汉武帝还对沈炯说：“沈卿，你家梁武帝，原是个西方古佛，恐怕那因缘缠绕，倒亏了一阵罡风，把有为世界一齐放倒，然后撒手逍遥，天然自在。这些兴亡陈迹，不过他蒲团上一回睡觉，竹篦子几句话头，你只管替他烦恼，为着甚来？”这番话看似汉武帝宽解沈炯，却流露出作者潜在的意识，即从佛家的空幻、寂灭的眼光来看，惨烈的改朝换代以及在此过程中亡国之君的悲惨遭遇，竟然可如“蒲团上一回睡觉，竹篦子几句话头”一般稀松平常，淡淡说起，轻轻放下。这番看似潇洒的话语中却透着浓浓的悲凉，它的背面是深深的幻灭：潮起潮落，时间将无情的一切荡涤干净，一切都归于虚空。既然家国兴亡原是历史长河中载浮载沉的正常现象，是不可逆的宿命，那么面对江山易主、王朝改姓历史进程，再赤诚的忠心、再周密的谋虑也只不过延缓灭亡的过程而已，结果都是螳臂当车，纵使粉身碎骨也改变不了历史大潮滚滚向前。《临春阁》创作于顺治初年，是三部戏中最早完成的。剧中第三出，智胜禅师为张贵妃说法，告知江南王朝气数将尽。禅师的话和《通天台》中汉武帝劝解沈炯的话同出一辙，都是认为国家的灭亡如同草木之盛衰荣枯一样，是自然运行的必然规律，既如此，作为天地间渺小的人，只能顺应神秘的天意。此外，谯国夫人冼氏的命运也散发着看透红尘世事的幻灭情绪。岭南节度使冼夫人纵有壮怀激烈的英雄气概和忠心报国的一片赤心，到头来还是无法力挽狂澜，挡不住陈朝灰飞烟灭的宿命，她自己也只落得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吴梅村戏剧中主要人物都是他抒发主观情志的化身，他并不在意人物形象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以冼夫人在前几出表现出的忠烈，她在得知江南沦陷、国君和贵妃皆死时，应该是举兵血战等激烈的反映，吴梅村却把她的结局安排为入道。突兀和牵强的情节安排，只能理解为吴梅村希图以此来表达他内心对世间万事皆空的幻灭情绪。《通天台》中初次露面的新朝君主在《秣陵春》里终于正式登场，主人公徐适因宋皇的赏识得中状元。《秣陵春》中已经没有《临春阁》中那对明王朝出于哀思而怒其不争的悲愤，表现出来的是万念俱灰之后的顺世。剧终李后主再次出现，他面对荒芜的旧日亭台说了一番彻悟的话：“世间的光景，自然是这样的。如今证了仙果，也不放在念头上。”李后主这种万念皆空的思想其实是属于吴梅村自己的，这种基于沧桑之感的虚无主义构成了吴梅村基本的历史观。
立功、立言、立德所谓“三不朽”是儒家人生观中理想的价值目标。吴梅村戏剧中所表达的历史幻灭感，从根本上即是对这一人生目标的怀疑和迷惘。他亲眼目睹了曾辉煌一时的明王朝在满清铁蹄下灰飞烟灭的惨痛过程。他试图从历史中去解释现实的困惑，然而他看到的却是周而复始的兴亡轮回，是一次次的华屋成丘，繁华成烟，沧海桑田。原来人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而毫无意义的，任何巨大而痛苦的代价所获得的都将逝去。对历史无法预料和掌握的幻灭和迷惘，引发了吴梅村人生的幻灭感。既然一切都是速朽和不可预测的，士人殚精竭虑建立的功业也就是无谓的。既然追求理想道德境界的“立德”這个正统儒家人生观中的终极价值目标，到头来不过是水月镜花的梦幻，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去拘执于忠孝节义等伦理纲常。从这个意义上看，吴梅村去方就圆而变节仕清，他对历史、人生的悲哀而深刻的幻灭感是其重要的心理基础。
吴梅村在清王朝压力下出仕。从国变之初几欲殉死的节士到为士林耻笑的贰臣，吴梅村于十年间经历了精神上的裂变和沉沦。在此期间创作的三部戏剧，以其细腻、清晰反映作者心灵轨迹而成为研究吴梅村仕清原因的重要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讲，三部剧作在吴梅村的精神变迁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75年版。
[2] 吴伟业，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 李贽：《焚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作者简介：张苏榕，女，1962—，江苏盐城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工作单位：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