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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初到英国爱丁堡，有朋友建议去看看皇家植物园。闭着眼也能想象出植物园的情景，无非是些奇异艳丽的花草，虽然养眼，却不是我的专业和兴趣所在，加之日程紧凑，不去也罢，于是婉拒了朋友的提议。时隔数年，每每想起英伦之行，仍然庆幸自己的决定“英明伟大”，舍弃植物园却换回几个城堡和教堂，物有所值、毫无缺憾。
然而，最近看过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教授埃里克·莫格勒（Erik Mueggler）的《纸之路：中国西部的植物探险—档案与亲历》（Paper Road： Archive and Experience in the Botanical Exploration in West China and Tibet， California， 2011）一书之后，原本得意的心态却受到不小的震动。每个看罢此书的读者大概都会得出如下结论：不要把植物园当作自然科学家的专利，对于那些研究海外中国学或者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者来说，爱丁堡植物园或皇家丘园都绝对值得一看。
英国的植物园最早创立于十八世纪后半期，其发展历程与帝国的殖民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王室贵族们不惜花费重金去搜罗帝国各地的奇珍异宝时，植物学家们也按捺不住猎奇的欲望，想要一试身手。既然皇宫里罗列着来自东方的珍藏，植物园中为何不能齐集异国的花草？植物园的绮丽正有如皇宫的奢华，都同样折射着帝国领土的广袤和无法企及的辉煌。
对于欧洲殖民者来说，充满异域风情的中国无疑最具吸引力。十八世纪，整个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各国皇室争相追捧带有中国风格的物品，此种风尚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于是，当商人们紧盯着丝绸和瓷器的时候，植物学家们也雄心勃勃，想要把中国的植物移栽到万里之外的西洋花园中。
十八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中就不乏植物学家。法国传教士汤执中曾向巴黎邮寄了大量标本和种子，臭椿和银杏等植物就是由他引入欧洲的。法国人涉足的领域，英人绝不甘落后。十八世纪中期，“英国皇家丘园”（Royal Botanical Garden at Kew）和“伦敦园艺协会”（Horticultural Society of London，一八六一年更名为“皇家园艺协会”）开始向广州派驻植物学家，一是为了寻找新奇植物，二是学习中国的园艺技术。不过，当时的中国尚处在闭关锁国的状态，英国植物学家的搜寻范围被严格地限制在广州一地。一七九三年马戛尔尼使团以及一八一六年亚美士德使团访问北京为英国人提供了少有的在中国内地采集植物的机会，伦敦园艺协会主席兼皇家丘园顾问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伯爵立即在使团的随行人员中安插了一些植物学家，要他们将新物种的标本、种子以及活体植株送回丘园。
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沿海和内地的大门，蜂拥而至的英国商人、士兵和外交官后面还跟着植物学家。正像搜集瓷器的商人们有自己的贸易渠道一样，植物学家们也建立了一套独立的采集和运输系统，英国驻华领事馆以及中国海关是这套系统中的重要节点。到一八八零年，英国已经在二十个中国城市开设了领事馆，雇用了二百多名外交官。而中国海关的六百名欧洲雇员中，有三分之二是英国人。很多外交官把植物学当作业余爱好，休假时就在领事馆周边地区做田野调查和采集工作，有时则雇用一些中国农民去帮助搜集植物。例如，一八七五年“滇案”中被云南边民杀死的英国外交官马嘉理就是一个植物爱好者，他在日记中留下了很多关于采集植物的记录。在湖北宜昌海关任职的英国官员韩尔礼（Augustine Henry）曾先后在湖北、四川、海南、台湾和云南等地采集植物，还出版了《中国经济植物》（Notes on Economic Botany of China， 1893）和《台湾植物表》（A List of Plants from Formasa， 1896）等专著。在英国以及东方的汉学圈内，人们似乎忘记了他是一名海关职员，而把他当作研究中国高山植物的领军专家。
从理论上讲，西方人在中国大规模采集植物的行动并不符合中国法律，事实上，他们出现在条约口岸以外的地方本身就属于非法。大批植物种子和标本被运往国外，其性质跟掠夺中国的资源财富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比起搜集瓷器珍玩的西方商人，植物学家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却没有那么恶劣，原因主要是大多数中国人把采集植物的行为等同于采集中草药，既然是治病救人，自然就不是坏事。
不过，英国人很快发现，比起扛着瓷罐子回家，采集植物可要麻烦许多。由于英国纬度较高，并非所有在中国搜集到的植物都可以在英国植物园成活。只有高纬度或者高海拔的耐寒植物才能适应英国的气候。中国北方固然有不少高纬度耐寒植物，但那里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英国人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紧张态势。
几经研究，英国植物学家发现，中国西南川、藏、滇等地是理想的植物调查和采集区域，这里的高山植物分布较广，物种繁多，也适宜在英国生长。此外，与中国西南相毗邻的印度和缅甸正是英国在东方的大本营。一八八五年，英国吞并缅甸后便建立了一条直达云南的陆路交通线。一八九七年，中英《续议缅甸条约》允许英国利用这条道路开展贸易，这为大英帝国提供了在中国西南与法国人一决高下的机会。恰在此时，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从川滇等地带回了数千枚种子和标本，其中包含了三十余种报春花科的新物种，这些入藏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种子和标本极大地刺激了英国植物探险家，他们发誓要超过先行一步的法国同行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乔治·弗雷斯特（George Forrest）开始了他前后持续近三十年的中国之行。
从一九零四到一九三二年，弗雷斯特先后七次到中国西南进行植物探险。在川、藏、滇交界的崇山峻岭间，他不但要迎接自然界的挑战，跨越险途、抵御严寒，还要面对各种人为的威胁。一九零四年，他的第一次探险之旅就与荣赫鹏率英军入侵西藏不期而遇，虽然弗雷斯特与荣赫鹏的远征军毫不相干，他们的路线、使命都不相同，但奋起反击的康藏军民显然无法做出有效区分。弗雷斯特与两个法国神父一路狂奔，饥寒交迫的他们返回大理时已是伤痕累累、衣衫褴褛。英国驻腾越领事见到弗雷斯特惊讶不已，他刚刚给弗雷斯特的母亲和姐姐写了信，说他已经在战乱中死于非命。然而三个月后，当两位法国神父还惊魂未定、心有余悸之时，弗雷斯特却开始了第二次川、藏、滇植物探险的旅程。一九三二年初，在第七次考察途中，弗雷斯特突发心脏病去世，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云南腾越附近的山脚下，与他喜欢的花草常年为伴。 在二十八年的探险生涯中，弗雷斯特采集了三万多种植物标本，他尤其喜欢杜鹃花属和报春花属的植物。他总共发现了三百多种杜鹃花，这个数字占到中国杜鹃花种类的一半。他也由此成为世界上采集杜鹃花标本和发现杜鹃花物种数量最多的人，被英国植物学界称为“杜鹃花之王”。
在中国西南采集植物的探险活动就如同西方列强争夺亚洲殖民地的战争。继英法之后，新兴的美国也卷入其中并后来居上。到中国西南为美国采集植物的是一个名叫洛克（Joseph Francis Charles Rock）的奥地利青年。一九一九年他受美国农业部的委托到亚洲搜集经济植物标本，一九二零年他启程前往中国，这一去就是整整三十年。洛克的工作地点仍然是以云南西部为中心的川、藏、滇交界处。他的遭遇跟弗雷斯特很相似，在这里他经历了中日战争，多次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中死里逃生，有几次不得不逃往越南暂时躲避。一九四九年，即将到来的红色政权让洛克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行将终结，他匆匆带上各种标本、种子和书籍从云南飞往印度。今天，在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自然史博物馆里，有八万枚来自中国的杜鹃花种子和一千六百种鸟类标本在向人们展示着洛克的成果。
介绍弗雷斯特和洛克的生平显然不是《纸之路》一书的重点，在已经出版的很多著述里都不缺少关于他们的精彩故事。莫格勒独辟蹊径，他注意到了学术界从未留心的一个细节，正是这个细微之处让他把弗雷斯特和洛克二人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并得出让人大跌眼镜的结论。
莫格勒在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惊奇地发现，弗雷斯特当年留下的档案中保存着很多用中文书写的标本名签。莫格勒进一步查明，这些中文标签出自一个名叫赵成章的人，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是一位纳西族。这个发现让莫格勒立刻开始关注洛克。这位奥地利裔美国人除了将数以万计的种子和标本带回华盛顿外，还留下了两部耐人寻味的作品。一是《中国西南的古代纳西王国》（The Ancient Nakh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一是《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A Nakhi-English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Rome， 1963）。“纳西族”，这个同时出现在弗雷斯特和洛克故事中的关键词占据了莫格勒的脑海。“纳西人在西方人的云南植物探险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问题将《纸之路》的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层次。
一九零四年，弗雷斯特刚刚抵达云南时便雇用了以赵成章为首的纳西人担任他的向导、翻译和助手。这个团队的人数接近三十人，大多经验丰富、知识渊博并敢于冒险。在与弗雷斯特的接触中，他们也学到了很多植物学和地理学知识，以致弗雷斯特在最后的几次考察中完全放手，让他的纳西团队承担各种主要工作。一九二零年，洛克开始植物探险工作时也同样向纳西人寻求帮助。有趣的是，他所雇用的十二名纳西青年正是弗雷斯特团队的后代。他们与洛克一起工作了整整三十年。长时间的朝夕相处甚至使洛克的注意力从杜鹃花转移到这群人身上，他的学术兴趣也从植物学转向民族人类学。他把采集植物的工作全部交给了纳西人，自己除了担任技术指导外，更像是一个人类学家，默默地观察和记录着这个群体。在洛克眼中，这群纳西人是向导，是翻译，是植物采集者，也是各项成果的合作者。当洛克匆忙逃离云南时，他的纳西族伙伴们冒着生命危险为他整理行囊，送他登上飞机，他们与洛克更是感情深厚的知己。
莫格勒的发现还不仅于此，他更进一步断定：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植物探险家对滇西地区的感知和描述受到了纳西人自然和文化视野的强烈影响。这些植物探险家送回西方世界的考察报告看似客观地反映了川、藏、滇交界地区的植物状况，但实际上，其中的内容正是纳西人对自己居住环境的认识和表达。
西方植物探险家进行考察的区域大多由担任向导的纳西人来决定。纳西人的东巴文献中记载：人死了以后要沿着一条通向西北的路去寻找祖先，这条路将人们带上高山、送到神境。纳西人正是怀着对神境的憧憬，一次又一次不断沿着这条西北道路向青藏高原上攀登，他们将沿途采集的标本和种子带回，这些标本和种子让西方植物学家得出了结论：这里就是杜鹃花生长的中心。且不去评价这个结论正确与否，但它的“纳西族”印记是显而易见的。
滇西是一个汉、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等多种文化的交汇地，近代以来这里也受到了来自西方文化的影响。《纸之路》所关注的正是在这几种文化中跨越穿梭的人。西方人有自己的自然和文化视角，但这种视角很快受到了合作者的影响。纳西人与西方人一起行走、一起工作，表面上看，他们在执行西方人的命令。但不可否认，他们头脑中也有另外一套自然和文化视角，他们把所行、所见、所采集的标本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组织起来，他们也把这些视角和思维通过纸上的记录传入西方。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西方植物探险家带回欧洲和美国的，是被纳西人文化视野过滤之后的自然与科学。
莫格勒的结论有一种石破天惊的感觉，但理解起来并不难，难懂的是这本书的题目。莫格勒在这里做了一个暗喻，他把大自然比作一本书，植物学家的工作是要把这本书的信息转录在纸上。植物学家首先要去调查自然，四处行走便是在阅读大自然这本书，然后再通过纸上的书写，把阅读来的信息复制、再现、改编和重组。《纸之路》所考察的，正是身体的行走和笔的书写之间的关系。
莫格勒的研究生动地说明，植物园和博物馆、图书馆并不矛盾。植物标本上的名签正有如图书馆中的目录，诉说着植物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植物园中的奇葩则有如博物馆中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玩；植物园与城堡、教堂一样，从中可以读出帝国的历史。如果有机会再去英伦，我倒是想拿出点儿时间，到几个植物园去转一转，也感受一下万里之外的杜鹃花香。
然而，最近看过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教授埃里克·莫格勒（Erik Mueggler）的《纸之路：中国西部的植物探险—档案与亲历》（Paper Road： Archive and Experience in the Botanical Exploration in West China and Tibet， California， 2011）一书之后，原本得意的心态却受到不小的震动。每个看罢此书的读者大概都会得出如下结论：不要把植物园当作自然科学家的专利，对于那些研究海外中国学或者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者来说，爱丁堡植物园或皇家丘园都绝对值得一看。
英国的植物园最早创立于十八世纪后半期，其发展历程与帝国的殖民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王室贵族们不惜花费重金去搜罗帝国各地的奇珍异宝时，植物学家们也按捺不住猎奇的欲望，想要一试身手。既然皇宫里罗列着来自东方的珍藏，植物园中为何不能齐集异国的花草？植物园的绮丽正有如皇宫的奢华，都同样折射着帝国领土的广袤和无法企及的辉煌。
对于欧洲殖民者来说，充满异域风情的中国无疑最具吸引力。十八世纪，整个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各国皇室争相追捧带有中国风格的物品，此种风尚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于是，当商人们紧盯着丝绸和瓷器的时候，植物学家们也雄心勃勃，想要把中国的植物移栽到万里之外的西洋花园中。
十八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中就不乏植物学家。法国传教士汤执中曾向巴黎邮寄了大量标本和种子，臭椿和银杏等植物就是由他引入欧洲的。法国人涉足的领域，英人绝不甘落后。十八世纪中期，“英国皇家丘园”（Royal Botanical Garden at Kew）和“伦敦园艺协会”（Horticultural Society of London，一八六一年更名为“皇家园艺协会”）开始向广州派驻植物学家，一是为了寻找新奇植物，二是学习中国的园艺技术。不过，当时的中国尚处在闭关锁国的状态，英国植物学家的搜寻范围被严格地限制在广州一地。一七九三年马戛尔尼使团以及一八一六年亚美士德使团访问北京为英国人提供了少有的在中国内地采集植物的机会，伦敦园艺协会主席兼皇家丘园顾问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伯爵立即在使团的随行人员中安插了一些植物学家，要他们将新物种的标本、种子以及活体植株送回丘园。
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沿海和内地的大门，蜂拥而至的英国商人、士兵和外交官后面还跟着植物学家。正像搜集瓷器的商人们有自己的贸易渠道一样，植物学家们也建立了一套独立的采集和运输系统，英国驻华领事馆以及中国海关是这套系统中的重要节点。到一八八零年，英国已经在二十个中国城市开设了领事馆，雇用了二百多名外交官。而中国海关的六百名欧洲雇员中，有三分之二是英国人。很多外交官把植物学当作业余爱好，休假时就在领事馆周边地区做田野调查和采集工作，有时则雇用一些中国农民去帮助搜集植物。例如，一八七五年“滇案”中被云南边民杀死的英国外交官马嘉理就是一个植物爱好者，他在日记中留下了很多关于采集植物的记录。在湖北宜昌海关任职的英国官员韩尔礼（Augustine Henry）曾先后在湖北、四川、海南、台湾和云南等地采集植物，还出版了《中国经济植物》（Notes on Economic Botany of China， 1893）和《台湾植物表》（A List of Plants from Formasa， 1896）等专著。在英国以及东方的汉学圈内，人们似乎忘记了他是一名海关职员，而把他当作研究中国高山植物的领军专家。
从理论上讲，西方人在中国大规模采集植物的行动并不符合中国法律，事实上，他们出现在条约口岸以外的地方本身就属于非法。大批植物种子和标本被运往国外，其性质跟掠夺中国的资源财富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比起搜集瓷器珍玩的西方商人，植物学家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却没有那么恶劣，原因主要是大多数中国人把采集植物的行为等同于采集中草药，既然是治病救人，自然就不是坏事。
不过，英国人很快发现，比起扛着瓷罐子回家，采集植物可要麻烦许多。由于英国纬度较高，并非所有在中国搜集到的植物都可以在英国植物园成活。只有高纬度或者高海拔的耐寒植物才能适应英国的气候。中国北方固然有不少高纬度耐寒植物，但那里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英国人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紧张态势。
几经研究，英国植物学家发现，中国西南川、藏、滇等地是理想的植物调查和采集区域，这里的高山植物分布较广，物种繁多，也适宜在英国生长。此外，与中国西南相毗邻的印度和缅甸正是英国在东方的大本营。一八八五年，英国吞并缅甸后便建立了一条直达云南的陆路交通线。一八九七年，中英《续议缅甸条约》允许英国利用这条道路开展贸易，这为大英帝国提供了在中国西南与法国人一决高下的机会。恰在此时，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从川滇等地带回了数千枚种子和标本，其中包含了三十余种报春花科的新物种，这些入藏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种子和标本极大地刺激了英国植物探险家，他们发誓要超过先行一步的法国同行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乔治·弗雷斯特（George Forrest）开始了他前后持续近三十年的中国之行。
从一九零四到一九三二年，弗雷斯特先后七次到中国西南进行植物探险。在川、藏、滇交界的崇山峻岭间，他不但要迎接自然界的挑战，跨越险途、抵御严寒，还要面对各种人为的威胁。一九零四年，他的第一次探险之旅就与荣赫鹏率英军入侵西藏不期而遇，虽然弗雷斯特与荣赫鹏的远征军毫不相干，他们的路线、使命都不相同，但奋起反击的康藏军民显然无法做出有效区分。弗雷斯特与两个法国神父一路狂奔，饥寒交迫的他们返回大理时已是伤痕累累、衣衫褴褛。英国驻腾越领事见到弗雷斯特惊讶不已，他刚刚给弗雷斯特的母亲和姐姐写了信，说他已经在战乱中死于非命。然而三个月后，当两位法国神父还惊魂未定、心有余悸之时，弗雷斯特却开始了第二次川、藏、滇植物探险的旅程。一九三二年初，在第七次考察途中，弗雷斯特突发心脏病去世，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云南腾越附近的山脚下，与他喜欢的花草常年为伴。 在二十八年的探险生涯中，弗雷斯特采集了三万多种植物标本，他尤其喜欢杜鹃花属和报春花属的植物。他总共发现了三百多种杜鹃花，这个数字占到中国杜鹃花种类的一半。他也由此成为世界上采集杜鹃花标本和发现杜鹃花物种数量最多的人，被英国植物学界称为“杜鹃花之王”。
在中国西南采集植物的探险活动就如同西方列强争夺亚洲殖民地的战争。继英法之后，新兴的美国也卷入其中并后来居上。到中国西南为美国采集植物的是一个名叫洛克（Joseph Francis Charles Rock）的奥地利青年。一九一九年他受美国农业部的委托到亚洲搜集经济植物标本，一九二零年他启程前往中国，这一去就是整整三十年。洛克的工作地点仍然是以云南西部为中心的川、藏、滇交界处。他的遭遇跟弗雷斯特很相似，在这里他经历了中日战争，多次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中死里逃生，有几次不得不逃往越南暂时躲避。一九四九年，即将到来的红色政权让洛克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行将终结，他匆匆带上各种标本、种子和书籍从云南飞往印度。今天，在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自然史博物馆里，有八万枚来自中国的杜鹃花种子和一千六百种鸟类标本在向人们展示着洛克的成果。
介绍弗雷斯特和洛克的生平显然不是《纸之路》一书的重点，在已经出版的很多著述里都不缺少关于他们的精彩故事。莫格勒独辟蹊径，他注意到了学术界从未留心的一个细节，正是这个细微之处让他把弗雷斯特和洛克二人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并得出让人大跌眼镜的结论。
莫格勒在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惊奇地发现，弗雷斯特当年留下的档案中保存着很多用中文书写的标本名签。莫格勒进一步查明，这些中文标签出自一个名叫赵成章的人，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是一位纳西族。这个发现让莫格勒立刻开始关注洛克。这位奥地利裔美国人除了将数以万计的种子和标本带回华盛顿外，还留下了两部耐人寻味的作品。一是《中国西南的古代纳西王国》（The Ancient Nakh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一是《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A Nakhi-English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Rome， 1963）。“纳西族”，这个同时出现在弗雷斯特和洛克故事中的关键词占据了莫格勒的脑海。“纳西人在西方人的云南植物探险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问题将《纸之路》的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层次。
一九零四年，弗雷斯特刚刚抵达云南时便雇用了以赵成章为首的纳西人担任他的向导、翻译和助手。这个团队的人数接近三十人，大多经验丰富、知识渊博并敢于冒险。在与弗雷斯特的接触中，他们也学到了很多植物学和地理学知识，以致弗雷斯特在最后的几次考察中完全放手，让他的纳西团队承担各种主要工作。一九二零年，洛克开始植物探险工作时也同样向纳西人寻求帮助。有趣的是，他所雇用的十二名纳西青年正是弗雷斯特团队的后代。他们与洛克一起工作了整整三十年。长时间的朝夕相处甚至使洛克的注意力从杜鹃花转移到这群人身上，他的学术兴趣也从植物学转向民族人类学。他把采集植物的工作全部交给了纳西人，自己除了担任技术指导外，更像是一个人类学家，默默地观察和记录着这个群体。在洛克眼中，这群纳西人是向导，是翻译，是植物采集者，也是各项成果的合作者。当洛克匆忙逃离云南时，他的纳西族伙伴们冒着生命危险为他整理行囊，送他登上飞机，他们与洛克更是感情深厚的知己。
莫格勒的发现还不仅于此，他更进一步断定：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植物探险家对滇西地区的感知和描述受到了纳西人自然和文化视野的强烈影响。这些植物探险家送回西方世界的考察报告看似客观地反映了川、藏、滇交界地区的植物状况，但实际上，其中的内容正是纳西人对自己居住环境的认识和表达。
西方植物探险家进行考察的区域大多由担任向导的纳西人来决定。纳西人的东巴文献中记载：人死了以后要沿着一条通向西北的路去寻找祖先，这条路将人们带上高山、送到神境。纳西人正是怀着对神境的憧憬，一次又一次不断沿着这条西北道路向青藏高原上攀登，他们将沿途采集的标本和种子带回，这些标本和种子让西方植物学家得出了结论：这里就是杜鹃花生长的中心。且不去评价这个结论正确与否，但它的“纳西族”印记是显而易见的。
滇西是一个汉、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等多种文化的交汇地，近代以来这里也受到了来自西方文化的影响。《纸之路》所关注的正是在这几种文化中跨越穿梭的人。西方人有自己的自然和文化视角，但这种视角很快受到了合作者的影响。纳西人与西方人一起行走、一起工作，表面上看，他们在执行西方人的命令。但不可否认，他们头脑中也有另外一套自然和文化视角，他们把所行、所见、所采集的标本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组织起来，他们也把这些视角和思维通过纸上的记录传入西方。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西方植物探险家带回欧洲和美国的，是被纳西人文化视野过滤之后的自然与科学。
莫格勒的结论有一种石破天惊的感觉，但理解起来并不难，难懂的是这本书的题目。莫格勒在这里做了一个暗喻，他把大自然比作一本书，植物学家的工作是要把这本书的信息转录在纸上。植物学家首先要去调查自然，四处行走便是在阅读大自然这本书，然后再通过纸上的书写，把阅读来的信息复制、再现、改编和重组。《纸之路》所考察的，正是身体的行走和笔的书写之间的关系。
莫格勒的研究生动地说明，植物园和博物馆、图书馆并不矛盾。植物标本上的名签正有如图书馆中的目录，诉说着植物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植物园中的奇葩则有如博物馆中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玩；植物园与城堡、教堂一样，从中可以读出帝国的历史。如果有机会再去英伦，我倒是想拿出点儿时间，到几个植物园去转一转，也感受一下万里之外的杜鹃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