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是那种男孩，单亲，长发，穿拖鞋，在牛仔裤上剪洞。他喜欢听音乐，喜欢吹口哨，喜欢怪腔怪调地胡叫一通——即便是大家都在努力地晚自修，他美其名曰“调节气氛”。你批评他，他唯唯诺诺低头称是，一副虚心接受的样子，可一转身，他就昂首挺胸、大摇大摆地做他的“流民”去了——坚决不改。
　　今晚勇没来，教室就是太平盛世了。玲很自然地想起临走前忘记吃的一大堆药。她怕感冒的原因，只是不想在学生面前打喷嚏——年轻人嘛，除了美丽和风度，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
　　于是半节课后，玲以徐风般轻快的心情出现在自己的宿舍前。
　　没想到勇正在她的宿舍里，正在翻看抽屉，正在把几张人民币放进自己的口袋，他显得那般旁若无人：主人的自然镇静也不过如此。
　　难怪勇没去晚自修！他就料准了她会在教室！
　　玲在恍然大悟的同时，又有些尴尬，仿佛恨不得自己没看见，又仿佛偷钱的是她自己——在她对面，意外、惊谔、紧张等神情同样交织着出现在勇的脸上。僵了差不多半分钟之后，玲讷讷地说：我……我回来吃药……你……你可以走了。
　　勇走后，玲又生气又懊悔。她觉得自己是世上最蹩脚的老师，也是世上最蹩脚的演员。怎么所有的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里都没有提过这样的一章！也许她该把他揪住，狠狠地训他，苦口婆心地劝他，跟所有善良而又富责任感的老师一样？也许她该冷静智慧地说“你要来找我请假是吗？你在找纸和笔是吗？哦，它们在那儿，旁边那个抽屉”，跟所有天真而又美丽的小说情节一样？……
　　第二天，玲走进教室。勇在，只是从脸上的表情到坐着的姿势都有些不大自然。当玲瞥见黑板上“值日生”一栏写的是勇的名字时，心中就有了主意。
　　“勇。”玲微笑着，眼睛亮亮地看着勇。
　　迟疑半晌，勇站起来。
　　“今天你值日是吗？”玲的语气跟平常一样亲切，“瞧这讲台，你能上来帮我清理清理吗？”
　　勇迟疑地走上来，迟疑地按玲的指示把一个小纸团扔进了垃圾桶。
　　“唉呀糟糕，我发现纸上写有昨天那份练习的答案！勇——你，帮我把它找回来，好吗？”勇正要转身下去，玲又微笑着叫住了他。
　　然后，玲和同学们一起，看着勇艰难地低头，艰难地在同样大小的纸团间辨认，拿出一张，不是，又拿出一张，不是，再拿出一张，还不是。
　　“算了，”玲对勇说，“不找了，你下去吧。”
　　接下去一直到下课，玲再也没看一眼勇，只是在上课前淡淡地说了些令大家匪夷所思的话：虽然那份答案找不到了，不过我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把一张有用的纸张扔进垃圾堆很容易，要找出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而且，即便找出来，也不再是同样的纸张了，因为它已经沾满了垃圾——我们的人生，恐怕也一样啊！
　　当天晚上，勇把一份感谢信投进了玲的信箱，装在信封里的还有那天他没有当场还玲的几张人民币。
　　看着那些艰涩的文字，玲像办公室里每一位老教师一样，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心想：难上的一课终于过去了，可关于上课效果，谁知道呢？——我不知道，勇不知道，只有时间才真正知道啊！
　　（梅海萍摘自《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