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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为太平天国研究主流倾向的阶级分析论普遍存在三种方法论误区。而引入社会运动理论的“政治机遇”、“政治认同”与“斗争构造”、“居间联络机制”以及“斗争周期”概念，有助于突破阶级分析论方法的束缚，尝试创建新的研究框架。
关键词 太平天国研究 阶级分析论 社会运动理论 政治机遇 居间联络机制 政治认同 斗争周期
〔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3-0150-09
一、太平天国研究阶级分析论范式批判
太平天国史研究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和文革后十年为中国史学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由于历史原因，阶级分析方法成为研究的主流倾向。阶级分析方法的学术价值虽然毋庸质疑，但是其绝对化倾向长期禁锢太平天国研究界的学术视野，使这一研究进入八十年代后逐渐势微。因此有必要总结阶级分析论方法，为重建太平天国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笔者发现，阶级分析论者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普遍存在以下三种方法论误区：
首先，阶级分析论者习惯用《天朝田亩制度》作为衡量起义者实际施政的尺度，进而认为太平天国起义者具体的农村政治正是基于制度精神的实际体现。这样，制度的思想史价值和他本体的认识论意义，与起义者实际的农村政治实践被人为混淆。而对于起义者具体的农村政治实践，即便其制度文本与实践本身的差距很大，他们仍然坚持认为，所有起义者的具体实践都是在落实制度的精神。
这一长期统治太平天国研究的思维定势，实际上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天朝田亩制度》的研究理应有自身独立的研究价值，而决定起义者农村政治的历史价值应该是他们的实践本身。《天朝田亩制度》的价值只能部分确立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地位，远非全部。太平天国的农村政治绝对不应该以《天朝田亩制度》是否实现或实现多少为考量标准。太平天国的农村政治自有其独特的规律，这种规律也不是可以通过《天朝田亩制度》的标准来衡量的，其动因自成系统。
而如果具体观照太平天国农村政治实践本身，它其实是在遵循着一条独立于《天朝田亩制度》文本精神之外的规律运作的。太平军从接触农村社会，直到建立稳定统治，一般经历三个呈逐级上升趋势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贡单阶段，其表现特征是征收贡物。第二阶段是门牌阶段，是在恢复和沿袭清朝旧制的基础上，推行以征收传统田赋漕粮为特征的农村政治。第三阶段是田凭阶段，在天国后期一些地区，在李秀成等的主持下，一些太平军贵族会向田主颁发田凭确定他们的土地产权。但即使到这一最高阶段，太平天国仍然没有涉及土地关系的任何变革（注：王明前：《太平天国农村政治的基本规律》，《江淮论坛》2008年第2期。）。
在有效剥离制度文本与起义者具体实践的前提下，太平天国的三个特色社会经济政策也因此可以摆脱制度决定的羁绊。前期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实际上是定都天京后，随着西征的展开和战略任务的转变，即由流动作战式的走州过府到以天京为中心开辟针对清朝的王朝战争基地的转变，很自然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而且是一个自然的过渡，与《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条件与否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后期苏福省、浙江省当局普遍实行的“着佃交粮”政策，实际上是与“招业收租”并举的。“着佃交粮”不仅没有改变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的现状，也没有减轻佃农的实际社会负担，因此不具有任何社会经济变革意义。太平天国当局所颁发田凭，并不能作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发挥革命性作用，因为它仅仅是对现有土地关系的确认。而阶级分析论者津津乐道的吴江监军钟志成推行的授予实种佃农土地所有权的田凭政策，尽管具有了土地革命的意义，但是由于属于孤例，且钟志成本人并非太平军主政贵族，所以不具备普遍意义，更不能够认定是太平天国农村政治发展的必然方向。
其次，阶级分析论者一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作为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起义者所建立的政权，必然是一个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革命政权。这样的政权，在具体施政上，其阶级倾向理所当然是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自然也就是反对地主阶级利益的。于是，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权理应掌握在农民阶级手中，代表农民阶级利益去打击地主阶级。而如果不这样做，肯定是因为这个政权被地主阶级篡夺。
其实，反其道而行，站在历史当事人的视角去认识太平天国政权，才是一种更客观的研究态度。太平天国任用乡官的标准，是建立在太平天国地方行政的政治需要之上，而并非阶级分析论者所假定的阶级立场之上的。出于以征收粮赋为重点的传统地方行政的需要，太平天国着意与精通传统行政事务的地方名流合作。虽然这些地方名流的阶级出身往往不能令阶级分析论者满意，但是从社会功效的角度来看，太平天国当局正是通过发挥地方人士的行政优势，才很好弥补了自身行政经验的不足。这一点在后期的苏南和浙江占领区表现得很充分。比较前期在安徽和江西的表现，他们通过发挥具有丰富地方行政经验的地方人士的主观能动性，不仅成功提高了自己的行政水平，同时有效缓冲了自身对农村社会的负面冲击（注：王明前：《太平天国乡官的任用标准与社会功效》，《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最后，和上述关于政权性质的观点相关，阶级分析论学者们既然认为太平天国起义者是代表社会正义的农民英雄，太平天国政权是代表农民利益的革命政权，因此他们对太平天国人物的评价便单纯根据这个人物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政治忠诚而定夺。于是，一个太平天国人物，只要他是在和清朝的战争中牺牲的，只要他没有背叛太平天国政权，那无论他在农村政治上具体表现如何，都会得到一个农民英雄的美名。反之，如果这个人物在战争中背叛了太平天国政权，则无论他在农村政治上有如何卓越的贡献，都将因为所谓政治污点而被藐视甚至忽略。其实，这仍然不过是中国传统的重道德水准而轻实际才干的历史观的表现，只不过又被阶级分析的立场进一步强化为革命立场标准。
其实阶级分析论者们所欣赏的英雄和他们的行为，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违背中华民族重视人文关怀的主流政治文化的政治逆流。他们激进的文化政策极大疏远了他们与恪守儒教精神的中国农业社会的距离。这些阶级分析论者理想的农民英雄们对包括儒教在内的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横加挞伐，特别是对儒教极尽打击能事，对正统儒学士人根本不加体恤。但在太平天国政治史上，与这股主导性的政治逆流相反，存在着一条试图纠正这股逆流以挽救太平天国起义命运、为天国争取更广阔社会资源的儒家化的政治轨迹。这一“儒家化”政治轨迹，起始于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成熟于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而只有在锺良相的“濮院仁政”，才真正实现了儒家理想的“仁政”。特别是在天国后期的苏福省、浙江省，在李秀成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个具有良性施政倾向的太平军贵族群体。他们主动改变征贡习惯，积极寻求与地方社会合作，追求安居乐业的社会秩序（注：王明前：《太平天国政治的儒家化轨迹》，《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二、社会运动理论基础上太平天国研究重建的尝试
但是，对阶级分析论的批判并不能仅此为止，因为如果不能构建一个替代性的研究框架，单纯的批判便不能形成颠覆性的效果。于是笔者试图引入“社会运动理论”理论架构，以完成这一根本性的颠覆性任务。这一理论至少可以从根本上动摇阶级分析论者的最基本假设，即太平天国起义是一场近代中国的第一次革命高潮，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而且承担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历史任务等一系列革命话语的论断，因为社会运动理论并不认为革命是特立独行于社会运动范畴之外的独立自在概念，其内部因果机制仍然不超越社会运动的范畴。相反革命在社会运动理论的“经典议程”论者那里仅仅作为所谓“革命周期”的高潮而呈现。而在该理论的“因果修正”论者看来，革命进程所呈现的标准轨迹，恰恰是导致一般社会运动的因果机制所致。这无疑有助于学术界对阶级分析论研究定势的纠正。
“社会运动理论”其实是对伴随十八至二十世纪世界革命运动的经典革命研究的反动。二战后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欧美形成的新社会运动，因为其明显淡化暴力冲突，以及更多依赖非传统集权性政治团体发动的特点，而提醒学者们以逆传统常规的视角，关注那些并非具有标志性历史印象，但是在社会动员的广度与深度，甚至对抗程度上并不逊色于前者的新社会运动以应有的学术关怀，从而促使他们形成有别于以革命为关注对象的社会运动理论。二十世纪末期由苏联东欧所谓“民主化”浪潮引发的全球性社会冲突的加剧，尤其是暴力因素的重新回潮，更进一步丰富了社会运动理论的实证基础。在这一时期形成的社会运动理论形成了自身成熟的“经典议程”。其代表作当推西德尼
关键词 太平天国研究 阶级分析论 社会运动理论 政治机遇 居间联络机制 政治认同 斗争周期
〔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3-0150-09
一、太平天国研究阶级分析论范式批判
太平天国史研究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和文革后十年为中国史学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由于历史原因，阶级分析方法成为研究的主流倾向。阶级分析方法的学术价值虽然毋庸质疑，但是其绝对化倾向长期禁锢太平天国研究界的学术视野，使这一研究进入八十年代后逐渐势微。因此有必要总结阶级分析论方法，为重建太平天国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笔者发现，阶级分析论者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普遍存在以下三种方法论误区：
首先，阶级分析论者习惯用《天朝田亩制度》作为衡量起义者实际施政的尺度，进而认为太平天国起义者具体的农村政治正是基于制度精神的实际体现。这样，制度的思想史价值和他本体的认识论意义，与起义者实际的农村政治实践被人为混淆。而对于起义者具体的农村政治实践，即便其制度文本与实践本身的差距很大，他们仍然坚持认为，所有起义者的具体实践都是在落实制度的精神。
这一长期统治太平天国研究的思维定势，实际上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天朝田亩制度》的研究理应有自身独立的研究价值，而决定起义者农村政治的历史价值应该是他们的实践本身。《天朝田亩制度》的价值只能部分确立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地位，远非全部。太平天国的农村政治绝对不应该以《天朝田亩制度》是否实现或实现多少为考量标准。太平天国的农村政治自有其独特的规律，这种规律也不是可以通过《天朝田亩制度》的标准来衡量的，其动因自成系统。
而如果具体观照太平天国农村政治实践本身，它其实是在遵循着一条独立于《天朝田亩制度》文本精神之外的规律运作的。太平军从接触农村社会，直到建立稳定统治，一般经历三个呈逐级上升趋势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贡单阶段，其表现特征是征收贡物。第二阶段是门牌阶段，是在恢复和沿袭清朝旧制的基础上，推行以征收传统田赋漕粮为特征的农村政治。第三阶段是田凭阶段，在天国后期一些地区，在李秀成等的主持下，一些太平军贵族会向田主颁发田凭确定他们的土地产权。但即使到这一最高阶段，太平天国仍然没有涉及土地关系的任何变革（注：王明前：《太平天国农村政治的基本规律》，《江淮论坛》2008年第2期。）。
在有效剥离制度文本与起义者具体实践的前提下，太平天国的三个特色社会经济政策也因此可以摆脱制度决定的羁绊。前期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实际上是定都天京后，随着西征的展开和战略任务的转变，即由流动作战式的走州过府到以天京为中心开辟针对清朝的王朝战争基地的转变，很自然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而且是一个自然的过渡，与《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条件与否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后期苏福省、浙江省当局普遍实行的“着佃交粮”政策，实际上是与“招业收租”并举的。“着佃交粮”不仅没有改变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的现状，也没有减轻佃农的实际社会负担，因此不具有任何社会经济变革意义。太平天国当局所颁发田凭，并不能作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发挥革命性作用，因为它仅仅是对现有土地关系的确认。而阶级分析论者津津乐道的吴江监军钟志成推行的授予实种佃农土地所有权的田凭政策，尽管具有了土地革命的意义，但是由于属于孤例，且钟志成本人并非太平军主政贵族，所以不具备普遍意义，更不能够认定是太平天国农村政治发展的必然方向。
其次，阶级分析论者一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作为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起义者所建立的政权，必然是一个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革命政权。这样的政权，在具体施政上，其阶级倾向理所当然是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自然也就是反对地主阶级利益的。于是，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权理应掌握在农民阶级手中，代表农民阶级利益去打击地主阶级。而如果不这样做，肯定是因为这个政权被地主阶级篡夺。
其实，反其道而行，站在历史当事人的视角去认识太平天国政权，才是一种更客观的研究态度。太平天国任用乡官的标准，是建立在太平天国地方行政的政治需要之上，而并非阶级分析论者所假定的阶级立场之上的。出于以征收粮赋为重点的传统地方行政的需要，太平天国着意与精通传统行政事务的地方名流合作。虽然这些地方名流的阶级出身往往不能令阶级分析论者满意，但是从社会功效的角度来看，太平天国当局正是通过发挥地方人士的行政优势，才很好弥补了自身行政经验的不足。这一点在后期的苏南和浙江占领区表现得很充分。比较前期在安徽和江西的表现，他们通过发挥具有丰富地方行政经验的地方人士的主观能动性，不仅成功提高了自己的行政水平，同时有效缓冲了自身对农村社会的负面冲击（注：王明前：《太平天国乡官的任用标准与社会功效》，《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最后，和上述关于政权性质的观点相关，阶级分析论学者们既然认为太平天国起义者是代表社会正义的农民英雄，太平天国政权是代表农民利益的革命政权，因此他们对太平天国人物的评价便单纯根据这个人物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政治忠诚而定夺。于是，一个太平天国人物，只要他是在和清朝的战争中牺牲的，只要他没有背叛太平天国政权，那无论他在农村政治上具体表现如何，都会得到一个农民英雄的美名。反之，如果这个人物在战争中背叛了太平天国政权，则无论他在农村政治上有如何卓越的贡献，都将因为所谓政治污点而被藐视甚至忽略。其实，这仍然不过是中国传统的重道德水准而轻实际才干的历史观的表现，只不过又被阶级分析的立场进一步强化为革命立场标准。
其实阶级分析论者们所欣赏的英雄和他们的行为，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违背中华民族重视人文关怀的主流政治文化的政治逆流。他们激进的文化政策极大疏远了他们与恪守儒教精神的中国农业社会的距离。这些阶级分析论者理想的农民英雄们对包括儒教在内的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横加挞伐，特别是对儒教极尽打击能事，对正统儒学士人根本不加体恤。但在太平天国政治史上，与这股主导性的政治逆流相反，存在着一条试图纠正这股逆流以挽救太平天国起义命运、为天国争取更广阔社会资源的儒家化的政治轨迹。这一“儒家化”政治轨迹，起始于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成熟于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而只有在锺良相的“濮院仁政”，才真正实现了儒家理想的“仁政”。特别是在天国后期的苏福省、浙江省，在李秀成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个具有良性施政倾向的太平军贵族群体。他们主动改变征贡习惯，积极寻求与地方社会合作，追求安居乐业的社会秩序（注：王明前：《太平天国政治的儒家化轨迹》，《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二、社会运动理论基础上太平天国研究重建的尝试
但是，对阶级分析论的批判并不能仅此为止，因为如果不能构建一个替代性的研究框架，单纯的批判便不能形成颠覆性的效果。于是笔者试图引入“社会运动理论”理论架构，以完成这一根本性的颠覆性任务。这一理论至少可以从根本上动摇阶级分析论者的最基本假设，即太平天国起义是一场近代中国的第一次革命高潮，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而且承担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历史任务等一系列革命话语的论断，因为社会运动理论并不认为革命是特立独行于社会运动范畴之外的独立自在概念，其内部因果机制仍然不超越社会运动的范畴。相反革命在社会运动理论的“经典议程”论者那里仅仅作为所谓“革命周期”的高潮而呈现。而在该理论的“因果修正”论者看来，革命进程所呈现的标准轨迹，恰恰是导致一般社会运动的因果机制所致。这无疑有助于学术界对阶级分析论研究定势的纠正。
“社会运动理论”其实是对伴随十八至二十世纪世界革命运动的经典革命研究的反动。二战后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欧美形成的新社会运动，因为其明显淡化暴力冲突，以及更多依赖非传统集权性政治团体发动的特点，而提醒学者们以逆传统常规的视角，关注那些并非具有标志性历史印象，但是在社会动员的广度与深度，甚至对抗程度上并不逊色于前者的新社会运动以应有的学术关怀，从而促使他们形成有别于以革命为关注对象的社会运动理论。二十世纪末期由苏联东欧所谓“民主化”浪潮引发的全球性社会冲突的加剧，尤其是暴力因素的重新回潮，更进一步丰富了社会运动理论的实证基础。在这一时期形成的社会运动理论形成了自身成熟的“经典议程”。其代表作当推西德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