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建立一个全体劳动者共济和共享的国民基金养老金平台，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大方向。
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在全国“两会”前与网友在线交流。网友“公平”提问说，企业退休人员比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待遇低2至3倍，同等学历、同等职务、同等技能、同等贡献的人们，退休后不能得到同等待遇，“有两个高工不如一个机关勤杂工的说法”。
温家宝坦率回答，他注意到这个问题曾经排到网民关注社会保障问题中的第一位，原因是社会养老保险改革先从企业做起，机关和事业单位不动，形成“退休养老金双轨制”，“这个现象是不合理的”。为此，中央政府已经连续7年部署提高企业退休养老金，今后还会继续增加，并机制化。而全国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超过4000万人，其养老保险改革“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可在有条件的地方先行试点。“我想，这一天会到来的。”温家宝这句话极富感染力。
不久前召开的上海“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上海市委提供的一份调研显示：截至2010年8月，占上海市退休人员89.12％的302万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居然低于全国社会保障的平均水平。市委书记俞正声回应称：“社保是上海可持续发展最头疼的一个大问题，现在不敢涨得太猛，请你们理解，是咬着牙往上涨。”其实上海财政每年补贴高达100多亿元。
“一城四制”
上海不只是“双轨制”，还表现为“一城四制”，即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简称“城保”)、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农保”)、小城镇社会保险(简称“镇保”)和外来人员综合保险(简称“综保”)。截至2008年底，各类社会保险参加人数分别为819万、77万、148万、383万。
上海经历了从“国有企事业单位退休制度”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经历了从“低工资、多就业、高补贴、高福利、企业对职工生老病死残承担无限责任并由国家兜底”向“保基本、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为主要目标的改革。
上海早在1979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速度之快、程度之深，其他城市望尘莫及。从1986年开始至1993年，上海便开始探索养老金制度改革，由“单位统筹”向“全市统筹”转变。这一阶段，上海还把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到劳动合同制职工，对其实行个人缴费筹集养老金、退休后享受社会养老保险，“政府有责任保障居民不至于因老致贫”。
1993年至1998年，上海养老金改革进入第二阶段，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动作：一是率先引入个人账户以改革“城保”，确立了以“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基本框架，实行国家、单位、个人共同负担养老费用。二是在1996年推出“农保”，实行区县统筹，以劳动者自我缴费积累为主、集体补贴和互济为辅，社会保险与家庭养老相结合，以及对各业人员的养老保险统一管理的原则，统筹资金现收现付制，个人账户基金实行积累制模式。三是在1997年与全国养老保险制度并轨，主要包括调整个人账户规模、调整基本养老金的计发方法和改变基本养老金的增长机制。
1998年以来，则推出“综保”和“镇保”，并进一步改革“城保”。
2002年9月起，上海实施“综保”，其中含养老补贴，规定用人单位和无单位的外来人员按照缴费基数12.5％的比例(单位的缴费基数为上海市上年月社会平均工资的60％)缴纳综合保险费，其中养老补贴为7％。综合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无单位的外来从业人员由其自己缴纳。其中，外地施工企业的缴费比例为5.5％。“综保”养老补贴采用保险公司发放报单，到龄时领取的办法，离开上海时，可以带走所有养老补贴凭证，到达退休年龄时，可到相关商业保险公司在其户籍所在地的分支机构进行一次性兑现。未到规定年龄死亡的，养老补贴可由其直系亲属继承。由单位缴费，这使得“综保”的养老补贴等于“再次分蛋糕”，让这部分人看见了养老金制度的社会再分配功能。
2003年，上海实施“镇保”，目的是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它是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和生育保险在内的一项综合性社会保障制度，采取“25％ X”的缴费模式，25％是社会统筹部分，由用人单位缴纳，相当于“综保”的25％，政府强制征缴，体现政府“保基本”的责任和社会公平的原则。X为个人账户，其本金和利息全部归个人所有。“镇保”追求“低平台、有保障和广覆盖”，体现着“社会救助”的色彩，即通过养老金制度，将部分社会财富分配给弱势群体，提供了一个较低的“社会扶助给付”。
2004年起再改“城保”，单位缴纳比例为22％，个人由11％降至8％，同时单位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全部划入社会统筹部分。2006年国务院决定扩大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做实个人账户的改革试点到全国八省市，其中包括上海市。换言之，个人账户里要有真金白银，对以前的个人账户“虚账”逐步做实，到2007年底已做实个人账户累计达68亿元。2009年，上海出台了外来从业人员和外籍人员参加“城保”的政策。“一城四制”开始有了并轨动作。
国民年金的蓝本
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互动中表示，地方先进行试点，逐步积累经验，使我们整个国家能形成一个规范的养老保险制度。换言之，中国要打造一个全国性的养老保险制度，日本、韩国等国称之为“国民年金”(含老年基础年金)——日本政府这样介绍其“国民年金”制度：“在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老龄都是必然要到来的……年金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可互相帮助的制度。”——仍需地方探索，为中央提供经验。
养老金问题成为2011年上海“两会”的焦点，也提醒我们，上海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时间点已到。据上海市民政局发布的《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透露，2008年上海市享受各类养老金的人数为290万人，3年之后突破330万，而未来几年将达到450万高峰。上海现在直面的一个事实是：1.5比1的赡养比，就是说每3个在职的上海人要养2个退休人员，而全国这一数字是3.2：1。上海压力空前。
早在2009年上海“两会”期间，市委书记俞正声就已预警。
“社保基金就是这手收那手支，收小于支。怎么办呢?财政就要托底。去年(2008年)托底托了一百七八十亿，而且市本级的百分之十七八是用来充社保基金的不足。今年又要增长六七十亿，市本级必须保持百分之六七的增长，才能把社保的窟窿给补上。”俞正声说，“上海确实有钱，但上海面临的财政支出的压力很大。”用现有税收补社保资金缺口，民众当然最喜欢，可是，如果这一代老年人的养老金，全部由税收来支应，到将来老年人数目增加，势必得加税，增加财源，对下一代年轻人来说，负担更大。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上海“城保”赡养率为65.5％，“镇保”为20.6％，而虽然参加“综保”的人数达148万，目前几乎没有退休人员，赡养率接近为0。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左学金和肖严华在研究中指出，假如“统一城保、镇保、综保制度，建立社保公共平台”，可使上海社保的赡养率从目前“城保”的65.5％降低为整合后的35.1％，即用“综保”社保基金可以作为新鲜血液补充给“城保”。但整合的难度在于，“城保”的缴费率高达22％，这一缴费门槛使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非正规就业人员难以跨越。
为此，左学金和肖严华提出一套结构改革蓝本，以“小统筹，大账户”为特点，形成“三驾马车”结构，以社会统筹的“国民基础年金”为第一支柱；将个人账户从第一支柱转至第二支柱——形成“个人账户 企业年金”模式；第三支柱是养老储蓄，免税鼓励并规定其最高限额(如每年不超过工资的5％)个人购买养老保险，逐步降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减轻财政负担，实则减轻纳税负担。
两位研究者建议以企业工资总额的12％作为“国民基础养老金”的企业缴费率，其中“城保”基础养老金附加实行10％(即还是原来的22％)，但这部分需存入“基础养老金附加”账户，在“城保”参保人员中实行现收现付。又用20年，将“城保”基础养老金附加的10％缴费全部过渡到个人账户，实现无差别的养老制度。两位研究者提出以“基础国民养老金”作为并轨工具，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思路，即建立一个全体劳动者共济和共享的国民基金养老金平台，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大方向。
一个属于每一个国民的国民年金，“这一天会到来的”。
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在全国“两会”前与网友在线交流。网友“公平”提问说，企业退休人员比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待遇低2至3倍，同等学历、同等职务、同等技能、同等贡献的人们，退休后不能得到同等待遇，“有两个高工不如一个机关勤杂工的说法”。
温家宝坦率回答，他注意到这个问题曾经排到网民关注社会保障问题中的第一位，原因是社会养老保险改革先从企业做起，机关和事业单位不动，形成“退休养老金双轨制”，“这个现象是不合理的”。为此，中央政府已经连续7年部署提高企业退休养老金，今后还会继续增加，并机制化。而全国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超过4000万人，其养老保险改革“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可在有条件的地方先行试点。“我想，这一天会到来的。”温家宝这句话极富感染力。
不久前召开的上海“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上海市委提供的一份调研显示：截至2010年8月，占上海市退休人员89.12％的302万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居然低于全国社会保障的平均水平。市委书记俞正声回应称：“社保是上海可持续发展最头疼的一个大问题，现在不敢涨得太猛，请你们理解，是咬着牙往上涨。”其实上海财政每年补贴高达100多亿元。
“一城四制”
上海不只是“双轨制”，还表现为“一城四制”，即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简称“城保”)、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农保”)、小城镇社会保险(简称“镇保”)和外来人员综合保险(简称“综保”)。截至2008年底，各类社会保险参加人数分别为819万、77万、148万、383万。
上海经历了从“国有企事业单位退休制度”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经历了从“低工资、多就业、高补贴、高福利、企业对职工生老病死残承担无限责任并由国家兜底”向“保基本、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为主要目标的改革。
上海早在1979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速度之快、程度之深，其他城市望尘莫及。从1986年开始至1993年，上海便开始探索养老金制度改革，由“单位统筹”向“全市统筹”转变。这一阶段，上海还把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到劳动合同制职工，对其实行个人缴费筹集养老金、退休后享受社会养老保险，“政府有责任保障居民不至于因老致贫”。
1993年至1998年，上海养老金改革进入第二阶段，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动作：一是率先引入个人账户以改革“城保”，确立了以“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基本框架，实行国家、单位、个人共同负担养老费用。二是在1996年推出“农保”，实行区县统筹，以劳动者自我缴费积累为主、集体补贴和互济为辅，社会保险与家庭养老相结合，以及对各业人员的养老保险统一管理的原则，统筹资金现收现付制，个人账户基金实行积累制模式。三是在1997年与全国养老保险制度并轨，主要包括调整个人账户规模、调整基本养老金的计发方法和改变基本养老金的增长机制。
1998年以来，则推出“综保”和“镇保”，并进一步改革“城保”。
2002年9月起，上海实施“综保”，其中含养老补贴，规定用人单位和无单位的外来人员按照缴费基数12.5％的比例(单位的缴费基数为上海市上年月社会平均工资的60％)缴纳综合保险费，其中养老补贴为7％。综合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无单位的外来从业人员由其自己缴纳。其中，外地施工企业的缴费比例为5.5％。“综保”养老补贴采用保险公司发放报单，到龄时领取的办法，离开上海时，可以带走所有养老补贴凭证，到达退休年龄时，可到相关商业保险公司在其户籍所在地的分支机构进行一次性兑现。未到规定年龄死亡的，养老补贴可由其直系亲属继承。由单位缴费，这使得“综保”的养老补贴等于“再次分蛋糕”，让这部分人看见了养老金制度的社会再分配功能。
2003年，上海实施“镇保”，目的是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它是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和生育保险在内的一项综合性社会保障制度，采取“25％ X”的缴费模式，25％是社会统筹部分，由用人单位缴纳，相当于“综保”的25％，政府强制征缴，体现政府“保基本”的责任和社会公平的原则。X为个人账户，其本金和利息全部归个人所有。“镇保”追求“低平台、有保障和广覆盖”，体现着“社会救助”的色彩，即通过养老金制度，将部分社会财富分配给弱势群体，提供了一个较低的“社会扶助给付”。
2004年起再改“城保”，单位缴纳比例为22％，个人由11％降至8％，同时单位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全部划入社会统筹部分。2006年国务院决定扩大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做实个人账户的改革试点到全国八省市，其中包括上海市。换言之，个人账户里要有真金白银，对以前的个人账户“虚账”逐步做实，到2007年底已做实个人账户累计达68亿元。2009年，上海出台了外来从业人员和外籍人员参加“城保”的政策。“一城四制”开始有了并轨动作。
国民年金的蓝本
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互动中表示，地方先进行试点，逐步积累经验，使我们整个国家能形成一个规范的养老保险制度。换言之，中国要打造一个全国性的养老保险制度，日本、韩国等国称之为“国民年金”(含老年基础年金)——日本政府这样介绍其“国民年金”制度：“在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老龄都是必然要到来的……年金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可互相帮助的制度。”——仍需地方探索，为中央提供经验。
养老金问题成为2011年上海“两会”的焦点，也提醒我们，上海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时间点已到。据上海市民政局发布的《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透露，2008年上海市享受各类养老金的人数为290万人，3年之后突破330万，而未来几年将达到450万高峰。上海现在直面的一个事实是：1.5比1的赡养比，就是说每3个在职的上海人要养2个退休人员，而全国这一数字是3.2：1。上海压力空前。
早在2009年上海“两会”期间，市委书记俞正声就已预警。
“社保基金就是这手收那手支，收小于支。怎么办呢?财政就要托底。去年(2008年)托底托了一百七八十亿，而且市本级的百分之十七八是用来充社保基金的不足。今年又要增长六七十亿，市本级必须保持百分之六七的增长，才能把社保的窟窿给补上。”俞正声说，“上海确实有钱，但上海面临的财政支出的压力很大。”用现有税收补社保资金缺口，民众当然最喜欢，可是，如果这一代老年人的养老金，全部由税收来支应，到将来老年人数目增加，势必得加税，增加财源，对下一代年轻人来说，负担更大。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上海“城保”赡养率为65.5％，“镇保”为20.6％，而虽然参加“综保”的人数达148万，目前几乎没有退休人员，赡养率接近为0。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左学金和肖严华在研究中指出，假如“统一城保、镇保、综保制度，建立社保公共平台”，可使上海社保的赡养率从目前“城保”的65.5％降低为整合后的35.1％，即用“综保”社保基金可以作为新鲜血液补充给“城保”。但整合的难度在于，“城保”的缴费率高达22％，这一缴费门槛使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非正规就业人员难以跨越。
为此，左学金和肖严华提出一套结构改革蓝本，以“小统筹，大账户”为特点，形成“三驾马车”结构，以社会统筹的“国民基础年金”为第一支柱；将个人账户从第一支柱转至第二支柱——形成“个人账户 企业年金”模式；第三支柱是养老储蓄，免税鼓励并规定其最高限额(如每年不超过工资的5％)个人购买养老保险，逐步降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减轻财政负担，实则减轻纳税负担。
两位研究者建议以企业工资总额的12％作为“国民基础养老金”的企业缴费率，其中“城保”基础养老金附加实行10％(即还是原来的22％)，但这部分需存入“基础养老金附加”账户，在“城保”参保人员中实行现收现付。又用20年，将“城保”基础养老金附加的10％缴费全部过渡到个人账户，实现无差别的养老制度。两位研究者提出以“基础国民养老金”作为并轨工具，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思路，即建立一个全体劳动者共济和共享的国民基金养老金平台，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大方向。
一个属于每一个国民的国民年金，“这一天会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