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对于作品被教科书选用，很多著作权人并不知情，也就谈不上能因此而有所收益；少数著作权人通过非编选者和出版社等其他渠道，才会了解到自己的作品被选用。这些人大多数都不会想到，自己其实还可以从教材中领到稿费，也不知道向谁去要，又该如何索要。
　　文著协组织了相关研讨，综合了有关专家、文著协会员和相关权利人的意见，建议把九年义务教育教科书与国家教育规划教科书分开规定，九年制义务教育教科书的文字作品稿酬标准可以提高到千字500元，而国家教育规划教科书使用文字作品，可以保持在千字300元的标准。
　　文著协同时建议，将各教科书编写、出版单位执行《著作权法》和即将出台的《教科书使用作品支付报酬办法》情况纳入出版社年检范围。文著协此次重提严格年检制度，宗旨在于保护著作权人利益。教科书编写、出版单位能定期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公布并备案使用作品清单，既可以保证广大普通作者的知情权，让更多作者获酬权得到保障。
　　齐峰：构建产学研体系推动出版科学发展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齐峰在山西出版传媒网撰文：出版业产学研结合，当前主要围绕数字出版展开，从发展态势看，尚处于初创阶段，还没有见到明显成果，产学研结合的体制机制也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许多出版单位研发投入很少。从以产学研结合促发展这一根本目的出发，围绕数字出版，要构建产学研出版体系三个途径。
　　一是发挥产学研结合创新中出版企业的主体作用，缩短科研机构与出版实践之间的距离。这主要表现为：其一，出版企业应成为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决策与投资主体。其二，出版企业应成为研发成果转化的主体。
　　二是着眼于完整产业链的技术创新，不局限于单个技术问题的解决。树立以内容为核心、以阅读为基础、以网络为平台、以技术为支撑的数字战略，以出版企业为主导，构建以内容为核心的数字出版产业链，确立起功能强大、体验良好的内容营销传播与运营平台，成为众多出版单位进军数字出版产业的路径选择。
　　三是积极构建数字出版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数字阅读时代，我国任何一个出版企业目前所拥有的内容资源都远不足以支撑数字产业的内容链条，更难以掌控数字出版话语权和定价权。因此聚敛各出版单位已有的内容资源，建立区域或国家数字出版平台，以整合的相对优势开拓市场，是发展数字出版产业的必由之路。
　　魏鹏举：文化消费如何获得长久动力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魏鹏举在《光明日报》撰文：当前文化消费市场还存在一些发展的隐忧与不足。一是文化消费中文化教育消费占比较大，而真正以提升人的文化素质为特点的文化消费比重较小；二是奢侈品消费表现旺盛，而具有精神消费特点的内涵性文化消费增长并不快；三是文化消费的城乡差别较大，农村地区文化消费明显滞后。
　　提升文化消费水平，短期来看是文化生产水平与商业模式提升的问题，长期来看是文化素质和消费能力提升的问题。文化消费的提升不是简单的平均支出数量。不提高公民文化素质，即使有钱也不会消费。提升文化消费水平的关键在于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普及文化艺术教育，提升公民的整体文化素质。
　　陈晓晖：电子书或贵过纸书
　　湛庐文化总经理陈晓晖在《21世纪经济报道》撰文：当下，中国的数字出版渐渐形成了以三大阅读基地和几大网络书店领衔的格局。由于电信运营商前期主导了电子书的发展，而且大量出版社初期涉足数字出版领域未必是从商业或者行业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很多出版社认为数字出版和原有出版业务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关系，而是原有业务的有益补充，所以形成目前国内大量电子图书定价仅在1-2元区间。
　　但是随着数字出版领域相关规则的渐渐明晰，出版商发现，电子书将会不可避免地抢夺一部分纸版图书的原有市场，那么原有的定价体系将会直接威胁出版商的生存。
　　剖析出版行业的各项成本从中可以看出，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相比除了印制和纸张成本的减少，其他各项支出并没有减少，相反因为面对新技术的挑战，各项成本反而大幅上升，所以如果数字出版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已经取代了纸质图书的部分市场份额，那么对于出版商来说如果再以几元钱的营销价格定价无疑将大幅缩减自己的利润，影响到企业的生存，这是出版商们不愿意也不能承受的结果。
　　随着数字出版市场的持续扩大，电子书的价格将不可避免地向纸质书籍价格回归，而且从美国目前的电子书市场来看，Kindle版的图书和纸版书的销售价格已经趋于一致，甚至有的图书Kindle版的销售价格略高于纸版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