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曹七巧与艾米丽分别是张爱玲与福克纳塑造的两位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虽然两个人物所处的社会氛围、人文环境不同，但作为生存个体，二者的命运极具相似性：都是传统思想及男权统治之下的牺牲品、都在反抗无望后走上自我毁灭。本文从两个人物的人生经历出发，揭示两者生命悲剧，并探寻酿成悲剧的原因。
一、禁锢的玫瑰——男权统治与社会戒律的压迫
美国南北战争使得南方的以奴隶制为主的经济遭受到迫害，贵族阶级开始出现衰落现象，但清教主义依旧是此时的主流思想，艾米丽出生于此时的贵族之家。父亲掌握着家里的话语权，同时也是清教主义忠实的捍卫者。艾米丽听从父亲的教诲并成长于父亲的阴影之下，她只能通过父亲的眼光和视角来关注外面世界。父亲高大的阴影压制着女儿的人生，用畸形的爱保护着艾米丽，教会了她做一个傲慢清高的“南方淑女”，并手持马鞭赶走了艾米丽的追求者，切断女儿的爱情之光，让年过三十的艾米丽仍单身一人。父亲不关心艾米丽本身，并不知艾米丽作为女性的真正需求，只是将自己的思想同清教戒律一同强加给艾米丽，把女儿拴在自己身旁，使自己成为女儿的唯一，掐断了女儿同社会的联系，艾米丽屈服于父亲的权威。长此以往，艾米丽被父亲禁锢着，同时也依赖着父亲，当父亲死后，艾米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她依然如平时一般打扮，脸上毫无哀恸之色。她对大家说，她的父亲并未辞世”。
曹七巧是麻油店的女儿，原本充满生命力，“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跟大多数普通姑娘一样，曹七巧对爱情充满着期待，想跟一个普通、健康的男人过一辈子。但事与愿违，在男权统治之下，作为金钱的交易物，她被哥哥卖给姜家做媳妇。在旧式婚姻里，女子无法掌控自己的爱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不能反抗的，神圣高洁的爱情被束上金钱的枷锁，爱情变成追求利益的手段，婚姻关系成了无尽的煎熬与折磨。在曹七巧身上，曹七巧的哥嫂不顾及妹妹的感受，将妹妹卖给“没有生命的肉体”，将曹七巧推向无底洞的黑色深渊。曹七巧的哥嫂掐断了妹妹同普通人、健康人之间的爱情。曹七巧嫁入姜公馆就是她人生悲剧的开始。哥嫂的无情与冷酷使得曹七巧性情大变，再加上公馆上下的冷漠、轻蔑，使得她原本健康的人性在十年之中逐渐磨灭。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中，女人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在这种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女性也接受了这种极其不平等的待遇，将物性与奴性作为自己的标签，“妇为夫纲”“父死从兄”的思想已浸入骨髓里。曹七巧的哥嫂是可恶的，是导致曹七巧人生悲剧的推手，同时我国封建社会的封建思想、戒律也是导致曹七巧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曹七巧本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拒绝哥嫂的安排，但她选择了屈服。艾米丽也是男权统治和社会戒律下的牺牲品，虽然与我国的封建礼教在教条上所有不同，但男尊女卑的思想是相似的，在男权和社会戒律的双重压迫下，女性长期处于被动无权的地位。久而久之，女性也接受了这种现象与地位，艾米丽的父亲操控着她的命运，艾米丽也接受了这种操控，践行着社会的清规戒律，做一个听从父亲之言的“淑女”，压抑着自己的本性。
二、反抗的玫瑰——主体意识崛起与爱情的追求
“艾米丽的形象在文中是一个矛盾存在体，一方面她谦恭、隐忍、温柔忘我，但另一方面她孤高倨傲、桀骜不驯、自负执拗、我行我素。”艾米丽身上有着反抗精神，她也试图挣脱父亲思想和社会戒律对她的禁锢。父亲死后，艾米丽剪短了自己的头发，教孩子画画，并且勇敢地追求爱情。荷马·柏伦是个北方佬，“身材魁梧，肤色黝黑，动作敏捷，大嗓门”。这与艾米丽“南方淑女”形象格格不入，但“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开始看见他与艾米丽小姐驾着那辆黄色双轮马车”。艾米丽鼓起勇气，谈起了一场跨越肤色、种族、地位、性格的恋爱，对社会戒律和父亲的腐朽的思想发起了反抗。面对爱情，艾米丽放下了自己的身段与道德束缚，在众人一片质疑中对自己爱的人倾其所有。艾米丽这一举动是对社会戒律和父亲思想的绝对反叛，重新点燃被父亲掐断的爱情之光。
曹七巧嫁入姜家之后，受尽嘲讽，生理和心理都得不到满足。但她遇见小叔子姜季泽之后，她逐渐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需要与存在。“季泽是个结实小伙子，偏于胖的一方面，脑后拖一根三股油松大辫，生得天圆地方，鲜红的腮颊，往下坠着一点，青湿眉毛。”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身体，满足了曹七巧对于男性健康体魄的需要。曹七巧知道这种不伦之恋是不道德的，但是她渴望爱情、渴望健康的体魄，在违反传统伦理道德之下，曹七巧勾引小叔子姜季泽。在姜季泽坚决不招惹家里人的情况下，曹七巧质问他自己哪里不如别人。曹七巧勇于冲破重重阻碍和道德束缚，喜欢上自己的小叔子就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反抗。
艾米丽和曹七巧的反抗注定是悲剧性的，无法取得彻底的胜利。一方面，由于社会戒律和道德对这两位女性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她们在反抗的路上主体意识没有彻底的觉醒，没有彻底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一名女性真正所需要的，她们的反抗是脆弱的，经不起半点风吹雨打；另一方面，她们将自己的救赎寄希望于他人，抓住的救命稻草是爱情，她们被男人毒害，又寄希望于男性。当得知荷马·柏伦并无心组建家庭，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之时，艾米丽最终用极端的方式挽留了自己的爱情；曹七巧在勾引小叔子失败之后，守着金钱与怨恨过完自己的下半生。在经过一系列事情之后，她们的主体意识有了觉醒，但不是彻底的觉醒，因此在反抗受阻、失败之后，她们走上了疯狂的报复之路，她们的反抗最终成了一个“苍凉的手势”。
三、疯狂的玫瑰——主体的堕落与疯狂的报复
玫瑰是一种漂亮、艳丽的花，但也是带刺的花，当别人伤害它时，它便惩罚别人。艾米丽怀着满腔的热血，不惜用与家族决裂的代价换来爱情。艾米丽要强、孤傲的本性受不得别人的半点懈怠，何况是面对自己最心爱的人，在得知荷马·柏伦的意图之后，艾米丽觉得自己被深爱之人玩弄。爱情的背叛使得艾米丽刚刚萌发的主体意识被彻底毁灭，荷马·柏伦的抛弃是压垮艾米丽的最后一根稻草，艾米丽彻底疯狂，用极端的方式挽留了自己的爱人。她是深爱着荷马·柏伦的，但她不能忍受荷马·柏伦对于他们之间关系的处置，在漫长的岁月里，她陪伴着荷马·柏伦的尸体。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自从艾米丽用极端的方式结束了心爱之人的生命之后，房子的前门紧闭，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艾米丽去世，艾米丽拒绝与社会联系接触的同时，也断送了自己作为人的本质。拒绝纳税、拒绝将铁质门牌与邮箱安在她家大门上，并且不听别人劝说，艾米丽用自己独特而又疯狂的行为报复着小镇上的人。由于出生高贵，小镇上的人表面上依旧对艾米丽尊重关爱，再加之她从小养成的孤傲个性，艾米丽的报复是果断的、坚决的，也可以说是“光明正大”。
曹七巧却不同于艾米丽，她出生低微，在姜家更是没有地位，长久的压制与磨练，使得曹七巧成为一个“老油条”式的人物。她的报复同样是疯狂的，却不是果断的，是细水长流的“虐他”。曹七巧没有得到的东西太多了，在人性的极度扭曲之下，她得不到的东西，也不想让别人得到，包括自己的儿女。曹七巧一辈子没尝到爱情的味道，“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只是眨眼间的，因此，女儿得到的幸福爱情在她看来就格外碍眼，“儿子的婚姻简直是对她畸形婚姻的嘲笑，而这种嘲笑将每天都在她的生活中”。在女儿爱情刚刚萌发之时，曹七巧就给她带上了金钱的枷锁，时刻警告女儿男人是一种碰不得的动物。曹七巧的母爱是畸形的，是变态的，她让长安裹脚、抽大烟，并且关闭女儿即将得到幸福的大門。男人伤透了曹七巧的心，男人是可恶的，但曹七巧又崇拜男人，又想掌控男人，儿子长白是唯一她放心的男人，也是她变态母爱的牺牲品。毫无顾忌地羞辱儿媳，曹七巧让儿媳过上同自己一样的无性婚姻生活，她身上善良的人性已经被磨灭得干干净净，留下的只是疯狂和病态的手段。
四、结语
张爱玲与福克纳的性别、国籍不同，但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以及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思考是相似的，艾米丽是东方的曹七巧，曹七巧是西方的艾米丽。这不仅基于社会状况的影响及文化的熏陶，也基于作者的自觉体悟。艾米丽和曹七巧的悲剧是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社会和时代的悲剧。尽管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但两人作为女性的悲剧有很多相似之处。在社会戒律与男权统治之下，女性的个性得不到健康的发展。社会规范与伦理道德总是束缚、禁锢着女性，给女性留下的生存空间极其狭小。无论是艾米丽，还是曹七巧，她们都生活在一个无爱而又苛刻的世界里，男性与戒律紧握她们命运的喉咙。正如《有女同车》中说的那样，“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当她们主体意识刚刚萌发时，却又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男人身上，因此她们的反抗注定是脆弱的，在经历男性又一次的伤害之后，彻底疯狂。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一、禁锢的玫瑰——男权统治与社会戒律的压迫
美国南北战争使得南方的以奴隶制为主的经济遭受到迫害，贵族阶级开始出现衰落现象，但清教主义依旧是此时的主流思想，艾米丽出生于此时的贵族之家。父亲掌握着家里的话语权，同时也是清教主义忠实的捍卫者。艾米丽听从父亲的教诲并成长于父亲的阴影之下，她只能通过父亲的眼光和视角来关注外面世界。父亲高大的阴影压制着女儿的人生，用畸形的爱保护着艾米丽，教会了她做一个傲慢清高的“南方淑女”，并手持马鞭赶走了艾米丽的追求者，切断女儿的爱情之光，让年过三十的艾米丽仍单身一人。父亲不关心艾米丽本身，并不知艾米丽作为女性的真正需求，只是将自己的思想同清教戒律一同强加给艾米丽，把女儿拴在自己身旁，使自己成为女儿的唯一，掐断了女儿同社会的联系，艾米丽屈服于父亲的权威。长此以往，艾米丽被父亲禁锢着，同时也依赖着父亲，当父亲死后，艾米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她依然如平时一般打扮，脸上毫无哀恸之色。她对大家说，她的父亲并未辞世”。
曹七巧是麻油店的女儿，原本充满生命力，“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跟大多数普通姑娘一样，曹七巧对爱情充满着期待，想跟一个普通、健康的男人过一辈子。但事与愿违，在男权统治之下，作为金钱的交易物，她被哥哥卖给姜家做媳妇。在旧式婚姻里，女子无法掌控自己的爱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不能反抗的，神圣高洁的爱情被束上金钱的枷锁，爱情变成追求利益的手段，婚姻关系成了无尽的煎熬与折磨。在曹七巧身上，曹七巧的哥嫂不顾及妹妹的感受，将妹妹卖给“没有生命的肉体”，将曹七巧推向无底洞的黑色深渊。曹七巧的哥嫂掐断了妹妹同普通人、健康人之间的爱情。曹七巧嫁入姜公馆就是她人生悲剧的开始。哥嫂的无情与冷酷使得曹七巧性情大变，再加上公馆上下的冷漠、轻蔑，使得她原本健康的人性在十年之中逐渐磨灭。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中，女人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在这种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女性也接受了这种极其不平等的待遇，将物性与奴性作为自己的标签，“妇为夫纲”“父死从兄”的思想已浸入骨髓里。曹七巧的哥嫂是可恶的，是导致曹七巧人生悲剧的推手，同时我国封建社会的封建思想、戒律也是导致曹七巧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曹七巧本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拒绝哥嫂的安排，但她选择了屈服。艾米丽也是男权统治和社会戒律下的牺牲品，虽然与我国的封建礼教在教条上所有不同，但男尊女卑的思想是相似的，在男权和社会戒律的双重压迫下，女性长期处于被动无权的地位。久而久之，女性也接受了这种现象与地位，艾米丽的父亲操控着她的命运，艾米丽也接受了这种操控，践行着社会的清规戒律，做一个听从父亲之言的“淑女”，压抑着自己的本性。
二、反抗的玫瑰——主体意识崛起与爱情的追求
“艾米丽的形象在文中是一个矛盾存在体，一方面她谦恭、隐忍、温柔忘我，但另一方面她孤高倨傲、桀骜不驯、自负执拗、我行我素。”艾米丽身上有着反抗精神，她也试图挣脱父亲思想和社会戒律对她的禁锢。父亲死后，艾米丽剪短了自己的头发，教孩子画画，并且勇敢地追求爱情。荷马·柏伦是个北方佬，“身材魁梧，肤色黝黑，动作敏捷，大嗓门”。这与艾米丽“南方淑女”形象格格不入，但“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开始看见他与艾米丽小姐驾着那辆黄色双轮马车”。艾米丽鼓起勇气，谈起了一场跨越肤色、种族、地位、性格的恋爱，对社会戒律和父亲的腐朽的思想发起了反抗。面对爱情，艾米丽放下了自己的身段与道德束缚，在众人一片质疑中对自己爱的人倾其所有。艾米丽这一举动是对社会戒律和父亲思想的绝对反叛，重新点燃被父亲掐断的爱情之光。
曹七巧嫁入姜家之后，受尽嘲讽，生理和心理都得不到满足。但她遇见小叔子姜季泽之后，她逐渐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需要与存在。“季泽是个结实小伙子，偏于胖的一方面，脑后拖一根三股油松大辫，生得天圆地方，鲜红的腮颊，往下坠着一点，青湿眉毛。”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身体，满足了曹七巧对于男性健康体魄的需要。曹七巧知道这种不伦之恋是不道德的，但是她渴望爱情、渴望健康的体魄，在违反传统伦理道德之下，曹七巧勾引小叔子姜季泽。在姜季泽坚决不招惹家里人的情况下，曹七巧质问他自己哪里不如别人。曹七巧勇于冲破重重阻碍和道德束缚，喜欢上自己的小叔子就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反抗。
艾米丽和曹七巧的反抗注定是悲剧性的，无法取得彻底的胜利。一方面，由于社会戒律和道德对这两位女性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她们在反抗的路上主体意识没有彻底的觉醒，没有彻底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一名女性真正所需要的，她们的反抗是脆弱的，经不起半点风吹雨打；另一方面，她们将自己的救赎寄希望于他人，抓住的救命稻草是爱情，她们被男人毒害，又寄希望于男性。当得知荷马·柏伦并无心组建家庭，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之时，艾米丽最终用极端的方式挽留了自己的爱情；曹七巧在勾引小叔子失败之后，守着金钱与怨恨过完自己的下半生。在经过一系列事情之后，她们的主体意识有了觉醒，但不是彻底的觉醒，因此在反抗受阻、失败之后，她们走上了疯狂的报复之路，她们的反抗最终成了一个“苍凉的手势”。
三、疯狂的玫瑰——主体的堕落与疯狂的报复
玫瑰是一种漂亮、艳丽的花，但也是带刺的花，当别人伤害它时，它便惩罚别人。艾米丽怀着满腔的热血，不惜用与家族决裂的代价换来爱情。艾米丽要强、孤傲的本性受不得别人的半点懈怠，何况是面对自己最心爱的人，在得知荷马·柏伦的意图之后，艾米丽觉得自己被深爱之人玩弄。爱情的背叛使得艾米丽刚刚萌发的主体意识被彻底毁灭，荷马·柏伦的抛弃是压垮艾米丽的最后一根稻草，艾米丽彻底疯狂，用极端的方式挽留了自己的爱人。她是深爱着荷马·柏伦的，但她不能忍受荷马·柏伦对于他们之间关系的处置，在漫长的岁月里，她陪伴着荷马·柏伦的尸体。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自从艾米丽用极端的方式结束了心爱之人的生命之后，房子的前门紧闭，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艾米丽去世，艾米丽拒绝与社会联系接触的同时，也断送了自己作为人的本质。拒绝纳税、拒绝将铁质门牌与邮箱安在她家大门上，并且不听别人劝说，艾米丽用自己独特而又疯狂的行为报复着小镇上的人。由于出生高贵，小镇上的人表面上依旧对艾米丽尊重关爱，再加之她从小养成的孤傲个性，艾米丽的报复是果断的、坚决的，也可以说是“光明正大”。
曹七巧却不同于艾米丽，她出生低微，在姜家更是没有地位，长久的压制与磨练，使得曹七巧成为一个“老油条”式的人物。她的报复同样是疯狂的，却不是果断的，是细水长流的“虐他”。曹七巧没有得到的东西太多了，在人性的极度扭曲之下，她得不到的东西，也不想让别人得到，包括自己的儿女。曹七巧一辈子没尝到爱情的味道，“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只是眨眼间的，因此，女儿得到的幸福爱情在她看来就格外碍眼，“儿子的婚姻简直是对她畸形婚姻的嘲笑，而这种嘲笑将每天都在她的生活中”。在女儿爱情刚刚萌发之时，曹七巧就给她带上了金钱的枷锁，时刻警告女儿男人是一种碰不得的动物。曹七巧的母爱是畸形的，是变态的，她让长安裹脚、抽大烟，并且关闭女儿即将得到幸福的大門。男人伤透了曹七巧的心，男人是可恶的，但曹七巧又崇拜男人，又想掌控男人，儿子长白是唯一她放心的男人，也是她变态母爱的牺牲品。毫无顾忌地羞辱儿媳，曹七巧让儿媳过上同自己一样的无性婚姻生活，她身上善良的人性已经被磨灭得干干净净，留下的只是疯狂和病态的手段。
四、结语
张爱玲与福克纳的性别、国籍不同，但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以及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思考是相似的，艾米丽是东方的曹七巧，曹七巧是西方的艾米丽。这不仅基于社会状况的影响及文化的熏陶，也基于作者的自觉体悟。艾米丽和曹七巧的悲剧是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社会和时代的悲剧。尽管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但两人作为女性的悲剧有很多相似之处。在社会戒律与男权统治之下，女性的个性得不到健康的发展。社会规范与伦理道德总是束缚、禁锢着女性，给女性留下的生存空间极其狭小。无论是艾米丽，还是曹七巧，她们都生活在一个无爱而又苛刻的世界里，男性与戒律紧握她们命运的喉咙。正如《有女同车》中说的那样，“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当她们主体意识刚刚萌发时，却又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男人身上，因此她们的反抗注定是脆弱的，在经历男性又一次的伤害之后，彻底疯狂。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