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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现阶段财富差距表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市场的力量解释不了这一现象。由政府掌握或控制大量的经济资源及其配置，虽然在特定的阶段起到了特定的作用，但是对财富的分配产生了一些恶劣的影响，加剧了财富不公。现阶段权力不仅客观上主导了财富分配秩序和方向，而且在有些地方自身也参与财富的分割，造成财富分配的扭曲；不同社会群体政治权利诉说和保障机制的差异客观上影响了他们以及整个社会对相关要素价格水平的预期的形成，从而也影响了财富分配。
【关键词】 财富分配 财富差距 权力 价格水平 预期
一、我国现阶段财富差距表现出明显的群体性
近年来，我国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由此产生了其他新的社会矛盾威胁着社会的长期和谐稳定。面对这种危机，人们开始思考我国的财富分配机制。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这种财富分配格局和贫富分化现象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是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必然表现。
不可否认，市场竞争导致社会成员出现财富差距。但我国的财富分配差距的形成原因远没有这么简单。仅仅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适用于理想市场经济模型中的逻辑无法解释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这种得不到人们普遍认可财富差距。分析概括我国的财富差距，主要表现为这些状况：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之间的分化和差距（见表1、表2、表3）。
这些分化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群体性，以职业、身份、地区、职位等为标示。纯粹市场的优胜劣汰是以个体为单位对社会成员进行区分的，优胜者和遭淘汰者往往同属一个群体，而不是一个群体整体优胜，另一个群体被淘汰。同种职业，强者胜出，变得富裕，劣者遭淘汰，相对穷困。市场机制下贫富的区分不应该有如此明显的群体标示。这就反过来说明，我国社会成员目前的贫富分化和财富差距不是由个体自身参与市场竞争的素质决定的，不是因为市场的筛选，更多的是由个体所属的群体的特征所决定的，根本原因是一些非市场的力量。
二、产生财富差距作用的非市场力量
1、宏观层面
各级政府控制着资金、土地、重要生产资料的经营权开发权等大量资源。从而政府公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资源的配置，进而主导着财富在部分层面的分配。因为资源是稀缺的，获取资源也就获取了发展和赚取财富的机会，也就容易富有。政府权力掌握资源和主导资源配置，实质上掌握和配置的是发展和致富的机会。
政府主导大量资源的配置，本质上是计划体制的思路，但对政府而言，信息是不可能充分的，于是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效率的损失以及人为的资源配置不合理。同时，政府本身存在道德风险，尤其在我国目前缺乏公权力制约机制、缺乏民主问责机制的现状下，政府道德风险难以避免，资源配置不公平难以避免，并最终加大财富分配差距。以投融资制度为例，政府通过对银行金融系统的控制，人为地控制了资金的配置，客观上造成了地区贫富差距，加大了城乡财富不均衡。
一方面，政府直接通过向国有银行发行公债，将社会储蓄转移到自己手中，结果这些资金受政府官员的个人主观偏好左右，流向官员喜好的地区和项目，其中大部分用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和政绩工程上面；另一方面，国有金融机构向抽水机一样，将农村、小城镇的资金抽走，再输入大城市。使得本来就缺乏资金的农村雪上加霜，因为缺少这样一种重要的资源而发展乏力，农村人口的依靠本土的力量致富乃至谋生的可能性大为减小。
政府的经济职责是什么？首先，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保证社会成员有公平的利用各种资源的机会。其次，因为市场有一个优胜劣汰的机制，市场虽然有一个公平的要求，但不会导致大家都相等的结果，为了防止社会成员的差距过大，现代政府就有了这样的职责：通过事后的补偿机制来缩减和缓解这种差距。概括说来，政府的作用是：事前创造环境和平等机会，事后尽量补偿弱者，缓解社会差距。任何旨在通过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以缓解财富差距的思想都把政府想象得过于理想，现实的政府无论是能力还是道德都是有缺陷的。
2、微观层面
我国一定程度上有一些权力参与财富分割的现象，权力并不是一种必须的生产要素，并不具有参与财富分割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权力一旦参与财富分割，必然形成对其他要素合理回报的压迫和剥夺，扰乱其他生产要素间内在的平衡关系。
权力参与财富分割的方式有两种：
一是显性的，制度化的途径，比如国有企事业单位按行政职位等级确定工资、福利等报酬，而且这些等级间差别越来越大，行政级别高往往意味着掌握的权力大。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权力大责任就大，作为一种强化责任的激励机制，工资福利等报酬高一点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但是这种制度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责任与权力相匹配，以及严厉的问责机制。与其说报酬是针对官职而定的，不如说是针对责任而定的，责任大则回报高，责任小则回报低，职位高往往责任大，所以报酬高。我国目前的现实恰恰是对权力的使用普遍缺乏一种民主问责机制，即权力掌握者有权力而没有实质或足够的责任负担。在责任缺失或不足的状况下，高报酬就成了对权力的馈赠，而不是对责任的合理回报，其实质是权力对财富的摄取，势必扭曲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等级社会和特权社会视人是有高贵低贱等级区分的，因而根据等级、权力等身份象征确定财富分配被认为是自然的、合理的。但这一分配逻辑在现代社会早已失去了其社会观念基础。
二是通过隐蔽的，非法的途径，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公权力的掌控者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有些甚至可以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司法系统对腐败行为的惩罚极为轻微，对这些行为起不到有效的威慑作用，客观上助长了公权力腐败的动机。少部分掌握权力的企事业官员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损害国家、集体以及他人利益换取个人的高额回报。这种凭借权力，在整体上极大地改变了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社会财富的相当部分通过这种权力私用的方式被少数的权势阶层所瓜分，形成了一个富有的贪官阶层。
微观层面的另一影响财富分配的现象是劳动力要素价格低廉，在与资本、土地、劳动、技术、信息等要素之间的分配比较中，劳动力分配所得过少。
不管是以前说的按劳分配，还是现在鼓励和提倡按要素分配，现实的财富分配中劳动力都是作为一种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而不是决定收入的唯一依据。由于劳动力相对充裕，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力低下，以及社会缺乏下层劳动者表达和主张自己利益的有效渠道，政治以及基本生活的双重压力逼迫劳动力要素的所有和供给者接受一个极低的市场价格。劳动力、尤其是非高技术体力劳动在收入分配中所得份额都被极度压缩。
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劳动力价格是根据供求关系形成的。一般的观点认为我国劳动力价格的低廉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充裕，供给远大于需求。实际上，除了劳动力自然数量的因素之外，社会成员权利诉求和保障机制、社会氛围和人们的贫富状况对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如果一个社会缺乏普通劳动力供给者主张和捍卫自己利益的有效机制和渠道，劳动者长期处于较低的社会层次和没有获得实质的经济利益，没有人们普遍凭借辛勤劳动赚取富裕生活的历史和范例。整个社会以及普通劳动者就会产生一种宿命的观念：劳动力就只值这个价格。即政治权利诉说和保障机制以及相应的社会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劳动力价格水平的心理预期。另外，劳动力要素所有者的生活境况也影响到劳动力的供给，迫于基本生活的压力，即使劳动力需求价格再低，劳动者除了接受之外还是别无选择。也就是说，我国的社会机制和氛围，以及劳动者基本生活的压力影响了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而这种有效供给并不是只由社会的自然禀赋和生产力水平确定。这个社会的政治结构、权利博弈和对话机制对其也有深刻影响。
三、缓解我国目前财富差距的根本出路
综上所述，权力和权利因素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上都很容易形成对财富分配的影响。有的影响是直接的，有的影响是间接的、潜在的，但都是深刻的。因此，从政治层面，而不是仅仅从经济层面采取措施才是调整和缓解这一趋势的有效对策。
权力以及权利问题产生了机会的差距，机会的差距导致而且加剧了财富的差距，财富的差距反过来可能引起更大的机会差距，我们的政府对财富的差距产生了警惕，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但是这都是些事后措施，对缓解由于市场力量造成的财富差距有效一定效果。对于根本解决我国现阶段的财富不公没有太大的作用。也解决不了因此而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断裂。
有效的策略应该包含以下方面：首先要反对超经济的强势政治力量规定或主导经济运行。政府对国民经济运行有必要进行调控，要尽可能地减少权力之手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一要规范权力，加强事前和事中监督，严厉违背责任的事后惩罚。二要减少权力，即减少由政府掌控和调配的经济资源。市场的完善和开放是实现财富分配之关键。其次，改善社会公众对话，主张自己权益的机制，完善底层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和财富的公平分配。因为，要素提供者以及这个社会对相关要素比如劳动力价格水平的预期就会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从而财富分配发生变化，经济社会对要素的使用效率也会变化。
【参考文献】
[1]白暴力：我国目前收入差距偏大分析——宏观效应、核心机制与解决对策[J]，经济学动态，2006（1）.
[2]周其仁：收入分配的一个倾向和另一个倾向[J]，党政干部文摘，2006（12）.
[3]王琴、谭春兰：关于收入分配理论的探究[J]，当代经理人，2006（21）.
【关键词】 财富分配 财富差距 权力 价格水平 预期
一、我国现阶段财富差距表现出明显的群体性
近年来，我国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由此产生了其他新的社会矛盾威胁着社会的长期和谐稳定。面对这种危机，人们开始思考我国的财富分配机制。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这种财富分配格局和贫富分化现象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是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必然表现。
不可否认，市场竞争导致社会成员出现财富差距。但我国的财富分配差距的形成原因远没有这么简单。仅仅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适用于理想市场经济模型中的逻辑无法解释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这种得不到人们普遍认可财富差距。分析概括我国的财富差距，主要表现为这些状况：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之间的分化和差距（见表1、表2、表3）。
这些分化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群体性，以职业、身份、地区、职位等为标示。纯粹市场的优胜劣汰是以个体为单位对社会成员进行区分的，优胜者和遭淘汰者往往同属一个群体，而不是一个群体整体优胜，另一个群体被淘汰。同种职业，强者胜出，变得富裕，劣者遭淘汰，相对穷困。市场机制下贫富的区分不应该有如此明显的群体标示。这就反过来说明，我国社会成员目前的贫富分化和财富差距不是由个体自身参与市场竞争的素质决定的，不是因为市场的筛选，更多的是由个体所属的群体的特征所决定的，根本原因是一些非市场的力量。
二、产生财富差距作用的非市场力量
1、宏观层面
各级政府控制着资金、土地、重要生产资料的经营权开发权等大量资源。从而政府公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资源的配置，进而主导着财富在部分层面的分配。因为资源是稀缺的，获取资源也就获取了发展和赚取财富的机会，也就容易富有。政府权力掌握资源和主导资源配置，实质上掌握和配置的是发展和致富的机会。
政府主导大量资源的配置，本质上是计划体制的思路，但对政府而言，信息是不可能充分的，于是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效率的损失以及人为的资源配置不合理。同时，政府本身存在道德风险，尤其在我国目前缺乏公权力制约机制、缺乏民主问责机制的现状下，政府道德风险难以避免，资源配置不公平难以避免，并最终加大财富分配差距。以投融资制度为例，政府通过对银行金融系统的控制，人为地控制了资金的配置，客观上造成了地区贫富差距，加大了城乡财富不均衡。
一方面，政府直接通过向国有银行发行公债，将社会储蓄转移到自己手中，结果这些资金受政府官员的个人主观偏好左右，流向官员喜好的地区和项目，其中大部分用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和政绩工程上面；另一方面，国有金融机构向抽水机一样，将农村、小城镇的资金抽走，再输入大城市。使得本来就缺乏资金的农村雪上加霜，因为缺少这样一种重要的资源而发展乏力，农村人口的依靠本土的力量致富乃至谋生的可能性大为减小。
政府的经济职责是什么？首先，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保证社会成员有公平的利用各种资源的机会。其次，因为市场有一个优胜劣汰的机制，市场虽然有一个公平的要求，但不会导致大家都相等的结果，为了防止社会成员的差距过大，现代政府就有了这样的职责：通过事后的补偿机制来缩减和缓解这种差距。概括说来，政府的作用是：事前创造环境和平等机会，事后尽量补偿弱者，缓解社会差距。任何旨在通过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以缓解财富差距的思想都把政府想象得过于理想，现实的政府无论是能力还是道德都是有缺陷的。
2、微观层面
我国一定程度上有一些权力参与财富分割的现象，权力并不是一种必须的生产要素，并不具有参与财富分割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权力一旦参与财富分割，必然形成对其他要素合理回报的压迫和剥夺，扰乱其他生产要素间内在的平衡关系。
权力参与财富分割的方式有两种：
一是显性的，制度化的途径，比如国有企事业单位按行政职位等级确定工资、福利等报酬，而且这些等级间差别越来越大，行政级别高往往意味着掌握的权力大。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权力大责任就大，作为一种强化责任的激励机制，工资福利等报酬高一点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但是这种制度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责任与权力相匹配，以及严厉的问责机制。与其说报酬是针对官职而定的，不如说是针对责任而定的，责任大则回报高，责任小则回报低，职位高往往责任大，所以报酬高。我国目前的现实恰恰是对权力的使用普遍缺乏一种民主问责机制，即权力掌握者有权力而没有实质或足够的责任负担。在责任缺失或不足的状况下，高报酬就成了对权力的馈赠，而不是对责任的合理回报，其实质是权力对财富的摄取，势必扭曲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等级社会和特权社会视人是有高贵低贱等级区分的，因而根据等级、权力等身份象征确定财富分配被认为是自然的、合理的。但这一分配逻辑在现代社会早已失去了其社会观念基础。
二是通过隐蔽的，非法的途径，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公权力的掌控者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有些甚至可以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司法系统对腐败行为的惩罚极为轻微，对这些行为起不到有效的威慑作用，客观上助长了公权力腐败的动机。少部分掌握权力的企事业官员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损害国家、集体以及他人利益换取个人的高额回报。这种凭借权力，在整体上极大地改变了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社会财富的相当部分通过这种权力私用的方式被少数的权势阶层所瓜分，形成了一个富有的贪官阶层。
微观层面的另一影响财富分配的现象是劳动力要素价格低廉，在与资本、土地、劳动、技术、信息等要素之间的分配比较中，劳动力分配所得过少。
不管是以前说的按劳分配，还是现在鼓励和提倡按要素分配，现实的财富分配中劳动力都是作为一种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而不是决定收入的唯一依据。由于劳动力相对充裕，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力低下，以及社会缺乏下层劳动者表达和主张自己利益的有效渠道，政治以及基本生活的双重压力逼迫劳动力要素的所有和供给者接受一个极低的市场价格。劳动力、尤其是非高技术体力劳动在收入分配中所得份额都被极度压缩。
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劳动力价格是根据供求关系形成的。一般的观点认为我国劳动力价格的低廉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充裕，供给远大于需求。实际上，除了劳动力自然数量的因素之外，社会成员权利诉求和保障机制、社会氛围和人们的贫富状况对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如果一个社会缺乏普通劳动力供给者主张和捍卫自己利益的有效机制和渠道，劳动者长期处于较低的社会层次和没有获得实质的经济利益，没有人们普遍凭借辛勤劳动赚取富裕生活的历史和范例。整个社会以及普通劳动者就会产生一种宿命的观念：劳动力就只值这个价格。即政治权利诉说和保障机制以及相应的社会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劳动力价格水平的心理预期。另外，劳动力要素所有者的生活境况也影响到劳动力的供给，迫于基本生活的压力，即使劳动力需求价格再低，劳动者除了接受之外还是别无选择。也就是说，我国的社会机制和氛围，以及劳动者基本生活的压力影响了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而这种有效供给并不是只由社会的自然禀赋和生产力水平确定。这个社会的政治结构、权利博弈和对话机制对其也有深刻影响。
三、缓解我国目前财富差距的根本出路
综上所述，权力和权利因素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上都很容易形成对财富分配的影响。有的影响是直接的，有的影响是间接的、潜在的，但都是深刻的。因此，从政治层面，而不是仅仅从经济层面采取措施才是调整和缓解这一趋势的有效对策。
权力以及权利问题产生了机会的差距，机会的差距导致而且加剧了财富的差距，财富的差距反过来可能引起更大的机会差距，我们的政府对财富的差距产生了警惕，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但是这都是些事后措施，对缓解由于市场力量造成的财富差距有效一定效果。对于根本解决我国现阶段的财富不公没有太大的作用。也解决不了因此而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断裂。
有效的策略应该包含以下方面：首先要反对超经济的强势政治力量规定或主导经济运行。政府对国民经济运行有必要进行调控，要尽可能地减少权力之手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一要规范权力，加强事前和事中监督，严厉违背责任的事后惩罚。二要减少权力，即减少由政府掌控和调配的经济资源。市场的完善和开放是实现财富分配之关键。其次，改善社会公众对话，主张自己权益的机制，完善底层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和财富的公平分配。因为，要素提供者以及这个社会对相关要素比如劳动力价格水平的预期就会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从而财富分配发生变化，经济社会对要素的使用效率也会变化。
【参考文献】
[1]白暴力：我国目前收入差距偏大分析——宏观效应、核心机制与解决对策[J]，经济学动态，2006（1）.
[2]周其仁：收入分配的一个倾向和另一个倾向[J]，党政干部文摘，2006（12）.
[3]王琴、谭春兰：关于收入分配理论的探究[J]，当代经理人，20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