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目的：探究血清甲胎蛋白（AFP）、人附睾蛋白4（HE4）及糖类抗原125（CA125）对卵巢癌早期诊断及病理分期判定的价值。方法：收集2019年8月-2021年12月武穴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卵巢癌（80例，卵巢癌组）及卵巢良性肿瘤患者（80例，良性肿瘤组），并纳入同期体检健康女性（80例，对照组），检测三组研究对象血清AFP、HE4、CA125水平，对比卵巢癌组内不同病理分期及病理类型患者间AFP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目的：探究血清甲胎蛋白（AFP）、人附睾蛋白4（HE4）及糖类抗原125（CA125）对卵巢癌早期诊断及病理分期判定的价值。方法：收集2019年8月-2021年12月武穴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卵巢癌（80例，卵巢癌组）及卵巢良性肿瘤患者（80例，良性肿瘤组），并纳入同期体检健康女性（80例，对照组），检测三组研究对象血清AFP、HE4、CA125水平，对比卵巢癌组内不同病理分期及病理类型患者间AFP、HE4、CA125水平差异，并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计算单一指标及联合检测的诊断效能。结果：卵巢癌组血清AFP、HE4、CA125水平均显著高于良性肿瘤组、对照组（P＜0.05），良性肿瘤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Ⅰ、Ⅱ期卵巢癌血清AFP、HE4、CA125水平均显著低于Ⅲ、Ⅳ期患者（P＜0.05）；浆液性癌患者血清AFP、HE4、CA125水平均显著高于黏液性癌患者及内膜样癌患者（P＜0.05），黏液性癌患者均显著高于内膜样癌患者（P＜0.05）；联合检测诊断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最高，分别为95.00%、88.75%、91.88%。结论：卵巢癌患者与卵巢良性肿瘤患者及健康女性血清AFP、HE4、CA125有显著差异，此三项血清指标可用于卵巢癌早期诊断、病理分期及病理类型判定，联合检测时诊断效果达到最佳。
其他文献
马克思国际分工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内涵丰富且深刻。马克思国际分工理论一方面源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历史考察,另一方面源于对前人成果的批判性继承。其主要批判性继承和发展了斯密、李嘉图和李斯特等经济学家的国际分工思想。马克思国际分工理论萌芽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形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论著,深化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从分工动力看,国际分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
目的探讨复方丹参注射液与硫酸镁、纳络酮联合应用,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脑疾的疗效.方法22例HIE病儿经头颅CT扫描分为轻、中、重3度,在对症及支持治疗的基础上,应用丹参注射液2ml/次,每日1次,加10%葡萄糖静滴,7天为1个疗程.25%硫磺镁0.5ml/次,加入10葡萄糖静滴,每日1次,连用3天.确诊为重度HIE者加用纳络酮0.1mg/kg.次,连用3天.并设对照组观察治疗前后血清SOD,MDA,
目的：探究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预测结直肠肿瘤良恶性的价值。方法：本研究回顾了2020年1月至2021年8月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诊治的结直肠息肉、结直肠癌患者以及行胃肠镜检查无异常的健康人群，最终纳入337例人群资料，包括正常人群75例，腺癌患者78例，腺瘤患者184例（管状腺瘤患者134例，绒毛管状腺瘤50例），分析NLR与PLR水平与结直肠肿瘤的良恶性
城市文化产业园正以新型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形象走进大众视野，在对城市文化产业园公共文化属性分析的基础上，从场景理论中的文化设施吸引创意阶层、构建城市文化认同归属感、激励文化消费的视角出发，探讨城市文化产业园公共文化空间的治理问题，并提出了多主体参与、多功能融合的空间功能多元化路径，外在美学表现与内在美学传播的美学教育多元化路径，文创化产品创新与复合型业态创新的产品与业态多元化治理路径，以期为城市文化
目的：了解2002—2018年上海市户籍老年性痴呆死亡率的性别差异特点及其趋势，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出发为老年性痴呆疾病发生前后制定相应的预防及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收集2002—2018年上海市户籍死亡资料，对国际疾病分类第10 版中ICD-10编码范围为F03、G30.0、G30.1、G30.8、G30.9的老年性痴呆死因进行性别特征分析。按照世界标准人口标化率（ASR）计算老年性痴呆标化死
目的:了解2012年至2020年重庆地区居民肝癌死亡率及疾病负担变化趋势。方法:肝癌死亡个案病例资料（ICD-10:C22）来源于重庆市全人群死因监测报告数据库。采用SPSS 26.0统计分析死亡率、标化死亡率、早死所致的寿命损失年（years of life lost, YLL）和平均减寿年数（average years of life lost, AYLL）等指标，不同性别与地区间死亡率比较用
＜正＞从“三大功能”到新版绿债目录发布，这既见证了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成长，也说明了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毅力和决心。目前，绿色金融在服务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问题，如何治理生态环境保护视域下绿色金融发展中存在的不规范、不科学等问题，又该如何用科技创新和金融活水推进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金融绿色发展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