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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伟人，是一种很特殊的合作关系。两人才华出众又风格各异，长期合作又和而不同。人们一直在问一个问题：面对毛的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
翻脸要有条件和资格
翻脸是什么?就是：一，痛感对方之错，决不苟同，毫不忍让；二，如不能认同和解就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各奔东西。
当建国之时，毛泽东走过万水千山，经历千难万险，已被全党接受为列宁据称的“领袖”。他之所以能力排众雄，越过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周恩来、张闻天，一路大踏步走来，独领风骚，只因一条：就是实践检验，在无数次的流血、失败中，只有他的意见屡屡正确，一试就灵。从具体的战斗、战役到与国民党斗法、与美国人斗法、与斯大林斗法，都无不铩其羽，而扬我威。
我曾问过一位追随毛从延安到西柏坡又到北京的老人。我说：周恩来不是长期专管军事吗?转战陕北彭德怀不是打了几个大胜仗吗?他直摇头道：“他们和毛还是不能比，不能比。相差太远一关键胜局都是毛亲自下手指挥。”
逢毛必胜，有毛就灵，毛已成神，这是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血火炼成的信条，已成建国初周恩来这一班副手们和全党全民的习惯思维。周从来没有想去挑战毛，而且他也根本没有这个资格。现在人们对周有好感，是因看到毛后来的过错，在不知不觉中犯了一个时间概念倒置的错误，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思维。
历史上，周曾是毛的上级，在遵义会议前一直领导毛。而历史证明其时的中央，包括周都错了，而毛对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更是得心应手，战无不胜，直至最后摧枯拉朽，如风吹落叶般在中国大地上抹去蒋家王朝。这中间，虽还有一个张闻天是名义上的总负责，但毛都是实际上的决策人。周作为副手，眼见毛指挥若定，出神入化，威信日增，山呼万岁，更是心服口服。
建国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地蛮干。周分管经济工作，已见祸苗，心急如焚，虽屡提不同意见，但已无力回天。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权在手，绝不会听他的。二是这时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三是由于个人崇拜的推行，毛已开始喜听颂扬逢迎之词，于是我们最鄙视的、最不愿看到的历史上重复多次的“君侧不明”的现象出现了，康生、陈伯达、柯庆施，后来的林彪、江青集团，不断谗言蔽上，煽风点火。在毛周围已渐渐形成一个风气不正的小环境。这时，周就更没有去翻脸力争的外部条件和氛围了。
翻脸要计算成本和效果
现在回头看，周的经济思想和对“文革”的抵制都是对的。也许我们会说，梁漱溟不是在国务会议上因农村政策和毛拍桌子翻脸了吗?马寅初不是因人口政策与毛公开翻脸了吗?彭德怀不是因大跃进问题和毛在庐山吵架公开翻脸了吗?他们都落得一个铮铮铁骨的好名声。周当时为什么就不能也来个拍案而起，分道扬镳呢?省得后人一再议论，背一个逆来顺受或更有不理解者曰之为“虚伪”的骂名。周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一国总理，背负着一个国家，七八亿人口。他要考虑后果。如果硬来也行，但那将是两种可以预见的结果。
一，毛以绝对权威，像对刘少奇那样将周当即彻底打倒，甚至人身迫害。这样周那一点点仅有的合法身份和权力将被剥夺干净。人民、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灾难。而且事实证明，前面所举粱、马、彭等人的翻脸，除留下人格的光环和对后人的启发之外，当时于事并无大补。他们个人的牺牲是起到了揭露错误，倡导民主，改进党风，启迪历史的作用，殊可尊敬。但周恩来不行，他是一国总理，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是当时翻脸之后这个摊子怎么收场。政治需要妥协。
二，周可以将自己的不同政见公布于社会，并说服一部分高级干部和群众追随自己，用票决的办法逼毛表态。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的，形成一派甚至一党。但这样的结果就是共产党的分裂，接着是国家政权的分裂。
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周如果真的大翻脸，一个刚建国十年左右的共和国又将蹈入四分五裂，民众水深火热。这不只是一种设想，事实上，有人曾问过总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公开反对?周说那将会使党分裂，后果更坏。相信当时的周、刘等一批革命家是认真考虑过翻脸的成本的。不翻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得已而为之。
隐忍克己，为国为民
有话不能说，或说出来无人听，只能忍，忍在肚子里。这在普通人已是一种煎熬，而一国总理，大任在肩，大责在心，忍则牺牲民利，眼看国事受损；争则得罪领袖，造成党的分裂。这种煎熬就比下油锅还难了。于是只有争中有忍、忍中有争；言语谦恭，行事务实。我们这一代人还清楚地记得“文革”中周的形象，一身藏青色朴素庄重的中山服，胸前总是别着一枚毛泽东手迹“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他四处灭火，大讲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这种复杂两难的心理可想而知。他只掌握一个原则：牺牲自己，保全国家。在“文革”中周恩来有一句发自肺腑的名言最能体现他当时的心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于是我们看到两种情景。
一方面，周在毛的权威面前，不置一辞，为毛留足面子；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为国为民多燃点光和热。
在高层中，刘、邓是“文革”的阻力，已陆续被搬开，下一个目标已是周，于是借“批林批孔”又加上一个“批周公”，其意直指总理。毛甚至说，不行他就重拉队伍再上井冈山，这与上次说“促进、促退委员会”一样，还是以分裂相威胁。这，周也忍了。江青更是亲自出马或发动亲信攻击和刁难总理。甚至要总理给她改诗，专趁总理输液时要去谈工作，想尽办法折磨总理的身体。这些周都忍了。
换作一般人，早就甩手而去。但周恩来不能，他强忍恶气，强撑病体，另有大谋。只要不翻脸，不撕破面子，他这个总理就有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就能为国办一点事，就能挽狂澜、扶危局。
能不能“忍”，是对政治家素质的更高一级要求。现在回头看，总理在忍气吞声、克己为国的心态下确实为党为民族干了许多大事。
我们设想，如果1958年总理翻脸，甩手而去，也许三年困难那一道坎，国家就迈不过去。而在“文革”之乱中，如果总理翻脸而去，就正合林彪、江青之意，他们会更加大行其乱。等到人民已经觉悟，再重新组织力量，产生领袖，扭转乾坤，大约又要经过民国那样的大乱，没有三五十年，不会重归太平。那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知又要落下多远了。这些都是总理在忍着一口气，没有闹翻脸的情况下，一点一点艰难地争取来的。
摘自《领导文萃》2010年2月上半月
责任编辑：李志敏
翻脸要有条件和资格
翻脸是什么?就是：一，痛感对方之错，决不苟同，毫不忍让；二，如不能认同和解就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各奔东西。
当建国之时，毛泽东走过万水千山，经历千难万险，已被全党接受为列宁据称的“领袖”。他之所以能力排众雄，越过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周恩来、张闻天，一路大踏步走来，独领风骚，只因一条：就是实践检验，在无数次的流血、失败中，只有他的意见屡屡正确，一试就灵。从具体的战斗、战役到与国民党斗法、与美国人斗法、与斯大林斗法，都无不铩其羽，而扬我威。
我曾问过一位追随毛从延安到西柏坡又到北京的老人。我说：周恩来不是长期专管军事吗?转战陕北彭德怀不是打了几个大胜仗吗?他直摇头道：“他们和毛还是不能比，不能比。相差太远一关键胜局都是毛亲自下手指挥。”
逢毛必胜，有毛就灵，毛已成神，这是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血火炼成的信条，已成建国初周恩来这一班副手们和全党全民的习惯思维。周从来没有想去挑战毛，而且他也根本没有这个资格。现在人们对周有好感，是因看到毛后来的过错，在不知不觉中犯了一个时间概念倒置的错误，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思维。
历史上，周曾是毛的上级，在遵义会议前一直领导毛。而历史证明其时的中央，包括周都错了，而毛对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更是得心应手，战无不胜，直至最后摧枯拉朽，如风吹落叶般在中国大地上抹去蒋家王朝。这中间，虽还有一个张闻天是名义上的总负责，但毛都是实际上的决策人。周作为副手，眼见毛指挥若定，出神入化，威信日增，山呼万岁，更是心服口服。
建国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地蛮干。周分管经济工作，已见祸苗，心急如焚，虽屡提不同意见，但已无力回天。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权在手，绝不会听他的。二是这时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三是由于个人崇拜的推行，毛已开始喜听颂扬逢迎之词，于是我们最鄙视的、最不愿看到的历史上重复多次的“君侧不明”的现象出现了，康生、陈伯达、柯庆施，后来的林彪、江青集团，不断谗言蔽上，煽风点火。在毛周围已渐渐形成一个风气不正的小环境。这时，周就更没有去翻脸力争的外部条件和氛围了。
翻脸要计算成本和效果
现在回头看，周的经济思想和对“文革”的抵制都是对的。也许我们会说，梁漱溟不是在国务会议上因农村政策和毛拍桌子翻脸了吗?马寅初不是因人口政策与毛公开翻脸了吗?彭德怀不是因大跃进问题和毛在庐山吵架公开翻脸了吗?他们都落得一个铮铮铁骨的好名声。周当时为什么就不能也来个拍案而起，分道扬镳呢?省得后人一再议论，背一个逆来顺受或更有不理解者曰之为“虚伪”的骂名。周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一国总理，背负着一个国家，七八亿人口。他要考虑后果。如果硬来也行，但那将是两种可以预见的结果。
一，毛以绝对权威，像对刘少奇那样将周当即彻底打倒，甚至人身迫害。这样周那一点点仅有的合法身份和权力将被剥夺干净。人民、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灾难。而且事实证明，前面所举粱、马、彭等人的翻脸，除留下人格的光环和对后人的启发之外，当时于事并无大补。他们个人的牺牲是起到了揭露错误，倡导民主，改进党风，启迪历史的作用，殊可尊敬。但周恩来不行，他是一国总理，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是当时翻脸之后这个摊子怎么收场。政治需要妥协。
二，周可以将自己的不同政见公布于社会，并说服一部分高级干部和群众追随自己，用票决的办法逼毛表态。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的，形成一派甚至一党。但这样的结果就是共产党的分裂，接着是国家政权的分裂。
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周如果真的大翻脸，一个刚建国十年左右的共和国又将蹈入四分五裂，民众水深火热。这不只是一种设想，事实上，有人曾问过总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公开反对?周说那将会使党分裂，后果更坏。相信当时的周、刘等一批革命家是认真考虑过翻脸的成本的。不翻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得已而为之。
隐忍克己，为国为民
有话不能说，或说出来无人听，只能忍，忍在肚子里。这在普通人已是一种煎熬，而一国总理，大任在肩，大责在心，忍则牺牲民利，眼看国事受损；争则得罪领袖，造成党的分裂。这种煎熬就比下油锅还难了。于是只有争中有忍、忍中有争；言语谦恭，行事务实。我们这一代人还清楚地记得“文革”中周的形象，一身藏青色朴素庄重的中山服，胸前总是别着一枚毛泽东手迹“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他四处灭火，大讲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这种复杂两难的心理可想而知。他只掌握一个原则：牺牲自己，保全国家。在“文革”中周恩来有一句发自肺腑的名言最能体现他当时的心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于是我们看到两种情景。
一方面，周在毛的权威面前，不置一辞，为毛留足面子；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为国为民多燃点光和热。
在高层中，刘、邓是“文革”的阻力，已陆续被搬开，下一个目标已是周，于是借“批林批孔”又加上一个“批周公”，其意直指总理。毛甚至说，不行他就重拉队伍再上井冈山，这与上次说“促进、促退委员会”一样，还是以分裂相威胁。这，周也忍了。江青更是亲自出马或发动亲信攻击和刁难总理。甚至要总理给她改诗，专趁总理输液时要去谈工作，想尽办法折磨总理的身体。这些周都忍了。
换作一般人，早就甩手而去。但周恩来不能，他强忍恶气，强撑病体，另有大谋。只要不翻脸，不撕破面子，他这个总理就有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就能为国办一点事，就能挽狂澜、扶危局。
能不能“忍”，是对政治家素质的更高一级要求。现在回头看，总理在忍气吞声、克己为国的心态下确实为党为民族干了许多大事。
我们设想，如果1958年总理翻脸，甩手而去，也许三年困难那一道坎，国家就迈不过去。而在“文革”之乱中，如果总理翻脸而去，就正合林彪、江青之意，他们会更加大行其乱。等到人民已经觉悟，再重新组织力量，产生领袖，扭转乾坤，大约又要经过民国那样的大乱，没有三五十年，不会重归太平。那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知又要落下多远了。这些都是总理在忍着一口气，没有闹翻脸的情况下，一点一点艰难地争取来的。
摘自《领导文萃》2010年2月上半月
责任编辑：李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