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难想象，仅仅只有30年，巡司河却在经济大发展的前提下，成为了一条臭水沟。这足以让我们反思，为什么在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失去了安全感。到底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在大力提倡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我们面临的却很多都是不可持续的。
　　
　　百姓记录历史，直接映出了历史记录不足的一面。中国历史上的二十四史中，绝大部分记录的都是帝王将相。读史书第一部分一定是本纪，本纪就是记录帝王的；世家，记录豪门贵族；列传，记录文臣武将。满篇都是英雄创造历史，忽略了人民的存在。其实，人民也在创造历史。史官记录历史，人民也可以记录历史。只有这样互相弥补、互相映衬，才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也正是人民记录历史，才有了可以让人们反思自己，重新认知历史的过程。
　　百姓写史，值得专家借鉴与学习的内容很多。民国时期的政府是如何关注民生、为市民服务的，很少有具体的资料来佐证。但在拆除老街巷华清街时，一个业余碑刻爱好者在京汉大道街口处，发现了一块1933年由汉口市长吴国桢签署的街碑。街碑的内容很简单，只记录了一件事情：1933年，政府为保市民安全，决定在居民区与京汉铁路之间建立围墙，但为了方便居民出入，决定在华清街和建设街之间开一个便门，但两街的居民要求分别开便门。经过协商，市政府同意了居民的意见，决定开两个门。就这一个街碑，一则反映了汉口市政府对民生的关注非常具体；二则也反映出政府的规划非常慎重，哪怕只是修改一个便门，也必须重新规划，立碑予以说明。汉口之所以在民国时期能够成为亚洲一流的城市，与这些管理的严谨与细致是分不开的。吴国桢成为武汉历史上著名的市长，也确实名不虚传。
　　今年，中国的慈善事业受到很大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们的诟病。其实，晚清和民国的慈善事业非常发达。那时从事慈善的机构叫善堂。善堂是明清以来由民间人士，如绅士、商人出资或募捐建立的慈善救济机构，武汉三镇清代和民国时期建有多所善堂，可惜的是大多不存，只有少数善堂有一些历史痕迹传世，如晴川阁内保存有汉阳敦本堂的石碑。可惜的是，敦本堂的石碑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武昌衡善堂里的残碑却成为慈善事业兴旺的见证。可是史学界对于善堂的研究却还是冷门。
　　衡善祠的残碑是同治年间湖广总督官文为保护衡善堂而出的告示，碑文介绍了衡善堂从事的水上救生事业后，又告诫居民，每遇风狂浪涌，禁止渡江；但如果遇有险情，救生船必须立刻出动，进行救援，不得稍有疏忽；同时，特别强调，如有不肖之徒借端滋事，官府将严惩不贷；而且还强调，因救生船是为救生而设，即使军人也不能征用。这则很珍贵的碑刻史料，既反映了善堂的运作情况，也反映了官府与民间善堂的关系。
　　与此相连的是汉阳的七里庙，这并非只是一个地名，而是真的有过一个庙宇。七里庙也进行慈善救助，接受敦本堂送来的一些被淹死的无主的死者。七里庙的师傅们把他们安葬在附近的义冢中。
　　善堂的历史被钩沉后，真正的慈善事业被呈现在我们眼前，红船救生、施舍棺木、施粥施药等等，让我们重新认识那个时代。原来，我们的城市中曾经有这么多乐善好施的人群。曾经有这么多从事善举的机构，同时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慈善事业，什么是用心对待慈善事业。
　　历史是一门教材，常常在不经意间教育后人们。保存历史，就是保存先祖们的德行和智慧，就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并非只是保存一点故事那么简单。
　　百姓的有些发现非常惊人。1990年的春夏之交,一位喜欢收藏又做过档案管理工作的先生在航空路邮局旁和一批藏友交流时，从一个挑担子的拾荒者手中购下了一批发黄的帐本、契约和清册。这批出自于一栋已经被拆除的老建筑的夹墙里的旧物，在不明就里的人看来，是不值一文的“废纸”，但对明白档案管理和历史研究的人看来，却是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它们保留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吴佩孚担任讨贼联军司令时的资料浮出水面，其中一批资料显示出吴佩孚长江舰队的真实面貌。暂且抛开军阀之间的战争，这批档案中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资料，就是吴佩孚有卫队中有一个残疾连。一个威风八面的大将军，把在战争中致残的兵士重新组织起来，作为自己的卫队，这应该如何来评价呢？
　　这批资料揭示的内容，应该可以成为学术界乃至中国军事史上的重大研究课题。
　　一则抗战时期的历史片断被百姓们挖掘出来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938年10月下旬，日军侵占武汉后，很多人为了逃避战乱，从市内跑到了当时地处郊区的武昌东湖卫生疗养院附近，寻求尚未与日本交战的美国教会医院的保护。“在东湖的杨家湾（今东湖黄鹂小区）至卫生疗养院（今听涛宾馆）一带，几座山头都住满了人。到处都是用芦席、稻草、树枝搭的小窝棚，一个挨着一个，密密麻麻的。”人数最多时接近一万。疗养院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每天向难民施粥两次，还为难民治病。每逢有日军来骚扰，当时医院中的一位“鲍洋人”，就出面阻拦日军，并与日军交涉，从而保护了众多的武汉难民。
　　“鲍洋人”及难民营历史的重新浮出水面，不仅填补了武汉地方史志的空白，还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西方传教士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仁爱和博爱精神，有助于我们对西方人有一个公正而客观的认知。
　　不仅是对西方传教士应该有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就是对民国人物，也应该有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新洲的仓埠，出过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将军徐源泉，他在家乡的公馆今天称为徐公馆，为优秀历史建筑。但这个建筑有一个切角，寻找斜切的原因，在于这不足一平方米的地盘当时属于邻居张姓人家。为让建筑有一个直角，徐源泉曾经找到邻居，想把这不足一平方米的土地买下来，但张姓人家没有同意。于是，已经是显贵高官的徐源泉，便吩附修改设计图纸，把这个直角变成了斜角。从而留下了这个遗憾又绝不是遗憾的切角。
　　今天的新洲二中前身，也是徐源泉于1930年创办的私立正源中学。这里保存着大量的民国时期的报刊和杂志，还完整地保存着一系列民国时期出版的书籍。如此众多的、珍贵的文化典籍，散发出浓郁的文化气息，长久地滋润着这所学府，正因为如此，从民国时期开始，这所学府便远近闻名。
　　如果从细微处去了解这些曾经被批驳无数的民国人物，可以了解很多真实的历史，得到很多真实的感受。所谓历史不能脸谱化，徐源泉的生平及故事，加上那个不占用邻家一丝一毫土地而修改而成的切角，都是个非常明显的证据。
　　所以，所谓的历史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脚印。我们不可能记住每一个脚印，但最重要的、最深刻的时代脚印是想忘记也忘记不了的。即使暂时存在某一个角落，但总会在合适的时候，被人想起。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的街坊四邻，也是历史的元素和组成部分。无数个生活元素的相加，就是一个的历史横切面。无数个经历共同时代的人的回忆，就是一部断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