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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在世时,文洁若总是被先生的光环“罩住”,其实她是一位成绩卓著的翻译家,一生翻译出版了14部长篇小说、18部中篇小说和100多篇短篇小说,她还编辑校订了150余部外国文学作品。2012年12月,文洁若被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与丈夫合译“天书”成佳话
转眼间,萧乾逝世已经多年。说起《尤利西斯》这部译作,文洁若的话语中仍充满了对先生的深深怀念。在新版《尤利西斯》中,文洁若作了很大修改,力臻完美。在她看来,这或许就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在世界文学界,《尤利西斯》被人称为“天书”,素以晦涩难懂闻名。“这本书之所以难懂,除了读者对西方社会不够了解外,也与作者处心积虑地设置障碍有关。”文洁若说,全书除了夹杂着德、法、意、西班牙语以及北欧的多种语言外,还时常使用希腊语和梵文。
说起与《尤利西斯》的渊源,还得追溯到文洁若幼年时。那时她父亲正担任中国驻日本外交官,时常指导她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文洁若8岁时,一天,父亲忽然指着《尤利西斯》对她说:“要是以后你能翻译这本书,才算有出息。”
文洁若记住了父亲的话。成年后,她对这本书特别留心,却从没动过翻译它的念头。直到1990年8月的一天,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找到文洁若,想请她和丈夫萧乾将《尤利西斯》翻译出版。“当时萧乾不同意,说自己都80开外了,搬这座大山太不自量力,可我却擅自答应了下来。”文洁若深情地回忆说,因为我在清华念书时学的是英语专业,后来当了40年的文学编辑,也有一定的翻译基础。
为翻译这部著作,此前李景端几乎找遍国内英语界一流学者,均遭婉拒。在文洁若看来,答应翻译《尤利西斯》,也是对萧乾过去精神损失的一种补偿。解放后很长时间,萧乾写作的权利被剥夺,珍藏多年的书简、笔记、卡片和日记等也在“文革”中化为灰烬,以致于许多素材无法成文。文洁若想:“倘若能和萧乾完成这部‘天书’的翻译,或许可以减少那无可挽回的损失,弥补一些由此带来的精神创伤。”
翻译时,文洁若首先动笔,经常工作到午夜。在她的带动下,起初答应只做“校者”的萧乾“越陷越深”,终于成了合译者。为了翻译这部著作,他们做了数万张卡片,向国内外发出大量的请教信。4年里,他们起早贪黑工作,偶尔还为一些细微处发生争执,以致几天谁也不理谁,有事情就在门缝里塞纸条。
翻译时,一般由文洁若先译初稿和作好注释,做到“信”,而萧乾则进行润色,做到“达”和“雅”。尽管原作艰涩难懂,但文洁若和丈夫则尽可能用最贴切的中文加以表达,使其更加流畅、口语化。那时萧乾身体不太好,文洁若便安慰他:“与其从早到晚为病情忧虑,不如做好这项有价值的工作,说不定对身心会有益处。”
对于文洁若所做的工作,萧乾十分叹服。1994年《尤利西斯》译作出版时,他在序言中风趣地写道:“(译《尤利西斯》)很吃力,但是也感到一种惬意,因为一个奔七十岁和一个已过八旬的老妻老夫,三四年来起早贪黑,终于把这座堡垒攻下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洁若是火车头,她为此放弃了一切休息和娱乐,还熬过无数个通宵。从1954年我们搭上伙她就一直在改造着我:从懒散到学着勤奋。译《尤利西斯》是这个改造过程的高峰。”
“爱管闲事”的校对员
文洁若祖籍贵阳,1927年出生于北京。他的父亲文宗淑曾担任中国驻日本横滨总领事。6岁时,她和姐弟被父亲接到东京生活过两年,回到北平后就读于圣心学校英文班和辅仁女中,抗战胜利后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学习。
早在日本时,文洁若便表现出良好的语言天赋,日文说得如同母语一般。父亲便有意培养她的翻译能力,给她买来一整套日文《世界小学读本》,鼓励她说:“要是你刻苦用功搞翻译,以后在书上印上自己的名字,该有多好。”
父亲的话,深深地影响了文洁若。回到北平后,当她还是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时,便开始将《世界小学读本》译成中文,前后花了4年时间,译出近百万字的文字作品。也就在那时,文洁若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长大后当一名翻译家。
在清华读书期间,文洁若两耳不闻窗外事,每天都埋在“书斋”里。据她的同学宗璞回忆,除了上课、吃饭和睡觉,文洁若几乎每天都待在图书馆里,好像那儿才是她的家。作为练笔,文洁若曾将郭沫若的《女神》等作品翻译成英文。
1950年大学毕业后,文洁若顺利地考入三联书店当校对,次年调入刚刚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她最初的工作是发现、改正排字工人的错字。可她自己总想一试身手,看到一些小说校样时,她便从资料室借来英译本,一一指出其漏译、错译之处。
看到文洁若“管得太宽”,人民文学出版社便成立了一个“整理科”,职能介于编辑部和校对科之间,由文洁若等几个“好管闲事”的大学生组成。这样,文洁若虽无权在译稿上直接改动,却能在稿子周围贴上小条,提出修改意见,以致经过她手之后的译稿上面,总是像老头子一样“满脸”胡须。
那时,文洁若参与编辑的译稿为丰富当时的国内文坛、传播外国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整理译稿”,文洁若也亲自操刀翻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文洁若历任编辑、编审,后来还担任了外文部亚洲组日本文学翻译。那段时间是她人生的第一个高产期,翻译的作品以准确、严谨而著称,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一生只做三件事”
“搞翻译,写散文,保护萧乾,一生只做三件事。”这是文洁若对自己人生的高度概括。1999年萧乾去世后,她更是把心思全用在了翻译和写作上,深居简出,把日常生活维持在最简单的状态,对一切干扰工作和生活的邀约都敬谢不敏。
“很多人觉得翻译是件苦差事,可每当我坐在书桌旁拿起笔来翻译时,整个人就觉得舒服,自在。吃什么反倒无所谓,甚至把菜和米放进锅一起煮,我都可以吃得有滋有味。”文洁若说,这不正是孔子所说的“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不改其乐”么?
年过八旬的文洁若,如今的确不像在“颐养天年”。正如她所说,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萧乾的许多文章需要整理出版,萧乾父子通信集需要编辑校对,一部部大部头等着翻译,还有那么多的约稿信。不过,文洁若说:“我喜欢这种忙碌,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只要身体允许,我愿意这样忙碌下去。”
2020年,是萧乾诞辰110周年,文洁若打算推出他的全集。“因此,我要活到100岁。”文洁若说。
与丈夫合译“天书”成佳话
转眼间,萧乾逝世已经多年。说起《尤利西斯》这部译作,文洁若的话语中仍充满了对先生的深深怀念。在新版《尤利西斯》中,文洁若作了很大修改,力臻完美。在她看来,这或许就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在世界文学界,《尤利西斯》被人称为“天书”,素以晦涩难懂闻名。“这本书之所以难懂,除了读者对西方社会不够了解外,也与作者处心积虑地设置障碍有关。”文洁若说,全书除了夹杂着德、法、意、西班牙语以及北欧的多种语言外,还时常使用希腊语和梵文。
说起与《尤利西斯》的渊源,还得追溯到文洁若幼年时。那时她父亲正担任中国驻日本外交官,时常指导她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文洁若8岁时,一天,父亲忽然指着《尤利西斯》对她说:“要是以后你能翻译这本书,才算有出息。”
文洁若记住了父亲的话。成年后,她对这本书特别留心,却从没动过翻译它的念头。直到1990年8月的一天,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找到文洁若,想请她和丈夫萧乾将《尤利西斯》翻译出版。“当时萧乾不同意,说自己都80开外了,搬这座大山太不自量力,可我却擅自答应了下来。”文洁若深情地回忆说,因为我在清华念书时学的是英语专业,后来当了40年的文学编辑,也有一定的翻译基础。
为翻译这部著作,此前李景端几乎找遍国内英语界一流学者,均遭婉拒。在文洁若看来,答应翻译《尤利西斯》,也是对萧乾过去精神损失的一种补偿。解放后很长时间,萧乾写作的权利被剥夺,珍藏多年的书简、笔记、卡片和日记等也在“文革”中化为灰烬,以致于许多素材无法成文。文洁若想:“倘若能和萧乾完成这部‘天书’的翻译,或许可以减少那无可挽回的损失,弥补一些由此带来的精神创伤。”
翻译时,文洁若首先动笔,经常工作到午夜。在她的带动下,起初答应只做“校者”的萧乾“越陷越深”,终于成了合译者。为了翻译这部著作,他们做了数万张卡片,向国内外发出大量的请教信。4年里,他们起早贪黑工作,偶尔还为一些细微处发生争执,以致几天谁也不理谁,有事情就在门缝里塞纸条。
翻译时,一般由文洁若先译初稿和作好注释,做到“信”,而萧乾则进行润色,做到“达”和“雅”。尽管原作艰涩难懂,但文洁若和丈夫则尽可能用最贴切的中文加以表达,使其更加流畅、口语化。那时萧乾身体不太好,文洁若便安慰他:“与其从早到晚为病情忧虑,不如做好这项有价值的工作,说不定对身心会有益处。”
对于文洁若所做的工作,萧乾十分叹服。1994年《尤利西斯》译作出版时,他在序言中风趣地写道:“(译《尤利西斯》)很吃力,但是也感到一种惬意,因为一个奔七十岁和一个已过八旬的老妻老夫,三四年来起早贪黑,终于把这座堡垒攻下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洁若是火车头,她为此放弃了一切休息和娱乐,还熬过无数个通宵。从1954年我们搭上伙她就一直在改造着我:从懒散到学着勤奋。译《尤利西斯》是这个改造过程的高峰。”
“爱管闲事”的校对员
文洁若祖籍贵阳,1927年出生于北京。他的父亲文宗淑曾担任中国驻日本横滨总领事。6岁时,她和姐弟被父亲接到东京生活过两年,回到北平后就读于圣心学校英文班和辅仁女中,抗战胜利后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学习。
早在日本时,文洁若便表现出良好的语言天赋,日文说得如同母语一般。父亲便有意培养她的翻译能力,给她买来一整套日文《世界小学读本》,鼓励她说:“要是你刻苦用功搞翻译,以后在书上印上自己的名字,该有多好。”
父亲的话,深深地影响了文洁若。回到北平后,当她还是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时,便开始将《世界小学读本》译成中文,前后花了4年时间,译出近百万字的文字作品。也就在那时,文洁若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长大后当一名翻译家。
在清华读书期间,文洁若两耳不闻窗外事,每天都埋在“书斋”里。据她的同学宗璞回忆,除了上课、吃饭和睡觉,文洁若几乎每天都待在图书馆里,好像那儿才是她的家。作为练笔,文洁若曾将郭沫若的《女神》等作品翻译成英文。
1950年大学毕业后,文洁若顺利地考入三联书店当校对,次年调入刚刚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她最初的工作是发现、改正排字工人的错字。可她自己总想一试身手,看到一些小说校样时,她便从资料室借来英译本,一一指出其漏译、错译之处。
看到文洁若“管得太宽”,人民文学出版社便成立了一个“整理科”,职能介于编辑部和校对科之间,由文洁若等几个“好管闲事”的大学生组成。这样,文洁若虽无权在译稿上直接改动,却能在稿子周围贴上小条,提出修改意见,以致经过她手之后的译稿上面,总是像老头子一样“满脸”胡须。
那时,文洁若参与编辑的译稿为丰富当时的国内文坛、传播外国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整理译稿”,文洁若也亲自操刀翻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文洁若历任编辑、编审,后来还担任了外文部亚洲组日本文学翻译。那段时间是她人生的第一个高产期,翻译的作品以准确、严谨而著称,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一生只做三件事”
“搞翻译,写散文,保护萧乾,一生只做三件事。”这是文洁若对自己人生的高度概括。1999年萧乾去世后,她更是把心思全用在了翻译和写作上,深居简出,把日常生活维持在最简单的状态,对一切干扰工作和生活的邀约都敬谢不敏。
“很多人觉得翻译是件苦差事,可每当我坐在书桌旁拿起笔来翻译时,整个人就觉得舒服,自在。吃什么反倒无所谓,甚至把菜和米放进锅一起煮,我都可以吃得有滋有味。”文洁若说,这不正是孔子所说的“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不改其乐”么?
年过八旬的文洁若,如今的确不像在“颐养天年”。正如她所说,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萧乾的许多文章需要整理出版,萧乾父子通信集需要编辑校对,一部部大部头等着翻译,还有那么多的约稿信。不过,文洁若说:“我喜欢这种忙碌,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只要身体允许,我愿意这样忙碌下去。”
2020年,是萧乾诞辰110周年,文洁若打算推出他的全集。“因此,我要活到100岁。”文洁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