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儿童文学在政治斗争的背景下,内容极度政治化,失去儿童文学应有的寓教于乐。其形式以诗歌为主,儿童文学最重要的体裁童话、寓言“荒芜”;儿童文学的创作者大众化,缺少专业作家的参与;虽然作品数量相当,但缺少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关键词:儿童文学 文化大革命 政治化 故事 诗歌
　　中图分类号:I287 文献标识码:A
　　
　　大家知道,“文革”十年间,教育事业、出版事业、文学艺术创作等均遭受重创。但相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面向成人的文学出版物(除了样板戏几乎只有些迎合时政的诗歌和浩然的小说)几乎等于空无的情况而言,儿童文学则要略显不同。概括起来可以说是:虽无百花,但是却遍地尚有杂草。
　　
　　对“文革”时期我国儿童文学“形象”的基本勾勒
　　
　　在十年“文革”期间,我国的儿童文学写作和出版的大体情况是:在儿童文学作品的数量上,1966年上半年,在尚未全面停止出版事业前,我们可查到47本儿童文学专著,4份儿童期刊,1份儿童报纸。这个比例说起来总量虽不多,但在文革的前奏期,总算没有遭到比较严重的或彻底的破坏。
　　正式进入文革运动以后,国内所有的公开出版物均全面停止了出版。儿童文学的出版也完全停止了。这段时间大约一直至延续到1969年下半年,即中央文革小组解散。儿童文学出版物在这约三年半的时间内,基本处于空白阶段。仅上海有1份儿童报纸和1份儿童期刊编辑发行。1970年,儿童文学的创作编辑及出版工作才逐渐恢复。此后一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儿童文学的写作及出版大体处于缓慢上升阶段。
　　例如1970年全国新增3份儿童期刊,有34本儿童文学专著出版;1971年又新增4份儿童期刊,有19本儿童文学专著出版。1972年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项事业逐步恢复,儿童文学也加速发展,当年发行的儿童期刊报纸达21份,出版儿童文学专著56本;1973年再增2份儿童期刊,共出版儿童文学专著86本;1974年新增1份儿童期刊,共出版儿童文学专著106本;1975年出版儿童文学专著192本;1976年出版儿童文学专著133本。而文革时期的各大报纸期刊,也都不时有相当数目的儿童文学作品刊登。
　　但是一定数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并不代表儿童文学相应的成就。作为儿童文学这种文学种类,先天就应该具有儿童教育、思想认识、审美娱乐等多元功能。儿童文学的意义不仅仅是识字,习文。更重要的是把传统的课本教学不能做到的深度开发儿童的想象力、创造性、生命活力用儿童文学作为课外读物加以补充,借助儿童文学的威力来对青少年儿童施行情感教育和审美教育,使儿童文学作品变为开发人性真、善、美的肥沃土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儿童文学虽然在量上并不算是十分缺乏,但由于是在泛政治化的背景下展开,基本背离了儿童文学的意义,所以并不能起到儿童文学应该起到的真正作用。
　　
　　被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儿童文学
　　
　　文化大革命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强调儿童关系着共产主义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强调用儿童文学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在这一意识与观念主导下,儿童文学被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得到了“高度重视”,也采取了多种办法来促进儿童文学的创作。但这种对儿童文学的“高度重视”,既是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的幸运,同时也是它的不幸。与之相应,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规范、左右了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于是,文革时期的儿童文学呈现出了鲜明的政治性特征。
　　这种政治性主要是指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与时局结合的极为紧密。儿童文学作品的主题,基本上是直接介入了当时的政治斗争。无论是诗歌还是故事,从内容来看,都先后渗入了“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和事件。在儿童文学创作的形象塑造方面,特别强调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强调英雄人物教育少年儿童。
　　儿童文学的作品中,“革命样板戏”理论似乎也被认作是儿童文学的指导理论。强调儿童文学应该向革命样板戏学习;社会主义的儿童文学首要的任务是以艺术手段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充满了“造反小英雄”、“红小兵”和“反潮流的小英雄”。而与此同时,“童心”、“童趣”、“儿童中心论”等正确的理论指导则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在儿童文学的创作中,完全失去“童心”。儿童文学的娱乐性遭到了激烈批判。
　　由于“文革”儿童文学完全以“阶级斗争论”为指导思想,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表现少年儿童生活,把少年儿童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正确地反映在这个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主张“少年儿童文艺阵地,也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激烈争夺的场所……无产阶级一定要牢固地占领少年儿童文艺这个阵地,用文艺这个武器,像少年儿童进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阶级斗争论”,特别强调用儿童文艺占领少年儿童的课外活动阵地,甚至还认为在连环画领域里也一直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认为在连环画中反映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重大题材的作品还不够多。正是这些错误的指导思想,严重干扰了儿童文学的趣味性及文学性的创作。
　　
　　对“文革”儿童文学不同形式现象的粗略梳理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形式上,虽然囊括了故事、小说、诗歌、散文、寓言、童话、儿童剧等多种体裁,但比例并不均衡。相对于17年的“黄金时代”而言,文革时期是属于“荒芜时代”的。但还是不断有作者为儿童编写以革命战争、英雄人物、生产斗争等为题材的故事,其中也有短篇故事的合集出版。此一时期的期刊中多是采用连环画配故事的形式,虽然数量上远远不能满足亿万儿童的需求,但是富有情节,表现的主题往往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等,往往能够极大地激发小读者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对启迪儿童心灵可以起到相对很好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时期儿童文学诗歌的创作,并没有因为专职作家在这期间的被迫停止创作而完全停止。在文革时期出版的儿童文学专著、期刊报纸以及各大报刊刊登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明显看到,诗歌的创作热情是远远没有被打消掉的。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出现了一种全民参与的情绪状态。集体创作,普通民众的创作,以及儿童这个群体也加入到了儿童诗歌的创作行列中。归纳起来,创作的题材主要有:歌颂新中国的优秀领导人的诗作;反应少年儿童参与革命斗争的诗篇;还有少量反应国际题材的儿童诗;有对不同阶级情仇的批判诗;有对少年儿童幸福生活的展示等等。
　　客观地说,此一时期的儿童诗呈现很强的时代感。这种时代感就是:在一切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宗旨下,使得诗歌在话语方面较少顾及儿童心理,口号式话语较多。同时,儿童诗歌的语言相当成人化。所以从儿童文学的发展角度来看,此一时期尽管处于低潮,但决非空白期。
　　如果我们认真考察就会发现: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儿童诗的美学主要特征是鲜明的、强烈的政治功利性,但是仍有部分诗人是秉承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坚持从生活出发,为孩子们写作。这些作品往往从眼前景物或者凡俗小事出发,抓住一个小小的画面或者一个具体的形象加以想象的构建,有较强的感染力,在平淡简约的文字中可以使小读者获得审美的启蒙教育。当然这种情况在当时显得还是很微弱,不过终究还是存在的。这也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就诗的样式来讲,“文革”时期的儿童诗还是相对丰富的。其中既有叙事诗、抒情诗、散文诗,也有童话诗、科学诗、寓言诗、朗诵诗。这种儿童诗的形式的相对丰富,也与诗歌形式在“文革”时期的普遍“走红”有关。
　　童话与寓言本来是少年儿童最喜爱的文艺读物,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政治的因素,儿童文学的关注点都处在树立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主题上。艺术性和思想性完美结合的童话创作,就处于极度匮乏状态。受极左的错误思潮和观点的影响,童话的娱乐性和趣味性完全被忽视。而由于过于强调政治功利性和教化作用,也使得许多儿童文学作者远离了写作。儿童寓言作品也是如此。
　　通过对“文革”十年儿童文学作品的梳理,总结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儿童文学呈现的主要特点:1、体裁方面,具备多样性,以诗歌为主;2、创作者方面,全民参与,无专业作家;3、思想方面,与时政紧密结合,政治思想浓厚。
　　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文学性差,缺乏“童心”、“童趣”;二是语言单调,政治话语过多。儿童文学只有摒弃政治性,以儿童性和文学性为创作基点,才能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小丘:《努力繁荣社会主义的少年儿童文艺》,《人民日报》,1973年6月3日第3版。
　　 [2] 方演:《花儿朵朵向阳开》,《人民日报》,1973年6月24日第3版。
　　
　　 作者简介:杜晓沫,女,1981—,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