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的界碑
　　年老的父亲终生与传奇无关，但他一天到晚把与共和国同生日的事到处宣扬，尤其与人拌嘴时，每每就把这事挂在嘴上！总是说，他的命运与共和国绑在了一起。在他眼里，再没有能与共和国同生日更让他骄傲的了！
　　那年他快两岁，国民党新桂系到瑶寨拉丁，当地人称“大麻子”的地主农万财垂涎我奶奶的美貌，便借故把爷爷支到了队伍里。当兵的第二个月爷爷便上了前线，参加由白崇禧指挥的著名的昆仑关战役。战斗异常艰难激烈，前后整整打了十天，炮火把昆仑关硬生生削矮了一尺。双方死伤六万，尸体堆满了山上山下。山脚下的沟渠、稻田淙淙流淌的都是红红的血，像山洪暴发。打扫战场时，我爷爷却找不到，或说不见了。有人说他死了，被炮弹炸成了齑粉、化成了泥浆;有人却说他逃跑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部队挺尴尬和为难。后来，只象征性地发给了我奶奶些许抚恤金，连一纸烈士证书都舍不得。这便给了“大麻子”以口实，他逼迫我奶奶嫁给他做小，否则便去控告，说他在越南遇到过我爷爷。抗日战场临阵脱逃，这样的罪名轻易可以搞垮一个家庭，甚至整个瑶寨。性烈的奶奶不甘受辱，含泪跳下了老鹰崖。从此，父亲便成了吃百家饭长大的小乞丐，要不是解放军来得快，他准得饿死。
　　我们瑶寨叫板浪，南疆边境公母山上一个十来户红瑶人家的小山寨。五一年广西闹匪患时，韦秀英等匪帮以前有逃窜到越南的国民党残余为依靠，后有白崇禧、蒋介石支持作后盾，凭借十万大山面对大海、毗邻越南，山深林密，路少人稀，负隅顽抗，妄图作困兽之斗。他们矛头直指新生的红色政权，到处杀人放火，大肆进行颠覆活动。根据毛主席指示，李天佑将军奉命带部进驻广西，第二年就基本把匪患清除。但老鼠一样奸猾的“大麻子”农万财却借助地利跑了。他带着手下几十号“铁杆兄弟”，与政府玩“捉迷藏”。解放军来了他一脚滑进越南密林中，走后他又窜出来作恶多端，边境瑶胞苦不堪言。为彻底、干净消灭这股土匪，奉上级命令，杨大连带着一个连，乔装成瑶族同胞进驻板浪，与寨民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劳动。
　　杨大连是有名的战斗英雄，书生味挺浓。战士们议论说，杨连长有文化又会打仗，要不是出身不好，尤其是爱人出身大资本家家庭，否则，他早是营长甚至团长了。
　　公母山顶上有一块国界碑，界碑前的草丛是战士们经常埋伏的地方。但守了大半年，“大麻子”就不曾出现过，杨大连有些着急。战士们多来自北方，与广西山长水远，本来就有些水土不服，尤其是海拔近千米的公母山上，夏天干旱酷热，冬天又奇寒难耐，加上蚊子、毒虫日扰夜袭，大家不胜其烦。
　　父亲当时已十来岁，半大小伙了，没什么事他整日与战士们混在一起。他喜欢听叔叔们讲战斗故事，着迷他们的飒爽英姿。有一天，杨叔叔慈爱地抚摸着他的大脑袋感叹道，我也有个女儿，要不是这可恶的“大麻子”，现在早与家人团聚了。我父亲笑了起来，说叔叔我们一小瑶寨一下子多那么多人，别说是“大麻子”，就是山洞里的老鼠都闻出了味。一句无意的话提醒了杨连长。第二天上午，他们就在寨里大摆宴席，鸣放鞭炮，然后跟乡亲们道别。战士们大声地说全国解放两三年了，匪徒们肯定惧怕强大的新中国，他们要么逃到了越南、南洋，要么早死在大山里了。所以，根据上级指示，部队全体下山，撤回城里着手建设新中国。半夜，一连人却半道偷偷折回，背带干粮、嘴咬木棍，不声不响潜伏于寨后浓密的树林中，全寨竟然没有人察觉。大约过了半个月或二十天，父亲记不太清楚，說只记得那是一个凌晨，天才蒙蒙亮，乡亲们就被一阵激烈的枪声给惊醒了。醒来后的父亲窜出门就朝枪声方向跑去。在他心里，解放军最勇敢，最值得仰慕和崇拜，他做梦都想与他们一样。但赶到山顶时战斗已经结束，五十二名土匪、包括“大麻子”在内被一网打尽。原来，雌伏深山多时，土匪们连盐都吃不上，个个瘦得皮包骨，人不人鬼不鬼，得知部队撤走后，便急不可耐地窜了出来，哪承想中了杨连长的计？然而，部队也付出了惨痛代价，五名战士牺牲，连长杨大连身负重伤。我父亲来到他身边，他正靠在界碑“中国界”一面，肠子流了一地，碑、野草及地上，到处都是血。战士们要送他下山抢救，他却摆摆手说来不及了，让我歇一歇缓口气吧。他接过一位战士递给的烟抽了起来，边抽边咳，那烟与血从嘴里往外喷……少顷，他示意父亲蹲下，然后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了张相片，说：“这是……我一家人……留个纪念吧……记得……每年替叔叔们……扫墓。可以的话，点支香……”接着，平静地闭上了眼睛。
　　当天下午，部队首长就上了公母山。首长亲手为几名烈士整理衣帽，来到杨大连身边时他沉默良久，然后下达命令：“青山处处埋忠骨，天涯何处不故乡？共产党人就是死也要做人民的保护神！”他指指离寨子不远的半山腰：“那里背山面北，正是向着天安门、向着毛主席的风水宝地。就在那里把烈士们埋了吧。”几座简单的坟茔从此就在离寨子不远的地方矗立了起来。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时，地方政府派人上山重修了坟墓，在那里扩出了一个大平台，并给烈士们都立了碑，四周还种上了绿油油的松树。
　　父亲说，为了广西解放，解放军和地方干部牺牲者众。所以，部队有一不成文规定，战士们在哪牺牲就埋在哪，都是中国土地，都能埋忠骨、都可安忠魂！
　　部队下山后，父亲背着乡亲们偷偷上到界碑，拿出自己新买的白布，一点点把沾在上面的血迹擦干净，然后一起埋进了杨叔叔的坟墓中。从此，没有多少文化的他，为了践行诺言，义务当起了烈士墓的看守员。年年清明，他都自觉给烈士们扫墓，还把家中最好吃的拿去供奉。
　　或许，正因为父亲这份执着和负责任的精神感动了政府，公母山划为国营林场时，他便被吸收为护林员，成为一名编制内正式工人。他很知足，尽职尽责，一天到晚在广袤的公母山上巡山放哨。据他自己说，他抓过偷砍树木的坏分子，还亲手逮住了企图偷越国境的两名特务。
　　板浪离圩镇几十公里，在没有公路的年代，要上一次街，得两天才能一个来回。而且，最主要的是那里条件太恶劣，山高林深土地稀缺，夏天还经常断水。没水，农民就没收成。瑶寨板浪，成了远近闻名的穷窝子，过不下去的瑶胞们陆续搬到了别的地方去，最后只剩下我们一家。作为国营林场的护林员，父亲没法搬，也不能搬。 　　那个年代瑶族人结婚早。据母亲说，还不满十七岁她便生下了我，过两年又生下了妹妹。寂寥的大山没地玩儿，烈士墓竟成了我们兄妹最喜欢玩耍的地方。父亲走山串冈，母亲下地劳作，无聊的我经常带着妹妹围着烈士墓转，做游戏捉迷藏……绿油油的松树丛中条条小路清晰可见，甚至圆形的墓穹顶也避免不了留下几行脚印。为此，我还被父亲打过屁股。
　　随着子女长大，父母发愁了。瑶寨落后，又因为公母山山高云淡，没有人愿意上山教学，读书成了问题。望着活蹦乱跳的子女们，无奈的父亲只能到公社或总场闹，他强烈要求派教师来！
　　这实在是个十分突出和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最后，公社和总场党委达成了一致意见：再难不能难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尤其是不能苦、不能难瑶族同胞！决定由总场兴建教室师舍，教师则由地方教育部门负责。没几天，一支建筑队就上山，在我家门前劈出了个大平台。很快，一所小学校便诞生了。虽然，只一间教室外带一间教师宿舍，但里里外外都抹上了白石灰，新簇簇的比我家强太多。然而，前前后后来了三位老师都走了，最短的仅待了二十九天。个别老师甚至放出话，这哪是人待的地？就是丢了工作也不干！
　　眼巴巴渴望着的兄妹俩，就这样一次次失望、再失望。为此，母亲烦，父亲更烦。
　　一天傍晚正用晚饭，大门外突然传来了人声。敏感的一家人放下碗筷全跑到了屋外，原来是公社的李文教，他身后竟然站着一位背大背包的女孩。李文教指着她对我父亲说，老马，这位杨姑娘愿意来教你们孩子。我父亲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不停地鞠躬，就差没下跪了。李文教捅捅他才猛醒过来，返身就对同样发呆的母亲吼了起来：“还不赶快杀鸡去？”
　　更让人意外的是，杨小柳老师竟是杨连长的女儿。原来，杨老师为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毅然选择了父亲当年的牺牲地，千里迢迢来到广西，当听说公母山上缺老师，她又自告奋勇上了山。饭桌上，李文教把酒杯放下又提起，感慨万端：“老马，你上辈子积德了！小杨姑娘可是城里的高才生啊。”那晚就在我家里，父亲命令我们兄妹俩跪下，给杨老师行拜师礼。第二天早上下山时，李文教又拉着我父亲的手再三嘱咐：“老马，小杨姑娘心情不太好。人家不远万里来到南疆，你可要保护好她！”我父亲忙保证：“一定！一定！”
　　挺拔的木棉
　　只有两名学生的板浪小学成立了。新来的杨老师给瑶寨带来了兴奋和希望。她的出现，如春风爬上了公母山，瞬间到处春意盎然、花红柳绿。
　　杨老师与南方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她颀长的身材比木棉还挺拔，白里透红的脸儿，比春天的花儿还鲜嫩好看。她喜欢穿件风衣，山上风大，风衣的后摆就在她修长的双腿间来回拍打着，很特别很动人。可是，她梦一样的眼睛却带着忧郁，看了让人心痛。
　　她白天常去烈士墓，有时自己去，有时带上我们。烈士墓碑前每天都会摆放一束灿烂的鲜花。她一遍遍抚摸着杨连长的墓碑，低声诉说着什么，而有时却一句话也不说。考虑到方便和安全，父亲没安排她住学校，而是住在我们家里。透过门缝，我常看见她对着杨连长当年送我父亲、后来我父亲又还给她的那张带血的全家福发呆。有几次，她还偷偷流泪。
　　不过大多时候，如木棉花般美丽的杨老师还是挺快乐的。她张开鹧鸪般清亮的嗓子歌唱：“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每每歌声一起，媽妈便情不自禁地停下手中的活儿，说这姑娘是人还是神仙？声音那么好听。没多少主见的父亲十分赞同，也说山里的鹧鸪声都没这么好听。那年代没禁止打猎，兼任林场派出所编外人员的父亲常背着两支枪，一支步枪、一把火铳。他最喜欢打鹧鸪，听杨老师歌唱后，从此便不再狩猎这种会歌唱、充满灵性的鸟儿。
　　变化的还有，父亲从此规矩多了。他喜欢待在家里，帮妈妈忙这忙那，既安静又老实，连妈妈都觉得不正常。
　　妈妈曾是瑶寨出名的美人儿，当年追求的人不少，孤儿的父亲不知用什么招数一网便把她给兜回了家。结婚十年，二十多岁的她依然风华正茂，一套瑶装箍在她灵巧的身上，浑身上下紧绷绷的，像一只熟透的山稔果。瑶人喜唱山歌，青年人常以歌连情。山歌唱得好的父亲天性风流，年轻时家里的瑶妹来来往往，就是结了婚有了儿女，歌圩上仍有多情的姑娘暗送秋波。对此，母亲一点不着急。但自杨老师来后不一样了，在杨老师面前，母亲好像一点底气都没有。
　　瑶人大方重情，恨不能把心剖给你才能表达对你的好。在这方面，年轻的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每次吃饭，都要等杨老师上桌才开台，每次都要把最好的菜夹给她，弄得人家面红耳赤，不拒绝不是拒绝更不是。晚上，他还要亲手打好洗脚水送到人家面前，甚至得知人家要洗澡，硬要把一大桶热水给提到洗澡房里，还辩解说水太重姑娘家家的怕伤着了手。关键是，他过于殷勤，关键是，他看杨老师的眼神过于专注。
　　母亲用眼色提醒他，但他佯装不知，依然故我。这样，矛盾就不可避免。
　　一次农忙，杨老师非要跟我们一起去劳动，说在城里长大，没下过田做过农活，想体验耕作的乐趣。父亲劝说，别去，山上毒虫多。但好胜的她不听。那天耘田，就是给稻田除草。来到田边，她也学着父母把裤脚高高挽起，露出两节比雪还白的小腿，骇得我父亲赶紧避开远远躲到另一块田里去。没想到不久就出事了，杨老师不小心被藏在田中的蛇给咬了。听到惊叫，父亲立刻奔跑过来，一个熊抱就把杨老师给抱上了田埂，接着在母亲又一惊呼声中用嘴去吸吮杨老师那沾满泥巴却白花花、嫩生生的小腿肚，再接着他又找来了草药敷上……杨老师脱离了危险，母亲的眼神却黯淡了下去。
　　假日，杨老师不在，埋在母亲心底里的炸药终于接上了火。
　　那天大半夜我起来尿尿，见父母房里的灯还亮着，隐约还传出哭声。我控制不住自己，轻手轻脚来到门外偷听。
　　“你是不是想不要我了？”这是母亲的声音。
　　“你这婆娘，怎么这么说呢？”父亲惊讶中带着不解。
　　“瞧你那眼神，像蛇盯紧了小青蛙。我十六岁就跟你了，都没见你这样过，那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 　　“这不应该的吗？人家可是到这荒山野岭为我们儿女教书来的！”
　　“那也不用那样。看你，那天在山上把人家搂得那么紧，胸贴着胸，还当着我面用嘴去亲。感觉不一样是吧？对我，都没见你那么用力过。”
　　“喔，你这蠢女人。那是救命，知道吗？要是她有个三长两短，如何对得起人家？”
　　“说老实话，你有没有动过心？”
　　“我……哪敢？”父亲的声音有点绵软。不过，才隔一会就变成了铿锵的语气，“向毛主席保证，没有，真的！你不知道，她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城里生城里长，苦啥命？”
　　“唉，说你蠢还不服。告诉你吧，一个城里的大小姐千远万远从北方到广西来，不仅仅是为了看死去的爸爸的。知道吧，她母亲改嫁了，还生了弟弟妹妹，她受不了才逃出来的。你以为这公母山上生金长银呀？这也是李文教告诉我的，要我们像对待亲人一样照顾她，千方百计对她好，帮助她从阴影中走出来。”
　　“啊，原来这样……那不早说？”
　　“真是比鹧鸪还多心的女人！谁想你也吃这种醋？你可是我们瑶寨最美丽的女人啊。”
　　“呸，哪个女人不吃醋？也是，谁个男人遇到杨老师这样的女人不动心，不想呢？是鱼，猫的眼睛就离不开。啊，不过说实话，她的腿可真白啊……”伴随一阵窸窣声，又传来了妈妈的发嗲声，“来，上来，先泄泄你那火……再生个弟弟。以后，也得有人跟你巡山不是？”
　　“要死呀。再生，以后叫谁来教他读书？你以为杨老师是到公母山养老呀？”
　　“不管！我才二十六，干吗不生？快上来！”
　　……我昏脑恶心、面红耳热，逃也似的离开了。身后，木制的硬板床发出一阵阵节奏感强烈的既沉闷又刺耳的尖叫声，好像那屋里有一只大铁夹子同时夹住了几只硕大、拼死挣扎的山老鼠。
　　飘扬的红旗
　　一年很快过去。我顺利升上了小学二年级，妹妹也由跟班进入了一年级。其间，杨老师得知板浪的具体情况，便央求我父母带她走山串?。在她的动员下，原先搬走的瑶胞有五户带着子女又返回了公母山，学生便由当初的两个变成了七个，规模不断壮大。
　　那一年假期没完，杨老师却提前返校了。本来她说过，回大连可能要待较长一段时间。但一个半月的暑假，她才休了不到二十天。当她提着行李箱再一次出现在我们家门口时，一家人又惊呆了。
　　那晚，餐桌上的丰盛超乎想象，兔、山鸡，还有高山河沟中难得见的小银鱼，及各种各样的野生菌，摆了满满一大桌。父亲给杨老师和母亲各倒了一杯糯米甜酒。但杨老师只象征性地抿了抿，便进房睡去了。
　　有心事！我母亲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无比聪明地肯定道。父亲却把筷子摇摇：遭挫折了，先别打扰她。
　　为哄杨老师开心，父亲与母亲商量了好久都拿不定主意，我们就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父亲又冥思苦想了半天，突然猛拍大脑袋开悟般地喊道：有了！机关单位都挂红旗，对面越南村村也都挂越南国旗。我们学校，那也是重要单位呀，为什么不挂国旗？对，就挂一面五星红旗！
　　说干就干！他絮絮叨叨啰里啰唆，先是上山挑选够高够直的杉木做旗杆，接着下山到公社拿证明，再进城买国旗。听说开始人家还不肯出证明，说拿国旗是要指标的，只有政府重要部门才能挂。我父亲一听就把对方办公桌拍得山响：“板浪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那你说哪个地方不重要？再说，我申请国旗是要拿到烈士墓去挂的！”一听烈士墓几个字，对方顿时不再吱声。一周后，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便在高高的公母山上的板浪小学广场前，迎风招展。
　　那天天气出奇地好，光闪闪的晴空万里。午睡醒来，杨小柳老师刚打开门便惊喜地啊了一声，眼里闪烁着泪光！当时，为绑旗我父亲刚从高高矗立的旗杆上下来，身上、手上到处沾满了未干的树浆。他有点得意扬扬，但当杨老师走到面前时，他却不知要说什么好，两只手不停地来回搓着，嘴里来来回回就一句话：“我们也有旗了，杨老师！”
　　有了崭新的国旗，从此平淡的生活有了新的意义。每天，几个学生在杨老师的带领下在国旗下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唱毕敬礼，才进教室上课。那时，《义勇军进行曲》还未明确为国歌。我们就在杨老师的反复教导中，第一次学会唱这首大气磅礴的歌。那年代物质生活匮乏，精神食粮更匮乏。没有更多的歌曲给我们学，学生们一天到晚就重重复复唱这首歌。尤其是我们兄妹俩，家外唱家里也唱，饭后唱饭前也唱，有时就是睡前也要来一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稚嫩的童声五音不全，却慷慨激昂，雄壮嘹亮，越过这山这谷，又飞过那沟那崖。每每这时，父亲都会停下手里的活儿，哪怕正在炒菜也要放下勺子，笑吟吟地为我们加油。为此，菜常炒煳。
　　入秋时节，山上突然来了一位陌生青年，我们都叫他宁叔叔。他说他是杨老师的男朋友，来到公母山是要把杨老师带回北方的城里去。但当着我父母的面，杨老师直接给否了。下午，就在旗杆下两人又吵了起来，声音大得远远仍听得见。杨老师说她并不爱他，请他快走。宁叔叔却一把扯着她，有点歇斯底里：“那吴未来有什么好？不就会写几首歪诗吗！况且，他家里还有妻子呢！”当晚，两个年轻人又在烈士墓的台阶上坐了一夜，不知什么原因天没亮宁叔叔就下山去了。妈妈说，杨老师的眼睛肿得很厉害，一定没少哭。但她没给善良的母亲帮助的机会，把自己关在屋里，怎么叫门都不开。
　　山上枫叶变红又发黄时，总场办公室往山上打来了个紧急电话，说杨老师的母親从大连也来到了总场招待所，命令我父亲立马带着杨老师下山。那年月，作为边境前沿，总场特别给公母山也配了电话，就装在我家里。当我父亲把消息告诉杨老师时，她竟好似没听见，说多了时她生气了：“不见！我哪还有妈，我妈早死了。”转头，见我父亲一脸的尴尬，她又面露愧色地道歉：“不关你的事。你就直接回话，说我不想见任何人。叫她从哪来回哪去。”
　　没想第二天，后勤科的同志竟把车开到山脚下，然后傍晚时分把杨老师的母亲带上了山。 　　这是一位穿着、保养都很得体的中年妇女。尽管走了五六个小时的山路，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她依然保持着矜持、优雅、大方的风度。她先跟我父母一一握手，感谢他们对女儿长期的关怀照顾，然后再把我们兄妹一一拥入怀里。她柔软无骨，那怀里的感觉与母亲全然不同。她的胸怀特别松软温暖，比山林还要深邃。妹妹说，她身上散发着一种甜味，比甘蔗还要甜的甜味。
　　她在山上住了一个星期。每天都试图与女儿沟通，但遇到的却是杨老师冷冷的目光。有一次，母女俩又到野地里采摘鲜花，要祭奠烈士们。出于好奇，我像特务一样埋伏在松树丛中偷听。
　　“你不欢迎我，我知道。咱们能否抛弃前嫌，好好畅谈一次呢？我真弄不清楚，你就那么反感或抵触我再婚吗？可这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呀。如今还放不下？”这是妈妈的声音。
　　“你的婚姻是你的事。”女儿不咸不淡。
　　“那为何要离开妈妈，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这里穷山恶水，用一句不中听的话说，这里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妈妈有点低声下气。
　　“爸爸在这。我愿意。”
　　“还是跟妈妈回去吧？你原本就不属于这里，将来你会后悔的。你应该在城里过自己的生活。再说，大连有小宁，这里有什么呢？”妈妈甚至有些哀求起来。
　　“别提宁胜利！”女儿一下子激动了起来，声音提高了好几个分贝，“什么门当户对。我的婚姻究竟是我做主，还是你们做主？”
　　“啊，这么说，你还是念念不忘老吴。柳柳，那老吴都快四十了，大叔级的人了。关键是他那老婆不肯离。怎么办？这样耗下去值得吗？你知道结果吗？女人青春短呀！”妈妈像是快要哭了。
　　“我不管，我可以等。我恨你们棒打鸳鸯，还到处胡言乱语，败坏我们的名声。这种卑劣行为不可理喻，更不可原谅！”
　　“这么说，你真的不肯跟妈妈回去？”
　　“我的事你别管。再说了，你那个家我也不喜欢。就让我暂时在这陪陪爸爸吧，我想静静。”听得出母女俩都有点哽咽。
　　第二天，杨妈妈悲悲戚戚地下山去了。望着母亲的背影，杨老师欲送还休，但当那身影真的消失在远处时，她扶着旗杆终于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头上，火红的旗帜呼呼作响。
　　激荡的南疆
　　三年级快结束时，杨老师突然变得快乐起来。她天天轻哼着歌，像一只飞翔在山顶上的燕子。她的课明显比以前轻松愉快。母亲说，杨老师告诉她了，近期收到了老吴的来信，信中说他离婚了，终于卸掉了架在两人头上的枷锁。杨老师甚至请母亲转告我父亲，要他跟公社李文教反映，暑假她就要回大连，可能不再来了，希望找人接替她。
　　杨老师的好心情感染了我们，一家人都跟着她舒畅起来。
　　然而哪里知道，就在她梦想飞回爱人身边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风起云涌。很快，偏僻闭塞的公母山也不能幸免。
　　开始，造反派们纷纷上山拉她入伙。甚至远在南宁的“四二二”的头目们不知从什么渠道了解到杨老师是英雄的后代，竟然不惧山高路远，上山来动员她到南宁去，说革命者的后代就必须义无反顾投入滚滚奔腾的革命洪流中去。见说不动，他们软硬兼施，有人还责骂杨老师是软骨头，甚至怀疑她会不会走到人民的反面去。但任由对方如何说破嘴，杨老师总是用我只是一个小学老师，不懂也不喜欢政治来搪塞，坚决不从。后来，她竟被列入人民专政对象被拉到公社、县城批斗。她被理了阴阳头，天天游街示众，罪名是她有海外关系，不仅叔父在美国，几个舅舅也分别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有里通外国嫌疑。
　　父亲说，城里好多机关不上班了，供销社、粮店等都关了门，连学校也不上课了。没有了老师，板浪小学也停课了，我们兄妹俩一天到晚无所事事。父亲却逼着我们拿出课本，每天都要读书、练字、做作业。他振振有词：不管怎样，都不能当文盲！
　　母亲唉声叹气，忧心忡忡。父亲却整日不沾家，有时甚至十天半月都不见影儿。
　　有天大半夜，我和妹妹被一阵窸窣声给吵醒了，起来一看，杨老师回来了，但她好像受了伤正躺在自己的床上。母亲提着煤油灯进进出出，先是端来热水给她清洗，然后再喂她东西吃。旁边，父亲小心翼翼给她上草药。原来这些天来，父亲一直都在山下，杨老师被关在哪他就偷偷跟到哪，被拉去批斗他也紧紧跟在后面。用他的话说，人家一个大姑娘千里迢迢从大城市来到瑶寨多不容易。再说，无论如何他都不相信如此年轻、善良有文化的人会是特务、是走资派。而且，她是自己最敬重的杨连长的闺女啊！她还是子女们的先生，是全瑶寨的大恩人。李文教的话他牢牢记住了。眼前，他没能力救杨老师，但他明白必须保护好她，不能让人伤害到她。见青春美丽的杨老师被人骂、遭人打，他心痛啊，真想冲上台去给那些人一个大嘴巴，可他不敢。直等到大前晚夜深人静时，趁看管疏忽，他撬开了关她的木窗户，猫进去就把伤痕累累的杨老师给背了出来。因为不敢走大路，父亲背着她专挑山间小路走，前后整整走了两天两夜才回到家。事后，得意的父亲经常把自己的壮举当作资本向母亲炫耀。一天半夜，两人关起门后，他又在床上对母亲慷慨激昂地发表陈词：你想想，这十里八乡瑶寨还有谁比我更猛更威，竟背着个北方妹翻了八座大山、走了百里山路，气不喘心还跳？你老公我是不是比牛还结实？我母亲一个嘢！声音既尖又酸：“你哪是在背人？分明是搂着一只美丽的鹧鸪游山玩水。要不是这还有一双儿女，怕你们早跑到越南那边恩爱去了。”“又来？我说你这野猪蹄……”久久，房里又传出被铁夹夹住的山老鼠玩命挣扎的尖锐声，隐隐还有母亲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哟……你哪是牛，你是马！啊，对了……你就是匹种马！”
　　为安全起见，天刚亮，父母就跟杨老师说要把她带到母亲娘家去避避，理由是恐防造反派们上山搜查。母亲娘家也住十万大山，在上思县境内的另一山头，外人根本想不到。那天早晨，為送父亲和杨老师，我们娘仨陪了一程又一程。看母亲望眼欲穿，我的泪水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远远地，父亲他们的背影即将消失在尽头的拐弯处时，母亲已经忍不住，泪流满面的她用尖尖的嗓门吼嘹起来：“……前面路窄（你）尖点儿（眼），后面有狼（你）防点儿（心）。唉，老马，我的……老公……马呀，千万保重些儿，别让那……你呀……鹧鸪有什么闪失！”激越的声音攀爬一冈又一冈，惹得周遭的树叶、野草哗啦啦不住点头弯腰回应。 　　果然，下午回到家时，泥巴房里已经守着几个人。见我们回来，领头的开口便责问：“那姓杨的呢？你们把她藏哪啦？”我母亲装痴：“她不是被你们绑下山去了吗？我们都一个月没见着她了。她又怎么了？我还等着她回来给儿女们讲课呢。”
　　“还讲课？做梦吧你！她逃跑了！”那人又在屋里转来转去，“你老公呢，怎么没见人？我们怀疑姓杨的有同伙。”我母亲回答说：“啊，你是问我们家老马呀？他进山都半个多月了还不懂回来，指不定又泡在哪个瑶妹，或到哪个越南妹家里去了。不过，他也有可能被蛇咬、被狼吃了，死在哪个山旮旯里了。这谁知道呢？”她举举刚从山上摘的野菜，“看看，他那么久都不回家，我们娘儿天天吃这个。领导你们给评评，这日子还能过吗？”也不管来人几个，她就去张罗着煮吃的，并问，“你们要在我家开伙吗？今天可只有这野菜招待啊。”来人几个面面相觑，见没问出什么来只好带着愠怒出门去了。走在后头的那个还撂下句话：“这瑶女看着面善，没想比蛇母还厉害！”
　　又过了大约半个月，父亲回来了，脸上挂着愉悦。母亲酸酸地问：“什么好事呀，是不是那只鹧鸪给你了块金子？或是让个肉包包给你啃了？”我父亲狠狠地夹她的脸皮：“你就是个野猪蹄，上不了台面。跟你说，杨老师伤好了，我把她送到了北海，然后她从那里上火车，回北方去了。”母亲又嘢的一声，跳将起来张开双臂就向父亲扑了过去，瞧那兴奋劲，要不是有我们兄妹在场，指不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雨打山稔花
　　随着弟弟一声啼哭，山下的那场暴风雨终于平息了。那年，山上的木棉很奇特，这边那边，到处一棘棘一丛丛开着各色各样的花，比朝霞还鲜艳火红。
　　我天天跟着父亲巡山，学习如何打猎，甚至开始与那些小瑶妹学对山歌。没有書读，父亲教我各种生活技能。我以为，将来也会跟他一样，埋没在这望不到边的大山里了。
　　那天，我们幸运地打到了一头野猪。就在山里，我和父亲吃掉了野猪的内脏，差点没把我撑死，但父亲却命令说一定要吃完。野猪太大，要把它全部扛回家根本不可能。所以，只能把它弄干净，把肉剔下来分成两大块，父亲背大的，我只能背起五六十斤。而那些内脏就成了我俩在山里几天的伙食，暂时吃不完的烤好带着路上吃。
　　回到家里，惊喜一下子便把气喘吁吁的我所有的疲劳冲走得干干净净。你道怎么着？美丽的杨小柳老师竟笑眯眯地替我母亲烧水，给弟弟换尿布，忙上忙下。饭间，杨老师解释说，大连比广西闹得还凶。她继父和妈妈全家都被赶到甘肃去了，在城里她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孤儿，举目无亲。末了，她重重地说，北方不是人待的地，还是南方温暖些。
　　我父母眼都大了，尤其是母亲。她小心翼翼地询问，那老吴呢？杨老师反问，哪个老吴？我父亲也有点着急，不就是那吴、吴……什么来着？母亲一把拍他后背：“吴未来！杨老师日思夜想的爱人，就是吴未来！”
　　“别提那姓吴的了。”鼻子有些发酸的杨老师狠狠地撕下了一大块野猪肉，接着抢过父亲的酒一连闷进了几大口。她挥挥手往地上一劈，做了个一刀两段的手势，“他娘的，什么吴未来，根本就没有未来！”她干脆把酒倒到大碗里，边饮边说：“我是去找过他，可那臭东西就不是个男人！连面对面跟我说话的勇气都没有！过去一天到晚什么爱呀、情呀，一箩筐一箩筐的！全他妈的都是装的！”她有点醉了，端起两大碗酒站了起来，非要与我父亲干杯：“马大哥，你才是真正的男人，有情有义！来，我敬你！”
　　我们兄妹俩又重新坐回了教室里。
　　从此，木棉一样挺拔的杨老师也学会了喝酒，而且她的酒量特别大，竟与父亲平起平坐。这样，家里的酒味就浓了起来，笑声也多了起来。母亲见两个半醉的人酒桌上攀肩搭背称兄道弟，眼神迷离，也常常加入，塞在中间。但她不敢对杨老师流露出任何不满，只对父亲的过分行为一次次发出警告，尤其是热天的时候，父亲竟色胆包天，袒胸露背，一胸浓密的黑毛，很张扬很扎眼，让她不好受。
　　“我们得为杨老师介绍对象。她年纪不小了。”杨老师不在的时候，母亲又跟父亲提起这事，父亲深有同感。他叹息道，杨老师已不是当年那个黄毛丫头了，她已出落成又高又大的火木棉了，阳光再不露脸花期就过了。
　　晚上刚喝两杯，父亲就征求杨老师的意见：“杨老师，你得回城里去了。”
　　“想赶我走？”杨老师边给空碗倒酒，边问，“你们不欢迎我？”
　　“不是，杨老师，”母亲赶紧给杨老师夹菜，“求都求不到。你看老三过几年又要上学了不是？我们只怕误了你。”
　　“那不就得了。”杨老师豪爽地笑了起来，“你们家的小孩我全包了。大嫂，不，不，大姐。你就是再生几个，我也一起教，反正都是教。”
　　“可你一个大姑娘总不能一辈子待在公母山呀。这荒山野岭，可比不得城里。再说，你得结婚，得成家立业。”母亲慈祥和蔼却又遮掩不住焦虑。
　　“谁说女人来到世上非得嫁人？”杨老师摸摸弟弟的小脑瓜，“我把你们的小孩当自己的小孩，也一样安心，一样幸福。”
　　又过一段时间，趁着过节包粽子，屋里只两个女人，母亲边绑粽子边找话，她想与杨老师套近乎：“你就跟我亲妹一个样。亲妹都没你那么亲。”杨老师很是动情，过来搂着母亲，还摸她的脸蛋：“说真的，我为认识你们而感到幸福。尤其是你那么美丽善良，能与你姐妹一场，值了。”
　　“既是亲姐妹，想问你个事。”杨老师好奇地问：“什么事，姐尽管说。”“难道你不想吗？你年纪也不小了，应该有个男人在身边，要不晚上哪睡得着呢？”
　　杨老师放开了母亲。她抬起头，口气中带着忧郁：“曾经沧海难为水。是女人，哪个不想有个依靠，子孙满堂？”
　　“那……你……要不，我们给你介绍？”
　　“哈哈，好呀。”杨老师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也来个红瑶，像马大哥一样强壮的男人？”
　　周六早晨，母亲早早起来做好早饭，就去敲杨老师的门催她起床。杨老师揉搓着眼莫名其妙，嘴里嘟嘟囔囔：“时间还早着呢。”母亲说，今天不上课，马上跟我家老马下山，明晚就能回。杨老师掉转头疑惑地盯着父亲：“什么事，这么重要？又……这么突然？”我父亲只是笑，不回答。父亲的眼神更让她有种受骗的感觉，她干脆坐回床上：“不说清楚，哪也不去。”父亲只好告诉她，你不是跟阿花说想找对象吗？我们托人给你介绍了一个。似乎见父亲说不清楚，母亲赶紧过去拉着她的手亲切地说：“还是个干部，在县机关当大官呢。他只大你十岁，也是城里人。肯定般配。” 　　“啊，原来这样。是，是比马大哥稍大。”原以为出了什么事，听父母这么一说，放齐了心的杨老师又恢复她的调皮与幽默，“难道，真是个大山红瑶？”
　　这时，憨厚的父亲变得有点蠢，他站在门外，满面春风地摇着头：“不，不，瑶族人不适合你。他与你一样也是汉族，重要的是，人家有文化。”杨老师大笑，震得泥屋顶上的瓦片嘎嘎作响，让人担心它们会不会掉落下来。她潇洒地挥着手：“以后再说吧。我上课去了。”
　　杨老师是烈士后代，又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主动到瑶寨的。所以，新来的领导得知她家遭受变故很是同情，便想照顾她，把她借调到林场总部中学任教，公母山上的小学则交给另一知青代课。那时我已上初中，妹妹和小弟，一个五年级一个准一年级。开始，兄妹仨先跟她到中学里，后来杨老师一人应付不来，母亲便也下山到学校照顾大家起居。但小学离中学太远，母亲来回奔波累得精疲力竭，尤其为了兼顾家里，还得三天两头往山上跑，苦不堪言。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一下又改变了她的命运。杨老师为人正直，又有文采，特别是普通话说得好，学校便安排她负责校广播站，带着几个学生边练习边进行广播。杨老师房小，她又非要母亲几个跟她一起住，实在太拥挤晚上她不得不到广播室去睡。学校里有个老师姓谢，中文系毕业，平时喜欢写小说诗歌，却满身酸臭，好高骛远，老婆换了两个都不合意，总认为她们配不上。新近又刚离婚的他，见杨老师身材标致，声音又好听，就打她主意。诗写了一首又一首，还学着城里人天天给她送花，特别是喝多的时候，常蹲在广播室外，整夜整夜地唱歌，弄得学校鸡犬不宁，校领导出面几次也没有用。他太过分，杨老师甚至当着他的面把他送的詩丢在地上，但他却依然故我。他信誓旦旦，说什么真正的爱情必须经得起考验，既不收手也不收敛。有一晚，又喝高了的他，半夜里竟撬开广播室的门，闯进屋内就把杨老师强摁到床上。好在杨老师高大力气也大，一用力就把他翻到了床下，然后锁上门就去找校领导。但这姓谢的有后台，只象征性写了个检讨，过几天他又昂着头在学校里进进出出了。杨老师气不过，卷起包袱拉着母亲和弟弟妹妹又回到了山上。母亲担忧无限，说这样会丢了工作的。但杨老师却大声回答，反正是借调，他们管不着，再说我的工作本来就在山上！此事，在林场甚至公社家喻户晓，人人都同情杨老师，一些领导也出面说情，教育部门见此，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任由她去，从此便不再管。
　　因为路途实在太遥远，来往不方便，特别是中学实行开门办学，半工半读。说是半读，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劳动，学生们整天甚至整月都在山里开荒、烧石灰或挖矿，成了在学校读书的“全劳力”。杨老师对我说，回来吧，在板浪小学你还能真正读上些书。这样，我便辍学了，回到山上边帮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边跟杨老师自修初中、高中课程。
　　上世纪70年代，边境关系开始吃紧。父亲叫大家小心，不要轻易进山，更不要到对面的林子里去，那里可能埋有地雷。偏偏母亲不上心，一天上山采野灵芝竟走过了头，走到了山那边不幸踩中了地雷。父亲把她背回家时，她全身都是血，奄奄一息。作为子女，我们痛苦莫名，围在她身边却不知如何是好，感觉天都塌了下来。尤其是弟弟妹妹，连吓带怕的，脸都绿了。焦急的父亲也没办法，屋里进屋里出的只知唉声叹气，那样子就像一头受伤的野马。母亲却把视线投向同样焦虑的杨老师，她拉着她的手，上气不接下气：“妹……几个子女就交给……你了，”久久，她又睁开了眼睛，“妹……让你受……苦……”话没说完，就断了音。
　　肆虐的罡风
　　母亲死后，全家一度陷入了混乱状态，开始甚至连饭都不能正常吃，连种在地里的菜没人淋水都蔫了。好在杨老师及时反应过来，主动挑起重担，一切才扭转如初。
　　倒是父亲回龙快，没几个月便恢复了神气，重新生龙活虎起来，甚至又开始有人上门要为他做媒。起先，他好像还有点扭扭捏捏，说什么要为阿花守几年，先不考虑。可后来听说有个年轻未婚的瑶妹愿意嫁过来，且长得不错，他动心了。但杨老师已然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要新进一个人得征求她意见。再说，我们兄妹仨也都长大了，没我们同意，那女人就是天仙，想进这家门也不容易。为此，他有些犹疑，拿不定主意，这事便拖了下来。
　　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如火如荼，公社考虑到杨小柳老师更适合从政，便想调她到公社工作。但杨老师却不愿去，她说她已习惯了公母山，而且瑶族同胞生活条件那么艰苦，更得帮助他们发展。再说，这几个小孩谁来照顾？领导见说不过，又见她态度坚决，便委任她当大队党支书。在她的领导和努力下，过去离开的瑶族同胞们全都回到了板浪。昔日的瑶寨又恢复了人气。铁姑娘的杨小柳身兼数职，整天忙里忙外，风风火火。她走村串户，做调研、搞规划，带领瑶胞们把山上的树砍下，搞梯田、搞人造小平原。她甚至规划要在山上建厂，说是要靠山吃山，先建蘑菇厂，再建野猪场、野鸡场……但父亲好像不太赞成，为此两人经常拌嘴。
　　正当党支书杨小柳要大展宏图的时候，形势发生了巨变，回城风刮了起来。县里来了人，我父亲也极力怂恿她回去，说公母山毕竟不是长住之地，城里才是你的世界。但杨老师犹犹豫豫，她说我要真走了，那几个小孩怎么办？劝多了她甚至恼了起来：“马大哥，你怎么老催？你不知道，我这种年纪回城里也就一老姑娘！我不回，不如待在这里自在。”
　　然而，边境的局势越往后越混乱，发展到后来公母山顶上常出现些神秘的人。
　　有一天，父亲慌张地跑回家，说山上的界碑被人动了。我们都往山上跑，一看果然，那几百斤重的界碑不知被什么人从大山中脊往北挪动了大约近千米，竟埋到了我们这边一个小坡上。搬回去！杨小柳老师大吼道。我父亲立刻找来工具现场伐木做成滑板，全家人齐努力，硬生生又把界碑埋回原处。此事重大，第二天，她就命令父亲下山报告去了。
　　这次父亲走的时间挺长，我们都有些害怕，尤其是晚上，黑乎乎的屋外好似埋伏着无数双眼睛，那些天风也吹得特别地大、特别有劲，似乎还挟带刀剑声。妹妹和弟弟全都缩到杨老师的床上，我则紧握着父亲那管猎枪，注视着大门。 　　记得是第三天中午，饭后正午睡。突然，烈士墓方向传来了呼救声。我一听，不好，杨老师出事了！她有个习惯，喜欢这时节或出去散步，或给烈士们献花。我一骨碌爬将起来，端上猎枪就跑。现场有些混乱，杨小柳老师被三个来历不明的男人按倒在地上，她不停地挣扎着，旁边的衣服这里一件、那里一条。我愤怒地大喊：“住手！”枪直指着他们。面对黑洞洞的猎枪，那几个无耻的男人吓得直哆嗦，爬起来提着裤子就往山上跑。“轰！”枪还是响了，火铳把正狂奔的几个人的屁股打开了花。可惜，平时怕危险没装铁弹，否则至少会有个把劫匪回不去。
　　不久，公母山上来了一个中队。部队的领导说，边防形势急剧恶化，建议我们暂时下山避避。父亲回来后，得知杨老师受辱还差点被害，后悔和自责得无以复加。他不停拿脑袋撞墙，然后一遍遍向杨老师检讨，说因为自己大意，差点酿成大祸。他又说这地方不能再待了。可杨老师却拉着他的手婉言安慰，说，不是没事嘛，不用太担心。然后，她望着后山狠狠地说：“不搬！坚决不搬！这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难道在自己家里，还怕别人欺负不成？”可是公社和总场还是下达了命令，必须马上搬下山去！
　　没多久，全国恢复高考，我立刻投入紧张的复习之中。
　　这段时间，已退休的李书记、就是当年陪杨老师上山的李文教，没事经常到我们家玩。见我们兄妹仨刻苦用功且成绩不错，赞不绝口。他甚至主动做杨老师工作，说，小杨，干脆你就跟老马成个家算了，反正也这样过了那么多年了。杨老师望望我父亲，笑着说：“这有什么区别吗？”他又问我父亲，我父亲竟窘得手脚放不对地方。附近的大妈阿姨们也十分热心，主动出面做两人工作，但都没结果。李书记批评杨老师，说，“你要不愿意嫁老马，那我们就给他介绍对象了？”她说，没意见。从此，有些人就揣测，认为城里的杨老师情不在我父亲身上，就不停牵线搭桥，分别给他们介绍了很多个，但也都没成。李书记知道，关键还是我父亲。他又对我父亲说，“老马你一个大男人不主动人家怎么会嫁给你呢？再说小杨快四十了，你总不能这样拖死人家吧？况且，你们一屋子住一屋吃的算怎么回事？”我父亲仍是扭捏：“我一个大山上的红瑶，娶城里姑娘？不行。”有一天，全家给杨老师过生日，父亲叫我们都跪着给杨老师敬酒。当时，他有些激动：“儿呀，杨老师对我们马家有恩。是恩，就不能忘。一日为师，终生为母。以后她就是你们的姑姨。你们得叫她姑姨！”姑姨的叫法，许是父亲首创。后来父亲说了，杨老师既是父亲的亲妹妹，也是母亲的亲妹妹，不是姑姨是什么。
　　那年，我顺利考上了大学，成了恢复高考后整个林场第一个大学生，不但全家高兴，同时也轰动了边境的山山，尤其是大山上的红瑶头一次有人上大学，瑶族同胞都把这当作大喜事庆贺。父亲把所有好吃的、包括放了多年的腊肉拿了出来。那些天，我们家比过年还热闹。父亲拉着杨老师的手，杨老师又拉着我，全家人流了一次又一次热泪。回想这十来年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我的心底涌起阵阵波浪。杨老师变化可真大呀，想当年她上瑶寨时那么青春美丽，一转眼就变成了中年女人。时间啊，真是贼，把所有的美好都偷走了。我庆幸自己有福气，生命中遇上了杨老师这么好的好人。但同时，愧疚、自责也时时涌上心头。要不是因为我父母过于自私、要不是我们兄妹太想读书，那杨老师就不会留在公母山上！仅仅为了我们家那一点点可怜的私心或利益，竟误了一个人的一生！是我们全家耽误了杨老师！离开学越近，这种自责带来的痛苦越强烈，每每望着杨老师那慈祥的面容，我常把善良的母亲与她的身影重叠在一起。我常产生冲动，想当着她的面跪下，大喊一声：“妈妈！”可每每到她房门前，才鼓起的勇气又泄了。
　　恰好这时，妹妹把一本发黄的笔记本交给我，说是收拾东西时在旧物件中发现的。打开一看，啊，杨老师的笔迹，原来是她写的诗。其中有一首《等你，你不来》：
　　等你 ，你不来
　　日出到日落
　　小溪即将流尽
　　花儿快要枯萎
　　等你来到，我已老成夜里的一丛黑影
　　等你，你不来
　　春天到冬季
　　原野上的風一遍遍吹过
　　带走了落叶也将带走整个世界
　　我用生命等了一生
　　而你没有出现
　　我那楚楚可怜的梦啊
　　将去哪里安葬
　　它们闪烁着泪光
　　…………
　　读着诗，我的心更是痛及脊背。我能感受到杨老师心底那份感觉和痛苦，但又不甚了解她那一辈人的生活，尤其是心路历程。如此感情丰富却又命运多舛的女人，如此多愁善感却又坚忍不拔的知识女性，除了让人唏嘘感叹又能奈何？
　　要上学去了，她坚持要与父亲一起送我到南宁火车站。在站台，喝了一斤米酒的父亲红光满面，他唠唠叨叨，遮掩不住兴奋，一遍遍地嘱咐着这叮咛着那，没停顿片刻。旁边的杨老师却默默地站着。她似乎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直到火车开动，她才轻轻扬起手微微摆动。缓缓行走的火车卷起的风，轻轻撩拂她的长发，她眼里分明有泪花在闪。随着车轮加速滚动，远远的，她那旧风衣的下摆又猛烈地舞动起来。我依稀又看见当年那个年轻的女子站在公母山上的英姿。隔着窗户，我再也忍不住，但张开了嘴却被嗓子眼里的哽咽阻止了，隔着雾气我只能一遍遍地喊：“姑姨，保重！……”
　　流泪的红烛
　　第二年，妹妹又考上了大学。不久，遥远的边疆响起了震惊中外的隆隆炮声。几年后，弟弟也到上海读书。
　　就在妹妹考上大学的那一年，仍为瑶寨党支书的杨老师头脑不知搭错了哪根线，竟主动提出要同我父亲结婚。我父亲问，为何现在答应了？她说，原先不敢嫁是怕人家议论，说我白图你几个儿女，坐享其成。如今儿女们都大了，成才了，而且又都是我教出来的，也就不怕了。再说了，这也是阿花姐临终嘱托，算是为故人践诺吧。
　　父亲终于与杨老师结婚了，让作为儿女的我们长长地松了口气。从此，我们再不用尴尬地喊她“姑姨”，而可以大大方方直呼：“杨妈妈！”但他们的婚姻并没得到杨老师家人的祝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杨老师的母亲和继父都从甘肃乡下回到了城里的大学工作。之前，杨老师的妈妈曾多次劝她回去，甚至说替她找好了工作，可她就是不肯。结婚后，有年春节她和我父亲一起去了趟大连，可大年三十她母亲和继父连年夜饭都不愿同新婚夫妻一起吃。杨老师气不过，第二天就买了回程的票，从此便不再回去。 　　结了婚的杨妈妈精神焕发，整日带着瑶胞们在大山里走来走去。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劲吹神州大地，她经常上南宁、下广州。她说公母山是个聚宝盆，不好好开发真是太可惜了，所以她拼命地工作着，天天都想如何让瑶族同胞们尽快脱贫致富。但这次，见过许多世面的她说，我们要讲科学，要因地制宜，要跟上时代。还别说，用了近十年工夫，公母山变化好大。先是山顶，建起了观景大平台，供爱好旅游的人们上山观日出日落，然后把旅游线路沿着那些参天古树、名贵树根转。瑶寨山山相继兴建了农家乐、旅馆……只要有人上山，热情似火的姑娘小伙们便站立在寨门前，等着给你灌酒。让你醉倒的，还有一首首比酒还浓、比太阳还火热的红瑶山歌。
　　大学畢业，我毅然放弃了保送读研与留校双选机会，主动回林场工作。尽管，杨妈妈极力反对，她希望我进一步深造，好融入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去，为中兴的祖国添砖加瓦。但我没有听她的。
　　工作挺顺利。后来，我遇到了一位品德好、善良、各方面都很像杨妈妈的女孩，我们结婚了，还生了个大胖儿子。再后来，我调到省厅工作，分得一套大房子。他们退休后，俩老在我们极力要求下，先是到我这里一起生活了一阵子，名义上是为了照顾孙子，其实是我们都不忍心远远丢他们在山上。儿子上初中时，两位老人觉得他们任务完成了，又强烈要求回公母山去。我和妻子苦口婆心，但他们就是不依。父亲说那是他的老家，他的宗亲、特别是父母在那里，不能不回。杨老师也借口说，她爸爸也在那，不忍心丢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她也要回去。
　　没办法，我们都知道，他们舍不得公母山。
　　两老回去后，并没有好好休养。那时，公母山已成为全县旅游开发重点，广东来的开发商都进驻了，投入巨大。他们也投入到了公母山的建设中，用他们的话说，夕阳无限好，为霞尚满天，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两老身体并不好，尤其是杨妈妈因为年轻时就到南方，水土不适又长期营养不良，又不习惯南方湿热天气，她落下了严重的风湿病，天气一变化两个膝盖便痛得她直冒冷汗，有时甚至痛不欲生。我们都劝她，要多注意身体，别那么拼命，可她不听，说人来到世上不干些事，那不是白白辜负了？每每我们既惋惜又无奈地回到各自工作岗位，而心却掰成了好几瓣。
　　十年前的一个中午，我刚要乘机飞往北京，一个电话急急打了进来。一接，原来是老父亲的，他要我们马上赶回去，说你们姑姨、杨妈妈快不行了。我一下便蒙了，杨老师这才多大呀，是什么病弄成这样？我边办理退票手续边回话：“赶快送医院！”
　　火急火燎地赶到了板浪，杨小柳妈妈躺在床上已奄奄一息，曾经美丽红润的脸枯瘦如柴。望着父亲，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都病成这样了，为何不早说？”杨妈妈却向我伸过手来，示意我坐下。紧握着她那双冷冰冰的手，我泪流满面，不停地埋怨，更责备自己粗心大意。但她却温和地说：“别这样，这病早跟我多年。反正，现代医药也治不了的。”我问什么病，医院会治不了？
　　“乳腺癌，但我不愿意做手术。一个女人割掉了乳房，还是女人吗？所以知道了吧，那些年我为什么不同意嫁给你父亲？我怕拖累了他，影响他。” 缓了缓，她又转向父亲低低地笑了笑，“只是你那老父亲，太拗、太犟了。要不，你们早该有一个年轻、健康的瑶族妈妈，还会有一大帮弟弟妹妹的。”
　　她又转向我：“……也好，后来还是给你们当了妈妈。只是有些遗憾，要是再添几个红山瑶就好了。”我劝她好好休息，别东想西想，其实我也是在强忍着，我怕自己哭出声来。杨妈妈又昏迷了过去。醒来时，她嘴里反反复复就一句话：“有你们几个儿女，还有一大帮优秀的孙儿，我……知足了。”
　　过了几天，弟弟也赶了回来。
　　阳光暖洋洋地射进屋内，杨小柳妈妈似乎有了些许精神。她指指屋外，我们会意，兄弟俩把她半牵半架着带到学校前的小广场上。她望望已多年不用但仍挺结实的教室，点了点头。然后，转身朝旗杆方向去。过去的那根木旗杆早换成了铝合金杆，杆和旗是旅游公司给重新装架的。那旗杆特别高大，旗也特别宽大，在大风中呼呼作响，显得既雄壮又威武。
　　“真好！”杨妈妈指指，“它正对着烈士墓……爸爸他们看了……一定高兴。”
　　又过了两天，我们最最亲爱的姑姨、最最亲爱的杨妈妈永远闭上了眼睛，她的脸上挂着笑容，既平静又安宁。遵照她的遗愿，我们把她葬在了烈士墓旁、靠近杨连长也就是她父亲的墓边一侧。她说，生前没有给父亲端过一碗水，死后就陪陪他吧。
　　春天爬上公母山
　　老父亲要过八十大寿，远在国外的妹妹也赶了回来，她说离家时间太长了，要亲自筹备庆贺事宜。她反复强调，虽说只有一家人，但庆祝活动节目不能少，每个家庭都要出节目，不但要各自汇报工作中取得的成绩，还要唱红瑶山歌。
　　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边疆更是今非昔比，两国人民来往频频，走亲的、打工的、做生意的，甚至找对象结婚的都有。公母山上，当年的胡志明小道成了两国人民的平安道，也成了边民贸易往来的发财道。山脚下，一个巨大物流基地初具规模，进进出出的大卡车、小汽车络绎不绝。当年闭塞、崎岖难行的公母山公路直通山顶，开车到城里也只一个来钟。交通方便，上山的人越来越多，观景的、探险的、锻炼的都有。瑶胞们家家都住上了具有瑶族特色的小洋楼，美丽而耀眼。然而，瑶胞们都说，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如今，公母山上，农家小院、咖啡人家，甚至氧吧旅店、网店等，比比皆是，不用出门，瑶胞生产的产品便可卖到世界各地。个别聪明的瑶胞还建起了红瑶文化旅游中心、少数民族文化宣传中心，等等。乡亲们无不庆幸生逢盛世，说，如今的日子比蜜还甜。
　　烈士墓旁新建设了一个公母山文化陈列馆，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人前来参观，甚至还有越南人观摩。烈士墓成了当地党委宣传部门的教育基地。老父亲虽耄耋之年，却总闲不住，经常给来人讲解当年烈士们的英雄壮举，用亲身经历教育下一代人。
　　作为“一带一路”海上出发首端，位于南疆十万大山的公母山，山上山下，到处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当我和妻子赶到公母山时，弟弟也带着一家人从广州回来了。下午，活动正常进行。当妹妹宣布要为父亲祝寿时，老父亲却打断了她。他说，我们得先给杨连长和杨小柳老师上支香吧，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走到烈士墓及杨妈妈的墓前，一大家子一遍遍地鞠躬。
　　父亲老泪纵横：“叔，亲妹子，我们看你们来了！现在日子真是好啊。告诉你们，公母山早已焕然一新了！”
　　“是啊，中国正走在腾飞大道上呢！”我们都跟着喊。
　　【潘国顺，壮族，广西马山县人，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发表文学作品数百万字并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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