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贵州乡试孟子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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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清代贵州乡试概述
  清代的科举基本上沿用了明朝旧制,也分为文科、武科两种形式。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三级进行考试.清代统治者重视文科考试,朝廷的栋梁贤士都是从文科中出来。文科的第一级考试为童试,第二级考试为乡试,第三级考试,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三种。
  乡试为每三年一考,逢子、卯、午、酉年举行。例如,“顺治元年十月定乡试俱于子、卯、午、酉年举行”(《皇朝通典》卷二十八),因乡试在秋季举行,所以称为“秋闱”,又因发榜在九月中旬,此时正值桂花盛开,故俗称“桂榜”,又因发榜取寅、辰日支故也称“龙虎榜”。《皇朝通考》卷四:“二年定秋八月举行乡试,初九日第一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三场试题,均如旧例。”乡试共考三场,每隔三天考一场,考试时间为八月初九、十二、十五日。第一场,考四书文一,五言八韵诗一;第二场,考五经文各一;第三场,考策问五道。乡试考中者称为“举人”,因第二场考五经文各一,故前五名称为“五经奎”。乡试第一名称为“解元”。
  在考试内容方面,清沿明制,主要是以八股文取士。八股文,又称八比文、时文、制义、四书文等。《明史·选举志》:“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主要的参考书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要做好经义文章,就必须精通儒家经典,以他们的学说、见解为准绳,而不能有所超越。
  清代乡试实行分省定额录取,数额根据各省的贡赋和人文情况来定,并随着各省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顺治十七年,贵州省乡试名额仅二十名,为各省乡试名额中最少者。贵州地处偏僻西南,以少数民族居多,当时交通不便,读书人多半清贫,进京赶考很不容易。要进京赶考需要具备以下要素:第一要有财力,作为进京的盘缠;第二要有体力,要经过跋山涉水和风吹日晒的磨难;第三要有毅力,没有坚定的毅力只能半途而废;第四要有学力,自己必须有真凭实学;即使具备了以上这些还需要运气。清初,中原汉族文化逐渐向贵州传播,汉人也随即迁入,从“调北填南”“移民实边”“改土归流”等。贵州的汉化逐渐加深,承袭良好的读书风气,尊师重道,文风日盛,贵州的经济、政治、文化水平逐渐提高,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越来越多,明清之际,贵州中进士者达七百三十余名。
  二、考查乡试孟子题之出题规定
  自清入关到清朝灭亡,文字狱便与大清一朝相始终,清朝前期的文字狱肇于顺治,渐于康熙,烈于雍正乾隆年间。由于受到文字狱的影响,出题时就会受到一些避讳文字的制约。考官在出题时,还要注意到皇帝的关心、爱好,顾及到现行的政治政策。《清史稿·选举志三》:“清代乡会试,顺治三年定,第一场四子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第二场论一篇,诏诰表各一道,判五条。第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而首场皆试八股文。康熙二年,以八股抄袭,废之。以三场策五道移第一场,二场增论一篇,表判如故,行止二科而罢。四年复三场旧制,七年仍用八股文,二十四年议准,会试第一场,四书题目,恭请钦定,其五经及二三场题目,仍由考官拟出。二十九年议准,乡会试二场,孝经论题甚少。嗣后将性理大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一并命题。五十五年议定,二场论题,专用理性,表题不许出本年时事。”《会典事例》卷三三一:“雍正元年,会试二场论题,仍用孝经,又定,第一场四书题,考官密拟进呈。雍正十三年,又复准,论题专用孝经,章句无多,士子易于豫拟,嗣后与宋儒性理书参酌间出。是年谕乡会两试考官,每因避忌字样必择取经书中吉祥之语为题,遂使士子易为揣摩,倩人代作,临场抄写,以致薄植之少年,得以幸取科名,嗣后凡考试命题,不得过于拘泥,俾士子弹思用意,各出手眼,以觇实学。其时文字獄甚严,考官畏祸,故致如此。”可见乡试出题受到统治者的制约,如“论题专用孝经”。有的涉及到敏感的字句又不能用来出题,故考试之范围缩小,士子易于揣摩。
  清代从顺治十七年一直到光绪二十七年,通过对贵州乡试孟子题的收集、整理,把乡试孟子题所出的榜次、题目、章句罗列出来。在康熙十四年,遇三藩之乱,停止十四、十七科考,至康熙二十一年补考。咸丰五、八、九、十一年停科,至同治六年补考,同治八年补考。
  三、考查乡试孟子题出题频率之高低
  经考查得出清代贵州乡试孟子题中,出题频率最高的是《尽心章句上》,这一篇里总共出了二十三次。其次出题频率较高的是《公孙丑章句上》,此篇共出十一次。《滕文公章句上》出题频率也较高,此篇共出十一次。出题频率较高的还有《尽心章句下》,此篇共出十次。接着就是《离娄章句上》《离娄章句下》、《万章章句下》《告子章句上》《告子章句下》都共出了五次。
  在《尽心章句上》中,这一章主要讲“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指一种精神境界,人经过“反身而诚”以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提出充分扩张善良的本心,就是懂得了人的本性。保持人的本心,培养人的本性,这就是对待天的方法。这里的“心”“性”“天”“命”是孟子思想中的四个重要范畴。它构成了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孟子的宇宙观、认识论、人性论、道德观以及修身养性的方法。乾隆三十年,孟子题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强调天和人的统一,人的“心”“性”受之于天,因此,人与天相参,天与人合而为一,强调天人的统一、均衡、和谐。光绪二十三年,孟子题为:“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强调一个人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应该为他人做一些有益的事,为社会多做一些贡献。雍正十三年,孟子题为“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这一章孟子主要谈社会经济与社会道德的关系。孟子提出要提高生产,减轻税收,社会经济提高,人民就富裕了。能够使人民的粮食变多,像水和火那样,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就不会有道德上的“不仁”的人了。康熙二十九年,孟子题为:“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认为孔子是“集大成”的人,把他比作海洋、日月,他认为孔子最可贵的是他站的高,望的远,并且像水一样,盈科而后进,永不停息。   在《滕文公章句上》中,本章主要讲“性善说”,人性问题是对人的本质属性的探讨,是从深层次对人的研究。嘉庆九年,孟子题为:“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提倡“性善论”,“性善”两字始见于本章。滕文公为世子时,出使楚国,途中,在宋国两次见到孟子。第二次见面谈话中,孟子谈了“夫道一而已矣”,即“性善论”贯穿在孟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雍正十年,孟子题为:“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周朝的一篇诗上说:“先下到公田里,然后再落到私田。”从这一点看来,周朝也是实行助法的,便要兴办学校来教育他们。)道光十二年,孟子题为:“《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孟子说:“关心人民是最为急迫的任务。诗经:“白天割取茅草,晚上绞成绳索,赶紧修善房屋,到时播种五谷”。)孟子极力倡导井田制,在先秦诸子中是独一无二的。井田制是孟子仁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公孙丑章句上》中,本章主要讲“王道”与“霸道”,霸道是凭借实力的强权政治观,王道是重道德教化非强权的政治观。乾隆元年恩科,孟子题为:“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宰我、子贡善于说话,冉牛、闵子、颜渊善于阐述道德,孔子兼有两长,但是他还说:“我对于辞令,太不擅长。”而您既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辞,又善于养浩然之气,言语道德兼而有之,那么,您已经是位圣人了吗?)乾隆五十一年,孟子题为:“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公孙丑说:“管仲辅佐桓公使他称霸天下,晏子辅佐景公使他名扬诸侯。”)公孙丑在讨论王道、霸道的问题。
  清代贵州乡试孟子题,出题最多的是《尽心章句上》,总共出了二十三次。本章主讲孟子的心性天命學说,孟子提倡尽心知性,尽心即把人天性中的亲亲、敬长、以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扩充发扬为仁民爱物;知性即全面深刻地认识天性中的善端,来处理好君臣、父子、兄弟、妻子、朋友等社会人际关系。孟子的尽心知性说,实际上是道德修养论。由此可知,之所以重复出题的缘由了。出题受到宋代理学的影响。出题受到孟子提出的尽心知性学说的影响,万物之理就在人心,最根本的就是仁、义、礼、智。尽心、存心就是保持和尽量扩充本心的品德。基本上都是紧扣“尽心”和“知性”的方面来出题。康熙皇帝是历代少有的博学而重视文教的帝王,读书甚多,特别崇尚朱熹,曾说朱熹“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一家”。(《御纂朱子全书·序言》)有的章节出题低,《梁惠王章句上》总共出了三次,《梁惠王章句下》总共出了四次,《公孙丑章句下》总共出了两次,《滕文公章句下》总共出了两次。其出题频率低的原因是孟子强调道德,把道德作为节制人欲横流的手段。在孟子思想中,道德与人欲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清初学者对明代王阳明心学的追求与崇尚,故出题便偏向了理学的章句。
  由于贵州地处西南偏远地区,其经济、文化、物质等资源相对于中心地区要落后,因此出题的难度便相对中心地区要小一点。考官出题受到宋代理学的影响,也受到孟子提出的尽心知性学说的影响。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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