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60年代，赛克勒博士经他人介绍结识了保罗·辛格（Paul Singer，1904～1997）。在保罗去世后，他的收藏易手到位于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美国国家博物馆）的赛克勒博物馆中。正是源于赛克勒博士的收藏态度和思考方式，致使他日后对艺术品的研究和保护进行了诸多思考。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收藏就好像一门科学研究。当具备了足够充足的研究样本后，就能尝试总结出历史的构架，找到他们的共性。在重构、还原历史的过程中，研究样本的保存和传承至关重要，特别是具代表性的大师级作品。就这个意义来说，收藏家毕生的积累也是这一重要环节的一部分。
　　为了这一目标，他开始积极、努力地说服博物馆、画廊等机构展示中国艺术品，甚至将自己的展品捐赠给他们。他的首批捐赠物赠与了凤凰艺术博物馆（Phoenix Art Museum），其中包括一件来自中国的青铜盂、一件石雕佛头以及一批中国的陶瓷。同批赠品还包括4件米尔顿·艾弗里（Milton Avery）和厄尔·克卡姆（Earl Kirkam）的当代作品。此后在60至70年代，赛克勒博士连同他的妻子艾斯、儿子阿瑟和赛克勒基金会，进一步与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密切合作，赞助科研项目，捐赠私人藏品，共同建立展厅等。
　　在此期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得到了他的慷慨捐赠。以纪念父母为名，他向博物馆捐赠了赛克勒雕塑艺术馆的所有藏品，其中包括一幅巨大的宋代壁画，以及一些额外的绘画、陶瓷和青铜器物。此外还与弟弟共同在大都会博物馆中开辟赛克勒展厅，陈列具有2000年历史的古埃及Dendur庙。
　　此外他还赞助哈佛大学兴建了赛克勒博物馆。位于华盛顿首府的国家美术馆也得到过他与弟弟莫蒂默·赛克勒（Mortimer Sackler）的捐赠。而赛克勒博士的最后一批赠品，是80年代向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捐赠的1000件藏品，并斥资建立了亚洲艺术馆。该博物馆在赛克勒博士去世后的4个月内开放，也就是1987年9月，成为了当地与弗雷尔美术馆其名的另一处艺术圣地。
　　1986年，赛克勒夫妇慷慨资助，为建立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以及吉尔·赛克勒雕塑花园奠基。该博物馆展厅面积为2000平方米，是中国大学里第一座考古专题博物馆，也是赛克勒博士资助建造的三座亚洲艺术博物馆之一。他希望借此协助发展中国的考古、文物研究和教育，并珍藏、保护毕生钟爱的中国艺术品。
　　博物馆于1993年5月27日正式开馆，然而遗憾的是赛克勒博士因心脏病突发，于1987年5月26日在纽约去世，未能亲眼目睹博物馆的建成。赛克勒博士去世后，博物馆的建设得到了其遗孀吉莉安·T·赛克勒（Gillian T. Sackler）夫人以及赛克勒艺术、科学和人文基金会的大力帮助和支持。最终成为了一个当代博物馆的典范，也是北大乃至全国范围内针对考古、文物和博物馆学研究、实习的标志性场所。
　　赛克勒博士去世后，根据其遗嘱，所有藏品分别安置在以其姓名命名的基金会，以及众多赛克勒家族成员的手中。作为美国收藏行业泰山北斗级的人物，可想他的藏品在市场上绝对可以用趋之若鹜来形容。1994年12月，纽约佳士得从众多赛克勒家族成员手中募集了大量艺术品，开办了首次“赛克勒中国艺术品珍藏专拍”。这场拍卖会总成交额高达490万美元，当时在收藏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佳士得曾经拍卖过赛克勒博士收藏的一张莫奈，一张毕加索的作品。其后又“几经周折”地在1993年10月和第二年6月拍卖了两场他的马约利卡（Majolica，意大利花式陶瓷）珍藏。之所以说是“几经周折”，是因为这期间发生了些令人不快的冲突。早在1992年夏天，赛克勒博士的遗孀吉莉安向法院提出诉讼，希望停止这场拍卖，避免珍贵收藏的流失。遗憾的是法院在当年11月驳回了诉讼请求。
　　得知法院的这一裁决，其他遗嘱执行人便松了口气，迅速筹备了另一场欧洲青铜雕塑和陶俑拍卖。讽刺的是，这一行为其实有悖于法庭裁定的本意。既然法院驳回了吉莉安的诉讼请求，批准了马约利卡的拍卖，那么这次拍卖所得的巨款已经足够遗嘱执行人支付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开销，也就没有理由再拍卖其它藏品了。尽管如此，吉莉安仍没有放弃上诉的权利。法庭终于在1993年1月暂停了马约利卡的拍卖，同时也禁令了正在筹备中的欧洲青铜雕塑和陶俑拍卖。最终，马约利卡的第一场拍卖推迟到同年10月6日举行，第二场则在1994年6月1日上拍。
　　吉莉安并非赛克勒家族唯一对艺术仍然抱有极度热情的传人，实际上，赛克勒家族对收藏和艺术品的热情一直持续传承了下去。1991年，吉莉安以赛克勒夫妇的名义资助了伦敦皇家美术学院的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