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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853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是马克思理解和研究中国的开山之作，在其“论中国”思想史与传播史上具有源头活水的地位。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对中、英等国的经济社会分析，预见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两极相联。160年来，该文以多种文字、多重主题、多个版本在世界上传播了中国形象。作为首篇译为汉语的马克思专论中国的文章，它促进了中华民族先进分子的觉醒。这也使得马克思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率先垂范者，当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应从马克思的中国研究中汲取营养。
〔关键词〕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研究；中国形象
〔中图分类号〕D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5-0058-07
马克思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和他所主导创立的科学理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老祖宗”。“老祖宗”不仅留下了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一“寻矿图”，而且留下了在这一“寻矿图”指引下探到的“初矿”，即对中国本身的论述和研究。《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Revolution in China and in Europe）就是160年前马克思化①中国的第一篇经典之作。
一、在“马克思化中国”思想史上的源头活水地位
马克思虽未生在中国、未到过中国、未用过汉语，作品也并未专为中国人而写，但他却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论述。《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就是马克思中国研究史的“源头活水”，在马克思学术史上也具有重要价值。
1848年秋，后任当时美国最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总编辑的查理·安德森·德纳（Charles Anderson Dana）访问了同年6月1日出刊的《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编辑部，而马克思担任这一定位于不含地方性内容的国家报纸和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自己独特无产阶级性质的民主派大型对开日报的总编辑。1848至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革命民主主义的报刊被全面禁止，德国革命年代最著名的这份报纸也在1849年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了最后一期，该期发行了约20000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52年11月也解散了。
1850年夏，德纳从马克思的美国朋友处获知其极为贫困，又知马克思有很强的办报和撰稿能力。正如《纽约每日论坛报》后来评价说：“马克思先生有他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见解，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我们决不能赞同，但是，不读他的文章的人，在获得现代欧洲政治的重大问题的消息方面，将失去一个最有教益的来源。”①马克思也需要在缺少工人报刊的情况下进行革命宣传。经书信往来，他最终答应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且后来英文水平提高，不再由恩格斯代劳。1852年8月21日为该报亲自撰文起至年底就达11篇之多，同年马克思被聘为该报十年任期的欧洲通讯记者（European correspondent），所发内容主要涉及国际政治议题。〔1〕1853年起在该报发表的第21篇文章即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这是马克思第一次以“中国”为标题的长文。原英文字数近3000字，各版本汉译文在5000字左右。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1842年起至1852年5月前有22篇作品（除《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等4篇文章和1封书信外，其余要么是恩格斯独自著述，要么为两人合写）零星论及过“中国”及其中国的事物，较详细的一篇是1850年1月底至2月底之间两人合著发表于《新莱茵报》的《时评·1850年1—2月》，提到了“华人”“广州”，特别是有3段文字专门论述中国，谈及“中华帝国”“中国社会主义”“中国哲学”“万里长城”“中华共和国”等，但这多是对德国在华传教士郭世立（德文名Karl Friedrich Aaugust Gütglaff，英文名Charles Gutzlaff）所带来“新鲜奇闻”的改写和感想。〔2〕事实上，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撰的稿件，也有以其他报纸的文章为基础进行改写的，“但其中大多数文章是经过认真研究后写成的”。〔3〕《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就是他第一次独自专论中国的文章，是长期积累和认真研究的结果。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以1853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社论（a leading article）未署名而发表，〔4〕其写于5月中下旬。②这一政论文运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结合当时世界形势和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现实问题，通过生动的语言，运用历史与阶级分析方法，以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科学预测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互动作用的“两极相联”（contact of extremes），是马克思化中国的初次尝试。〔5〕
从英国等国的欧洲革命引起中国革命看，为了转嫁本国危机和扭转中国对外贸易上的出超等，英国用大炮强迫给中国输入鸦片，并采取一系列手段输入棉织品、毛织品等工业品。这使得政治上中国官员纵容和私贩鸦片导致了官吏、行政机关贪污腐化；经济上对外赔款、大量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金银外流、外国竞争等对中国工业产生了破坏；社会与文化上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摧毁人的精神和身体）、社会风尚退化。于是，旧税更重更难负担且加新税；被击毁迷梦的皇权既要排外又被迫与世界打交道。因此，反对封建主义等的连绵不断以宗教的、王朝的、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起义，由于资本主义殖民国家的入侵带来的灾难与觉醒而引起了中国革命——太平天国革命。
这一革命也将影响英国并通过英国而影响整个欧洲。中国革命使得商人在革命动荡期非付现金不进行茶与丝的交易，新皇帝（咸丰帝）也有意在本土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在英国方面，国内出现了各种投机行为；各舰队不能提供收购茶叶所需的现金；武装干涉中国革命或皇权政府又怕切断一切贸易；因错误预期出台的降低茶叶税政策使中国茶商抬高了中国国内茶价；中国的棉毛织品重要市场也大大缩小；“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谷物及其他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样，工厂主们的市场就要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都要相应地减少”。〔6〕 18世纪欧洲革命的经验显示，每次革命事先都有普遍的商业和金融危机的尖锐化和长期化，而现时称雄世界的英、法、美、俄等列强之间冲突愈加直接，其内部的臣民之间、各阶级之间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也逐渐严重。“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那种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7〕显然，英国正遭受着危机，这将带来欧洲革命。
从马克思的论证方法来看，先由思辨哲学家黑格尔所谓“两极相联”（extremes meet）〔8〕这一人类发展的原理引出，将其姑且应用到东西方革命。“这看来像是一种非常奇怪、非常荒诞的说法，然而，这决不是什么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9〕他考察了太平天国起义的起因与经过，中国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经济政治等国情，以及各列强内部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与对华策略；并通过1853年4月30日、5月14日和21日作为大工业资产阶级喉舌的《经济学家》上发表的数据和通信等报道，引用了19世纪30年代以来英国与中国商业贸易的数额、上海的出口统计表。不难看出，严谨的分析使得马克思对中国整体局势已较为了解。虽然也有一些不尽精准的表述，如“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督抚”〔10〕应为湖南、湖北两省的总督与巡抚。马克思在20年后的1873年《资本论》的《第二版跋》中对这种方法论总结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11〕如文中所述的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在侵略与被侵略上的对立，以及在太平天国起义上又由于利益关系而存在一致性，体现了对立统一规律，也折射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
在语言使用上，马克思运用了类比（analogy）、隐喻（metaphor）等审美方法，以及设问、排比等修辞手段，使得政论文生动有力。如“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12〕；并将中国输出的银币比作流出的血液，天朝帝国也被当作庞大的国家机器而来分析其各部分间的关系〔13〕；因同为封闭落后国家，马克思常把东方的中国与欧洲的奥地利相比，该文就称奥地利为“日耳曼人的中国”〔14〕；他还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5〕；“中国人不大可能戒吸鸦片，就像德国人不可能戒吸烟草一样”〔16〕。
就情感态度来说，马克思同情中国人民的境遇并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由此带来的人类解放充满信心。“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17〕但他对命运多舛的中国前途深情关注并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18〕在论“中国”的后续著述中，马克思仍对太平天国革命评价较高，对世界革命前景过于乐观，但随着掌握到的材料日渐丰富和理论愈加完备，预测也更为客观。不过，正是这些基于道义和理性的鼓动，才激发了无产阶级对未来解放的追求。
包括《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在内，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 “中国”专题文章约19篇，还有《中国记事》（Chinesisches）一文刊于1862年维也纳出版的《新闻报》（Die Presse）。《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所论述的内容、运用的方法和饱含的情感，在马克思随后发表的《英中冲突》、《俄国的对华贸易》等18篇文章和百余处①著述（含通信、注释、词条、演讲记录、手稿、笔记等）片段中继续得以深化。尤其是对太平天国起义、鸦片战争、东西方贸易、中国与他国关系以及中国独特性等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为这些中国研究著述奠定了内容主题、论证方法、最初素材、研究方向和评价基调。
就马克思整体思想发展而言，以《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为肇始的文章通过鸦片、茶与丝、毛棉制品等商品国际贸易推导出的资本主义全面危机，为其后来的《资本论》等研究提供了思想基因，已包含了马克思的主要思想元素。而由此构成的系列中国研究，为其晚年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研究东方社会问题扩展了视野。正如马克思1859年所说：“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的美国英文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19〕
二、在“马克思化中国”传播史上的源头活水地位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是马克思专论中国传播和影响最为广泛的文章。6月14日一经刊出，便被25日的《纽约每日论坛周报》（New York Weekly Tribune）转载。20世纪以后，该文以英、德、俄、中、意、日、西等语言在全球传播，以历史考证版、选集版、学习版呈现，被广泛收录于全集、著作集、选集、汇编文集、学习集，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树立了典范。以马克思主义者为主体翻译传播的汉文版和少数民族文字版，更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在中国的大众化。
晚年的恩格斯准备再版马克思和他本人的作品。1895年1月他与德国社会主义者路德维希·库格曼（Ludwing Kugelmann）的通信中论及了对马克思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一些早期作品的收集工作，并获知了在美国等地他人收藏《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刊载他们文章的情况。1897年马克思的三女儿艾琳娜·艾威林（Eleanor Marx Aveling）和丈夫爱德华·艾威林（Edward Bibbens Aveling）粗糙所编的马克思在50年代所写文章集《东方问题》（The Eastern Question： A Reprint of Letters Written 1853—1856 Dealing with the Events of the Crimean War）出版。梁赞诺夫为将这一英文报刊文章集编译为德文，对证了大英博物馆所藏《纽约每日论坛报》后认为，原文章集问题太多，而马克思在该报上的文章数量和意义都超过了预期。〔20〕他后来便终止对《东方问题》的译介而在1917年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部分卷次，并逐步筹划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主要讨论了东方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在7月7日的第三十次会议上，里亚赞诺夫作了关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报告，马克思论“中国”的文章也将被编入。①不久，他便发文谈到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②1937年4月，方乃宜根据各种俄文版的马恩作品，编译了汉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封面为此名，扉页为《马克思与恩格斯论中国》），其中《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由俄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译出，同年该书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以大32开硬皮精装初版。1951年英共创始党员道娜·陶尔（托尔，Dona Ruth Anne Torr）编纂出版了《马克思论中国》，并加了导论和注释，所收首篇文章即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该书在1968年再版，1973年还由高山林太郎译为日文在刀江书院出版。1955年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Marx-Engels-Lenin-Stalin-Institut beim ZK der SED）编译出版的德文版马克思《论中国》（ber China： Das Eindringen des englischen Kapitalismus in China）收录了该文（Die Revolution in China und in Europa），后其还被纳入1961年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Werke，直译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第9卷和1984年的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Gesamteausgabe）第Ⅰ部分第12卷。它也被翻译收录于法语、日语等外国语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以及1960年的米兰IL Saggiatore出版社和1975年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的意大利文与西班牙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集。关于马克思革命、战争、殖民地、军事、现代化、民族、新闻、东方问题、国际关系等理论以及19世纪50年代著作、《纽约每日论坛报》时期著作等的选编亦大都收录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并将其作为这方面马克思的名篇（famous essay）。如多次再版颇有影响的“马克思政论文选”，在第2卷《流亡综览》（Marx’s Political Writings： Surveys from Exile）专论印度和中国的论文（Articles on India and China，论印度的四篇）中仅选了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即《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在中国，该文至少有1926（27）年版、1930年版、1934年版、1937（38）—1950年版、1957年版、19（61）72年版、1993—2012年版7种汉译本和蒙、藏、维、哈、朝5种少数民族文字本，最初的几种汉译本就有较高质量。里亚赞诺夫在1925年8月15日3集124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发表的《马克思与中国》一文（译者署名“超麟”，即郑超麟），首次详细介绍了马克思关于中国的论述，其中说：“马克思为《纽约论坛》著了一篇论文，发表于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四日……马克思也很高兴致敬于远东革命运动之开始。欧洲之停滞及几个世纪沉寂的中国之觉醒，这个相反状态是人人都可看见的。”之后，“猎夫”（李大钊）发表在中共北京地委和北方区委机关报的《政治生活》1926年5月第76期（红色五月特刊）的《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提及“马克思《中国及欧洲的革命》一文”，并根据美国《工人月刊》①对其进行了译述，这是该文的第一个汉文全译本，也是首篇被译至中国的马克思专论中国的文章。1939年4月上海的北新书局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印行的《守常全集》（很快被“租界”当局没收）和1949年7月由北新书局更名重印的《守常文集（上卷）》都含该文，以后各版本李大钊作品集多收录了这篇文章。1927年4月广州新青年社初版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1929年5月上海新青年出版社重印了此文集，编译（译者不详）了包括《中国及欧洲的革命》一文在内的15篇文章，此文是收录的唯一一篇马克思的作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曾用封面绿底黑字的《民族革命论》伪装出版，署名唐杰编辑，译者和出版者未署名，但在1930年8月遭查禁。该书1930年1月还以《民族革命原理》为书名，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唐杰编辑重印。1930年2月李一氓译，乜乜（郭沫若）校的《马克思论文选译（第一集）》由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9篇文章中第7篇为《中国革命与欧洲》。原译本为李一氓在上海南京路外文书店“别发洋行”（Kelly and Walsh Company）所买，美国共产党办的国际书店出版的该英文本（或许是Karl Marx： Selected Essays）则是由俄文翻出的。1934年7月21日第68期的《斗争》翻译了署名为“马克斯”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和恩格斯的“《波斯和中国》”，但译者不详。《斗争》是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期发行量约为2.7万份，战火环境中较精准所译的这两文发表于红军“长征”前夕，鼓舞了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士气。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书由于1937年在莫斯科出版难以运送到中国，1938年3月21日，由汉口的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含《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的《马·恩论中国》（扉页为《马克思与恩格斯论中国》），并在11月又重印。该出版社与新知书店内部是一套机构，对外挂两块牌子。当时新知书店在广州、南阳、常德、丽水、襄阳、衡阳等地都有分店，这些分店、办事处或门市部拓宽了图书的出版发行，甚至向港澳和新加坡等东南亚传播销售图书，还经常开展流动供应活动。因国统区的中国出版社和延安的解放社保持着单线联系，像抗战期间两社几乎同时出版同一译者、同一版本的其他马恩著作一样，《马克斯·恩格斯论中国》（扉页为《马克思与恩格斯论中国》）在1938年5月由解放社再版。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长江局撤销，中国出版社归南方局领导。1938年9月迁往桂林的新知书店总店在11月成立了重庆办事处，1939年11月又改建为重庆分店。桂林新知总店和重庆新知分店接受南方局出版任务以中国出版社名义分别在两地又出版了此书。1938年4月12日汉口的火炬出版社出版了由李铁冰编译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论民族革命问题》，收录的马克思唯一一篇著作也是第一篇文章即为《中国及欧洲的革命》①。1938年5月1日，为纪念马克思诞生12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90周年，凯丰在《解放周刊》上发表的《马克思与中国》注明引用了“《中国与欧洲的革命》”中的论述，该文还发表在《新华日报》1938年5月5日第4版，并被《群众》1938年5月1卷22期转载。1938年11月由上海珠林出版社出版、杨克斋编译发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专论中国文章所组成的《中国问题评论集》（与《马·恩论中国》第二章所选篇目相同）也收录了《中国和欧洲的革命》。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3月解放社又重印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1950年12月1日，曾于1921年9月1日上海成立的人民出版社在北京重新设立，在此之前用“解放社”名义出版的图书及其出版业务全部转由人民出版社办理。1957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经多人重新增补校订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2版，且是横排。1957年第10期《读书月报》在“新书述评”栏目下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二版》对此作了推介。1963年《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7次印刷该文仍为“《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1953年1月29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成立。1961年12月，该局根据俄文版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译出了汉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将原《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改译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该局编校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又在1993年4月和1997年8月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2、3版，均以该文开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还被编入196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12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的该文还被译成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5文字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在少数民族群众和地区中传播，甚至还销往周边国家。
另外，仅有个别研究者专门研究该文，如1963年3月19日第19期《羊城晚报》刊发了陈华新的《马克思一篇论文的故事（“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文革”后期为了工农兵学员学习中国近代史，1973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发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论近代中国（试用本）》，收录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之后，1974年10月湖南师范学院史地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选编的《中国近代史学习文献参考资料》、1974年11月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发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述》、1975年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稿》编写组选编的《中国近代史学习文献》、1978年开封师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发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中国近代史》、1979年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选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近代中国》等多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收为首篇文章。一些经典作家论述经济危机、殖民地、民族问题、自然科学、军事理论的选编，也节选或收录了该文。1999年4月，江泽民在致信白寿彝先生祝贺其《中国通史》全部出版时指出：“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青少年等要注意学习中国历史。〔21〕为此，2002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中国近代史》编委会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作为第6篇文章再次被编选。2005年以来，随着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包括该文在内的马克思论中国的文章再受重视，如石云霞主编的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大学生新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原著导读》和周向军主编的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阅读文献导读》就对此文进行了导读。可见，《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在各国各时段被收入各类书籍被各群体广泛阅读。 李大钊读到英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原文后，立即在1926年的《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等3篇文章中加以引述，并翻译了全文号召：“要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就中国现在的民族革命运动寻求一个显明的分析，最好是一读马克思当时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文。从此我们不仅可以得到他的公式，我们更可以看出他怎样的应用他的研究的方法，以解剖那赤裸裸的历史事实，整理那粗生的材料，最后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22〕马克思的这些“中国”论文也曾影响了拉狄克等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者从事东方民族革命工作。1938年抗战之际的毛泽东到培养既有理论水平又具实践经验德才兼备干部的中共中央党校讲课时更是指出：“讲到马克思……他的先生黑格尔是唯心论，马克思是唯物论，他们两个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是在学校外面学的，是在德国、法国等处看书、看事而学的……并且学了中国革命。后来写了许多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太上老君、开山老祖。”〔23〕可见，他很早就阅读了马克思“论中国”等经典作家与中国革命实践相关联的作品。1964年国务院图书馆移交国家图书馆馆藏的革命文献中，一本《马克斯·恩格斯论中国》的白色封面下方和扉页中间位置均有周恩来钢笔字迹，分别题写“周恩来，一九四四、一、六，延安”和“曾在1939年冬在莫斯科皇宫医院中读过”。一些回忆录也显示当时的革命工作者相互借阅多次精读此书。《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是观察中国、认识中国、研究中国的经典之作，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塑造了中国形象，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名篇，如曾收录于德文版的《德国思想家论中国》（Deutsche Denker über China）。这对于当代中国研究有理论联系实际、世界联系中国、用世界话语传递中国声音、改善文风等启示。由此可以说，马克思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开拓奠基者或率先垂范者。而只有寻找到“源头活水”，才能修好渠，使“渠水清澈”，滋润“半亩方塘”，即实现马克思化（话）中国到马克思主义化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的跃迁，推动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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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本惠】
1853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是马克思理解和研究中国的开山之作，在其“论中国”思想史与传播史上具有源头活水的地位。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对中、英等国的经济社会分析，预见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两极相联。160年来，该文以多种文字、多重主题、多个版本在世界上传播了中国形象。作为首篇译为汉语的马克思专论中国的文章，它促进了中华民族先进分子的觉醒。这也使得马克思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率先垂范者，当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应从马克思的中国研究中汲取营养。
〔关键词〕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研究；中国形象
〔中图分类号〕D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5-0058-07
马克思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和他所主导创立的科学理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老祖宗”。“老祖宗”不仅留下了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一“寻矿图”，而且留下了在这一“寻矿图”指引下探到的“初矿”，即对中国本身的论述和研究。《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Revolution in China and in Europe）就是160年前马克思化①中国的第一篇经典之作。
一、在“马克思化中国”思想史上的源头活水地位
马克思虽未生在中国、未到过中国、未用过汉语，作品也并未专为中国人而写，但他却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论述。《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就是马克思中国研究史的“源头活水”，在马克思学术史上也具有重要价值。
1848年秋，后任当时美国最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总编辑的查理·安德森·德纳（Charles Anderson Dana）访问了同年6月1日出刊的《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编辑部，而马克思担任这一定位于不含地方性内容的国家报纸和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自己独特无产阶级性质的民主派大型对开日报的总编辑。1848至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革命民主主义的报刊被全面禁止，德国革命年代最著名的这份报纸也在1849年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了最后一期，该期发行了约20000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52年11月也解散了。
1850年夏，德纳从马克思的美国朋友处获知其极为贫困，又知马克思有很强的办报和撰稿能力。正如《纽约每日论坛报》后来评价说：“马克思先生有他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见解，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我们决不能赞同，但是，不读他的文章的人，在获得现代欧洲政治的重大问题的消息方面，将失去一个最有教益的来源。”①马克思也需要在缺少工人报刊的情况下进行革命宣传。经书信往来，他最终答应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且后来英文水平提高，不再由恩格斯代劳。1852年8月21日为该报亲自撰文起至年底就达11篇之多，同年马克思被聘为该报十年任期的欧洲通讯记者（European correspondent），所发内容主要涉及国际政治议题。〔1〕1853年起在该报发表的第21篇文章即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这是马克思第一次以“中国”为标题的长文。原英文字数近3000字，各版本汉译文在5000字左右。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1842年起至1852年5月前有22篇作品（除《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等4篇文章和1封书信外，其余要么是恩格斯独自著述，要么为两人合写）零星论及过“中国”及其中国的事物，较详细的一篇是1850年1月底至2月底之间两人合著发表于《新莱茵报》的《时评·1850年1—2月》，提到了“华人”“广州”，特别是有3段文字专门论述中国，谈及“中华帝国”“中国社会主义”“中国哲学”“万里长城”“中华共和国”等，但这多是对德国在华传教士郭世立（德文名Karl Friedrich Aaugust Gütglaff，英文名Charles Gutzlaff）所带来“新鲜奇闻”的改写和感想。〔2〕事实上，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撰的稿件，也有以其他报纸的文章为基础进行改写的，“但其中大多数文章是经过认真研究后写成的”。〔3〕《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就是他第一次独自专论中国的文章，是长期积累和认真研究的结果。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以1853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社论（a leading article）未署名而发表，〔4〕其写于5月中下旬。②这一政论文运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结合当时世界形势和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现实问题，通过生动的语言，运用历史与阶级分析方法，以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科学预测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互动作用的“两极相联”（contact of extremes），是马克思化中国的初次尝试。〔5〕
从英国等国的欧洲革命引起中国革命看，为了转嫁本国危机和扭转中国对外贸易上的出超等，英国用大炮强迫给中国输入鸦片，并采取一系列手段输入棉织品、毛织品等工业品。这使得政治上中国官员纵容和私贩鸦片导致了官吏、行政机关贪污腐化；经济上对外赔款、大量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金银外流、外国竞争等对中国工业产生了破坏；社会与文化上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摧毁人的精神和身体）、社会风尚退化。于是，旧税更重更难负担且加新税；被击毁迷梦的皇权既要排外又被迫与世界打交道。因此，反对封建主义等的连绵不断以宗教的、王朝的、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起义，由于资本主义殖民国家的入侵带来的灾难与觉醒而引起了中国革命——太平天国革命。
这一革命也将影响英国并通过英国而影响整个欧洲。中国革命使得商人在革命动荡期非付现金不进行茶与丝的交易，新皇帝（咸丰帝）也有意在本土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在英国方面，国内出现了各种投机行为；各舰队不能提供收购茶叶所需的现金；武装干涉中国革命或皇权政府又怕切断一切贸易；因错误预期出台的降低茶叶税政策使中国茶商抬高了中国国内茶价；中国的棉毛织品重要市场也大大缩小；“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谷物及其他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样，工厂主们的市场就要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都要相应地减少”。〔6〕 18世纪欧洲革命的经验显示，每次革命事先都有普遍的商业和金融危机的尖锐化和长期化，而现时称雄世界的英、法、美、俄等列强之间冲突愈加直接，其内部的臣民之间、各阶级之间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也逐渐严重。“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那种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7〕显然，英国正遭受着危机，这将带来欧洲革命。
从马克思的论证方法来看，先由思辨哲学家黑格尔所谓“两极相联”（extremes meet）〔8〕这一人类发展的原理引出，将其姑且应用到东西方革命。“这看来像是一种非常奇怪、非常荒诞的说法，然而，这决不是什么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9〕他考察了太平天国起义的起因与经过，中国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经济政治等国情，以及各列强内部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与对华策略；并通过1853年4月30日、5月14日和21日作为大工业资产阶级喉舌的《经济学家》上发表的数据和通信等报道，引用了19世纪30年代以来英国与中国商业贸易的数额、上海的出口统计表。不难看出，严谨的分析使得马克思对中国整体局势已较为了解。虽然也有一些不尽精准的表述，如“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督抚”〔10〕应为湖南、湖北两省的总督与巡抚。马克思在20年后的1873年《资本论》的《第二版跋》中对这种方法论总结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11〕如文中所述的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在侵略与被侵略上的对立，以及在太平天国起义上又由于利益关系而存在一致性，体现了对立统一规律，也折射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
在语言使用上，马克思运用了类比（analogy）、隐喻（metaphor）等审美方法，以及设问、排比等修辞手段，使得政论文生动有力。如“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12〕；并将中国输出的银币比作流出的血液，天朝帝国也被当作庞大的国家机器而来分析其各部分间的关系〔13〕；因同为封闭落后国家，马克思常把东方的中国与欧洲的奥地利相比，该文就称奥地利为“日耳曼人的中国”〔14〕；他还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5〕；“中国人不大可能戒吸鸦片，就像德国人不可能戒吸烟草一样”〔16〕。
就情感态度来说，马克思同情中国人民的境遇并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由此带来的人类解放充满信心。“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17〕但他对命运多舛的中国前途深情关注并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18〕在论“中国”的后续著述中，马克思仍对太平天国革命评价较高，对世界革命前景过于乐观，但随着掌握到的材料日渐丰富和理论愈加完备，预测也更为客观。不过，正是这些基于道义和理性的鼓动，才激发了无产阶级对未来解放的追求。
包括《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在内，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 “中国”专题文章约19篇，还有《中国记事》（Chinesisches）一文刊于1862年维也纳出版的《新闻报》（Die Presse）。《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所论述的内容、运用的方法和饱含的情感，在马克思随后发表的《英中冲突》、《俄国的对华贸易》等18篇文章和百余处①著述（含通信、注释、词条、演讲记录、手稿、笔记等）片段中继续得以深化。尤其是对太平天国起义、鸦片战争、东西方贸易、中国与他国关系以及中国独特性等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为这些中国研究著述奠定了内容主题、论证方法、最初素材、研究方向和评价基调。
就马克思整体思想发展而言，以《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为肇始的文章通过鸦片、茶与丝、毛棉制品等商品国际贸易推导出的资本主义全面危机，为其后来的《资本论》等研究提供了思想基因，已包含了马克思的主要思想元素。而由此构成的系列中国研究，为其晚年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研究东方社会问题扩展了视野。正如马克思1859年所说：“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的美国英文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19〕
二、在“马克思化中国”传播史上的源头活水地位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是马克思专论中国传播和影响最为广泛的文章。6月14日一经刊出，便被25日的《纽约每日论坛周报》（New York Weekly Tribune）转载。20世纪以后，该文以英、德、俄、中、意、日、西等语言在全球传播，以历史考证版、选集版、学习版呈现，被广泛收录于全集、著作集、选集、汇编文集、学习集，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树立了典范。以马克思主义者为主体翻译传播的汉文版和少数民族文字版，更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在中国的大众化。
晚年的恩格斯准备再版马克思和他本人的作品。1895年1月他与德国社会主义者路德维希·库格曼（Ludwing Kugelmann）的通信中论及了对马克思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一些早期作品的收集工作，并获知了在美国等地他人收藏《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刊载他们文章的情况。1897年马克思的三女儿艾琳娜·艾威林（Eleanor Marx Aveling）和丈夫爱德华·艾威林（Edward Bibbens Aveling）粗糙所编的马克思在50年代所写文章集《东方问题》（The Eastern Question： A Reprint of Letters Written 1853—1856 Dealing with the Events of the Crimean War）出版。梁赞诺夫为将这一英文报刊文章集编译为德文，对证了大英博物馆所藏《纽约每日论坛报》后认为，原文章集问题太多，而马克思在该报上的文章数量和意义都超过了预期。〔20〕他后来便终止对《东方问题》的译介而在1917年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部分卷次，并逐步筹划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主要讨论了东方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在7月7日的第三十次会议上，里亚赞诺夫作了关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报告，马克思论“中国”的文章也将被编入。①不久，他便发文谈到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②1937年4月，方乃宜根据各种俄文版的马恩作品，编译了汉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封面为此名，扉页为《马克思与恩格斯论中国》），其中《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由俄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译出，同年该书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以大32开硬皮精装初版。1951年英共创始党员道娜·陶尔（托尔，Dona Ruth Anne Torr）编纂出版了《马克思论中国》，并加了导论和注释，所收首篇文章即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该书在1968年再版，1973年还由高山林太郎译为日文在刀江书院出版。1955年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Marx-Engels-Lenin-Stalin-Institut beim ZK der SED）编译出版的德文版马克思《论中国》（ber China： Das Eindringen des englischen Kapitalismus in China）收录了该文（Die Revolution in China und in Europa），后其还被纳入1961年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Werke，直译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第9卷和1984年的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Gesamteausgabe）第Ⅰ部分第12卷。它也被翻译收录于法语、日语等外国语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以及1960年的米兰IL Saggiatore出版社和1975年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的意大利文与西班牙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集。关于马克思革命、战争、殖民地、军事、现代化、民族、新闻、东方问题、国际关系等理论以及19世纪50年代著作、《纽约每日论坛报》时期著作等的选编亦大都收录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并将其作为这方面马克思的名篇（famous essay）。如多次再版颇有影响的“马克思政论文选”，在第2卷《流亡综览》（Marx’s Political Writings： Surveys from Exile）专论印度和中国的论文（Articles on India and China，论印度的四篇）中仅选了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即《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在中国，该文至少有1926（27）年版、1930年版、1934年版、1937（38）—1950年版、1957年版、19（61）72年版、1993—2012年版7种汉译本和蒙、藏、维、哈、朝5种少数民族文字本，最初的几种汉译本就有较高质量。里亚赞诺夫在1925年8月15日3集124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发表的《马克思与中国》一文（译者署名“超麟”，即郑超麟），首次详细介绍了马克思关于中国的论述，其中说：“马克思为《纽约论坛》著了一篇论文，发表于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四日……马克思也很高兴致敬于远东革命运动之开始。欧洲之停滞及几个世纪沉寂的中国之觉醒，这个相反状态是人人都可看见的。”之后，“猎夫”（李大钊）发表在中共北京地委和北方区委机关报的《政治生活》1926年5月第76期（红色五月特刊）的《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提及“马克思《中国及欧洲的革命》一文”，并根据美国《工人月刊》①对其进行了译述，这是该文的第一个汉文全译本，也是首篇被译至中国的马克思专论中国的文章。1939年4月上海的北新书局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印行的《守常全集》（很快被“租界”当局没收）和1949年7月由北新书局更名重印的《守常文集（上卷）》都含该文，以后各版本李大钊作品集多收录了这篇文章。1927年4月广州新青年社初版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1929年5月上海新青年出版社重印了此文集，编译（译者不详）了包括《中国及欧洲的革命》一文在内的15篇文章，此文是收录的唯一一篇马克思的作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曾用封面绿底黑字的《民族革命论》伪装出版，署名唐杰编辑，译者和出版者未署名，但在1930年8月遭查禁。该书1930年1月还以《民族革命原理》为书名，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唐杰编辑重印。1930年2月李一氓译，乜乜（郭沫若）校的《马克思论文选译（第一集）》由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9篇文章中第7篇为《中国革命与欧洲》。原译本为李一氓在上海南京路外文书店“别发洋行”（Kelly and Walsh Company）所买，美国共产党办的国际书店出版的该英文本（或许是Karl Marx： Selected Essays）则是由俄文翻出的。1934年7月21日第68期的《斗争》翻译了署名为“马克斯”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和恩格斯的“《波斯和中国》”，但译者不详。《斗争》是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期发行量约为2.7万份，战火环境中较精准所译的这两文发表于红军“长征”前夕，鼓舞了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士气。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书由于1937年在莫斯科出版难以运送到中国，1938年3月21日，由汉口的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含《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的《马·恩论中国》（扉页为《马克思与恩格斯论中国》），并在11月又重印。该出版社与新知书店内部是一套机构，对外挂两块牌子。当时新知书店在广州、南阳、常德、丽水、襄阳、衡阳等地都有分店，这些分店、办事处或门市部拓宽了图书的出版发行，甚至向港澳和新加坡等东南亚传播销售图书，还经常开展流动供应活动。因国统区的中国出版社和延安的解放社保持着单线联系，像抗战期间两社几乎同时出版同一译者、同一版本的其他马恩著作一样，《马克斯·恩格斯论中国》（扉页为《马克思与恩格斯论中国》）在1938年5月由解放社再版。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长江局撤销，中国出版社归南方局领导。1938年9月迁往桂林的新知书店总店在11月成立了重庆办事处，1939年11月又改建为重庆分店。桂林新知总店和重庆新知分店接受南方局出版任务以中国出版社名义分别在两地又出版了此书。1938年4月12日汉口的火炬出版社出版了由李铁冰编译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论民族革命问题》，收录的马克思唯一一篇著作也是第一篇文章即为《中国及欧洲的革命》①。1938年5月1日，为纪念马克思诞生12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90周年，凯丰在《解放周刊》上发表的《马克思与中国》注明引用了“《中国与欧洲的革命》”中的论述，该文还发表在《新华日报》1938年5月5日第4版，并被《群众》1938年5月1卷22期转载。1938年11月由上海珠林出版社出版、杨克斋编译发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专论中国文章所组成的《中国问题评论集》（与《马·恩论中国》第二章所选篇目相同）也收录了《中国和欧洲的革命》。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3月解放社又重印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1950年12月1日，曾于1921年9月1日上海成立的人民出版社在北京重新设立，在此之前用“解放社”名义出版的图书及其出版业务全部转由人民出版社办理。1957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经多人重新增补校订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2版，且是横排。1957年第10期《读书月报》在“新书述评”栏目下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二版》对此作了推介。1963年《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7次印刷该文仍为“《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1953年1月29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成立。1961年12月，该局根据俄文版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译出了汉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将原《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改译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该局编校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又在1993年4月和1997年8月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2、3版，均以该文开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还被编入196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12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的该文还被译成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5文字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在少数民族群众和地区中传播，甚至还销往周边国家。
另外，仅有个别研究者专门研究该文，如1963年3月19日第19期《羊城晚报》刊发了陈华新的《马克思一篇论文的故事（“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文革”后期为了工农兵学员学习中国近代史，1973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发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论近代中国（试用本）》，收录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之后，1974年10月湖南师范学院史地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选编的《中国近代史学习文献参考资料》、1974年11月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发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述》、1975年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稿》编写组选编的《中国近代史学习文献》、1978年开封师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发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中国近代史》、1979年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选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近代中国》等多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收为首篇文章。一些经典作家论述经济危机、殖民地、民族问题、自然科学、军事理论的选编，也节选或收录了该文。1999年4月，江泽民在致信白寿彝先生祝贺其《中国通史》全部出版时指出：“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青少年等要注意学习中国历史。〔21〕为此，2002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中国近代史》编委会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作为第6篇文章再次被编选。2005年以来，随着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包括该文在内的马克思论中国的文章再受重视，如石云霞主编的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大学生新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原著导读》和周向军主编的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阅读文献导读》就对此文进行了导读。可见，《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在各国各时段被收入各类书籍被各群体广泛阅读。 李大钊读到英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原文后，立即在1926年的《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等3篇文章中加以引述，并翻译了全文号召：“要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就中国现在的民族革命运动寻求一个显明的分析，最好是一读马克思当时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文。从此我们不仅可以得到他的公式，我们更可以看出他怎样的应用他的研究的方法，以解剖那赤裸裸的历史事实，整理那粗生的材料，最后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22〕马克思的这些“中国”论文也曾影响了拉狄克等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者从事东方民族革命工作。1938年抗战之际的毛泽东到培养既有理论水平又具实践经验德才兼备干部的中共中央党校讲课时更是指出：“讲到马克思……他的先生黑格尔是唯心论，马克思是唯物论，他们两个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是在学校外面学的，是在德国、法国等处看书、看事而学的……并且学了中国革命。后来写了许多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太上老君、开山老祖。”〔23〕可见，他很早就阅读了马克思“论中国”等经典作家与中国革命实践相关联的作品。1964年国务院图书馆移交国家图书馆馆藏的革命文献中，一本《马克斯·恩格斯论中国》的白色封面下方和扉页中间位置均有周恩来钢笔字迹，分别题写“周恩来，一九四四、一、六，延安”和“曾在1939年冬在莫斯科皇宫医院中读过”。一些回忆录也显示当时的革命工作者相互借阅多次精读此书。《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是观察中国、认识中国、研究中国的经典之作，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塑造了中国形象，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名篇，如曾收录于德文版的《德国思想家论中国》（Deutsche Denker über China）。这对于当代中国研究有理论联系实际、世界联系中国、用世界话语传递中国声音、改善文风等启示。由此可以说，马克思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开拓奠基者或率先垂范者。而只有寻找到“源头活水”，才能修好渠，使“渠水清澈”，滋润“半亩方塘”，即实现马克思化（话）中国到马克思主义化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的跃迁，推动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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