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 学术研究,高考命题,史实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0)07—0003—03
2008年高考全国卷Ⅰ有一道关于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废除英美在华治外法权的选择题。试题题干引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1943年1月相关外交文件的签署“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关系的新纪元”——意含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同年,高考全国卷Ⅱ“驼峰航线”的材料解析题,60分的分值运用历史知识至少占35分。驼峰航线在1942年开启,中学教材对1942年以后正面战场的描述基本是空白,给人印象似乎没有什么军事行动,只有敌后战场在坚持战斗。但这道试题不仅肯定了中国战场牵制日军主力的作用,而且充分肯定了美国对华援助的重要性——这些都是指正面战场。
2009年高考全国卷Ⅰ又在抗日战争命题。题干:抗日战争期间某战役后,《新华日报》刊载一位中国将领的谈话:“我军……对于一城一寨之得失,初不以为重,主在引敌深入,使其兵力分散,而予敌主力以打击。”问评论的是哪个战役,答案“出人意料”的竟是台儿庄战役。长期以来,我们从历史教科书和其他渠道所得知的,似乎只有中共军队懂得诱敌深入的运动战,哪里晓得“国军”也会用这个战术。教师不明白,学生自然“晕菜”。无独有偶,同年,高考广东卷第9题又是一道抗日战争的“新题”。题目说:“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在工作报告中说,国民党肤施县党部在延安公开出版几种壁报,张贴通衢。共产党的印刷厂替国民党印刷传单,已是尽人皆知。”让学生判断这样的事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或者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都略有难度,因为教科书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都用简称,而实际上“八路”也是“国军”。诸如试题描述的国共合作的细节,在教科书里是找不到的。相反,皖南事变后的国共摩擦倒是占了不少篇幅。同年的海南卷也有一道与教科书相悖的试题。试题提供了1937、1942年国统区重工业的发展数据,明显可以看出1942年比1937年有较大增长,问变化的主要原因:A.抗日战争的影响;B,抗日根据地扩大;C.国际援助的增多;D.民营工业的发展。正确答案选A。此题含有从正面肯定抗战中重工业增长的意思。而教科书则是从反面说的:官僚资本趁机垄断工业,压制、侵吞民族资本。
上述试题只有“废除治外法权”可以在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中找到一句话的根据,其他都不是教科书的内容。将这些试题集中在一起,不难发现,高考对抗日战争的考查要求与中学教学不一样,与新课标及其教科书也有距离。人教版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科书沿袭“两条抗战路线”的说法,突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对台儿庄战役以后国民政府的抵抗,只表彰张自忠,其他基本用贬低的词语。它所依据的教学大纲对抗日战争的“概述”,也是充分肯定敌后抗战,正面战场只说抗战初期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会战,进入相持阶段就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了。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没有就抗日战争的内容作具体要求,或许因为专题下的抗日战争仅占一课时,几种教科书的描述都没有大的突破。
全国卷和海南卷是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的试卷。广东省自主命题,但近些年频频出招,开风气之先,引人注目。全国卷命题组从名牌大学中征调教师,广东卷据说以中山大学的教师为主体。因此,可以说这些试题反映了高校教师对抗日战争的认识。
中学教材在实际中是教学的依据,也是学生学习的文本。一般来说,教科书中有什么,教师讲什么。高考虽然规定了考试范围,但范围的表述是纲目式的。比如“课程标准实验版”的考试大纲规定“侵华日军的罪行与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是必考内容,这样的表述与“抗日战争”没什么两样。具体包括哪些史实,考试说明也不做解释。但是,命题者必须知道考生学过什么,才能命题。了解的途径就是看看教科书,因此,教科书是高考历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交汇点。在高考考试说明中,历史科特别强调:“命题不拘泥于教科书,运用新材料,创设新情景。”注意!只有历史科特别强调教科书与命题的关系。
为什么历史学科提出“命题不拘泥于教科书”呢?这是历史学的特点决定的。完全按照教科书命题,历史就变成了死记硬背。而且教科书对史实的描述也不见得准确,观点也未必正确。历史的史实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但是,某种观点可以突出某一方面的史实。比如,为了证明“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过去的教科书从陈胜吴广、绿林赤眉、黄巾起义……一直到白莲教、天地会和太平天国,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成为中学中国古代史的主要内容。还有一种情况,即使观点正确,引证的史实也会有差异。抗日战争就是如此。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无论哪种版本的教科书都这样写。但是,用什么史实诠释全民族团结抗战,诠释抗日战争伟大意义,就不一样了。只突出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显然缺乏说服力。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同样也不能否认发自民族情感的抵抗,包括国民政府的坚持抗战。同样说一件事,突出哪一方面也有不同效果。比如淞沪会战,人教版引了一段材料,国民政府的作战方针:“国军一部集中华北持久抵抗,特别注意确保山西之天然堡垒;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另以最少兵力守备华南各港口。”这段材料告诉我们,参加淞沪会战的是“国军主力”,国军主力即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淞沪会战的总指挥也是蒋介石本人。淞沪会战中国军队70余师70万人、海军约40艘舰艇、空军250架飞机投入战役。这几乎是当时中国海陆空的精锐。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抗战的决心得到证明。
参加台儿庄会战的中国军队基本上是“杂牌军”,有川军、桂军、东北军、西北军等。在抗战爆发之前,内战不只是国共两党军队的对峙,这些军队也是中央军的对手。因此,抗日战争的全民族抗战也体现在蒋介石掌握的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捐弃前嫌、共同对外方面。台儿庄战役也得到中共的配合。周恩来应白崇禧之约,建议采用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战役中,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袭扰日军补给线,支援友军。高考试题考查了台儿庄战役运用运动战的战术问题,举一反三,上述特点应当注意。
武汉会战教科书提到但没有介绍,笔者认为,高考复习中应该让学生有一些了解。因为,日本认为,攻占武汉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很多机构迁至武汉,中共也在这里建立了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创办了《新华日报》,武汉一度成为中国抗战的中心。参加武汉保卫战的军队总计120余师,100万人;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蒋介石任总指挥。这次会战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投入最多、准备最充分、海陆空协同作战的一场大会 战。会战期间国共两党关系也较为融洽。中共在宣传、动员民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共代表团直接向蒋介石提出保卫武汉的战略建议。“保卫大武汉”成为当时中国人的响亮口号。武汉保卫战的最大意义在于迫使日军停止了战略进攻,“速战速决”占领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此后,日军不得不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
中学教科书没有讲第三次长沙战役。武汉会战后,正面战场持续抵抗,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等等。有些战役日军伤亡人数达2万以上。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表现在敌后坚持抗战,正面战场的世界影响不能小视。第三次长沙会战就是一次很典型的战役。会战于1941年12月开始时,正适日本偷袭珍珠港;会战于1942年1月中旬日军败退结束之际,正适美英法苏中等26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日军在此次战役中伤亡5万人,为历次会战所罕见。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气焰十分嚣张,美英接连失利。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攻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军队的胜利格外引人注目,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反响。会战后不到20天,美国国会宣布中国适用租借法案,拨款5亿美元,给中国作为信用贷款。驼峰航线因此而开启。
1942年以后正面战场还有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这些战役与中国远征军的出击,在国内外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只有1944年豫湘桂作战溃败显示出国民党的腐败。
增加一些史实也是为了说明教科书上的结论,这对于学生认识抗日战争有益无害。广东的高考题设置了共产党的印刷厂替国民党印传单的细节,由此启发教学也应该注意这样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以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服从国民政府的形式出现,最迟在1942年以前,根据地开民众大会都要挂孙中山、蒋介石的画像,有节庆日也要用中华民国国旗,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毛泽东的画像才逐渐取得正中位置。用这些细节增强学生的历史感,使他们体验历史情境,在高考中遇到类似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在高考复习的教学中还离不开教科书。但是,因为教学目的就是参加高考,因此中学教师应该有高校教师的教材观。大学教师看中学历史教科书,与中学教师的看法不同,大多数中学教师还只会“教教材”,不会超越教科书,也不会否定教科书。大学教师则用学术眼光审读教科书,谬误他要纠正、空缺他要弥补、亮点他要发扬。命题不拘泥于教科书的原则,正是高考高于教学的法宝。而从教科书中寻找高考试题的根据,是中学教师的惯性思维。高考属于校外考试,不是水平性考试,原本就是为高校选拔新生服务的。因为在实际中高考对中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高考又被赋予了另一项任务,就是有利于中学教学。既要发挥选拔功能,又要指挥高中教学,因此它就不能完全受教材的束缚。这个道理说了许多年了,重复是为了提醒教师们,我们研究高考的目的是提高教学、对应高考。高考考查能力、考查哪些能力、教学中怎样培养这些能力,这还是第二位的问题。高考对某段历史要求掌握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位的问题。高考考试范围不一定以教材为准。高考的标准是什么,只有研究高考试题才能得出结论。第一位的问题不解决,中学教学永远处于滞后的、被动状态。因此,应试高考的教学必须研究以往高考在哪些方面不拘泥于教材,由此推理,举一反三,今后高考可能在哪方面还不拘泥于教材。由此,在教科书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知识体系。这个新的知识体系不能脱离教材,但要纠正、补充教材的缺陷。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0)07—0003—03
2008年高考全国卷Ⅰ有一道关于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废除英美在华治外法权的选择题。试题题干引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1943年1月相关外交文件的签署“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关系的新纪元”——意含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同年,高考全国卷Ⅱ“驼峰航线”的材料解析题,60分的分值运用历史知识至少占35分。驼峰航线在1942年开启,中学教材对1942年以后正面战场的描述基本是空白,给人印象似乎没有什么军事行动,只有敌后战场在坚持战斗。但这道试题不仅肯定了中国战场牵制日军主力的作用,而且充分肯定了美国对华援助的重要性——这些都是指正面战场。
2009年高考全国卷Ⅰ又在抗日战争命题。题干:抗日战争期间某战役后,《新华日报》刊载一位中国将领的谈话:“我军……对于一城一寨之得失,初不以为重,主在引敌深入,使其兵力分散,而予敌主力以打击。”问评论的是哪个战役,答案“出人意料”的竟是台儿庄战役。长期以来,我们从历史教科书和其他渠道所得知的,似乎只有中共军队懂得诱敌深入的运动战,哪里晓得“国军”也会用这个战术。教师不明白,学生自然“晕菜”。无独有偶,同年,高考广东卷第9题又是一道抗日战争的“新题”。题目说:“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在工作报告中说,国民党肤施县党部在延安公开出版几种壁报,张贴通衢。共产党的印刷厂替国民党印刷传单,已是尽人皆知。”让学生判断这样的事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或者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都略有难度,因为教科书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都用简称,而实际上“八路”也是“国军”。诸如试题描述的国共合作的细节,在教科书里是找不到的。相反,皖南事变后的国共摩擦倒是占了不少篇幅。同年的海南卷也有一道与教科书相悖的试题。试题提供了1937、1942年国统区重工业的发展数据,明显可以看出1942年比1937年有较大增长,问变化的主要原因:A.抗日战争的影响;B,抗日根据地扩大;C.国际援助的增多;D.民营工业的发展。正确答案选A。此题含有从正面肯定抗战中重工业增长的意思。而教科书则是从反面说的:官僚资本趁机垄断工业,压制、侵吞民族资本。
上述试题只有“废除治外法权”可以在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中找到一句话的根据,其他都不是教科书的内容。将这些试题集中在一起,不难发现,高考对抗日战争的考查要求与中学教学不一样,与新课标及其教科书也有距离。人教版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科书沿袭“两条抗战路线”的说法,突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对台儿庄战役以后国民政府的抵抗,只表彰张自忠,其他基本用贬低的词语。它所依据的教学大纲对抗日战争的“概述”,也是充分肯定敌后抗战,正面战场只说抗战初期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会战,进入相持阶段就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了。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没有就抗日战争的内容作具体要求,或许因为专题下的抗日战争仅占一课时,几种教科书的描述都没有大的突破。
全国卷和海南卷是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的试卷。广东省自主命题,但近些年频频出招,开风气之先,引人注目。全国卷命题组从名牌大学中征调教师,广东卷据说以中山大学的教师为主体。因此,可以说这些试题反映了高校教师对抗日战争的认识。
中学教材在实际中是教学的依据,也是学生学习的文本。一般来说,教科书中有什么,教师讲什么。高考虽然规定了考试范围,但范围的表述是纲目式的。比如“课程标准实验版”的考试大纲规定“侵华日军的罪行与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是必考内容,这样的表述与“抗日战争”没什么两样。具体包括哪些史实,考试说明也不做解释。但是,命题者必须知道考生学过什么,才能命题。了解的途径就是看看教科书,因此,教科书是高考历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交汇点。在高考考试说明中,历史科特别强调:“命题不拘泥于教科书,运用新材料,创设新情景。”注意!只有历史科特别强调教科书与命题的关系。
为什么历史学科提出“命题不拘泥于教科书”呢?这是历史学的特点决定的。完全按照教科书命题,历史就变成了死记硬背。而且教科书对史实的描述也不见得准确,观点也未必正确。历史的史实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但是,某种观点可以突出某一方面的史实。比如,为了证明“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过去的教科书从陈胜吴广、绿林赤眉、黄巾起义……一直到白莲教、天地会和太平天国,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成为中学中国古代史的主要内容。还有一种情况,即使观点正确,引证的史实也会有差异。抗日战争就是如此。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无论哪种版本的教科书都这样写。但是,用什么史实诠释全民族团结抗战,诠释抗日战争伟大意义,就不一样了。只突出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显然缺乏说服力。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同样也不能否认发自民族情感的抵抗,包括国民政府的坚持抗战。同样说一件事,突出哪一方面也有不同效果。比如淞沪会战,人教版引了一段材料,国民政府的作战方针:“国军一部集中华北持久抵抗,特别注意确保山西之天然堡垒;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另以最少兵力守备华南各港口。”这段材料告诉我们,参加淞沪会战的是“国军主力”,国军主力即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淞沪会战的总指挥也是蒋介石本人。淞沪会战中国军队70余师70万人、海军约40艘舰艇、空军250架飞机投入战役。这几乎是当时中国海陆空的精锐。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抗战的决心得到证明。
参加台儿庄会战的中国军队基本上是“杂牌军”,有川军、桂军、东北军、西北军等。在抗战爆发之前,内战不只是国共两党军队的对峙,这些军队也是中央军的对手。因此,抗日战争的全民族抗战也体现在蒋介石掌握的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捐弃前嫌、共同对外方面。台儿庄战役也得到中共的配合。周恩来应白崇禧之约,建议采用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战役中,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袭扰日军补给线,支援友军。高考试题考查了台儿庄战役运用运动战的战术问题,举一反三,上述特点应当注意。
武汉会战教科书提到但没有介绍,笔者认为,高考复习中应该让学生有一些了解。因为,日本认为,攻占武汉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很多机构迁至武汉,中共也在这里建立了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创办了《新华日报》,武汉一度成为中国抗战的中心。参加武汉保卫战的军队总计120余师,100万人;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蒋介石任总指挥。这次会战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投入最多、准备最充分、海陆空协同作战的一场大会 战。会战期间国共两党关系也较为融洽。中共在宣传、动员民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共代表团直接向蒋介石提出保卫武汉的战略建议。“保卫大武汉”成为当时中国人的响亮口号。武汉保卫战的最大意义在于迫使日军停止了战略进攻,“速战速决”占领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此后,日军不得不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
中学教科书没有讲第三次长沙战役。武汉会战后,正面战场持续抵抗,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等等。有些战役日军伤亡人数达2万以上。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表现在敌后坚持抗战,正面战场的世界影响不能小视。第三次长沙会战就是一次很典型的战役。会战于1941年12月开始时,正适日本偷袭珍珠港;会战于1942年1月中旬日军败退结束之际,正适美英法苏中等26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日军在此次战役中伤亡5万人,为历次会战所罕见。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气焰十分嚣张,美英接连失利。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攻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军队的胜利格外引人注目,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反响。会战后不到20天,美国国会宣布中国适用租借法案,拨款5亿美元,给中国作为信用贷款。驼峰航线因此而开启。
1942年以后正面战场还有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这些战役与中国远征军的出击,在国内外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只有1944年豫湘桂作战溃败显示出国民党的腐败。
增加一些史实也是为了说明教科书上的结论,这对于学生认识抗日战争有益无害。广东的高考题设置了共产党的印刷厂替国民党印传单的细节,由此启发教学也应该注意这样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以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服从国民政府的形式出现,最迟在1942年以前,根据地开民众大会都要挂孙中山、蒋介石的画像,有节庆日也要用中华民国国旗,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毛泽东的画像才逐渐取得正中位置。用这些细节增强学生的历史感,使他们体验历史情境,在高考中遇到类似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在高考复习的教学中还离不开教科书。但是,因为教学目的就是参加高考,因此中学教师应该有高校教师的教材观。大学教师看中学历史教科书,与中学教师的看法不同,大多数中学教师还只会“教教材”,不会超越教科书,也不会否定教科书。大学教师则用学术眼光审读教科书,谬误他要纠正、空缺他要弥补、亮点他要发扬。命题不拘泥于教科书的原则,正是高考高于教学的法宝。而从教科书中寻找高考试题的根据,是中学教师的惯性思维。高考属于校外考试,不是水平性考试,原本就是为高校选拔新生服务的。因为在实际中高考对中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高考又被赋予了另一项任务,就是有利于中学教学。既要发挥选拔功能,又要指挥高中教学,因此它就不能完全受教材的束缚。这个道理说了许多年了,重复是为了提醒教师们,我们研究高考的目的是提高教学、对应高考。高考考查能力、考查哪些能力、教学中怎样培养这些能力,这还是第二位的问题。高考对某段历史要求掌握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位的问题。高考考试范围不一定以教材为准。高考的标准是什么,只有研究高考试题才能得出结论。第一位的问题不解决,中学教学永远处于滞后的、被动状态。因此,应试高考的教学必须研究以往高考在哪些方面不拘泥于教材,由此推理,举一反三,今后高考可能在哪方面还不拘泥于教材。由此,在教科书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知识体系。这个新的知识体系不能脱离教材,但要纠正、补充教材的缺陷。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