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原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逝世，内心难以平静。我与他缘吝一面，仅有一段“神交”，终成遗恨。现应《南方人物周刊》约请，翻检出下面这篇首发于吉隆波的旧作，旧文新发，略作说明；同时也向读者交待那段“神交”，以资纪念。
　　2004年夏天，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时有一个心愿，想见见昔日马共的游击队老战士。《星洲日报》总编萧依钊女士很快联系上一群生活在马六甲的老战士，即在当地抗日烈士陵园有过一次愉快聚谈。返归中国后，《星洲日报》寄来他们采访陈平的文集《青山不老》，请我作序，遂有下面这篇旧作《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将近十年过去了，此文没有机会在国内刊发，想不到此次因陈平逝世而见发表，不知是天意，还是缘分？
　　当时我曾对萧依钊说，其实我更想见陈平，能否安排去泰马边境和平村与他访谈？萧女士也作了努力，但陈平当时处境维艰，有国不得归，祖籍亦难回，他不愿或不能见大陆人士。此后此事成憾事，只能将心愿埋入心底。不料两年后因一位画家朋友牵线，竟与陈平发生一次书墨往还，是为“神交”，多少弥补一点遗憾。
　　2006年，我的知青好友——旅澳画家沈嘉蔚从马来西亚来沪，给我带来一份礼物。缘起马来西亚有一侨领叶氏，去澳大利亚寻他洽谈：马华商会愿出资，请画家创作一幅大型油画，描绘华侨在马来西亚之历史，展幅于吉隆坡机场。嘉蔚此前听我说过马共历史以及上述心愿，欣然应约，但也表述希望能与陈平见面，欲作此画，马共及陈平是绕不过去的一页。叶氏与陈平属同乡世交，一口答应，飞回泰国说服陈平同意见面。于是嘉蔚一行启程上路，在吉隆坡盘桓数日，一方面等前行者安排赴泰行程，另一方面去当地书店寻购有关马共历史的书籍，作案头准备。无意中在当地书店觅得《青山不老》，见是老友作序，嘉蔚大喜，给自己留下一本，再给陈平带一本。
　　嘉蔚一行在泰国见到陈平，作竟日长谈。送达此书时，他简略介绍他与我的交往。陈平坐下，当即翻阅，看完竟拔笔题赠，用中文写下：“朱学勤同志留念”，请嘉蔚一定带还给我。嘉蔚返程路过上海时，他将这份珍贵礼物郑重交与我。这就是我与陈平虽未谋面，却已神交的整个过程。
　　但我翻开扉页，看到陈平称我为“同志”，觉得有点奇怪。这是他在北京生活多年养成的礼貌用语？但我序言中明明表述历史观、价值观与他迥然有异，按中国习惯已经不能称“同志”，尤其最后一句，他有理由感到刺激与不快。他肯定看到了这些，既如此，为什么还要称我为“同志”？

壹

　　嘉蔚看出我的疑惑，讲了此行采访中感动他的3个故事。后来他将这些故事写进了长文《最后的共产党人》，下面的引文即转述嘉蔚此文：
　　“陈平那本英文自传《My side of The History》，促成者、出版人、乃至英文执笔者——作家伊恩与诺玛夫妇，也不是来自他同一思想阵营。伊恩为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工作长达25年，职务是该报驻东南亚首席战地记者，见证并报道了整个马来西亚以及越南战争的经过。直至退休后，他一心想要了解当初属于他无法采访的敌对一方的真相，便寻找到了隐居泰南的陈平，并说服他合作来撰写回忆录。这项合作持续长达数年。陈平口述的录音长达数百小时。他与诺玛又安排陈平到伦敦、堪培拉等地查阅英文档案，使陈平也了解到自己交战对方的内幕。这项合作的终点，便是用英文、中文同时出版的几十万字数的陈平回忆录《我方的历史》。该书由这对夫妇设在新加坡的出版社出版，陈平与他们建立了深刻的友谊与信任。我们去泰国前，这对夫妇即受陈平委托，在悉尼当地面见我们，长谈数小时。
　　“我们受到热情接待，不过在热情的背后我也觉察到某种友好形式的‘政治审查’。我很快意识到陈平希望通过他们来确定我们是什么人以及什么意图。我们坦诚相告，并很快得到了伊恩与诺玛的信任。——我不知道是与陈平的非同寻常的深入交往而改变了这对夫妇的政治观点，还是他们本来就是一对典型的秉持正义良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与陈平是‘铁哥们’。我们能否会见陈平，就取决于他们的首肯。果然，后来伊恩告诉我，陈平本来犹豫不想见我们了，结果伊恩说服了他。
　　我几乎不知所措。在用英语问候并简单介绍我自己之后，陈平建议我们用普通话交谈。他的普通话相当流利，那一定是他在中国时学会的。后来我知道他在语言方面的才能。他在森林里学会了马来语，还能讲泰语，加上英语与福建话、广东话，他可以用不同的语言与不同的人交谈。
　　陈平在听我自我介绍了中国大陆背景后，便开玩笑说：‘你一定听了不少关于我的坏话了吧？因为我与一位中国的大人物经常吵架。’。
　　电话里我们约定在曼谷见面。伊恩提到一个饭店的名字‘东方饭店’。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家老牌的顶级饭店。会面将安排在那里。”

贰

　　第二个故事来自陈平与英国军官戴维斯的友情：
　　“约翰·戴维斯是抗日时期英军136部队时期陈平的盟友，两人在丛林营地的日日夜夜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在英文里这种关系是‘Comrade’即中文的‘同志’（虽然中文里限用于意识形态一致的战友）。从1948年起，两人分属血腥厮杀的两个阵营。1955年华玲会谈时，英方为确保陈平的安全，或者为了换取陈平的合作，而特意招戴维斯作‘陪同官’。在两日的会谈结束之后，戴维斯护送陈平一行到森林边缘宿营。他问陈平，能否与陈平一同过夜。
　　“陈平在回忆录里记述这次‘sleeping with enemy’（与敌共眠）的场景：
　　我当然不反对。我一向喜欢戴维斯；事实上，我欣赏他。我们可以谈过去的好日子，至少那时大家站在同一个阵线。
　　在我们交谈时，夕阳西下。我坐在一件披风上，交叉着腿。戴维斯躺在另一件披风上。在我们周围，森林的昆虫开始鸣叫。（嘉蔚注：一幅油画的完美构图） 　　我们交谈到深夜。这好像是日本占领时代的时光倒流。我们吃英国人的军粮，喝热咖啡，咖啡是我的警卫员在露天生火煮的。我打听在战时我共事过和帮助过的英国情报人员的下落。他问起他认识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员的情况。他们现在身在何处？在做些什么？谁还活着？谁已经死了？我问起的英国情报人员大部分还活着，生活过得不错。戴维斯提到的我的同志大部分在紧急状态期间死了。
　　这是非常友好的交谈，虽则我一直觉得，戴维斯是高傲独特的人。不过，他勇敢和充满活力；很适合担任战争期间他在马来亚所做的特别危险的工作。对他现在所做的事也很合适。”
　　戴维斯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记述道：
　　“第二天早晨，天一放亮，我们就送他回丛林边缘，那里已经有英军布防，我说：‘瞧，让我陪你进入丛林走一段，直到你觉得没人会向你背后开枪为止。’于是我们进入丛林，与他和他的游击队员走了大约两三百码——真是太好了，就像过去与他在一起时那样。他停下来说，‘好，非常感谢你，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就走。我派两人送你回去。’我于是对他说：‘你并不认为在咱们自己的丛林我还需要护送，对吧？’他大笑着说：‘不，一点也不，我想是不需要。’我们握了手，非常友好。我转身走回，晃悠到营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们不约而同想到“天意”或“缘分”，对陈平都怀有难以磨灭的敬意。在这里，信仰分歧已不重要，他首先是一个有教养的共产党人，也许是我们所接触到的最后一个有教养的共产党人，赢得了所有人尊重。
　　嘉蔚那幅历史油画如期完成，最后在吉隆波机场展现时，他将陈平当年抗战胜利从英国蒙巴顿勋爵手里接过荣誉勋章这一幕，置于画面近景最为突出位置。面对这样一个高尚的人，你怎能不肃然起敬，怎能不称他为“君子”，怎能不接受他称你为“同志”！
　　临近发稿时，我上网搜寻有关陈平逝世的新闻，看到当地华侨正联名请愿上书，要求政府同意陈平遗骸回归吉隆坡，回归马来西亚。这也是1989年之后，陈平生前屡次表述、甚至诉讼亦未能实现的愿望，现在已成遗愿，我当然希望他的这一遗愿能实现。但即使有坏消息传来，当地政府驳回此愿，也已经不重要。青山处处埋忠骨，天国早已敞开云门，在那里接受他那高尚的灵魂，人间一切至诚者不分南北，不分信仰，最终都会在同一个地方相遇。
　　陈平年表
　　1924年10月21日 出生
　　1940年1月 被接纳为马共党员
　　1940年7月4日 离家
　　1941年12月 参与抗日战争
　　1942年1月10日 组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MPAJA）
　　1942年 遇上他日后的妻子
　　1945年 二次大战结束
　　1946年1月 获得英国所颁勋章
　　1946年10月中 在槟城，原总书记莱特被发现叛党，并取走大笔党产
　　1947年 莱特在泰国被杀，陈平接任总书记
　　1948年 马共被列为非法组织
　　1950年 英国人开始迫使华人搬离原有家园，搬到新村，令马共由农民得到补给出现困难
　　1951年10月6日 英国驻当地最高专员亨利·葛尼爵士被杀
　　1952年2月7日 杰拉德·邓普勒（英语：Gerald Templer）爵士接任最高专员，以强硬手段镇压马共
　　1955年12月28日 华玲谈判（英语：Baling Talks）失败
　　1960年 紧急状态令结束
　　1989年12月8日 马来西亚、马共和泰王国政府签署和平协定
　　2004年10月6日 陈平应新加坡国立大学邀请访问新加坡3天
　　2005年 陈平入禀法院申请要求回国，但被法院拒绝
　　2013年9月16日 根据泰国媒体《曼谷邮报》报道，陈平由于年迈，吉隆坡时间6点20分在泰国一家医院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