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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国际秩序观是随着国家相对实力的变化，精英决策层看待外部世界的态度。随着崛起进程的推进，国家精英决策层看待国际秩序的观念，会呈现出一种由内敛性到扩张性的变化。国际秩序观的形成，既是一种对内凝聚认同的需要，也是在现实国际环境中，对外界定“自我”与“他者”关系合法性的价值主张。这种价值主张通常对内服务于自身崛起的需要，对外有助于大国提高自身国际地位、争夺国际话语权。中国崛起的国际秩序观同样是在自身崛起的历史路径和发展道路实践中形成的，是崛起的内部诉求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
一、国际秩序观与大国崛起进程的历史互动
英国是第一个在世界范围建立霸权的现代民族国家，其崛起的国际秩序观是现代和工业革命的产物，主要围绕商业、贸易和与此相关的市场理念的输出，经历了从重商帝国到自由主义市场帝国的扩张。英国在16世纪末成为欧洲强国，当时对外推行的是重商主义国际理念。这一理念在英国国内成为主流观念后，有效提升和巩固了商业和商人阶层在国家的地位，并为当时英国政府和商人的海上劫掠活动，以及商业战争行为提供了道义合法性。重商主义国际秩序观使英国成为一个以追求商业利润和财富积累为目的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
工业革命后不断膨胀的生产能力使英国需要在海外开拓市场，解决其工业产品的销售问题，这需要与之相应的一套对外价值观输出。这时的英国凭借其发达的工业制造能力，已经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因此英帝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全力倡导自由市场理念，使之成为其国际秩序观的重要部分。基于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而努力塑造的自由帝国形象，对英帝国在海外市场的扩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其中贸易自由理念是自由帝国的基石和国策。除了自由贸易观念的传播，为了加速母国与殖民地市场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英国还将其自由主义观念与移民自治原则相结合，以推动殖民地治理结构的改革。与此同时，英国在未被现代商业开化的亚非拉地区积极扮演“文明使者”角色，大力输出和传播英帝国商业文明和自由帝国理念及其文化主张，培养和扶植当地精英阶层及其后代，为其创造在英留学和其他学习英国法律、文化的机会及条件。最后，在如何建立英国本土与海外政治关系方面，英国精英阶层也逐渐形成新的思路，开始在国际关系中以维护自由原则为由，干预海外地区的政治和政局，扩大其“自由帝国”制度和文化的辐射和影响范围。在这一时期，这套扩张性的文化战略配合其军事力量，有效保护了英国的海外贸易通道和战略防卫体系，成为维护以其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之正常运转的助力。
美国在崛起时期，作为后发跟进的工业化国家，同样需要对外输出过剩产能和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以拓展市场。但由于当时不能直接参与列强在海外的殖民活动，所以在英国主导的既有的国际秩序下，美国提出了“民族自决”“门户开放”的国际秩序观念和主张，作为英国自由商业帝国秩序的补充，在世界范围争取参与在亚非拉市场扩张的合法性。美国由崛起国过渡到世界主导者之后，对待国际秩序的态度发生了从“独善其身”的“孤立主义”原则向对国际制度进行全面干预原则的“扩张主义”转变，通过推行“普世”的民主价值观和建立各种国际组织和规则网络来建立和巩固其霸权地位。这不但满足了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情结、将价值扩张并同质化世界的激情，同时在实力上升期契合了美国以最小成本主导世界的现实利益。
二、内部需求与外部环境共同塑造
的“中国道路”
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同样是在自身崛起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和变迁，是中国崛起的内部诉求和外部环境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如今正处于崛起阶段，其国际秩序观正在酝酿和形成的过程中，它是基于“中国道路”的一套对外价值主张。“中国道路”是中国实力上升过程中自信心增强的体现，也是中国在崛起困境中的生存发展之道，它涉及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对内是如何自我界定崛起大国的内涵;对外是如何定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其中包括如何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中国与周边的关系，以及中国与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秩序和西方文明的关系。
伴随中国崛起的步伐，首先是国内关于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认知正在发生变化，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国精英阶层和民间社会正在由外部世界认知中国的被动“崛起”，向主动寻求崛起和民族复兴转型;二是过去30年的中国，其精英阶层对大国内涵的理解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对西方发展道路更多表现为膜拜和追随。改革开放后，中国接受了自己在器物层面落后于西方世界的现实，一方面在经济领域开始全面发展和追赶，另一方面在美国所代表的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面前有一种竞争失败的自卑及挫败感，文化精英阶层中一种较为普遍和流行的观念认为，西方道路和价值观是成为“大国”的唯一道路，是衡量文明大国的普世标准，而西方发展道路则是人类社会演进唯一正确和必经的道路，和中国相比，西方的历史、文化、制度、社会具有全面的优越性;与此同时，中国民间社会也对于西方器物层面的生活模式形成了观念上的追随与效仿效应。而如今，随着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集团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精神价值观的重塑越来越被视为民族复兴的必要构成，“大国”的认知内涵中开始增加了精神独立性和完整性这一维度。决策层重拾建国前30年意识形态领域和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主义试图否定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将其整合为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的努力，就是这一变化的体现。
对“大国崛起”的认知与中国崛起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是相互塑造的过程，这种“中国道路”的价值观需要与外部世界对接和在内部寻求合法性。中国崛起的现实境遇是，深化改革走到岔路口和深水区，经济发展逼近经济学中“起飞”的临界点，这是所有历史上崛起大国都曾经经历的过程，但与之不同的是，中国面对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有其独特性。
中国崛起面临的国内环境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谋求发展的首要目的是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家经济总量和规模迅速壮大起来，并由此被动地获得了外部世界赋予的“崛起大国”身份。在崛起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体现的是一种马克斯·韦伯笔下剥离了宗教属性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个体改善生活水平这一强烈的物质欲望为中国30多年的经济增长奠定了伦理基础，它同时也是中国实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市场分工不断扩大和生产率迅速提高的内在动力。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的核心在于，先把经济馅饼做大，然后每个人才可以分到更多福利，这也是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以物质增长为目标的逻辑基础。 这种以追求经济目标为重中之重的合法性基础，影响了中国国内对于国家对外行为的态度和实践。外部世界普遍认为中国正在崛起，而大国国际地位的衡量也存在具有国际共识的衡量标准，可在中国社会层面，很多人至今无法对这一判断形成共识，其中的逻辑就在于：还有数量众多的个体和家庭尚未过上富裕生活，中国怎么能算是崛起大国呢？这一逻辑背后体现出中国社会对于“大国”的认识，首先基于以个体为基础的财富分配，而不大认同国际上通常衡量大国的总量指标及其价值。在对外追求经济利润的价值观方面，中国的民间社会力量和商业精英阶层的目标和认识基本是一致的。
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中国社会财富和政治力量实现了重组，一些抓住市场机遇的新兴商业阶层开始兴起。而这些新兴阶层和集团首要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在外部世界的利润空间。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主要受经济利益驱动，因此国家对外战略，特别是“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核心，也是为了在外部世界谋求发展;中国的海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和企业的商业利益，这些企业的发展可以为国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解决更多人的福利。由于过去三十年来驱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和伦理基础是个体改善生活水平的物质诉求，因此中国崛起的国内合法性在很大程度和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仍在于是否能够改善国内生活水平，以及能否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这种合法性决定了中国民间社会对于国家对外秩序观的态度首先仍立足于国内发展。
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是，美国作为领导者，占领着全球道德和舆论制高点，自认是全世界的制度与文明灯塔，试图以自身为标准去改造其他地区。美国的原教旨宗教情结、道德绝对主义的一元价值观和文化普世热情，往往是先去对象地区和国家的文化传统，然后进行移植，很难和其他异质文明找到交汇点和谐共存，或是容忍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除了价值观上的分歧，美国惯以现实主义地缘政治的逻辑看待大国关系，不会放过军事或经济上有威胁到它潜力的大国。事实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试图按照西方标准打碎重来，并一心融入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但美国仍然裹挟其盟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削弱和围堵一个已经进入民主社会的俄罗斯，通过北约东扩不断蚕食其势力范围，而且持续通过政治渗透和颜色革命的方式控制其周边国家政权，以及试图分裂其本土。和俄罗斯相比，美国精英决策层更担心中国未来在经济、制度和文化领域成为美国的竞争者甚至挑战者。这是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环境的约束。
作为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传统的军事自助大国，中国力图实现民族复兴，对大国内涵在精神领域的界定决定了中国不能按照美国设定的框架、轨道和观念改变自身发展进程，要让自己的发展模式和选择受到外部世界的尊重。而从历史经验看，除了在近代史上奠定先发优势的国家之外，后发大国中没有通过复制西方发展道路成功实现崛起的大国先例，西方经验在世界其他地区，特别在后发国家中运转高效，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样本缺乏实践支持。因此，中国为了按照自己的节奏、路径和方式实现和平崛起与发展，正在努力突破国内外的压力，去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同时正在把这种观念引入到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为文明和发展道路的多元性博得生存和进取空间。中国对内摸索的“中国道路”，在外部世界需要体现为基于此的一套国际秩序观念和话语主张。
三、基于“中国道路”
看中国崛起的国际秩序观
“中国道路”体现在国际关系上，一是主张尊重多样的传统价值观和不同发展模式，二是争取自身与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权。这两点正切中美国单边霸权体系的弱点。基于中国道路的国际秩序观在处理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及其与西方国际秩序的关系时，是服务于自身崛起需要的，同时有利于中国获得大国的国际合法地位。
（一）中国国际秩序观下的新型大国关系
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国外交”的内涵正在发生由客体到主体的变化，从我对大国的外交，转变为我是大国、以我为主与其他大国的外交;发展对美良好关系，逐渐不再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目标，中国与别国及地区关系让位于维护和谐的中美大国关系的对外思维方式也正在进行调整;新型大国关系从以服务于良好的中美关系为主，发展到更多战略重点放在团结俄罗斯和其他地区新兴大国上。更重要的是，倡导多级格局的中国大国秩序观，有别于美国主导的单边世界大国关系。美国的国际秩序不能容纳下独立大国之间的平等关系，和大国在其周边的政治诉求。然而，相对实力衰落的美国，很难维持这种大国间的不对等关系。中国需要和正在思考的正是，在美国单边霸权格局下，如何构建独立大国之间基于正常国家利益的平等战略协作关系。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是在这种新型大国秩序观念下成功建立的样本。中俄关系的全面深化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联手反制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和霸权，这是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二是反对西方普世道路对自身发展的粗暴干涉，这是两国的价值认同。对于第二点，中俄共同拥有的切身经历甚至惨痛教训，成为两国高层建立战略互信的重要基础。在2014年中俄联合声明中，两国特别强调尊重多样的传统价值观、不同发展模式，反对美国文化霸权和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和干涉别国内政，首次共同强调文化传统和文明的多元性。中俄两国都曾经真诚地希望融入西方规则体系和秩序，但美国和西方体系不能平等容纳中俄，将其视为异己者。在某种意义上，中俄的靠近代表了那些曾经热情希望融入西方主流国际秩序的大国精英决策层，在国家遭遇不平等对待和压制之后，放弃幻想、谋求独立发展路径的共同情感认同和国际秩序观念。同样基于这一点，中俄还试图团结那些保持发展模式相对独立性和拥有安全自助能力的新兴市场大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寻找新兴大国的国际利益汇合点。
（二）新时期中国周边秩序观的形成和构建
在大国秩序观中，自己实力辐射的地缘地带往往是外交的首要所在。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首先是其与欧洲及日本的盟友关系，这是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关系;对俄罗斯来说，最重要的首先是其与周边独联体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俄白哈三边同盟关系，这是俄罗斯维持地区霸主的基石。近年来，中国国家关系和外交政策实践中的定位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最重要的究竟是塑造良好的中美关系，还是构建与周边的国家关系？这一观念领域的争论本身可以反映出中国周边秩序观的形成过程。 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经略周边的战略方向，并将其列为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周边秩序观正在经历重要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中国对周边的态度从以被动应对危机为主，开始转变为将周边地区作为崛起的地缘依托带进行主动经营。在这个背景下，“一带一路”“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亚洲安全观”的概念，由强调互利共赢上升到构建地区身份认同，属于含有明显地区主义色彩的秩序观。中国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绩效，而美国在中国周边试图移植的发展模式，不能使这些国家突破社会经济增长瓶颈，甚至不能为一些国家带来长期政局稳定。中国需要积极释放自身发展模式中的正能量，将其中经验和处于相似发展阶段或面临共同难题的周边国家分享，让中国周边的议题重点回到共同发展轨道上来，提出能够代表周边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共同诉求的地区协同发展主张。
中国的地区主张背后体现的中国周边秩序观，与传统大国打造的势力范围有所不同。美国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旨在与苏联抗衡，遏止共产主义在欧洲扩张，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该计划通过严苛的政治附加条件，将欧洲所有亲苏社会主义国家排斥在外，受援国则需要无条件按美国设计的市场道路、标准和规则发展，不但丧失部分经济主权，而且还必须进行美国要求的政治制度改革;与此同时，这些国家还需要和美国进行政治捆绑，成为美苏两级对峙的附属来配合美国全球战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与沿途国家共同探寻自身发展道路，寻找新的增长点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是立足于提高本国和周边国家国民生活水平和福利，是为谋求中国与途经国家的共同发展，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实现地区繁荣。对于不同种族、信仰、文化背景的国家，“一带一路”追求包容性共生，不干涉地区国家内政和发展路径，不拉帮结派搞军事集团，与既有地区机制和组织和谐共存。中国给予沿途国家的贷款不附带政治条件和内部变革要求，尊重合作国家的内部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方式。“一带一路”倡议所体现的周边秩序观与美国日趋保守的“俱乐部式”合作理念相比，具有高度开放性，不排除特定对象国或像美国那样令其处于“选边站”的集团政治生态下。
（三）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时间里，中国接受了自己在器物层面的落后，在美国所代表的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面前有一种竞争失败的自卑感，急切希望融入西方的国际秩序，盼望得到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认可，中国也的确曾经通过WTO等平台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如今美国国际规则战略的调整使中国逐渐从西方规则体系的被鼓励融入者转变为钳制对象，从开放多边鼓励融入的游戏规则变成俱乐部式的新玩法。
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自身定位是：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道路”的内涵所引申的国际秩序主张是国家间独立、平等、互相尊重彼此选择，共同创造繁荣的世界。这对于美国主导的基于霸权和发达国家集团利益的国际体系形成了观念上的分歧。在实践层面，中国正积极倡议新兴国家群体的概念和合作机制，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在改革国际规则方面给予发达国家集团以压力，同时还明确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主张。包括以追求经济全球化的均衡、普惠和共赢为目标;强调参与全球事务过程中身份的平等，和对代表性、发言权、决策权的分享;兼顾所有利益攸关方，在其共识基础上制定国际规则，等等。中国未来的努力方向应该是，争取将这些理念推广为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共同价值诉求。
崛起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并非要挑战和破坏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为世界提供一种可能性，能够和现有国际秩序和不同的文明实现共存;不是在西方国家政治的语境和框架下，非敌即友地处理与守成大国及西方秩序的关系;中国需要改变的不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本身，而是修正制定这些规则的决定方式，让美国主导的集团外国家的诉求得到更多正视，让他们的发展道路可以根据自身利益进行选择和调整，让国家间关系重新回到对等状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一、国际秩序观与大国崛起进程的历史互动
英国是第一个在世界范围建立霸权的现代民族国家，其崛起的国际秩序观是现代和工业革命的产物，主要围绕商业、贸易和与此相关的市场理念的输出，经历了从重商帝国到自由主义市场帝国的扩张。英国在16世纪末成为欧洲强国，当时对外推行的是重商主义国际理念。这一理念在英国国内成为主流观念后，有效提升和巩固了商业和商人阶层在国家的地位，并为当时英国政府和商人的海上劫掠活动，以及商业战争行为提供了道义合法性。重商主义国际秩序观使英国成为一个以追求商业利润和财富积累为目的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
工业革命后不断膨胀的生产能力使英国需要在海外开拓市场，解决其工业产品的销售问题，这需要与之相应的一套对外价值观输出。这时的英国凭借其发达的工业制造能力，已经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因此英帝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全力倡导自由市场理念，使之成为其国际秩序观的重要部分。基于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而努力塑造的自由帝国形象，对英帝国在海外市场的扩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其中贸易自由理念是自由帝国的基石和国策。除了自由贸易观念的传播，为了加速母国与殖民地市场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英国还将其自由主义观念与移民自治原则相结合，以推动殖民地治理结构的改革。与此同时，英国在未被现代商业开化的亚非拉地区积极扮演“文明使者”角色，大力输出和传播英帝国商业文明和自由帝国理念及其文化主张，培养和扶植当地精英阶层及其后代，为其创造在英留学和其他学习英国法律、文化的机会及条件。最后，在如何建立英国本土与海外政治关系方面，英国精英阶层也逐渐形成新的思路，开始在国际关系中以维护自由原则为由，干预海外地区的政治和政局，扩大其“自由帝国”制度和文化的辐射和影响范围。在这一时期，这套扩张性的文化战略配合其军事力量，有效保护了英国的海外贸易通道和战略防卫体系，成为维护以其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之正常运转的助力。
美国在崛起时期，作为后发跟进的工业化国家，同样需要对外输出过剩产能和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以拓展市场。但由于当时不能直接参与列强在海外的殖民活动，所以在英国主导的既有的国际秩序下，美国提出了“民族自决”“门户开放”的国际秩序观念和主张，作为英国自由商业帝国秩序的补充，在世界范围争取参与在亚非拉市场扩张的合法性。美国由崛起国过渡到世界主导者之后，对待国际秩序的态度发生了从“独善其身”的“孤立主义”原则向对国际制度进行全面干预原则的“扩张主义”转变，通过推行“普世”的民主价值观和建立各种国际组织和规则网络来建立和巩固其霸权地位。这不但满足了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情结、将价值扩张并同质化世界的激情，同时在实力上升期契合了美国以最小成本主导世界的现实利益。
二、内部需求与外部环境共同塑造
的“中国道路”
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同样是在自身崛起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和变迁，是中国崛起的内部诉求和外部环境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如今正处于崛起阶段，其国际秩序观正在酝酿和形成的过程中，它是基于“中国道路”的一套对外价值主张。“中国道路”是中国实力上升过程中自信心增强的体现，也是中国在崛起困境中的生存发展之道，它涉及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对内是如何自我界定崛起大国的内涵;对外是如何定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其中包括如何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中国与周边的关系，以及中国与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秩序和西方文明的关系。
伴随中国崛起的步伐，首先是国内关于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认知正在发生变化，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国精英阶层和民间社会正在由外部世界认知中国的被动“崛起”，向主动寻求崛起和民族复兴转型;二是过去30年的中国，其精英阶层对大国内涵的理解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对西方发展道路更多表现为膜拜和追随。改革开放后，中国接受了自己在器物层面落后于西方世界的现实，一方面在经济领域开始全面发展和追赶，另一方面在美国所代表的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面前有一种竞争失败的自卑及挫败感，文化精英阶层中一种较为普遍和流行的观念认为，西方道路和价值观是成为“大国”的唯一道路，是衡量文明大国的普世标准，而西方发展道路则是人类社会演进唯一正确和必经的道路，和中国相比，西方的历史、文化、制度、社会具有全面的优越性;与此同时，中国民间社会也对于西方器物层面的生活模式形成了观念上的追随与效仿效应。而如今，随着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集团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精神价值观的重塑越来越被视为民族复兴的必要构成，“大国”的认知内涵中开始增加了精神独立性和完整性这一维度。决策层重拾建国前30年意识形态领域和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主义试图否定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将其整合为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的努力，就是这一变化的体现。
对“大国崛起”的认知与中国崛起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是相互塑造的过程，这种“中国道路”的价值观需要与外部世界对接和在内部寻求合法性。中国崛起的现实境遇是，深化改革走到岔路口和深水区，经济发展逼近经济学中“起飞”的临界点，这是所有历史上崛起大国都曾经经历的过程，但与之不同的是，中国面对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有其独特性。
中国崛起面临的国内环境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谋求发展的首要目的是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家经济总量和规模迅速壮大起来，并由此被动地获得了外部世界赋予的“崛起大国”身份。在崛起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体现的是一种马克斯·韦伯笔下剥离了宗教属性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个体改善生活水平这一强烈的物质欲望为中国30多年的经济增长奠定了伦理基础，它同时也是中国实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市场分工不断扩大和生产率迅速提高的内在动力。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的核心在于，先把经济馅饼做大，然后每个人才可以分到更多福利，这也是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以物质增长为目标的逻辑基础。 这种以追求经济目标为重中之重的合法性基础，影响了中国国内对于国家对外行为的态度和实践。外部世界普遍认为中国正在崛起，而大国国际地位的衡量也存在具有国际共识的衡量标准，可在中国社会层面，很多人至今无法对这一判断形成共识，其中的逻辑就在于：还有数量众多的个体和家庭尚未过上富裕生活，中国怎么能算是崛起大国呢？这一逻辑背后体现出中国社会对于“大国”的认识，首先基于以个体为基础的财富分配，而不大认同国际上通常衡量大国的总量指标及其价值。在对外追求经济利润的价值观方面，中国的民间社会力量和商业精英阶层的目标和认识基本是一致的。
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中国社会财富和政治力量实现了重组，一些抓住市场机遇的新兴商业阶层开始兴起。而这些新兴阶层和集团首要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在外部世界的利润空间。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主要受经济利益驱动，因此国家对外战略，特别是“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核心，也是为了在外部世界谋求发展;中国的海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和企业的商业利益，这些企业的发展可以为国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解决更多人的福利。由于过去三十年来驱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和伦理基础是个体改善生活水平的物质诉求，因此中国崛起的国内合法性在很大程度和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仍在于是否能够改善国内生活水平，以及能否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这种合法性决定了中国民间社会对于国家对外秩序观的态度首先仍立足于国内发展。
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是，美国作为领导者，占领着全球道德和舆论制高点，自认是全世界的制度与文明灯塔，试图以自身为标准去改造其他地区。美国的原教旨宗教情结、道德绝对主义的一元价值观和文化普世热情，往往是先去对象地区和国家的文化传统，然后进行移植，很难和其他异质文明找到交汇点和谐共存，或是容忍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除了价值观上的分歧，美国惯以现实主义地缘政治的逻辑看待大国关系，不会放过军事或经济上有威胁到它潜力的大国。事实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试图按照西方标准打碎重来，并一心融入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但美国仍然裹挟其盟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削弱和围堵一个已经进入民主社会的俄罗斯，通过北约东扩不断蚕食其势力范围，而且持续通过政治渗透和颜色革命的方式控制其周边国家政权，以及试图分裂其本土。和俄罗斯相比，美国精英决策层更担心中国未来在经济、制度和文化领域成为美国的竞争者甚至挑战者。这是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环境的约束。
作为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传统的军事自助大国，中国力图实现民族复兴，对大国内涵在精神领域的界定决定了中国不能按照美国设定的框架、轨道和观念改变自身发展进程，要让自己的发展模式和选择受到外部世界的尊重。而从历史经验看，除了在近代史上奠定先发优势的国家之外，后发大国中没有通过复制西方发展道路成功实现崛起的大国先例，西方经验在世界其他地区，特别在后发国家中运转高效，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样本缺乏实践支持。因此，中国为了按照自己的节奏、路径和方式实现和平崛起与发展，正在努力突破国内外的压力，去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同时正在把这种观念引入到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为文明和发展道路的多元性博得生存和进取空间。中国对内摸索的“中国道路”，在外部世界需要体现为基于此的一套国际秩序观念和话语主张。
三、基于“中国道路”
看中国崛起的国际秩序观
“中国道路”体现在国际关系上，一是主张尊重多样的传统价值观和不同发展模式，二是争取自身与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权。这两点正切中美国单边霸权体系的弱点。基于中国道路的国际秩序观在处理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及其与西方国际秩序的关系时，是服务于自身崛起需要的，同时有利于中国获得大国的国际合法地位。
（一）中国国际秩序观下的新型大国关系
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国外交”的内涵正在发生由客体到主体的变化，从我对大国的外交，转变为我是大国、以我为主与其他大国的外交;发展对美良好关系，逐渐不再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目标，中国与别国及地区关系让位于维护和谐的中美大国关系的对外思维方式也正在进行调整;新型大国关系从以服务于良好的中美关系为主，发展到更多战略重点放在团结俄罗斯和其他地区新兴大国上。更重要的是，倡导多级格局的中国大国秩序观，有别于美国主导的单边世界大国关系。美国的国际秩序不能容纳下独立大国之间的平等关系，和大国在其周边的政治诉求。然而，相对实力衰落的美国，很难维持这种大国间的不对等关系。中国需要和正在思考的正是，在美国单边霸权格局下，如何构建独立大国之间基于正常国家利益的平等战略协作关系。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是在这种新型大国秩序观念下成功建立的样本。中俄关系的全面深化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联手反制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和霸权，这是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二是反对西方普世道路对自身发展的粗暴干涉，这是两国的价值认同。对于第二点，中俄共同拥有的切身经历甚至惨痛教训，成为两国高层建立战略互信的重要基础。在2014年中俄联合声明中，两国特别强调尊重多样的传统价值观、不同发展模式，反对美国文化霸权和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和干涉别国内政，首次共同强调文化传统和文明的多元性。中俄两国都曾经真诚地希望融入西方规则体系和秩序，但美国和西方体系不能平等容纳中俄，将其视为异己者。在某种意义上，中俄的靠近代表了那些曾经热情希望融入西方主流国际秩序的大国精英决策层，在国家遭遇不平等对待和压制之后，放弃幻想、谋求独立发展路径的共同情感认同和国际秩序观念。同样基于这一点，中俄还试图团结那些保持发展模式相对独立性和拥有安全自助能力的新兴市场大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寻找新兴大国的国际利益汇合点。
（二）新时期中国周边秩序观的形成和构建
在大国秩序观中，自己实力辐射的地缘地带往往是外交的首要所在。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首先是其与欧洲及日本的盟友关系，这是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关系;对俄罗斯来说，最重要的首先是其与周边独联体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俄白哈三边同盟关系，这是俄罗斯维持地区霸主的基石。近年来，中国国家关系和外交政策实践中的定位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最重要的究竟是塑造良好的中美关系，还是构建与周边的国家关系？这一观念领域的争论本身可以反映出中国周边秩序观的形成过程。 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经略周边的战略方向，并将其列为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周边秩序观正在经历重要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中国对周边的态度从以被动应对危机为主，开始转变为将周边地区作为崛起的地缘依托带进行主动经营。在这个背景下，“一带一路”“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亚洲安全观”的概念，由强调互利共赢上升到构建地区身份认同，属于含有明显地区主义色彩的秩序观。中国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绩效，而美国在中国周边试图移植的发展模式，不能使这些国家突破社会经济增长瓶颈，甚至不能为一些国家带来长期政局稳定。中国需要积极释放自身发展模式中的正能量，将其中经验和处于相似发展阶段或面临共同难题的周边国家分享，让中国周边的议题重点回到共同发展轨道上来，提出能够代表周边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共同诉求的地区协同发展主张。
中国的地区主张背后体现的中国周边秩序观，与传统大国打造的势力范围有所不同。美国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旨在与苏联抗衡，遏止共产主义在欧洲扩张，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该计划通过严苛的政治附加条件，将欧洲所有亲苏社会主义国家排斥在外，受援国则需要无条件按美国设计的市场道路、标准和规则发展，不但丧失部分经济主权，而且还必须进行美国要求的政治制度改革;与此同时，这些国家还需要和美国进行政治捆绑，成为美苏两级对峙的附属来配合美国全球战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与沿途国家共同探寻自身发展道路，寻找新的增长点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是立足于提高本国和周边国家国民生活水平和福利，是为谋求中国与途经国家的共同发展，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实现地区繁荣。对于不同种族、信仰、文化背景的国家，“一带一路”追求包容性共生，不干涉地区国家内政和发展路径，不拉帮结派搞军事集团，与既有地区机制和组织和谐共存。中国给予沿途国家的贷款不附带政治条件和内部变革要求，尊重合作国家的内部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方式。“一带一路”倡议所体现的周边秩序观与美国日趋保守的“俱乐部式”合作理念相比，具有高度开放性，不排除特定对象国或像美国那样令其处于“选边站”的集团政治生态下。
（三）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时间里，中国接受了自己在器物层面的落后，在美国所代表的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面前有一种竞争失败的自卑感，急切希望融入西方的国际秩序，盼望得到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认可，中国也的确曾经通过WTO等平台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如今美国国际规则战略的调整使中国逐渐从西方规则体系的被鼓励融入者转变为钳制对象，从开放多边鼓励融入的游戏规则变成俱乐部式的新玩法。
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自身定位是：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道路”的内涵所引申的国际秩序主张是国家间独立、平等、互相尊重彼此选择，共同创造繁荣的世界。这对于美国主导的基于霸权和发达国家集团利益的国际体系形成了观念上的分歧。在实践层面，中国正积极倡议新兴国家群体的概念和合作机制，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在改革国际规则方面给予发达国家集团以压力，同时还明确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主张。包括以追求经济全球化的均衡、普惠和共赢为目标;强调参与全球事务过程中身份的平等，和对代表性、发言权、决策权的分享;兼顾所有利益攸关方，在其共识基础上制定国际规则，等等。中国未来的努力方向应该是，争取将这些理念推广为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共同价值诉求。
崛起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并非要挑战和破坏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为世界提供一种可能性，能够和现有国际秩序和不同的文明实现共存;不是在西方国家政治的语境和框架下，非敌即友地处理与守成大国及西方秩序的关系;中国需要改变的不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本身，而是修正制定这些规则的决定方式，让美国主导的集团外国家的诉求得到更多正视，让他们的发展道路可以根据自身利益进行选择和调整，让国家间关系重新回到对等状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