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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列出一些考察一个社会是否完成近代化、进入现代社会的指标，笔者认为，其中有个指标是不可遗漏的，那就是“城市化”。这是一个从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商业、服务业为经济主体的现代城市社会的历史过程。可以说，城市化乃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套用今日学界与官方的说法，即所谓“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
城：
政治驱动
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了工商业繁荣的城市，如临淄、邯郸、郢都、郑城等等，都是“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当然其时还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耕时代，城市只是镶嵌在广漠的乡村网络上的商业节点与政治中心而已，虽有城市，但远远谈不上城市化。应该说，中国最早的城市化发生在宋代，其标志包括：城市经济非常发达，大量的商业市镇星罗棋布，城市人口达到20%以上，商业税比重首次超过了农业税。许多学者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并非全无根据。
回顾宋代以降的城市化历程，我们将会发现中国有两种城市化的传统：第一种是政治力量驱动的城市化，可谓由“城”而形成“城市”，城，即国家构建的政治中心；第二种是经济力量带动的城市化，可谓由“市”而形成“城市”，市，即民间自发形成的区域经济中心。后一种城市化，跟今日人们常说的“城镇化”相当接近。
宋代之前，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由“城”而来。国家出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在首都筑造都城，作为一国之政治中心；在各地的要塞筑造县城，作为区域的政治中心。再运用行政系统的动员力量吸纳物资与人口，最后形成商业繁荣的城市。不管是都城，还是县城，都一定会有城墙，城墙既是军事与政治意义上的防御工事，又是经济与社会意义上的城乡隔离线。这样的城市，通常也是封闭的。
城作为政治中心，可以没有发达的工商业，却不可没有发达的国家行政系统。事实上，都城就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而县城则是县衙的驻地，城的中轴通常就是官衙所在——象征着权力乃是这类城市运转的中心。城内的工商业分布与居民日常生活，也必须服从于权力的统一规划，一切井然有序。比如宋代之前，城内的“坊”（居民区）与“市”（商业区）截然分开，商业交易严格按照官方规定的时间段进行，“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入夜则实行宵禁。
到了宋代，坊市制才完全瓦解，城市繁华而嘈杂，临街皆是商铺，商贩云集，酒楼歌馆遍设，瓦肆勾栏等娱乐业兴起，商业广告满街。在商业力量的冲击下，宵禁的惯例也被突破了，出现了热闹的夜市。北宋时，汴梁“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南宋时，“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城墙虽在，但城墙之外，随着城市商业的辐射，已自发兴起人烟稠密的附郭市镇，跟城内连成一片，如汴梁城外有“十二市之环城，嚣成朝夕”；临安“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个小州郡，足见行都繁胜”。不仅都城如此，部分商业发达、生齿日繁的县城也突破了城墙的包围，而向外拓展。
换言之，尽管汴梁与临安作为两宋都城，其繁荣很大程度上还是有赖于政治中心的地位，但是，经济本身的力量也已经显示了出来，塑造了城市的发展与市民的生活。同时，虽然宋代的城市发展仍然是以“城”主，但另外一类意义深远的城市化已经蓬蓬勃勃地展开了——那就是大量市镇的出现。
市：
经济驱动
市，指市场、集市，旧时又称“草市”、“墟市”，随着商民聚居、货物流通，集市的规模逐渐扩大，慢慢就形成了区域性的商品集散中心。镇，原来指军事驻地，但宋代时镇已完全摆脱了军事据点的色彩，而是指未设县建制的区域性商业中心，“民聚而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市镇在宋代表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据学者统计，两宋时期见于史载的市镇多达3600个以上，其中一部分市镇，不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水平，都超过了一般州县。市镇的崛起，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创了另一种渊源。笔者认为今日中国正在拉开大幕的“城镇化”建设，完全可以从宋代以降的“市镇化”历史中寻找经验。
与由“城”而成的城市完全不同，市镇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因工商业活动本身的力量而使“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并不依赖行政动员力，不需要官方统一规划，当然也不具备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但这并不会妨碍市镇的繁华。
市镇也不用配备一套完整的国家行政系统，宋代政府一般会在镇派驻官方机构，但主要负责收税和消防，镇的日常治理还是有赖于民间自发形成的自治秩序。草市更是全由民间自治，宋真宗时，有官员上奏说，岭南的墟市已经很热闹了，我们应该给它们订立一些规则，以加强管理。宋真宗没有同意，说这不是扰民吗？让人们照旧交易就好了，官家不必骚扰。
市镇通常也没有修筑一道画地为牢的城墙，因为作为自发的商品交易中心，它们具有天然的开放性。北宋时，宿州城因为城小人多，居民多“散在城外”，有人提议修筑外城，苏轼就认为不必要，说城外“谓之草市者甚多，岂可一一展筑外城”。
总而言之，如果说由“城”而来的城市具有封闭、人力规划、官治等特点，那么由“市”而来的城市，显然是开放的，民间自发形成的、自治的。
自发城市化的佛山经验
在宋后兴起的一大批市镇中，佛山的城市化经验尤其值得关注。宋时佛山已经是工商业相当发达的市镇与商埠，宋政府在广州设市舶提举司，在佛山设市舶务，管理海外贸易；佛山生产的铁器与瓷器，也远销海内外，坊间乃有“佛山成聚，肇于汴宋”之说。明清时期，佛山更是以高度发达的工商业名列“天下四大名镇”，清初吴震方的《岭南杂记》这样描述：“佛山镇离广州四十里，天下商贾皆聚焉。烟火万家，百货骈集，会城（广州）百不及一也。”
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么一个比省城还要繁华的城市，在明代天启之前，并无一套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市镇公务完全由乡绅主持，“凡有公会，咸至灵应祠（佛山最有名的神庙），旋聚旋散，率无成规”。直至天启年间，佛山才出现了第一个常设的市镇管理机构，叫作“嘉会堂”。嘉会堂“岁有会，会有规”，主要功能为处置地方公共事务、管理地方公益款项等，“自明以降，乡事由斯会集议决，地方公益其款亦从是拨出”。但嘉会堂也不是官府派驻的机构，而是当地士绅创建、主持的民间自治组织。
入清之后，嘉会堂荒废不振，官府对佛山的社会控制有所加强，相继设立了“文武四衙”——佛山海防分府同知署、巡检司署、分防都司署与分防千总署。不过，这些官方机构的职能主要放在治安上，市镇的日常治理还得依靠佛山本土士绅群体。乾隆初年，佛山的士绅又成立了一个“大魁堂”，由乡绅公选大魁堂值事（值事由选举产生，有任期，不得连任），组成市镇的行政管理机构，其权力包括：议决地方公事、组织地方公益、维护市场公平、维持公序良俗、代表地方社会跟官府打交道。从嘉会堂到大魁堂，虽然因为改朝换代，佛山的自治进程发生了变故，但民间社会保留、累积的自治经验，可以让士绅群体修复自治组织、重建自治秩序。
民间自治力量的发育是一个积累、演进的过程，清代时佛山的自治组织显然发育得更加成熟了，出现了丰富的工商业行会组织，由这些行会来组织行业自治、维持市场秩序。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西家行”，性质相当于近代工会。早在乾隆年间，佛山的工匠们已在运用“西家行”的组织机制，跟东家协商工资标准了——“联行东西家会同面议各款工价实银”。由于各行工匠“工资之多寡”，大体上是由“东家行”与“西家行”协商议定的，形成“同行各人共相遵守”的定章，因此，东主与雇工不大容易出现失控的冲突，即使工匠要求增添工价，也有主张利益的代表与跟东主谈判的“西家行”，劳资纠纷可以通过东西家行举行“通行公议”而得到妥当的解决。而在同时期的苏州，正因为缺乏这样的“西家行”组织，几乎每隔几年，便会发生工匠“叫歇”（罢工）、要求“增价”（加薪）的群体性事件。可以这么说吧，社会自治程度的深浅，决定着城市治理秩序的优劣。
从宋代的市镇发展史以及佛山的城市治理史中，我们发现宋后的“市镇化”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城市化的动力来自经济的拓展，而不是权力的命令。其二，城市化的进展跟市镇自治的发育是同步的。毫无疑问，由此形成的城市才是充满活力的。传统“市镇化”的这两个特点，也应该成为今后“城镇化”借鉴的历史经验。
城：
政治驱动
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了工商业繁荣的城市，如临淄、邯郸、郢都、郑城等等，都是“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当然其时还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耕时代，城市只是镶嵌在广漠的乡村网络上的商业节点与政治中心而已，虽有城市，但远远谈不上城市化。应该说，中国最早的城市化发生在宋代，其标志包括：城市经济非常发达，大量的商业市镇星罗棋布，城市人口达到20%以上，商业税比重首次超过了农业税。许多学者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并非全无根据。
回顾宋代以降的城市化历程，我们将会发现中国有两种城市化的传统：第一种是政治力量驱动的城市化，可谓由“城”而形成“城市”，城，即国家构建的政治中心；第二种是经济力量带动的城市化，可谓由“市”而形成“城市”，市，即民间自发形成的区域经济中心。后一种城市化，跟今日人们常说的“城镇化”相当接近。
宋代之前，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由“城”而来。国家出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在首都筑造都城，作为一国之政治中心；在各地的要塞筑造县城，作为区域的政治中心。再运用行政系统的动员力量吸纳物资与人口，最后形成商业繁荣的城市。不管是都城，还是县城，都一定会有城墙，城墙既是军事与政治意义上的防御工事，又是经济与社会意义上的城乡隔离线。这样的城市，通常也是封闭的。
城作为政治中心，可以没有发达的工商业，却不可没有发达的国家行政系统。事实上，都城就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而县城则是县衙的驻地，城的中轴通常就是官衙所在——象征着权力乃是这类城市运转的中心。城内的工商业分布与居民日常生活，也必须服从于权力的统一规划，一切井然有序。比如宋代之前，城内的“坊”（居民区）与“市”（商业区）截然分开，商业交易严格按照官方规定的时间段进行，“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入夜则实行宵禁。
到了宋代，坊市制才完全瓦解，城市繁华而嘈杂，临街皆是商铺，商贩云集，酒楼歌馆遍设，瓦肆勾栏等娱乐业兴起，商业广告满街。在商业力量的冲击下，宵禁的惯例也被突破了，出现了热闹的夜市。北宋时，汴梁“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南宋时，“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城墙虽在，但城墙之外，随着城市商业的辐射，已自发兴起人烟稠密的附郭市镇，跟城内连成一片，如汴梁城外有“十二市之环城，嚣成朝夕”；临安“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个小州郡，足见行都繁胜”。不仅都城如此，部分商业发达、生齿日繁的县城也突破了城墙的包围，而向外拓展。
换言之，尽管汴梁与临安作为两宋都城，其繁荣很大程度上还是有赖于政治中心的地位，但是，经济本身的力量也已经显示了出来，塑造了城市的发展与市民的生活。同时，虽然宋代的城市发展仍然是以“城”主，但另外一类意义深远的城市化已经蓬蓬勃勃地展开了——那就是大量市镇的出现。
市：
经济驱动
市，指市场、集市，旧时又称“草市”、“墟市”，随着商民聚居、货物流通，集市的规模逐渐扩大，慢慢就形成了区域性的商品集散中心。镇，原来指军事驻地，但宋代时镇已完全摆脱了军事据点的色彩，而是指未设县建制的区域性商业中心，“民聚而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市镇在宋代表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据学者统计，两宋时期见于史载的市镇多达3600个以上，其中一部分市镇，不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水平，都超过了一般州县。市镇的崛起，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创了另一种渊源。笔者认为今日中国正在拉开大幕的“城镇化”建设，完全可以从宋代以降的“市镇化”历史中寻找经验。
与由“城”而成的城市完全不同，市镇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因工商业活动本身的力量而使“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并不依赖行政动员力，不需要官方统一规划，当然也不具备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但这并不会妨碍市镇的繁华。
市镇也不用配备一套完整的国家行政系统，宋代政府一般会在镇派驻官方机构，但主要负责收税和消防，镇的日常治理还是有赖于民间自发形成的自治秩序。草市更是全由民间自治，宋真宗时，有官员上奏说，岭南的墟市已经很热闹了，我们应该给它们订立一些规则，以加强管理。宋真宗没有同意，说这不是扰民吗？让人们照旧交易就好了，官家不必骚扰。
市镇通常也没有修筑一道画地为牢的城墙，因为作为自发的商品交易中心，它们具有天然的开放性。北宋时，宿州城因为城小人多，居民多“散在城外”，有人提议修筑外城，苏轼就认为不必要，说城外“谓之草市者甚多，岂可一一展筑外城”。
总而言之，如果说由“城”而来的城市具有封闭、人力规划、官治等特点，那么由“市”而来的城市，显然是开放的，民间自发形成的、自治的。
自发城市化的佛山经验
在宋后兴起的一大批市镇中，佛山的城市化经验尤其值得关注。宋时佛山已经是工商业相当发达的市镇与商埠，宋政府在广州设市舶提举司，在佛山设市舶务，管理海外贸易；佛山生产的铁器与瓷器，也远销海内外，坊间乃有“佛山成聚，肇于汴宋”之说。明清时期，佛山更是以高度发达的工商业名列“天下四大名镇”，清初吴震方的《岭南杂记》这样描述：“佛山镇离广州四十里，天下商贾皆聚焉。烟火万家，百货骈集，会城（广州）百不及一也。”
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么一个比省城还要繁华的城市，在明代天启之前，并无一套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市镇公务完全由乡绅主持，“凡有公会，咸至灵应祠（佛山最有名的神庙），旋聚旋散，率无成规”。直至天启年间，佛山才出现了第一个常设的市镇管理机构，叫作“嘉会堂”。嘉会堂“岁有会，会有规”，主要功能为处置地方公共事务、管理地方公益款项等，“自明以降，乡事由斯会集议决，地方公益其款亦从是拨出”。但嘉会堂也不是官府派驻的机构，而是当地士绅创建、主持的民间自治组织。
入清之后，嘉会堂荒废不振，官府对佛山的社会控制有所加强，相继设立了“文武四衙”——佛山海防分府同知署、巡检司署、分防都司署与分防千总署。不过，这些官方机构的职能主要放在治安上，市镇的日常治理还得依靠佛山本土士绅群体。乾隆初年，佛山的士绅又成立了一个“大魁堂”，由乡绅公选大魁堂值事（值事由选举产生，有任期，不得连任），组成市镇的行政管理机构，其权力包括：议决地方公事、组织地方公益、维护市场公平、维持公序良俗、代表地方社会跟官府打交道。从嘉会堂到大魁堂，虽然因为改朝换代，佛山的自治进程发生了变故，但民间社会保留、累积的自治经验，可以让士绅群体修复自治组织、重建自治秩序。
民间自治力量的发育是一个积累、演进的过程，清代时佛山的自治组织显然发育得更加成熟了，出现了丰富的工商业行会组织，由这些行会来组织行业自治、维持市场秩序。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西家行”，性质相当于近代工会。早在乾隆年间，佛山的工匠们已在运用“西家行”的组织机制，跟东家协商工资标准了——“联行东西家会同面议各款工价实银”。由于各行工匠“工资之多寡”，大体上是由“东家行”与“西家行”协商议定的，形成“同行各人共相遵守”的定章，因此，东主与雇工不大容易出现失控的冲突，即使工匠要求增添工价，也有主张利益的代表与跟东主谈判的“西家行”，劳资纠纷可以通过东西家行举行“通行公议”而得到妥当的解决。而在同时期的苏州，正因为缺乏这样的“西家行”组织，几乎每隔几年，便会发生工匠“叫歇”（罢工）、要求“增价”（加薪）的群体性事件。可以这么说吧，社会自治程度的深浅，决定着城市治理秩序的优劣。
从宋代的市镇发展史以及佛山的城市治理史中，我们发现宋后的“市镇化”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城市化的动力来自经济的拓展，而不是权力的命令。其二，城市化的进展跟市镇自治的发育是同步的。毫无疑问，由此形成的城市才是充满活力的。传统“市镇化”的这两个特点，也应该成为今后“城镇化”借鉴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