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计”，语源于南北朝，成书于明清，中国古代兵法策略的36个计谋，每一计都附有“解语”，阐述运用该计谋应该把握的原则；为帮助人们把握运用该计谋的具体方法及具体方法中蕴含的原则，每一计又都附有明白晓畅的“按语”，既是对“解语”的进一步展开，又列举经典战（事）例予以佐证。
　　既要主动“点火”，又要见机行事
　　“趁火打劫”名列“三十六计”第五计。“解语”说：敌之害大，就势取利，刚决柔也。大意是说，当敌人遭遇到严重困难或处于险恶境地时，要乘机出击夺取胜利，这就好比《易经·夬卦》里所讲的“刚决柔也”：趁敌之危，以刚制柔。“按语”说：敌害在内，则劫其地；敌害在外，则劫其民；内外交害，败劫其国。如越王乘吴国内蟹稻不遗种而谋攻之。后卒乘吴北会诸侯于黄池之际，国内空虚，因而捣之，大获全胜。大意是说，敌人正闹内乱，就乘机占领其领土；敌人遭受外患，就乘机掠夺其人民；敌人内忧外患，就乘机吞并其国家。例如，公元前5世纪初，越王勾践乘吴国大旱——连螃蟹、水稻都灭种之机，谋划攻打吴国。公元前482年，他终于乘吴王夫差北上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中原诸侯、国内防御空虚之际，出兵直取吴国，大获全胜。
　　“趁火打劫”，本义是趁别人家里失火、自顾不暇之机，去哄抢人家的财物，这自然是可耻行为；作为“三十六计”之一，是指利用敌人遇到困难或危难之机，果断出击夺取胜利，却是克敌制胜的妙策。
　　关于防止“趁火打劫”，《孙子兵法》多有论及。
　　《作战篇》中强调用兵应该追求速胜，防止别国趁火打劫：出兵攻打他国，“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两国一旦交兵，如果战争旷日持久，就会使己方军队疲惫、锐气受挫，一旦陷入攻城战更会耗尽力量，且军队劳师久征会使国家财政发生困难。军队疲惫、锐气受挫、实力耗尽、经济衰竭，第三国就会乘机来进攻，那时，即使有很高明的人，也不能挽回危局。
　　在《谋攻篇》中，孙武又谆谆教诲：“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追求“屈人之兵”“拔人之城”“毁人之国”，手段上却寻求“非战”（不经过大战）、“非攻”（不经过硬攻）、“非久”（不经过久战），务求以全胜的谋略争胜于天下，实现“兵不顿（受挫）而利可全（实现）”，正是为了防止别国“趁火打劫”。
　　在《谋攻篇》中，孙武更特别提醒：“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就是说，国君在三种情况下可能贻害军队：不了解军队该进该退，就随便命令军队或进或退，这是束缚军队行动自由（“縻军”）；不熟悉军队内部事务，就随便干涉军队行政管理，会导致全军大惑不解（“惑军”）；不通晓用兵打仗之道，就随便兼任作战指挥，会使全军疑虑重重（“疑军”）。全军既大惑不解，又疑虑重重，各诸侯国乘隙进攻的灾难就临头了，这就是所谓搞乱自己的军队而导致敌人的胜利。显然，防止“诸侯之难至”，不给敌人乱军取胜的机会，正是防止敌人趁火打劫。
　　《作战篇》《谋攻篇》讲的是一国如何防止别国趁火打劫，己方趁火打劫别国之计：趁敌国陷入“钝兵挫锐、屈力殚货”“三军既惑且疑”之窘境，即行“趁火打劫”之计。
　　想趁火打劫，却消极等待敌人出现火情，那是典型的守株待兔；反之，积极制造“火情”，方为高明之士。
　　《火攻篇》明确提供“趁火打劫”的基本思路：首先是制造战机会放火，“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其次是把握时机会打劫，“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發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也就是说，在敌营内部放火，就要及早派兵从外面策应。火势已经起来，而敌军仍能保持镇静，就要细心观察，不要马上进攻；等到火势烧到最旺的时候，再视情况或进攻或放弃。
　　《火攻篇》说明，趁火打劫时不可妄动，必须坚持如下原则，防止打劫不成反被火烧：“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也就是说，不是对国家有利，就不要采取军事行动；没有取胜的把握，就不要随便用兵；不到万不得已时，就不要轻易开战。作为君主，“不可以怒（恼怒）而兴师”；作为将领，“不可以愠（怨愤）而致战”。符合国家利益就行动，不符合国家利益就放弃。
　　大国、强国常常趁火打劫小国、弱国
　　春秋战国时期，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常施趁火打劫之计，或劫其地，或劫其民，或劫其国。《史记》记载，晋齐两国就曾彼此趁火打劫，世代成为敌国。
　　公元前557年，晋平公讨伐齐国，齐晋大战靡笄山下，齐灵公大败而逃。晋军穷追不舍，包围齐都临淄，烧光外城里的房屋，杀光外城里的军民，立威而退。临淄之役，晋军打破齐都外城，齐国上下深以为耻，寻机报复。
　　公元前554年，齐灵公病重，两个儿子公子光、公子牙争位。大臣崔杼拥立公子光（废太子）为国君，这就是齐庄公。随后，庄公、崔杼展开政治清算，杀死公子牙（现太子），齐国国内哗然。这时，晋国决定乘机出手，趁火打劫。《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晋闻齐乱，伐齐，至高唐。”晋国这次乘乱伐齐，一直打到齐国要地高唐。
　　旧恨加新仇，齐国上下咬牙切齿，寻机报复之心日炽。
　　公元前552年，晋国大夫栾逞作乱失败，仓皇逃到齐国。齐庄公看到机会，不顾臣下一致反对，执意高规格礼遇栾逞。两年后，栾逞派上用场：他奉庄公之命，暗中潜往晋国曲沃，图谋发动叛乱。在栾逞动身之后，齐军重兵随即出动，准备趁着晋国内乱渔利。原来，庄公一直在密谋搞乱晋国、施趁火打劫之计。 　　齐军刚刚潜入太行山上，晋国内乱已经爆发。栾逞恩威并施，在曲沃成功发难，率兵突袭晋都绛城。绛城毫无警戒，晋平公惊惶失措，一度寻死觅活。大臣范献子临危不乱，阻止平公自裁，并组织家兵镇压栾逞之乱。栾逞败逃到曲沃，最终身死族灭。由于晋国没有大乱，齐庄公虽趁火打劫也只能小捞一把。《史记·晋世家》记载：“齐庄公闻逞败，乃还，取晋之朝歌去，以报临淄之役也。”庄公相机而止，一听说栾逞失败，就断然下令返回，攻取晋城朝歌而去，是为太行之役，一雪临淄之役的国耻。
　　齐庄公治国不算差，但私生活极不检点。竟然和有拥立之功的崔杼之妻私通，还把崔杼的帽子赏给别人。公元前548年，崔杼痛下杀手，射杀庄公，齐国大乱。
　　由于齐庄公策动栾逞之乱，晋平公差点一命呜呼，自是对庄公恨之入骨。看到庄公身死国乱，他也趁火打劫。《史记·晋世家》记载：趁着齐国动乱，晋军挥师东进，在高唐大败齐军而回，出了太行之役的闷气。
　　齐国既吃过趁火打劫的亏，也尝过趁火打劫的甜头。战国中期，齐国故计重施。
　　公元前321年，燕王姬哙即位，子之担任国相。由于苏代吹嘘子之贤能，姬哙竟然让位子之，面北称臣。子之执政3年，燕国乱象环生。《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国大乱，百姓恫恐。”这时，将军市被和太子平谋划，准备攻打子之。得知燕国政局如此，齊国众将建议齐湣王趁机介入，把燕国打垮。于是，湣王怂恿太子平发难，当然是希望燕国大乱，好让齐国渔翁得利，还是趁火打劫之计。
　　得到齐国的口头支持，太子平决心发动兵变，废黜子之。结果，“因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史记·燕召公世家》）。燕国持续数月的祸乱，使好几万人丧生，民众非常恐惧，百官离心离德，这给了齐国一个好机会。连一贯反战的孟轲，都呼吁齐湣王趁机去讨伐燕国。
　　于是，齐湣王命令齐军大举袭燕。这次，齐国趁火打劫的战果极大，“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齐大胜”（《史记·燕召公世家》）。燕国乱到极点，士兵无心迎战，城门也不关闭，燕王哙死难，齐军大获全胜。
　　对敌人来个“趁火打劫”
　　1929年3月中旬，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进入闽西长汀县境内，决策进攻长岭寨，夺取长汀城，揭开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在长汀城里，毛泽东获知蒋介石和桂系军阀已经决裂，国民党阵营内部的一场大混战已不可避免。面对新的局势，毛泽东、朱德经过通盘考虑，决定对敌人来个趁火打劫，放手在赣南、闽西20余县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
　　历史证明，对敌趁火打劫以创建赣南、闽西苏区，是一个重大而正确的战略决策。赣南、闽西地域宽广，境内山峦起伏，林木茂密，回旋余地大，适宜发展游击战争；党和群众的基础好，物产比较丰富，能为坚持武装割据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距离大城市远，交通不便，军队往来和聚集都很困难，这些都是红军发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这个战略决策的实施，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孕育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正确路线的萌芽。
　　红四军在长汀停留17天，进一步获悉：由于江西国民党军队北调，准备投入蒋桂战争，造成赣南军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全军迅速回师赣南。4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江西瑞金，收到中共中央“二月来信”。来信对客观形势、主观力量认识悲观，要求红四军分散活动。毛泽东据理力争，坚持对敌采取趁火打劫策略，与敌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1929年4月上旬，蒋桂战争爆发，江西国民党军队无暇顾及红军的行动。红四军前委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实行近距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巩固、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