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约前280—前233年），是韩国的贵族，是法家的集大成者。
　　讲到法家，不能不提到法家思想的先驱，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齐）、子产（郑）和战国时期的李悝（魏）、吴起（卫）等，但真正使法治理论走向完善和将以法治国用于实践的是商鞅、韩非、李斯等。因而法家中有“管商之法”、“商韩学派”之称。
　　韩非，口讷，不善言谈，却善于为文。在他之前有商鞅重法，即重视法制条款的厘定，主张以严刑杜绝犯罪；申不害重术，强调君王要有驾驭臣民的手段和策略；慎到重势，强调提高君王的权力和地位是执法的必不可少的手段。韩非吸取了上述三人的成果，检讨了三人的偏颇，将法、术、势统一起来，建立起以法为核心的抱法、处势和行术统一的完整法学理论，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以此维系和巩固帝王的权威和统治，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
　　韩非曾多次上书韩王，要求变法，但不见用。他对韩王不务修明，造成“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的局面，极为不满，“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其所著述为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所见，大加赏识。韩王安五年（前234年），韩非为韩王出使至秦，即为秦所重用。韩非和李斯都曾师从荀子，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便与赵贾向秦王屡进谗言，使其下狱，后又被迫服毒自杀。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叹曰：“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也就是说，他能写出《说难》，却不能用其解脱自身的危难。
　　韩非所处之世，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战乱频仍，僭越成风，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亦有之。儒家的仁义礼乐，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归真返朴，都不可挽救时弊，为世所用，只有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厉行赏罚，奖励耕战，才能富国强兵，实行统一，这就是法家行时的社会基础。
　　韩非在哲学思想上，继承了荀子的唯物论，并把人性恶作为实行法治的理论根据，完成了他的法、术、势统一的法学专著，为秦统一六国，建立起君王具有无上权威的中央集权制提供了理论基础。他强调“缘道理以从事”，反对“无缘而妄意度”；并提出“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臣》）等，这些都是唯物的科学处事的理论和方法。
　　韩非在社会观上也是比较进步的，他将社会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几个阶段，认为历史是在不断变化和前进的，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的社会历史发展观和社会变革论，这些思想都为后世的社会改革家所采用。法家的思想，虽在秦亡之后，几乎处于被遗弃的境遇。但后世的改革家，又常是外儒内法或儒法并用。看来，法家思想利于改革，而儒家思想则利于守成。王安石在变法中，就以“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来否定儒家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就是证明。
　　《韩非子》一书，不仅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而且还有不朽的文学价值。学识渊博，文风犀利，辩论透辟，而且善于运用比喻。其中所包含的历史故事和寓言故事，在先秦文学中堪称首位，如大家所熟悉的“自相矛盾”、“守株待兔”、“郑人买履”、“买椟还珠”、“老马识途”、“滥竽充数”，等等，都出自《韩非子》一书。我们可以这样说，寓言故事以先秦为最多，而《韩非子》尤居第一。因而要学习中国古典文化，《韩非子》是一本不可不读的典籍。
　　《韩非子》一书，共55篇，为后人编辑，其中少数篇章疑为后人所作，但大多数出自韩非之手，而且是先秦文献中窜乱较少的典籍。注释有清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近人梁启雄的《韩子浅解》，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的《前期法家的批判》和《韩非子的批判》，都可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