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礼是一个晋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它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各个地区。送礼对赠送者和接受者来说，都能表达出某种特殊的愿望，传递出某种特殊的信息，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重要形式。在中国，送礼这一行为更是一项博大精深的“学问”。
　　“送礼”这一行为具有情境性，它很讲究，在不同的场合、情境下。送礼的方式、内容、对象都有所不同，其背后的目的性和期望也不尽相同。而“人情”“面子”“孝敬”这三个词语能够概括出人们大多数的送礼行为及其背后的目的性。
　　送礼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往来”。人们通过送礼维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类学家阎云翔将中国人的送礼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开宴请等“大事”相关的仪式性送礼行为，比如生育、婚丧嫁娶等宴席的随礼；另一类是私下的“小情”等非仪式性送礼行为，比如朋友、邻里之间的礼物馈赠。在婚丧嫁娶等仪式性场合中，人们去随礼，叫“上人情”；在朋友、邻里之间进行礼物馈赠，人们姑且称之为“帮衬”。“上人情”即“关系好，你来我往”。人们在参加宴席去“上人情”之时。会根据主人家与自身的关系酌情封上“利是”。而宴席主人家也会根据别人的随礼进行“回礼”。叫作“还人情”。而“帮衬”，更是有“情分”在其中。邻里、朋友之间的礼物馈赠总是遵循着“你帮我，我帮你”的互惠原则。同时，传承了几千年的宴席随礼习俗其实也与“互惠”密切相关。
　　而“人情往来”对人们送礼行为的影响与人们的社会支持来源有关。人类以群居，是为了构建组织，抵御不可预知的风险。人们在遇到以自身资源无法抵御的风险时，就需要来自群体的帮助。人情往来就是这样一个维系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的纽带。送礼最初是群体为了帮助急难者的仪式性募捐。而宴席随礼传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个人筹集资本的一条特殊渠道，以解决家庭生活的燃眉之急，甚至是家庭生计的困境。所以“人情往来”之间的“帮衬”即群体之间的互助、互惠维系着中国社会特有的人际关系，建构着中国社会的日常行为规范。
　　中国爱讲面子，“面子”和“人情”一样，是中国人的“权力的游戏”。同样建构着人们送礼行为的意义。第一个对中国的“面子”概念进行分析的学者胡先缙指出“面子”是由“脸”与“面”两部分组成的。“脸”指的是个人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声誉；“面”指的是因身份带来的社会名望。每个人都有“脸”，但是只有地位高的人才有“面子”。而世异时移之中，“面子”更多的是身份的代名词，有着个人社会地位的意涵在其中。礼物的好坏轻重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展现，更是送礼人的社会地位的一种展现。中国古代社会是制度森严的等级社会。人们的社会地位从其衣服、饰品的质量，可以轻易地展现于人前。然而，身份地位的展现并不仅仅通过社会制度强制性规范，更通过人的外在行为嵌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送礼便是个人主动向外展示“身份”的有效渠道。那么，送礼如何让人有面子呢？这与送礼的过程有关。
　　人们在进行礼物交换，尤其是仪式性的送礼过程中，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环节，即“唱礼”。这是一个礼物展示环节。在礼物环节中个人礼物的“稀有”与“价值”映衬了其社会经济地位，并被公众知晓。而并无制度上的等级区隔的现代社会，送礼更成为人们“讲面子”的一个重要渠道。现代社会的物质丰富程度以及消费的普遍化，让人们难以通过一般性的社会行为向公众展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送礼是一个难得的展示财富与地位的机会。所以，新闻报道里“天价”的彩礼、“份子钱”等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基于“人情”与“面子”的送礼行为一般而言是双方的，有送礼必有回礼，是一个双向礼物流动的过程。而在送礼行动中还有另一种单向的送礼行动。中国人以其智慧命名日“孝敬”。
　　“孝敬”指的是礼物自下而上的流动，它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的是晚辈对长辈的敬意。比如子孙对父母及长辈亲属的礼物；另一方面指的是处于劣势地位者向处于优势地位者送礼，比如下级官员给上司的礼物。孝敬本身的含义是孝顺和敬意，但是当其送礼的对象是非亲属关系时，则具有强烈的工具理性导向。孝敬是为了获得“照拂”。某种意义上与“行贿”异曲同工。这种类型的送礼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在现实中都屡见不鲜。
　　“孝敬”往往都是非公开的，甚至成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制度。明清时期官场的冰敬、炭敬制度则是最好的佐证。明清时期。地方官员为考评和升迁，巧立名目向京里六部上官送礼，每到冬日降临，各地方官员以京官购置取暖木炭为名，“频叩朱门献暖炉，玉做火塘熔炭红”。其实正是纷纷向六部上官孝敬钱财，故称“炭敬”。而夏日当空之时。各地方官员又以京官消暑降温为由，“寒玉配君腰”，再次向六部上官献礼孝敬，美其名日“冰敬”。发展到后来各地方官员则是三节两寿都必须有“敬”，才能成为六部官员的“熟人”，从而形成与上官的“亲属关系”，联结关系网络，进而谋缺补差。
　　“人情”“面子”“孝敬”，这三个词囊括了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的送礼行动。马克斯·韦伯将人的社会性行动分为四种类型：目的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行动与传统行动。基于“人情”的送礼行为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交往规范下的传统行动。人类以群而居，行动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中国社会交往的至上规则就是“合乎人情”，所以，“人情往来”的送礼行动可以看作是处于社会中的人的社会化过程。基于“面子”的送礼行动则是基于情感或价值理性的行动。“面子”对于中国人的意涵是道德声誉与社会地位，“爱面子”“争口气”，让中国人的送礼价值攀升等现象的根源。就在于个人对声誉获取与地位展现的追求。基于“孝敬”的送礼行动则是一种目的理性的行动。作为一个理性人，行动是受利益所驅动的。“孝敬”带来的收益巨大而长远，其社会惩罚机制欠缺，重复性的成功让“孝敬”行动获得了示范性效应，并形成一种非正式制度。正是这种制度化将“孝敬”这类送礼行动从个人送礼行动转变成了社会行动。这也是“孝敬”屡禁不止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