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当年国庆游行指挥部“广场组”成员们骄傲的是，年年10万人的组字，竟然从来没有出过错。10万人练成了一个人，这确乎是个奇迹
　　
　　73岁的李永明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
　　自从14岁那年，他来到这里参加开国大典，他已经不知来过这里多少次，但是这一次，前所未有的，进入广场需要安检。
　　他很理解，因为此时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只有不到一个月时间了。
　　虽然已经退休10余年，但李永明只要有机会就到天安门广场看看，回到这里仿佛是回家的感觉。“这里有多少根灯杆，距离有多远，我心里都有数的。”从1958年开始，李永明年年参加天安门广场的国庆组织工作，他曾是国庆节活动筹备委员会“广场组”的一员。
　　他觉得，天安门广场总体还是没大变化，只是，“这里北京人少了，外地人多了。”
　　天安门广场上，游客们熙熙攘攘，忙着拍照留念。他们并不知道广场上每根灯杆间是多少距离，更不会留意脚下，在那些广场方砖上，曾经有用白漆写成的数码——时间流逝，那些数字早已剥落，今天又有多少年轻的北京人注意到它们？
　　
　　10万人组成世界第一广场上巨大画幕
　　
　　1959年的国庆节那天，北京刘海小学的小学生温飚站到了天安门广场。她是广场10万名组字大军的一分子。按照老师的要求，每名参加组字的学生对应一个方砖中的数字，站在一块方格砖中。“记得当时是听口令，喊‘一’时，举这种颜色的花，喊‘二’时，举另一种颜色的花”。
　　站在广场上举花的学生们，并不知道自己这“一”“二”变换之间，会显出什么样的图案变化，但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们，看得一清二楚。当时，电视机还不普及，但人们可以从事后放映的纪录片中看到这惊人的景观：在这东西长274米、南北宽232米的由人举着的花束组成的巨大画幕上，刚刚还是国徽的图案，瞬间一波翻卷而过，变成了“毛主席万岁”的红底金字。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国庆游行之中，组字的图案会随游行队伍的不同而变换。如果是工人方阵走过来，组字的图形是一只铁水奔流的钢炉，而农民的方阵过来，图案就变成麦浪滚滚了。
　　实际上，这种壮观的组字阵形，是在1959年十年大庆时才正式亮相的。以前，每年国庆游行时，广场上只是站满了举着旗子和花束的人们，他们一般是在长安街上的游行队伍快走完后，也转到东长安街上，参加通过天安门的游行。从1957年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被组织起来，举着花束组成“国庆”两个大字，据当年的“广场组”负责人青韦回忆，这一改变，“受到中央领导和观礼贵宾们的好评”。
　　1959年，为迎接十年大庆，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面积扩大到今天的规模，成为世界第一广场。广场周围也建起了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为筹备那一年的国庆大典，当年6月，国庆节活动筹备委员会就开始上班了。当时定下的方案是：广场里要站10万人，其中，广场最北端的是少先队员，手持鲜花和小彩色气球；广场中央是组成国徽图案的学生，而国徽两侧是工人组成的“1949”“1959”数字图案；国家机关和城区组成的队伍则在广场西侧和东侧用彩花为国徽图案镶边。
　　
　　从小铅字模变成真人
　　
　　这样大的组字场面，“广场组”的人们此前从未经历过。青韦回忆道，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图案是给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和贵宾们看的，从那上面来看天安门广场，有15度的视角，这个图案该怎么摆，才能图形正确、效果圆满？会不会变成一个压扁了的“鸡蛋”？
　　既然谁都说不好，他们就决心用笨办法，按现场的尺寸缩小比例，先搞个模型出来。根据初步计算，组成国徽需要两万人，负责设计的人员就用圆规在图纸上一个个画出两万小圆圈。手工画两万个小圆圈是什么感觉？当时做这项工作的人说，“画着画着眼前的小圈圈都‘立’起来了”，他们不得不停几分钟，再画。
　　画好小圆圈，他们用一个投影仪，将国徽的图案按15度角打在图纸上，然后按国徽的颜色着好色。然后，还要在圆圈上摆上东西，代表人站在圆圈上，这才有立体感。用什么来代表呢？他们想过用跳旗子、用小木棍，最后想到的，是用排版车间里的4号铅字来代表人。
　　
　　当时“广场组”的人们选用铅字，是发现这东西尺寸合适，在沙盘上能立住，而且它又现成，有成千上万，只要染上不同颜色摆在相应位置，就行了。不想到了实践中，这种摆放也费心费力，千辛万苦。他们按照图纸，一个个如摆多米诺骨牌一般小心翼翼码放，一不留神就会碰倒一片。好不容易干了七天七夜接近完工时，一个粗心人碰了下桌子，哗啦啦全部倒得一个不剩，只有重来。
　　终于，模型摆成了，让游行指挥部领导站在15度角的位置来看过去，国徽图案大体呈现了出来。大家都很兴奋，下一步工作是把这数万小铅字组成的模型变成真人组成的阵势。广场队伍的10万人，除去镶边和两侧及北部的少先队员，核心图案需要5万多人构成。这就要在广场上把5万多块方砖编好号码，用白漆写上，这又是一项工作量巨大又繁琐细致的工作。
　　再接下来，是要组织人站在方格里了。在当年的参与者、燕山石化的原宣传干部何其祥的印象中，原以为这该不太难，“在图案设计、组织方案、物质准备都已落实的情况下，原想只需各分指挥部叮嘱各基层单位，按总图分割给各单位的任务分别交代清楚就行了。告诉群众排队时，你们单位站在国徽的哪一部分，谁挨着谁别搞错位置，前后左右都有谁，手中举什么颜色的花球，而且自己左右手的花球不要交换，举花时更不能随大溜，一定要看清自己应动作的信号才举花……”
　　到了实践中，何其祥说，“谁知这样做的结果是费力不讨好。分割到某一单位的只是图案的一部分，几十人几百人也摆不出个形来，无论你怎么讲每个人在国徽中所占位置的重要性，举花人并不了解图案的整体形象和与自己位置的关系。群众听得都昏了头，眼看节日临近，各分指挥部都急得吃不下睡不着。”
　　这时，青韦的一席话，让大家突然开了窍。青韦说：我们要群众记住组织国徽图案的事情太复杂了，他们并没有参加我们的全部设计工作，没有我们的思想认识，我们把人都说晕了，反倒变成傻子了……
　　“啊，我们能不能叫‘傻子’也能把国徽图案组织成功呢？”大家突然明白了，应该把所有的复杂工作放到设计和组织工作的细节中完成。也就是说，所有的设计细节，最后落实成每一块方砖对应的号码与信号，每个组字队员发一张卡片，上面写着站点的位置是几排几号，这个位点上有几种花，信号旗语的种类(准备、举花、放花、坐下等)，群众只要知道“见信号举花”就行。这样的动作，就算是个临时的替补队员，也做得下来。
　　
　　简单的动作与紧张费力的训练
　　
　　林晓是在1970年参加国庆的组字的。那年，她上初二。她记得，很简单的动作，当年练习了很久。学校发下来可以打开合拢的花束，每天在那里练习举花和放下花。她记得要求手要举到1米56的高度，恰好是班主任的身高高度，这位老师就一一走到每人面前用头来校正大家的手臂高度。
　　真正到了广场上，是看灯杆上的信号旗来指挥，举什么花，放下什么花。大家只要记住自己眼前的信号旗就行了。每天举花，放下……对于每一个具体同学来说，其实相当枯燥。每个人并不知道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会看到什么效果，但是，他又不能出一点错，用老师的话来说，一个人出了错，就会让几万人的效果受影响，这关系着集体的荣誉，更是国家的形象。所以，一定要有这么长时间(长达数月)的集体训练。
　　这支组字大军，平常分散在各学校各单位训练，真正的全体合练预演，只能在国庆那天早上8点，即游行前的两小时进行，因为这支队伍实在太庞大了，平常几乎没办法全部聚齐。而如果没有预演过一遍，没有看到实际效果，指挥部的人心里总是不踏实。
　　所以，实际上组字的队伍是所有参加国庆游行的队伍中最辛苦的。他们被要求早上6点半就到达广场，8点钟要开始预演，这样，他们要四五点钟就得起床。而他们一直要站到12点以后，所有的队伍都走完了才能散场，又是走得最晚。
　　到了国庆早上8点的时候，游行指挥部的总指挥辛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效果。如果他说，“不行，有几处错误”，下面就得赶紧查找纠正。有一年，一支来自工厂的队伍进入广场时站错了方向，将队尾站到了队首的位置上，结果怎么演练，上边都说有一条有错，图形不对，下边的人在人山人海中反复查找，急出了一身汗，才终于找到了那一条队伍。
　　如果实在找不出怎么办？青韦回忆说，他们的最后备用方案，是将所有的花朵一同举起，来个“百花齐放”，但这是最后不得已的做法——不过，这种情形从来没有出现过。
　　
　　10万人练就一个人
　　
　　1959年国庆，当10万人组成的图案在天安门广场首次亮相时，赢得天安门城楼上领导人和嘉宾们的一片掌声和喝彩。让“广场组”的成员们骄傲的是，年年10万人的组字，竟然从来没有出过错。10万人练成了一个人，这确乎是个奇迹。也难怪，青韦回忆说，有一年，越南的领导人看完了中国的国庆游行后，专门派人来“取经”学习。
　　回想起当年参加组字，温飚对于当时怎么练习的已经记不太清了，但记得当年不是人人都能参加的，“只挑学习好的好学生，什么中队长大队长之类的。”而她印象更深的，是游行队伍都走完后，广场上的少先队员涌向天安门的那一刻。
　　这个时候，少先队员们欢呼着向前冲，队伍常常有些混乱——如果让孩子们是排成很整齐的队伍齐步走，有当年国庆游行的组织者回忆说，也会显得热情不足，所以，大家跑起来也不太管。不过，这样就有些危险，“老师在这时候就特别担心，同学们经常有丢鞋、丢帽子丢眼镜的”，温飚说。而李永明回忆说，每年国庆完了，广场上都会捡到一两卡车的鞋。
　　林晓记得，那年参加组字，自己站的位置离天安门也太远了，城楼上的人无论如何也看不清。她和同学们都寄希望于最后的涌向天安门——参加了这么久的国庆活动，怎么也得见到毛主席啊！
　　那一年，她随着队伍向前跑，离天安门越来越近，边跑边往上看，城楼上似乎有几个人站得比较靠前，其中有一人，个子高些，前额也比较宽，应该就是毛主席。一想到，十有八九她见到了毛主席，她一下子就激动得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