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教师，爱人是一名连科级也不是的公务员。说起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我们经常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而自豪，以“就是警车从咱家门口过心里也不紧张”而自得。
　　有一次，我们又谈起这类话题，我说：“别说是违法乱纪的事，就是损公肥私的事咱也没做过！”爱人说：“你是一个教书的，想违法乱纪没那条件。我才是真正的公仆，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我撇撇嘴说：“这会儿你是没权，有了权可就难说啦！”在我们的舌战刚拉开序幕时，没想到儿子却一语惊人：“你们谁也没资格说大话，你们都搞过不正之风！”
　　一句话把我们惊呆了。仅有10岁的儿子正是童心未泯的时候，他什么时候看见了这么多，还把它们都记住了？为了看一看我们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也为了通过儿子的目光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廉洁”，我们不约而同地以鼓励的目光期待儿子说下去。
　　儿子说：“妈妈收过别人的礼；爸爸坐公家的车回过家！”
　　儿子说的这两点都是事实。我们一时难以辩驳。我想说，如果妈妈不那么做就会得罪那位亲戚，至于我们惟一坐过的一次公车，那只不过是顺路而已；再说坐一次公家的车比起贪污受贿来说，简直算不了什么……但是为了保护儿子心中的那份正义，那份纯洁，我没这么说。
　　我知道，儿子早晚要了解社会上的一切，要面对社会上的一切，我希望他能永远保持现在的判断力，并能身体力行。
　　我和爱人都当教师时，经常谈一些升职称之类的话题。那时儿子刚刚上学，有一次他一放学就兴奋地说：“妈妈，这次我考了９５分，你看我当个小教一级学生够不够条件？”我和爱人愣了愣才知道他是从“中教一级”中套来的。后来爱人弃教从政，几年后升了个副科长，享受正科级待遇。那段时间，我们经常以此为话题谈来谈去。有一次儿子放学回家说：“妈妈，我当副班长了，还兼少先队队长，享受正班级待遇！”我和爱人相视而笑。
　　还有一次，爱人和我说起某领导到泰国考察时，也对红灯区进行了一番“考察”的传闻。儿子问：“妈妈，什么是红灯区？”我想了好半天也没想起合适的说法，只得说：“红灯是让人看见就停的，红灯区就是不让随便进去的地方，进去就违犯了纪律。”没过两天，儿子放学后对我说：“妈妈，我进红灯区了！”我和爱人吓了一跳。儿子接着说；“上课时我在下面叠飞机，被老师捉住，老师说我违犯了课堂纪律！”我松了口气，说：“傻小子，那不叫红灯区！”
　　对这些我们只是一笑了之，并没有过深的思考，直到有一次儿子要我们去送礼，才引起我们对家庭话题的重视。那是在一个学期刚开始的时候，儿子说：“妈妈，我们班要调整班干部，晚上你到班主任那里送点礼吧，让我从副班长升为正班长！”我大吃一惊，训斥道：“你小小年纪，从哪里学了这么多歪门邪道！”儿子说：“前天你还和爸爸商量要送点礼，让爸爸升成正科长呢！”我无言以对。
　　家庭对在外面工作了一天的成人来说，是一个放松的空间；对于在校学习了一天的孩子来说，是个验证自己判断的实验室——这件事同学是怎么看的，老师是怎么评价的，回来后爸爸妈妈又是怎么说的……他的小脑瓜里在不断地比较着、冲突着、肯定着、否定着，渐渐地形成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家庭中经常谈论的话题时时刻刻都在对孩子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有其父必有其子”、“上梁不正下梁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作为父母，在家里当着孩子说什么、做什么都要格外注意，不要因自己的言行不检点而影响了孩子。
　　由此，对于看似鸡毛蒜皮的家庭话题我再也不敢信口开河了。我们对平时的话题有了选择，在单位有什么不痛快，对别人有什么不满意，对社会有什么看不惯，都要避开孩子说；在孩子面前，尽量讨论一些正面的、明亮的、快乐的事情，并用善意和幽默的态度来议论这些话题。随着孩子的长大，他会更多地接触社会，不可避免地碰到丑恶的阴暗的东西。但是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用什么态度和方式去处理这些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个人的事。对世界的认识与他一生是否幸福快乐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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