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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笔者的阅读视野而言，对当前散文创作有两点质疑。一是文字的粉饰雕琢，不少作品存在文字堆砌、言之无物的情况，看后令人怅然若失。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只取辱耳”。二是情感的漫溢与外露，有的作者往往陶醉于自我表达，毫无节制的情感，不合分寸的寒暄，没有距离的称谓，以中国传统或者中国礼仪来看不怎么舒服。
在诸如此类的文字包裹中，忽然读到《九月的贝多芬》感情真挚，语言含蓄，表达朴素的文字，欣然决定写一篇评论，以资鼓励。这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散文，作者以生动的语言和充沛的情感讲述了一个中国农民父亲的传奇故事，一个中国当代农民与命运抗争的故事，探讨凸显着时代烙印及“中國特色的父子关系”。作者通过展现陪父亲治病的过程，倾情回忆一个中国农民父亲短暂而艰难的人生历程，塑造一个性格丰富、血肉丰满的中国父亲的文化形象，同时又赋予父亲这个文化形象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
这是一篇非虚构的散文，作者以深沉饱满的情感为父亲书写，朴素地呈现与父亲的惟妙惟肖的关系，感情真挚，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以此来纪念和怀念父亲。真诚饱满的情感，而又含蓄节制地表达，这是我最看重的。文中描述了那种既紧张，却又惺惺相惜的“中国式”父子关系，他写出了包括我在内的“70后”“80初”这一代青年人的父子关系。
这个年龄阶段的优秀的青年人往往有一个中国农民的父亲，往往是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拼搏，甚至兄弟姊妹的接力，最后有一个年轻人到了大城市，他（她）与父亲的关系，既包含城乡关系、也包含传统与传承，成长与迁徙等诸种关系掺杂在一起，所组成的一种父子关系。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这一代人的父子关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父子关系。
一、代表“中国特色父子关系”的书写
含蓄不善于表达，且饱满地存在，谓之深沉。一往情深，不以回报为代价，谓之纯洁。乡村农民与城里儿子的父子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深沉而纯洁，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颇深。
具体而言，作者以父亲在六十一岁这一年不幸被确诊为肺癌这个事件为线索，通过我在陪伴父亲与病魔做斗争的过程中，“回忆”并展现父亲短暂却充满了坎坷的一生：他年幼多病，老家孩子多，很早辍学，不曾受到良好的教育；因受父亲身份影响，他在青年时期错过许多自我发展的机会；自学成才，成为名噪一方的泥瓦匠，得意之时豪气冲天；不幸的命运时常光顾于他，好多次差点丢了性命，可谓九死一生……为了家庭和孩子，不停地向生活和命运宣战；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以后，他又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到房子上；正当可以安享晚年之时，却患上肺癌，在承受治疗的痛苦时还不放弃自己作为“父亲”的尊严等，很多情节还有待于展开。
如果说，上面是写父亲的一条线索，还有一条是写父子关系的一条线索。“再一次见到父亲，已是四个月之后”，开篇这一句话意味深长。
严父慈母是中国家庭的传统模式。在中国家庭中，父亲往往扮演了养家糊口的角色，母亲承担了照顾小孩和料理家务的担子，所以在大部分中国儿童的眼睛里，父亲的形象是缺失的，或者是不完整的：父亲很忙，孩子跟父亲的交流很少，小事不必打扰父亲，重大的事情才需要跟父亲禀报。父亲的形象是威严的，平面的，不丰满的，不像母亲那么触手可及。文中以拿打电话这件事为例说明与父亲交流的贫乏，与母亲可以说上半个小时，可与父亲最多不过十分钟，无事不禀。
无法与父亲亲热起来，无论是父亲还是儿子都已经习惯了这种严厉与被严厉的模式。跟父亲无话可说，“这恐怕是我永远也摆脱不掉的一个魔咒。他肯定也是不习惯的——我甚至还替父亲想道。就像多年以前的那个夏天，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坐在穿个背心的父亲的后面，用手悄悄地给他按着肩膀。我以为会得到他的赞许，没想到他转过身来极不耐烦地凶了我一句。”
囿于某种令人别扭却又顽强存在的传统，父子之间不习惯用语言（包括肢体语言）表达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最真实的感情，儿子从来没有对家人说过一个“爱”字，也从来没有拥抱过彼此，即便多年未见，也很难做出一个亲昵的举动。
也许这就是农村的父亲和善感的儿子之间永远也无法逾越的一条鸿沟。
可贵的是，父子之间的这种尴尬关系的背后，隐藏着深沉而细腻的爱。
当儿子为找不到所住的新小区而彷徨时，父亲不约而至，患了不治之症的父亲擅自下楼来迎接儿子，他顺着楼道一层接一层的灯光走下来，在儿子看来，那好像就是上帝从天堂走下来，赴儿子的心灵之约。
父爱如山，不用表达，一个小细节，已盈满温暖。
还有儿子对父亲的关爱，一直流淌在字里行间。担心父亲晚上着凉，儿子赶紧拎了毯子给父亲送去。“他担心我着凉，不肯要。我硬塞给了他。”父亲的威严的处世哲学已经慢慢影响了儿子，“就跟那些逆流而上下定决心要回到出生地产卵的鲑鱼一样，遇到瀑布时，它们就会勇敢地跃出水面”，随时准备有所担当。
二、代表“当代新型父子关系”的书写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中国父亲往往是一个“工作狂”或者“忙人”的形象，中国儿童发出了“爸爸去哪儿”的呼喊。农民进城打工，使得儿子与农村父亲的物理距离进一步拉大。
受大环境影响，父亲在不惑之年不得不放下手艺，加入到打工者的行列，直到花甲之年才返回故乡。四十八岁时在新疆遭遇人生之中重大挫折，在乌鲁木齐过了一年下落不明的生活；在家休养两年，为了家庭和孩子，继续向生活和命运宣战；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以后，他又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到房子上；在这些故事中，既有平淡无奇的，也有惊心动魄的，既有快乐的，也有难过的……但它们所展开的都是父亲最真实的一面。
父亲的故事，自然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故事，但它们所讲述的也一定是天下所有农民父亲的故事。因为处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农民的遭遇，尽管有个体的差异，但大致规律几乎是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个文本呈现的不仅仅是父亲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一个时代。 作者在这篇散文中提出了关于父亲与儿子之间的世代接替问题，也弥足珍贵。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又是每个人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作者借用韩国电影《雪国列车》里的镜头，来表现父亲在面对不治之症到来，或者说长久以来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和种种不能掌控的命运时，精神上的马其诺防线被彻底崩溃的情境。
那是一部充满了革命色彩的韩国电影：一群住在尾部末等车厢的底层民众为了生存和尊严，掀起了一场向车头进军的“革命”。眼看就要取得最終的胜利了，那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年轻英雄邀请那位被尊为领袖的老者跟着他们一道到前面权利阶层生活的车厢去，却被老者拒绝了。老者坐在原地对他缓缓地说道：“我已是迟暮之人，属于我的时代已经终结。”
父亲说话的语调与韩国电影里那位老者的语调几乎一模一样，从容而缓和，哀而不伤，像是在冷静地陈述别人的命运，又像是认定了这已伴随了他四个月的噩梦。
在这样的时刻，父亲和儿子的难过程度瞬间达到了一致，儿子忽然意识到，“无论什么话，对父亲而言都是苍白多余的，因为没有一句话，可以真正减轻他所承受的肉体之痛”。
其实，真正无法减轻的，是父亲的精神之痛。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时代，属于父亲的时代即将远去。儿子的痛苦在于，他的强悍和努力，在父亲这里，终究都无济于事，无论对于父亲的病，还是父亲的时代，都将远去。
三、是“这一个”非虚构的书写
虽然《九月的贝多芬》中所塑造的父亲是中国农民式的父亲，代表着中国，代表着当代，但是，我仍然要说，他的书写是个性的，是属于作者向迅的“这一个”的非虚构书写。
在这个长篇散文中，作者探讨了一个中国农民与孩子之间的那种朴素的父子关系，探讨了中国农民夫妻之间的那种既脆弱又异常牢固的感情，在创作谈中，作者说：“我想看见那个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那个父亲。”
我想说，日常生活背后的那个父亲就是儿子，儿子就是父亲最好的写照。
父亲的离开让儿子意识到，父亲对儿子是何等重要。“如果父亲不在，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嘴巴，乃至我们的感觉，都将变得空空荡荡。”
即使生活的车轮与时间的车轮、历史的车轮一样依然滚滚向前，假如父亲离而去，缺席于目前正在展开的美好生活，生活将变得一塌糊涂，或者说生活甚至不能按部就班地继续进行下去。
失去了父亲，我们就会成为精神上的孤儿。
父亲的离去，也会让儿子一夜长成，长成那个隐藏在生活背后的父亲。
父亲在的时候，儿子永远是儿子。父亲开始生病的时候，儿子或是多少对他所患之病心怀忌惮，与他刻意保持着距离。后来儿子不断地处于自责中，尤其得知父亲得的是绝症后，一再自责对于医学知识的匮乏，对别人治疗经验的漠视，对父亲病情的不够重视，遗憾走上了一条错误的治疗道路，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代价自然不低”，约瑟夫·布罗茨基在他的散文随笔集《悲伤与理智》中说，“我们已做好为这份情感买单的准备，价钱相当高，即我们的余生。”
至此，读者能感受到儿子的痛惜至极。
父亲生病，可能是父亲给儿子上的最后一课。正如高山的那只雄鹰把一只雏鹰从小喂大，羽翼丰满，本领练就，到了该推向悬崖的时候了。
在老鹰的庇护下，永远成不了雄鹰。只有推向悬崖，小鹰才真正学会了飞翔，成为雄鹰。陪父亲治病的过程，让儿子迅速长成，直至父亲撒手人寰。
在大自然，有一种神奇的竹子生长理论，竹笋在长成竹的时候，三五年不生长，三五年之后，竹子会突然发力，以惊人的速度生长，以每天两英尺的速度拔节生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都能听到竹子拔节的声音。竹子之所以不生长，是因为那几年间，它的根部在底下发疯地疯长，它的根系可以铺张到方圆几平方公里，尽最大可能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和雨水。
向迅是我们鲁迅文学院的学员，近几年创作势如破竹。人如其文。一个含蓄、内敛、朴素、有实力的小伙子，脸上洋溢着温和的笑。把竹子理论送给向迅，希望有志者事竟成。
在诸如此类的文字包裹中，忽然读到《九月的贝多芬》感情真挚，语言含蓄，表达朴素的文字，欣然决定写一篇评论，以资鼓励。这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散文，作者以生动的语言和充沛的情感讲述了一个中国农民父亲的传奇故事，一个中国当代农民与命运抗争的故事，探讨凸显着时代烙印及“中國特色的父子关系”。作者通过展现陪父亲治病的过程，倾情回忆一个中国农民父亲短暂而艰难的人生历程，塑造一个性格丰富、血肉丰满的中国父亲的文化形象，同时又赋予父亲这个文化形象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
这是一篇非虚构的散文，作者以深沉饱满的情感为父亲书写，朴素地呈现与父亲的惟妙惟肖的关系，感情真挚，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以此来纪念和怀念父亲。真诚饱满的情感，而又含蓄节制地表达，这是我最看重的。文中描述了那种既紧张，却又惺惺相惜的“中国式”父子关系，他写出了包括我在内的“70后”“80初”这一代青年人的父子关系。
这个年龄阶段的优秀的青年人往往有一个中国农民的父亲，往往是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拼搏，甚至兄弟姊妹的接力，最后有一个年轻人到了大城市，他（她）与父亲的关系，既包含城乡关系、也包含传统与传承，成长与迁徙等诸种关系掺杂在一起，所组成的一种父子关系。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这一代人的父子关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父子关系。
一、代表“中国特色父子关系”的书写
含蓄不善于表达，且饱满地存在，谓之深沉。一往情深，不以回报为代价，谓之纯洁。乡村农民与城里儿子的父子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深沉而纯洁，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颇深。
具体而言，作者以父亲在六十一岁这一年不幸被确诊为肺癌这个事件为线索，通过我在陪伴父亲与病魔做斗争的过程中，“回忆”并展现父亲短暂却充满了坎坷的一生：他年幼多病，老家孩子多，很早辍学，不曾受到良好的教育；因受父亲身份影响，他在青年时期错过许多自我发展的机会；自学成才，成为名噪一方的泥瓦匠，得意之时豪气冲天；不幸的命运时常光顾于他，好多次差点丢了性命，可谓九死一生……为了家庭和孩子，不停地向生活和命运宣战；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以后，他又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到房子上；正当可以安享晚年之时，却患上肺癌，在承受治疗的痛苦时还不放弃自己作为“父亲”的尊严等，很多情节还有待于展开。
如果说，上面是写父亲的一条线索，还有一条是写父子关系的一条线索。“再一次见到父亲，已是四个月之后”，开篇这一句话意味深长。
严父慈母是中国家庭的传统模式。在中国家庭中，父亲往往扮演了养家糊口的角色，母亲承担了照顾小孩和料理家务的担子，所以在大部分中国儿童的眼睛里，父亲的形象是缺失的，或者是不完整的：父亲很忙，孩子跟父亲的交流很少，小事不必打扰父亲，重大的事情才需要跟父亲禀报。父亲的形象是威严的，平面的，不丰满的，不像母亲那么触手可及。文中以拿打电话这件事为例说明与父亲交流的贫乏，与母亲可以说上半个小时，可与父亲最多不过十分钟，无事不禀。
无法与父亲亲热起来，无论是父亲还是儿子都已经习惯了这种严厉与被严厉的模式。跟父亲无话可说，“这恐怕是我永远也摆脱不掉的一个魔咒。他肯定也是不习惯的——我甚至还替父亲想道。就像多年以前的那个夏天，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坐在穿个背心的父亲的后面，用手悄悄地给他按着肩膀。我以为会得到他的赞许，没想到他转过身来极不耐烦地凶了我一句。”
囿于某种令人别扭却又顽强存在的传统，父子之间不习惯用语言（包括肢体语言）表达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最真实的感情，儿子从来没有对家人说过一个“爱”字，也从来没有拥抱过彼此，即便多年未见，也很难做出一个亲昵的举动。
也许这就是农村的父亲和善感的儿子之间永远也无法逾越的一条鸿沟。
可贵的是，父子之间的这种尴尬关系的背后，隐藏着深沉而细腻的爱。
当儿子为找不到所住的新小区而彷徨时，父亲不约而至，患了不治之症的父亲擅自下楼来迎接儿子，他顺着楼道一层接一层的灯光走下来，在儿子看来，那好像就是上帝从天堂走下来，赴儿子的心灵之约。
父爱如山，不用表达，一个小细节，已盈满温暖。
还有儿子对父亲的关爱，一直流淌在字里行间。担心父亲晚上着凉，儿子赶紧拎了毯子给父亲送去。“他担心我着凉，不肯要。我硬塞给了他。”父亲的威严的处世哲学已经慢慢影响了儿子，“就跟那些逆流而上下定决心要回到出生地产卵的鲑鱼一样，遇到瀑布时，它们就会勇敢地跃出水面”，随时准备有所担当。
二、代表“当代新型父子关系”的书写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中国父亲往往是一个“工作狂”或者“忙人”的形象，中国儿童发出了“爸爸去哪儿”的呼喊。农民进城打工，使得儿子与农村父亲的物理距离进一步拉大。
受大环境影响，父亲在不惑之年不得不放下手艺，加入到打工者的行列，直到花甲之年才返回故乡。四十八岁时在新疆遭遇人生之中重大挫折，在乌鲁木齐过了一年下落不明的生活；在家休养两年，为了家庭和孩子，继续向生活和命运宣战；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以后，他又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到房子上；在这些故事中，既有平淡无奇的，也有惊心动魄的，既有快乐的，也有难过的……但它们所展开的都是父亲最真实的一面。
父亲的故事，自然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故事，但它们所讲述的也一定是天下所有农民父亲的故事。因为处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农民的遭遇，尽管有个体的差异，但大致规律几乎是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个文本呈现的不仅仅是父亲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一个时代。 作者在这篇散文中提出了关于父亲与儿子之间的世代接替问题，也弥足珍贵。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又是每个人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作者借用韩国电影《雪国列车》里的镜头，来表现父亲在面对不治之症到来，或者说长久以来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和种种不能掌控的命运时，精神上的马其诺防线被彻底崩溃的情境。
那是一部充满了革命色彩的韩国电影：一群住在尾部末等车厢的底层民众为了生存和尊严，掀起了一场向车头进军的“革命”。眼看就要取得最終的胜利了，那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年轻英雄邀请那位被尊为领袖的老者跟着他们一道到前面权利阶层生活的车厢去，却被老者拒绝了。老者坐在原地对他缓缓地说道：“我已是迟暮之人，属于我的时代已经终结。”
父亲说话的语调与韩国电影里那位老者的语调几乎一模一样，从容而缓和，哀而不伤，像是在冷静地陈述别人的命运，又像是认定了这已伴随了他四个月的噩梦。
在这样的时刻，父亲和儿子的难过程度瞬间达到了一致，儿子忽然意识到，“无论什么话，对父亲而言都是苍白多余的，因为没有一句话，可以真正减轻他所承受的肉体之痛”。
其实，真正无法减轻的，是父亲的精神之痛。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时代，属于父亲的时代即将远去。儿子的痛苦在于，他的强悍和努力，在父亲这里，终究都无济于事，无论对于父亲的病，还是父亲的时代，都将远去。
三、是“这一个”非虚构的书写
虽然《九月的贝多芬》中所塑造的父亲是中国农民式的父亲，代表着中国，代表着当代，但是，我仍然要说，他的书写是个性的，是属于作者向迅的“这一个”的非虚构书写。
在这个长篇散文中，作者探讨了一个中国农民与孩子之间的那种朴素的父子关系，探讨了中国农民夫妻之间的那种既脆弱又异常牢固的感情，在创作谈中，作者说：“我想看见那个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那个父亲。”
我想说，日常生活背后的那个父亲就是儿子，儿子就是父亲最好的写照。
父亲的离开让儿子意识到，父亲对儿子是何等重要。“如果父亲不在，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嘴巴，乃至我们的感觉，都将变得空空荡荡。”
即使生活的车轮与时间的车轮、历史的车轮一样依然滚滚向前，假如父亲离而去，缺席于目前正在展开的美好生活，生活将变得一塌糊涂，或者说生活甚至不能按部就班地继续进行下去。
失去了父亲，我们就会成为精神上的孤儿。
父亲的离去，也会让儿子一夜长成，长成那个隐藏在生活背后的父亲。
父亲在的时候，儿子永远是儿子。父亲开始生病的时候，儿子或是多少对他所患之病心怀忌惮，与他刻意保持着距离。后来儿子不断地处于自责中，尤其得知父亲得的是绝症后，一再自责对于医学知识的匮乏，对别人治疗经验的漠视，对父亲病情的不够重视，遗憾走上了一条错误的治疗道路，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代价自然不低”，约瑟夫·布罗茨基在他的散文随笔集《悲伤与理智》中说，“我们已做好为这份情感买单的准备，价钱相当高，即我们的余生。”
至此，读者能感受到儿子的痛惜至极。
父亲生病，可能是父亲给儿子上的最后一课。正如高山的那只雄鹰把一只雏鹰从小喂大，羽翼丰满，本领练就，到了该推向悬崖的时候了。
在老鹰的庇护下，永远成不了雄鹰。只有推向悬崖，小鹰才真正学会了飞翔，成为雄鹰。陪父亲治病的过程，让儿子迅速长成，直至父亲撒手人寰。
在大自然，有一种神奇的竹子生长理论，竹笋在长成竹的时候，三五年不生长，三五年之后，竹子会突然发力，以惊人的速度生长，以每天两英尺的速度拔节生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都能听到竹子拔节的声音。竹子之所以不生长，是因为那几年间，它的根部在底下发疯地疯长，它的根系可以铺张到方圆几平方公里，尽最大可能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和雨水。
向迅是我们鲁迅文学院的学员，近几年创作势如破竹。人如其文。一个含蓄、内敛、朴素、有实力的小伙子，脸上洋溢着温和的笑。把竹子理论送给向迅，希望有志者事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