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边缘人形象的书写是白先勇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本文以“边缘人物的书写”作为研究白先勇小说的一条线索，从其笔下边缘人物的类型、特点、写作手法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和总结，从而在整体上把握白先勇小说的文学意义和艺术追求。
　　关键词：边缘人物 白先勇 《纽约客》 《台北人》
　　一、边缘人形象的存在形态
　　在白先勇的小说作品中，从内地人到台北人，从台北人到纽约客，大多数人物由于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化而不得不面对外部环境和自己内心世界的不协调或者不统一。如果人物没能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就会造成自我与时代、社会的疏离和隔膜，被迫被排挤到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在《台北人》和《纽约客》中，我们可以发现白先勇塑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边缘人形象。
　　（一）逃离与沉沦——文化边缘人形象的塑造
　　在《纽约客》中，白先勇对文化错位的生活进行了多方面的表现与刻画，塑造了一批文化边缘人的形象。这些20世纪60年代随父辈从大陆撤退至台湾，又从台湾飞赴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载体而置身于西方文化的包围之中，正是他们所代表的母体文化的弱势地位使得他们频频遭受挤迫和重压，造成他们找不到中心、被边缘化、最终被迫沉沦的悲剧命运。
　　《谪仙怨》中的黄凤仪是这类人物的代表。在书中，她的母亲举债送她留学，因家境窘迫，黄凤仪在酒吧中做陪酒女来维持生活。生存境遇并不如意的她却“爱上”了纽约：因为在这成千上万人的巨型城市中，她可以“淹没”自己，这才是她心中真正的自由。纽约最大的好处在于能让她“忘却了自己的身份”。在纽约，黄凤仪被认作“日本姑娘”“蒙古公主”或者“神秘的东方女郎”——在西方人看来，东方各国人的区别并不明显。而黄凤仪对于别人错误的国籍指认从不争辩，将自己的国籍身份隐匿，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充满时髦女郎气质的“纽约客”，正是她希望的。家乡的食物总是能由口及心地给身在异乡的游子一些心灵的慰藉，但黄凤仪却拒绝了母亲寄给她的中国罐头，在身和心两方面，她都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纽约客”。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黄凤仪进入西方社会是以主观上抛却了或者说逃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为代价的。
　　《谪仙记》中的李彤，因容貌出众、出身名门，曾是一个天之骄女，出国时和同伴开玩笑自称是“中国”，因为“她的旗袍红得最艳”{1}。即使在美国念书时，她也是学校女孩子中风头最劲的一个。然而不久后，父母遇难，家财散尽，她在突如其来的打击前沉沦下去，从此游戏人生。无常的命运对她的打击，使她迷失了人生的方向，沉溺在一个虚幻的梦境中拒绝醒来。笔者认为，她的沉沦，不是因为家族的没落，也不是因为爱情的聚散，而是被抛离了文化母体，从而成为一个漂泊无依的精神流浪者。在她的眼前，没有彼岸，没有目标，生命的意义因此而显得绝望和虚无。
　　白先勇笔下的纽约客们经历的是无处皈依的漂泊之痛。他们原有的文化身份与现实中的西方社会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冲突与矛盾，这使得纽约客们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对母体文明的逃离，而这种逃离带来的无根感，以及西方社会的不接纳，又造成了他们的沉沦。白先勇曾说：“流放的中国人在文化上未能承继过去，成了精神上的放逐者……于是只好不断迁徙，像尤里西斯一样，漂洋过海，但他们的旅程却没有终点，没有终向，没有希望，只有黑漆一片，因此注定永远要浪迹天涯。”{2}用这段话来描述文化边缘人的形象，也许是再精准不过了。
　　（二）失落与追忆——历史边缘人形象的塑造
　　《台北人》中的“台北人”并非一直祖居台北的原住民。随着国民党战败退台，许多国民党政要、军人和他们的眷属也流寓台湾孤岛。这些原本处于国家统治阶级、站在政治中心的人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被历史边缘化。从占据中心到困居孤岛，这些大陆客们经历着巨大的身份落差，他们的生活景象也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变化。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中，对现状的失落和对往昔的追忆成了这类历史边缘人的主要生存状态。
　　从《台北人》的开篇《永远的尹雪艳》到终篇《国葬》，每一篇小说都离不开台北人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失落，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大陆魂牵梦萦的思念。富商贵族们喜欢尹雪艳的新公馆，因为尹雪艳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在那里“大家都有一腔怀古的幽情”。在尹雪艳台北的新公馆里，精致的陈列摆设和舒心清雅的环境让流落的贵族们忘却了台北的溽暑，重回上海的繁华。《梁父吟》本是古代用作葬歌的一首悲切凄苦的民间曲调，白先勇以它作为小说的题目，显然也是在为漂泊台湾的国民党元老唱一曲挽歌。故事的主人公是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朴公，他早已不复当年的意气风发，而成了暮年老者。当年和他一起参与辛亥革命的挚友孟养、仲默已然辞世。朴公只能在对叱咤风云岁月的追忆里遥想当年的辉煌。《思旧赋》中，曾在南京风光无限的李长官来台后频遭变故，妻子病故，家仆背叛等等，使得门庭逐渐败落下来。现实社会的巨大落差逼迫着李长官要到庙里出家当和尚。李长官本是最入世的政要，却不堪现实的打击要成为最出世的僧人，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只能在寺庙中追忆往昔的点点滴滴。《国葬》中，年迈的秦义方去参加昔日长官的葬礼，和旧日同僚在葬礼上相遇，当年的三员猛将如今都已到了暮年。当秦义方听到向灵车敬礼的口令时，想起的仍是当年追随长官去中山陵谒陵的情景：脚蹬马靴，佩左轮枪，英姿飒爽，威武气派。他在脑海里追忆的依然是当年的荣光。
　　《台北人》各个篇章中，上至军官政要、富商贵妇，下至风尘女子、仆从佣人，都怀有大陆情结——大陆有他们往昔的风光无限与美好韶华，是他们真正的情感归属所在。所以《台北人》中，时时处处都流露出这些大陆客们的大陆情结，他们总是沉浸在对故乡风物的回忆中。然而回忆掩盖不了现实的苍白，从大陆移居过来的台北人，愈是对生活感到失落，愈是怀念往昔的逍遥快乐。殊不知，愈是追忆过去，失落感就会愈发强烈。
　　（三）绝望与救赎——主流边缘人形象的塑造
　　在主流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中，同性恋一直是被视为禁忌的存在。异性恋为人类社会婚恋关系的正统和常态，同性恋者因此承受着社会道德、自我认知、家庭亲情的三重压力，被视为异类，只能在黑暗处遁隐，在边缘处游走。白先勇的文学创作一直关注同性恋这一特殊的边缘人群体。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同性恋群体往往一方面处于被主流边缘化的绝望境地，而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这类形象进行自我救赎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