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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福建安溪《虎邱林氏族谱》等资料考察，中国传统族谱有许多关于家族历史的“遐想”和虚构，尤其是其远祖的追溯，家族内仕宦名人的记忆等。就这一族谱并结合已有的家族史研究论述看，学者们似乎更多地忽视了“元朝”这一历史阶段，呈现出历史记忆中的“失忆”。究其实，这与元朝儒家传统不绝如缕的断裂，中国尊祖敬宗等传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以及后世儒士对这一阶段的鲜见记述等有关。
【关键词】《虎邱林氏族谱》，家族历史，虚构，元代，历史失忆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0－0041－06
一、安溪虎邱林氏族谱概述
《虎邱林氏族谱》系福建安溪县虎邱镇林氏家族的族谱。“虎邱土塘龙蟠原有林氏族谱，由林乐植始修，林学可修成。据《虎丘林氏族谱》卷一之《龙蟠林氏族谱引》，因邓茂七之乱，该谱于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被烧毁。明景泰三年(1452年)辑录《邱林家乘》。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由‘董修族谱裔孙瑞忠、荣忠、资烧、本文、本扬、本茂’(见于族谱)等重修，名为《虎邱林氏族谱》”。现有道光(一至三卷)和民国两版(一、二、三、四、五、六、十一、十三、十五、十六、十七、二十卷)。其中卷一为源流图，卷二历世志，卷三至卷五为世系图，卷六为一至六世，卷十一为十三世，卷十三为下十四世，卷十五为下十五世，卷十六是上十六世，卷十七下十六世，卷二十为二十一世。就目前所知，这一族谱尚未被学界重视和使用。2011年5月，厦门大学历史系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师生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发掘出了这一族谱。鉴于本文集中讨论宋元及以前部分，故使用资料将集中于卷一至卷六(以民国版为主)。
二、中国传统族谱历史追忆中“虚像”的建构——宋元以前
目前所见大部分福建地区的族谱，多半将其族源追溯至宋朝甚至更早。而对于宋朝之前的历史追忆，大多族谱修撰者建构了一个“历史虚像”，以彰显家族的源远流长，族脉繁盛，名流辈出，极尽粉饰之能事。族谱之修撰，诚如一般家谱所论，“夫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国之史，在乎别忠奸，明贵贱，为政治之龟鉴。谱之义在乎别亲疏，明昭慕，为伦常之重要，二者均不可无也”。追溯一族之源流，是为编修族谱责任之一。林氏宗族便溯其源流于商朝比干。
依族谱所载，这些记载是为唐代林蕴、清代康熙年间林麟娼所作林氏族谱序。宗其所论，可以获悉，林氏源自比干子坚。春秋战国时期，林氏子孙散居于北方的山东、河南各地，子弟之中有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的林放、《庄子》之中所见的林回、赵国宰相林皋以及林雍、林不狃等人。至西汉有太子太傅林尊。吴有将军林恂。晋有林皇后，又有林礼者，徙于下邳(今江苏徐州)。永嘉之乱后，其子晋安郡王林禄公随晋元帝远渡江南，禄公即为其人闽之始祖。禄公之下，发展至唐，林姓族人继续向南迁居至闽粤等地，其中就有泉州刺史林孝宝、瀛州刺史林元泰、饶阳太守林万宠、丰州司马林萍。至披公时，其九子同为九州刺史，成为著名的“唐九牧”，以至杞公之后，又出现“宋九牧”。关于“唐九牧”，各个时期的族谱序、祠堂记中都有大量的记载，例如林英的《林氏族谱序》、林大鼎的《林氏续庆图续》、程大昌《林氏宗谱序》以及《谕德公校正族谱叙》《闽林大宗谱系志叙》等，皆称颂林姓“唐九牧”。就族谱所见，综观林氏渊源史，从贤人、宰相、太子太傅、将军、皇后、郡王到刺史、太守、司马等均有林姓族人，可谓代代出贤良，世世为高官，林氏家族地位的显要与作为当地望族之兴盛，着实可见。
但是，对于这样的历史溯源，最早出现于何时，又从何搜寻其历史根据呢?
族谱卷二之《元和姓纂录辨》有这样一段记载：
《元和姓纂录》，唐太常博士林宝著于宪宗元和间，故以元和称。而夹涤郑氏议之，谓宝自昧其姓之所自出。近读蔀齐先生世谱，校正其辨。
据此可知，对于这样的历史溯源，在宋代就有人提出异议，即夹涤先生郑樵，认为林宝“昧其姓之所自出”，而在郑樵的《通志》中确实有及此的记述：
林氏，姬姓。周平王庶子林开之后。开生林英，英生林茂、林庆，世系甚明。而谱家谓王子比干为纣所戮，其子坚逃长林之山，遂为氏。按古人受氏之义，无此义也。鲁有林放，仲尼弟子。齐有林阮，见《说苑》。林颣见《列子》，林回见《庄子》。林雍、林不狃、林楚，世仕季氏，故曰，林氏之先皆季氏之良也。然桓王之孙又有林茂、林英者，王子克之子也。恐有差讹，不应一族而同名氏者两人。又有邱林氏，改为林，虏姓也。
郑樵又云：
林氏在唐末为昌宗，而特详者，岂林宝做《元和姓纂》故尔?然林氏出比干之子坚之说，由宝传之也。著书之家不得有偏狗而私生好恶，所当平心直道。于我何厚，于人何薄哉。
据此可知，林姓出自比干之子说，可能肇于林宝。同时，他指出，林姓应源自姬姓，出自周平王庶子林开，另外，也可能由虏姓改为林。无论是从古人授氏的角度，还是“一族不能同名氏者两人”来看，林姓出自比干之子说都不甚合理。“林氏之先皆季氏之良也”，他批评林宝作为著书之人，有“偏，狗”，生“好恶”，而应“平心直道”。对于这样的质疑，林氏族人也做出了相应的辩解，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庚子十月，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闽县林家裔孙志在《谕德公校正族谱叙》中说：
林宝著《元和姓纂》时，官薄家状固足征，不诬矣。独夹涤郑氏志云，以字为氏，周平王庶子，林开之后，开生林英，英生林茂、林庆，且讥宝以不知其姓之所自出。子窃疑之，按《春秋传》，林雍、林不狃、林楚代仕季氏……且唐人谱系志学家藏谱系志书，非若后世之泮涣无考也。宝之为博士，尚论其世，而乃昧其所自出乎?无是理矣……故今则据旧谱为定而复疏其异同，以备参考云。
通过自史书对周平王后裔的考察，以及林宝作为太常博士，家藏数多谱系志书，并且又讨论其当代的事实等，撰述《元和姓纂》所具有的资历，论述了其说法的合理性，以反驳郑樵之说。其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贵州程番府知府、侯官林家裔孙春泽撰《元和姓纂录辨》，也指出：
宝著姓在蕴之后，而与翱相去不远，何得谓昧其自出者耶?夹漈所称周平王，则姓纂著于唐，而吾林之本始，实识其所，子茚齐正于今，而吾林之流衍，实赖以不疑。余生也晚，非敢剿说，独以原始所系，不避僭烦以附申明之意云。
林春泽借林宝之子蔀齐先生世谱，校正其辨，认为林姓之流衍，并无疑点。
论述至此，暂且不论关于林氏渊源的哪一说法更为合理，其本身的争论就说明，林氏渊源问题存在着很大的选择性空间。从唐至今，又已历经一千多年的历史，如何能够真正地叙清其源流，着实困难。冯尔康先生曾经对部分元人族谱进行考察，他认为：一般的家族十世以下，即大致宋代以后的世系，当是可信的；十世至二十世，始祖约在唐代，其世代的准确性有的就很可疑了，“以元代 族谱世系有数十代之远的情形而论，显然不实之处不在少数”。而《虎邱林氏族谱》将其渊源定为比干之子坚说，又是据何而言呢?其将各个时期相关的林氏族谱序收入至谱，又将《谕德公校正族谱叙》以及《元和姓纂录辨》收入，作为辩驳的根据，就能足以说明问题了吗?显而易见，目前存世文献之中，有关商周等上古史基本上是语焉不详，模糊一团；有关比干等等，更是记载寥寥。笔者以为，其中尚需更多的思考与探讨。况且，在其收入的族谱序中，唐人温彦博、林蕴，宋人程大昌等人的记述，是围绕整个林姓的探讨，这些记述与龙蟠林氏又有多大的亲疏关系呢?这是否也正说明了林氏尚未理清自己的族源，而仅仅是将这些显赫的家族渊源假托为一种惯常可见的历史虚像，以示荣耀?如果事实如此，那么，为什么林氏家族要将族源叙述至此，并且又是出于何种目的呢?
从族谱修撰的角度来看，修谱之人在修谱的过程中，确实如钱杭先生等人在研究泰和农村修谱过程中提到的，他们坚持着“突出对族内‘名人’加以记载的宗旨”，“在一方面固然是继承了旧时代宗谱重视宣扬科第功名的传统”，在中国形成的历来重视出身、家世背景，及祖先崇拜等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他们认为功成名就或者贤德的“名人”，能够给予他们想要的尊荣与光鲜，甚至具有更强的保佑后代的灵性。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光鲜能够使其在地方社会上拥有更为崇高、受人敬仰的地位。学者或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Robert Hymes教授在注释南宋和元朝编纂家谱时谈到，有一种成立或加强一个‘地方权力根据地’方法”。尤其在明清时期，家族在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宗祠家庙所供奉的牌位就是他们用以证明自己家世出身最好的依据。
另外，林氏家族将家范镌于祠堂，使子孙耳濡目染，将有德行的先人作为“兄弟之范”“居官之范”等。可见，族谱、宗祠的建立以及贤德的祖先也具有教育和激励后辈的意义。针对这一点，冯尔康先生也曾论述道：“族谱中往往追述始祖以来诸位祖先的事迹，缅怀其功德，驾驭子孙，是子孙产生法祖的观念，按照祖先遗留下来的族规家训要求自己，从而收族。概言之，收族是宋元明清时期族谱的主要功能。”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各个家族在其溯源的过程中，不免会对自己的祖先有过多的粉饰，甚至于在其不能叙述清晰时，出现假托的行为，往往建构一个“历史虚像”，以扬显家族鼎盛而辉煌的历史。
三、中国宗族史研究中“历史遗失的环节”——蒙元时期
《虎邱林氏族谱》将其族源上溯至商代，历经多世之后，发展到唐，自以为已是“昌宗”。那么，这一家族发展到宋元时期，情况又是如何呢?在论述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这一家族的哪几世生活于宋元时期。通过族谱卷六《清溪林氏始祖叙世录》的记载可知“三世祖生于周长于宋，六郎公讳珊，居西头，金紫公次子，生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巳卯，十二月十九日墓葬在依仁里东山左畔”，“七世祖……生五子长敬宗，次度宗，三庆宗，四美宗，五安宗”，此五子即为八世祖。“八世祖生于元……安宗公仲麟公五子，时号下房生，子仕玉，玉生信祖。洪武初，移居本县感化里居住；景泰年间，德公跟寻回籍，后徙居晋江十四都下吴乡，今下吴是其子孙”。由此可知，林氏家族大约自三至八世处于宋元时代。
然而，综观这部族谱，不难发现，关于林家三至八世的记载却十分有限，换言之，从商代的记述一直到民国结束，其中关于宋元时期的论述相对较少，尤其元代，仅涉及零星的几点。这一点，首先从卷帙上即可发现。虎邱林氏族谱在整体上，自清溪林氏始祖一郎公(延皓公)起，叙至二十一世，共二十卷。而林氏从三至八世处于宋元时期，因此仅一、二、三、六卷可涉及宋元历史，第六卷有关涉明朝部分，其后的卷帙基本都是叙述清代。然而，就在仅有的四卷里，关涉宋元的内容也屈指可数。从此四卷族谱内容上讲，在各种谱序、祠堂记中，向上溯源的部分，大多从上古叙述至唐，而对于宋代仅几笔略过，诚如在第一部分引用的《闽林大宗谱系志叙》材料中：
杞生子景渊、景佑、景默、景辉、景泰、景元、景亨、景贞、景瑞等，皆仕九州知州，其簪缨与莆相辉映，而泉之林始盛矣。猗欤林氏祖裔商之仁人，其余周之博陵，继于济南，绵于下邳，而大于晋安。其源深蓄厚，故能发大而流长。
据此，叙述完“宋九牧”的辉煌，对于元代的情况只字未提，便总结林氏家族的发展路径。然而，此谱序尚且论述至宋，其他的序甚至只论述至唐代九牧而已。若非族人或族谱编撰者历史追忆之中出现了失忆盲点，似不应如此。下面论述两点更为明显的事例：
首先，关于世系图部分。就族谱可见，“唐九牧”之下仅经“天和”“定邦”两代，直到乾隆年间的“大漳、大雯、大猷……”一代。众所周知，从唐至清，至少八百年的历史，不是仅仅两代人就能说明的问题。这期间历经了多少世系，此世系图又是如何追溯至“唐九牧”的呢?疑窦甚多，尚待考察。
其次，即族谱之中关于林氏各代进士的记载。无论是“祖孙进士”，还是“父子进士”，其记述直接从宋代跳至明代，对于元代的情况只字未提。元朝确实历经一段科举停废的时期，但是，在其中后期便得到恢复。在几近半个世纪的年代里，林氏未有一人参加科举考试，未有一人中举吗?若非这一家族教育举措的巨大失误，或因族内举措失当而蒙元王朝有意断绝其科考之路，如此局面，在传统中即督促子孙读书追求科考中第的福建大家族中，显然令人难以理解。
综上所论，可明显看出，族谱记载中，关于宋元时期，尤其元代，着实成为“被遗失的环节”，并且林氏族人本身也承认这种缺失：
我闽林自晋隋，迄唐宋世系详明，惟元明以下稍残缺失次。今若详上宗而遗近派，序九牧而略众支，犹弗谱也，且何以见联宗共族之谊，因会议开局，分单续修支派图系。
由此可见，族谱修撰者即认为其祖唐宋世系详明，元明以下却残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虎邱林氏族谱》是一特例吗?还是在现存族谱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就目前我们的了解看，当前中国家族史研究之中的诸多成果之中，有关元代的记载和研究，多半是相当简略或一笔带过，我们姑且命名之为“历史的遗失环节”。常建华曾经也提到“不少学者论述族谱发展史多用‘宋元’、‘宋明’的提法，把元代的族谱学越过或作为过渡阶段一带而过”。这是在研究中刻意的回避?还是由于史料缺失造成的呢?其中有些可能后者的因素居多。由于元代族谱只有个别发现且难以看到，或者，有的如《虎邱林氏族谱》一样，明清以来所修族谱中元代部分资料十分零散，可靠性又值得怀疑。在资料缺乏的情况下，故学者对其研究中叙及元朝者相对较少。而对于元代宗族已经做出的研究，如常建华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元代族谱研究》，是利用元人文集中的有关族谱资料进行论证；陈瑞在《元代徽州的宗族建设》中，使用的是大量府志、县志记载，也 进行了新的尝试，而都未直接或者是少量的使用族谱资料。为什么这么多的族谱研究者在家族研究中，当其追忆自己祖先的时候，偏偏就缺失了元朝这一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一境况的出现?其中又能显露出什么样的学术议题?无疑是十分耐人寻味且又颇具考察价值的。
四、表象背后的历史
《虎邱林氏族谱》元代“历史环节遗失”的现象，并非特例，而是普遍存在于各个家族的谱牒、宗祠之中，这种缺失，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门阀士族制度是社会的中心，士族的家世格外受到重视，故宗族谱牒兴盛。但是自唐以来，科举制兴盛，门阀士族衰落，正如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第一》所说“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旧的谱牒制度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尽管在宋元时期，儒家开始积极倡导恢复、重建宗族制度，但是，这种重建仅限于官僚士大夫家族或一些富有资财的家族，“从资料来看，无论是祠堂的建制、族田的设立，还是族谱的修纂，都是以大官僚为主的，大官僚为宗族带来了诸多好处，从而也成为宗族的核心”。而宗族制度的重建，直到明清时期才真正的完善起来，“明清时期的家族组织处于中国从传统向近代转变期中，即继承了宋代以来的传统，又适应时代的激变，不断改变其形式和内容，直接影响着近现代中国家族组织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家族史关键的一环”，“现存有关中国家族历史的私家记录——族谱，大部分形成于这一时期”。
其次，即是受当时的历史环境影响。宋元时期，战争不断，多次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世遇乱离，人不自保，遂使子孙不得尽知先世之所来”，给修族谱带来困难。先是宋辽之间的对峙，接着为宋金之间将近一百多年的战争，直到元军的征服以及统治，历时几百年的时间。尤其元代，蒙古统治者在文化政策上存在误导趋向，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及礼教的兴废不予重视，“元代的礼制基本上依蒙古风俗实行，只是祭礼稍行汉族古制……可见元朝政府对设立家庙不重视……元代没有大臣设立家庙的正式制度”，“对于汉族社会来说，元朝是礼制荒疏的时代”，以致中原传统文化遭到浩劫，有人持论“崖山之后再无中国”。那么，这种深刻的文化背景，对于地方社会最明显的影响，可能就是导致具有中国传统儒家特色的尊祖敬宗传统，遭到挑战，家庙宗祠的衰败，打破了其承续渊源的动机。
再次，具体到福建地区，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福建地区由于地形、地理位置等因素更是尤为昌盛，各个家族可能将更多的资金与精力投入至商业以及海外贸易中，而在如此的文化背景下，也忽视了对于祖庙、宗祠、族谱等家族的建设。例如，通过族谱显现，大量的宗祠、家庙、坟茔都在明清时期才得到重建翻。另外，常建华《元人文集族谱序跋数量及反映的谱名与地区分布》的考察，也反映出元代福建一带似乎修谱之风稍减，而修谱以江西、浙江、江苏等地为盛。
通过以上对于《虎邱林氏族谱》的分析，可以得知，林氏家族出于扬显家族历史、进行祖先崇拜、教育后代等各方面的目的，在修谱溯源时，对于宋元以前部分，有过于粉饰甚至假托的行为，建构了一些“历史虚像”，并且在宋元时期出现了历史记忆“缺失”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源于多种因素，但是根源在于宋元时期的历史背景，科举制度的兴盛，致使宗族制度的衰落。且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中国尊祖敬宗、重视礼教的传统遭到破坏。《虎邱林氏族谱》所出现的现象，并非特例，而是普遍存在于各个家族之中。
本文的论述，重点并不在于论证虎邱林氏家族族源的真假，其是否有假托行为，而是想指出在史学研究中，材料使用与鉴别的问题。自上个世纪年鉴学派的“总体史”以及“跨学科研究”观点提出以来，历史研究领域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同时，材料的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研究成为热潮，时至今日，仍然是史学研究的热点。在此之前，不曾被重视且散在地方的谱牒、契约、文书等资料，都得到了很好的发掘与利用，有些甚至直接成为研究的中心材料。然而，对于民间文献材料，尤其是族谱，在使用的过程中，应该慎重地加以鉴别，分析文献编纂背景、目的、过程等相关问题，以确定其利用价值。如有可能，需要与其他史料，例如正史资料、方志、碑刻等，进行印证分析，以确保史论得出的客观性。而对于类似《虎邱林氏族谱》出现的遗失的历史环节——如历史记忆中“失忆”的缺憾，要对于相关的研究问题做出更深的挖掘和探讨，不能仅仅几笔略过。因此，历史研究中，在发掘与利用民间文献的同时，不能忽视正史等其他史料的相关记载，以相互补充，相互印证。
【作者简介】王志双，女，1974年生，河北易县人，厦门大学图书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元史与古典文献。
王菲菲，女，蒙古族，1987年生，厦门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元史。
【责任编辑：李婷轩】
【关键词】《虎邱林氏族谱》，家族历史，虚构，元代，历史失忆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0－0041－06
一、安溪虎邱林氏族谱概述
《虎邱林氏族谱》系福建安溪县虎邱镇林氏家族的族谱。“虎邱土塘龙蟠原有林氏族谱，由林乐植始修，林学可修成。据《虎丘林氏族谱》卷一之《龙蟠林氏族谱引》，因邓茂七之乱，该谱于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被烧毁。明景泰三年(1452年)辑录《邱林家乘》。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由‘董修族谱裔孙瑞忠、荣忠、资烧、本文、本扬、本茂’(见于族谱)等重修，名为《虎邱林氏族谱》”。现有道光(一至三卷)和民国两版(一、二、三、四、五、六、十一、十三、十五、十六、十七、二十卷)。其中卷一为源流图，卷二历世志，卷三至卷五为世系图，卷六为一至六世，卷十一为十三世，卷十三为下十四世，卷十五为下十五世，卷十六是上十六世，卷十七下十六世，卷二十为二十一世。就目前所知，这一族谱尚未被学界重视和使用。2011年5月，厦门大学历史系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师生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发掘出了这一族谱。鉴于本文集中讨论宋元及以前部分，故使用资料将集中于卷一至卷六(以民国版为主)。
二、中国传统族谱历史追忆中“虚像”的建构——宋元以前
目前所见大部分福建地区的族谱，多半将其族源追溯至宋朝甚至更早。而对于宋朝之前的历史追忆，大多族谱修撰者建构了一个“历史虚像”，以彰显家族的源远流长，族脉繁盛，名流辈出，极尽粉饰之能事。族谱之修撰，诚如一般家谱所论，“夫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国之史，在乎别忠奸，明贵贱，为政治之龟鉴。谱之义在乎别亲疏，明昭慕，为伦常之重要，二者均不可无也”。追溯一族之源流，是为编修族谱责任之一。林氏宗族便溯其源流于商朝比干。
依族谱所载，这些记载是为唐代林蕴、清代康熙年间林麟娼所作林氏族谱序。宗其所论，可以获悉，林氏源自比干子坚。春秋战国时期，林氏子孙散居于北方的山东、河南各地，子弟之中有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的林放、《庄子》之中所见的林回、赵国宰相林皋以及林雍、林不狃等人。至西汉有太子太傅林尊。吴有将军林恂。晋有林皇后，又有林礼者，徙于下邳(今江苏徐州)。永嘉之乱后，其子晋安郡王林禄公随晋元帝远渡江南，禄公即为其人闽之始祖。禄公之下，发展至唐，林姓族人继续向南迁居至闽粤等地，其中就有泉州刺史林孝宝、瀛州刺史林元泰、饶阳太守林万宠、丰州司马林萍。至披公时，其九子同为九州刺史，成为著名的“唐九牧”，以至杞公之后，又出现“宋九牧”。关于“唐九牧”，各个时期的族谱序、祠堂记中都有大量的记载，例如林英的《林氏族谱序》、林大鼎的《林氏续庆图续》、程大昌《林氏宗谱序》以及《谕德公校正族谱叙》《闽林大宗谱系志叙》等，皆称颂林姓“唐九牧”。就族谱所见，综观林氏渊源史，从贤人、宰相、太子太傅、将军、皇后、郡王到刺史、太守、司马等均有林姓族人，可谓代代出贤良，世世为高官，林氏家族地位的显要与作为当地望族之兴盛，着实可见。
但是，对于这样的历史溯源，最早出现于何时，又从何搜寻其历史根据呢?
族谱卷二之《元和姓纂录辨》有这样一段记载：
《元和姓纂录》，唐太常博士林宝著于宪宗元和间，故以元和称。而夹涤郑氏议之，谓宝自昧其姓之所自出。近读蔀齐先生世谱，校正其辨。
据此可知，对于这样的历史溯源，在宋代就有人提出异议，即夹涤先生郑樵，认为林宝“昧其姓之所自出”，而在郑樵的《通志》中确实有及此的记述：
林氏，姬姓。周平王庶子林开之后。开生林英，英生林茂、林庆，世系甚明。而谱家谓王子比干为纣所戮，其子坚逃长林之山，遂为氏。按古人受氏之义，无此义也。鲁有林放，仲尼弟子。齐有林阮，见《说苑》。林颣见《列子》，林回见《庄子》。林雍、林不狃、林楚，世仕季氏，故曰，林氏之先皆季氏之良也。然桓王之孙又有林茂、林英者，王子克之子也。恐有差讹，不应一族而同名氏者两人。又有邱林氏，改为林，虏姓也。
郑樵又云：
林氏在唐末为昌宗，而特详者，岂林宝做《元和姓纂》故尔?然林氏出比干之子坚之说，由宝传之也。著书之家不得有偏狗而私生好恶，所当平心直道。于我何厚，于人何薄哉。
据此可知，林姓出自比干之子说，可能肇于林宝。同时，他指出，林姓应源自姬姓，出自周平王庶子林开，另外，也可能由虏姓改为林。无论是从古人授氏的角度，还是“一族不能同名氏者两人”来看，林姓出自比干之子说都不甚合理。“林氏之先皆季氏之良也”，他批评林宝作为著书之人，有“偏，狗”，生“好恶”，而应“平心直道”。对于这样的质疑，林氏族人也做出了相应的辩解，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庚子十月，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闽县林家裔孙志在《谕德公校正族谱叙》中说：
林宝著《元和姓纂》时，官薄家状固足征，不诬矣。独夹涤郑氏志云，以字为氏，周平王庶子，林开之后，开生林英，英生林茂、林庆，且讥宝以不知其姓之所自出。子窃疑之，按《春秋传》，林雍、林不狃、林楚代仕季氏……且唐人谱系志学家藏谱系志书，非若后世之泮涣无考也。宝之为博士，尚论其世，而乃昧其所自出乎?无是理矣……故今则据旧谱为定而复疏其异同，以备参考云。
通过自史书对周平王后裔的考察，以及林宝作为太常博士，家藏数多谱系志书，并且又讨论其当代的事实等，撰述《元和姓纂》所具有的资历，论述了其说法的合理性，以反驳郑樵之说。其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贵州程番府知府、侯官林家裔孙春泽撰《元和姓纂录辨》，也指出：
宝著姓在蕴之后，而与翱相去不远，何得谓昧其自出者耶?夹漈所称周平王，则姓纂著于唐，而吾林之本始，实识其所，子茚齐正于今，而吾林之流衍，实赖以不疑。余生也晚，非敢剿说，独以原始所系，不避僭烦以附申明之意云。
林春泽借林宝之子蔀齐先生世谱，校正其辨，认为林姓之流衍，并无疑点。
论述至此，暂且不论关于林氏渊源的哪一说法更为合理，其本身的争论就说明，林氏渊源问题存在着很大的选择性空间。从唐至今，又已历经一千多年的历史，如何能够真正地叙清其源流，着实困难。冯尔康先生曾经对部分元人族谱进行考察，他认为：一般的家族十世以下，即大致宋代以后的世系，当是可信的；十世至二十世，始祖约在唐代，其世代的准确性有的就很可疑了，“以元代 族谱世系有数十代之远的情形而论，显然不实之处不在少数”。而《虎邱林氏族谱》将其渊源定为比干之子坚说，又是据何而言呢?其将各个时期相关的林氏族谱序收入至谱，又将《谕德公校正族谱叙》以及《元和姓纂录辨》收入，作为辩驳的根据，就能足以说明问题了吗?显而易见，目前存世文献之中，有关商周等上古史基本上是语焉不详，模糊一团；有关比干等等，更是记载寥寥。笔者以为，其中尚需更多的思考与探讨。况且，在其收入的族谱序中，唐人温彦博、林蕴，宋人程大昌等人的记述，是围绕整个林姓的探讨，这些记述与龙蟠林氏又有多大的亲疏关系呢?这是否也正说明了林氏尚未理清自己的族源，而仅仅是将这些显赫的家族渊源假托为一种惯常可见的历史虚像，以示荣耀?如果事实如此，那么，为什么林氏家族要将族源叙述至此，并且又是出于何种目的呢?
从族谱修撰的角度来看，修谱之人在修谱的过程中，确实如钱杭先生等人在研究泰和农村修谱过程中提到的，他们坚持着“突出对族内‘名人’加以记载的宗旨”，“在一方面固然是继承了旧时代宗谱重视宣扬科第功名的传统”，在中国形成的历来重视出身、家世背景，及祖先崇拜等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他们认为功成名就或者贤德的“名人”，能够给予他们想要的尊荣与光鲜，甚至具有更强的保佑后代的灵性。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光鲜能够使其在地方社会上拥有更为崇高、受人敬仰的地位。学者或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Robert Hymes教授在注释南宋和元朝编纂家谱时谈到，有一种成立或加强一个‘地方权力根据地’方法”。尤其在明清时期，家族在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宗祠家庙所供奉的牌位就是他们用以证明自己家世出身最好的依据。
另外，林氏家族将家范镌于祠堂，使子孙耳濡目染，将有德行的先人作为“兄弟之范”“居官之范”等。可见，族谱、宗祠的建立以及贤德的祖先也具有教育和激励后辈的意义。针对这一点，冯尔康先生也曾论述道：“族谱中往往追述始祖以来诸位祖先的事迹，缅怀其功德，驾驭子孙，是子孙产生法祖的观念，按照祖先遗留下来的族规家训要求自己，从而收族。概言之，收族是宋元明清时期族谱的主要功能。”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各个家族在其溯源的过程中，不免会对自己的祖先有过多的粉饰，甚至于在其不能叙述清晰时，出现假托的行为，往往建构一个“历史虚像”，以扬显家族鼎盛而辉煌的历史。
三、中国宗族史研究中“历史遗失的环节”——蒙元时期
《虎邱林氏族谱》将其族源上溯至商代，历经多世之后，发展到唐，自以为已是“昌宗”。那么，这一家族发展到宋元时期，情况又是如何呢?在论述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这一家族的哪几世生活于宋元时期。通过族谱卷六《清溪林氏始祖叙世录》的记载可知“三世祖生于周长于宋，六郎公讳珊，居西头，金紫公次子，生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巳卯，十二月十九日墓葬在依仁里东山左畔”，“七世祖……生五子长敬宗，次度宗，三庆宗，四美宗，五安宗”，此五子即为八世祖。“八世祖生于元……安宗公仲麟公五子，时号下房生，子仕玉，玉生信祖。洪武初，移居本县感化里居住；景泰年间，德公跟寻回籍，后徙居晋江十四都下吴乡，今下吴是其子孙”。由此可知，林氏家族大约自三至八世处于宋元时代。
然而，综观这部族谱，不难发现，关于林家三至八世的记载却十分有限，换言之，从商代的记述一直到民国结束，其中关于宋元时期的论述相对较少，尤其元代，仅涉及零星的几点。这一点，首先从卷帙上即可发现。虎邱林氏族谱在整体上，自清溪林氏始祖一郎公(延皓公)起，叙至二十一世，共二十卷。而林氏从三至八世处于宋元时期，因此仅一、二、三、六卷可涉及宋元历史，第六卷有关涉明朝部分，其后的卷帙基本都是叙述清代。然而，就在仅有的四卷里，关涉宋元的内容也屈指可数。从此四卷族谱内容上讲，在各种谱序、祠堂记中，向上溯源的部分，大多从上古叙述至唐，而对于宋代仅几笔略过，诚如在第一部分引用的《闽林大宗谱系志叙》材料中：
杞生子景渊、景佑、景默、景辉、景泰、景元、景亨、景贞、景瑞等，皆仕九州知州，其簪缨与莆相辉映，而泉之林始盛矣。猗欤林氏祖裔商之仁人，其余周之博陵，继于济南，绵于下邳，而大于晋安。其源深蓄厚，故能发大而流长。
据此，叙述完“宋九牧”的辉煌，对于元代的情况只字未提，便总结林氏家族的发展路径。然而，此谱序尚且论述至宋，其他的序甚至只论述至唐代九牧而已。若非族人或族谱编撰者历史追忆之中出现了失忆盲点，似不应如此。下面论述两点更为明显的事例：
首先，关于世系图部分。就族谱可见，“唐九牧”之下仅经“天和”“定邦”两代，直到乾隆年间的“大漳、大雯、大猷……”一代。众所周知，从唐至清，至少八百年的历史，不是仅仅两代人就能说明的问题。这期间历经了多少世系，此世系图又是如何追溯至“唐九牧”的呢?疑窦甚多，尚待考察。
其次，即族谱之中关于林氏各代进士的记载。无论是“祖孙进士”，还是“父子进士”，其记述直接从宋代跳至明代，对于元代的情况只字未提。元朝确实历经一段科举停废的时期，但是，在其中后期便得到恢复。在几近半个世纪的年代里，林氏未有一人参加科举考试，未有一人中举吗?若非这一家族教育举措的巨大失误，或因族内举措失当而蒙元王朝有意断绝其科考之路，如此局面，在传统中即督促子孙读书追求科考中第的福建大家族中，显然令人难以理解。
综上所论，可明显看出，族谱记载中，关于宋元时期，尤其元代，着实成为“被遗失的环节”，并且林氏族人本身也承认这种缺失：
我闽林自晋隋，迄唐宋世系详明，惟元明以下稍残缺失次。今若详上宗而遗近派，序九牧而略众支，犹弗谱也，且何以见联宗共族之谊，因会议开局，分单续修支派图系。
由此可见，族谱修撰者即认为其祖唐宋世系详明，元明以下却残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虎邱林氏族谱》是一特例吗?还是在现存族谱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就目前我们的了解看，当前中国家族史研究之中的诸多成果之中，有关元代的记载和研究，多半是相当简略或一笔带过，我们姑且命名之为“历史的遗失环节”。常建华曾经也提到“不少学者论述族谱发展史多用‘宋元’、‘宋明’的提法，把元代的族谱学越过或作为过渡阶段一带而过”。这是在研究中刻意的回避?还是由于史料缺失造成的呢?其中有些可能后者的因素居多。由于元代族谱只有个别发现且难以看到，或者，有的如《虎邱林氏族谱》一样，明清以来所修族谱中元代部分资料十分零散，可靠性又值得怀疑。在资料缺乏的情况下，故学者对其研究中叙及元朝者相对较少。而对于元代宗族已经做出的研究，如常建华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元代族谱研究》，是利用元人文集中的有关族谱资料进行论证；陈瑞在《元代徽州的宗族建设》中，使用的是大量府志、县志记载，也 进行了新的尝试，而都未直接或者是少量的使用族谱资料。为什么这么多的族谱研究者在家族研究中，当其追忆自己祖先的时候，偏偏就缺失了元朝这一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一境况的出现?其中又能显露出什么样的学术议题?无疑是十分耐人寻味且又颇具考察价值的。
四、表象背后的历史
《虎邱林氏族谱》元代“历史环节遗失”的现象，并非特例，而是普遍存在于各个家族的谱牒、宗祠之中，这种缺失，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门阀士族制度是社会的中心，士族的家世格外受到重视，故宗族谱牒兴盛。但是自唐以来，科举制兴盛，门阀士族衰落，正如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第一》所说“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旧的谱牒制度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尽管在宋元时期，儒家开始积极倡导恢复、重建宗族制度，但是，这种重建仅限于官僚士大夫家族或一些富有资财的家族，“从资料来看，无论是祠堂的建制、族田的设立，还是族谱的修纂，都是以大官僚为主的，大官僚为宗族带来了诸多好处，从而也成为宗族的核心”。而宗族制度的重建，直到明清时期才真正的完善起来，“明清时期的家族组织处于中国从传统向近代转变期中，即继承了宋代以来的传统，又适应时代的激变，不断改变其形式和内容，直接影响着近现代中国家族组织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家族史关键的一环”，“现存有关中国家族历史的私家记录——族谱，大部分形成于这一时期”。
其次，即是受当时的历史环境影响。宋元时期，战争不断，多次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世遇乱离，人不自保，遂使子孙不得尽知先世之所来”，给修族谱带来困难。先是宋辽之间的对峙，接着为宋金之间将近一百多年的战争，直到元军的征服以及统治，历时几百年的时间。尤其元代，蒙古统治者在文化政策上存在误导趋向，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及礼教的兴废不予重视，“元代的礼制基本上依蒙古风俗实行，只是祭礼稍行汉族古制……可见元朝政府对设立家庙不重视……元代没有大臣设立家庙的正式制度”，“对于汉族社会来说，元朝是礼制荒疏的时代”，以致中原传统文化遭到浩劫，有人持论“崖山之后再无中国”。那么，这种深刻的文化背景，对于地方社会最明显的影响，可能就是导致具有中国传统儒家特色的尊祖敬宗传统，遭到挑战，家庙宗祠的衰败，打破了其承续渊源的动机。
再次，具体到福建地区，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福建地区由于地形、地理位置等因素更是尤为昌盛，各个家族可能将更多的资金与精力投入至商业以及海外贸易中，而在如此的文化背景下，也忽视了对于祖庙、宗祠、族谱等家族的建设。例如，通过族谱显现，大量的宗祠、家庙、坟茔都在明清时期才得到重建翻。另外，常建华《元人文集族谱序跋数量及反映的谱名与地区分布》的考察，也反映出元代福建一带似乎修谱之风稍减，而修谱以江西、浙江、江苏等地为盛。
通过以上对于《虎邱林氏族谱》的分析，可以得知，林氏家族出于扬显家族历史、进行祖先崇拜、教育后代等各方面的目的，在修谱溯源时，对于宋元以前部分，有过于粉饰甚至假托的行为，建构了一些“历史虚像”，并且在宋元时期出现了历史记忆“缺失”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源于多种因素，但是根源在于宋元时期的历史背景，科举制度的兴盛，致使宗族制度的衰落。且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中国尊祖敬宗、重视礼教的传统遭到破坏。《虎邱林氏族谱》所出现的现象，并非特例，而是普遍存在于各个家族之中。
本文的论述，重点并不在于论证虎邱林氏家族族源的真假，其是否有假托行为，而是想指出在史学研究中，材料使用与鉴别的问题。自上个世纪年鉴学派的“总体史”以及“跨学科研究”观点提出以来，历史研究领域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同时，材料的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研究成为热潮，时至今日，仍然是史学研究的热点。在此之前，不曾被重视且散在地方的谱牒、契约、文书等资料，都得到了很好的发掘与利用，有些甚至直接成为研究的中心材料。然而，对于民间文献材料，尤其是族谱，在使用的过程中，应该慎重地加以鉴别，分析文献编纂背景、目的、过程等相关问题，以确定其利用价值。如有可能，需要与其他史料，例如正史资料、方志、碑刻等，进行印证分析，以确保史论得出的客观性。而对于类似《虎邱林氏族谱》出现的遗失的历史环节——如历史记忆中“失忆”的缺憾，要对于相关的研究问题做出更深的挖掘和探讨，不能仅仅几笔略过。因此，历史研究中，在发掘与利用民间文献的同时，不能忽视正史等其他史料的相关记载，以相互补充，相互印证。
【作者简介】王志双，女，1974年生，河北易县人，厦门大学图书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元史与古典文献。
王菲菲，女，蒙古族，1987年生，厦门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元史。
【责任编辑：李婷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