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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独立,欧亚大陆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巨大变化,19世纪以来沙俄和苏联治下的统一战略空间已不复存在。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世界中心岛”说(英国著名地理学家麦金德在20世纪初提出,包括中亚在内的欧亚大陆的中部是“世界的心脏”, 谁统治了这块“世界中心岛”,谁将支配全球)再次浮出水面,并成为许多人解读中亚的重要理论。而中亚地区近20年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又为了解这个地区涂上了重重的下划线。
探索中的国家发展模式
独立以后,中亚国家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民主宪政体制。而在政治实践中,哈、乌、土表现出明显的威权政治特点。塔吉克执政者虽然试图参照邻国的集权体制,但由于曾陷入持续多年的内战,反对派特别是以宗教思想为指导的政治力量的影响依然不能小觑,朝野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保持着脆弱的平衡。
吉尔吉斯的政治进程最为特别也最有“戏剧性”。在中亚诸国中,吉尔吉斯的多党民主政治色彩表现得最“完整”,因而也一度被西方视为中亚民主的榜样。但与此同时,无论是早年的阿卡耶夫,还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巴基耶夫都没有放弃垄断权力、建立个人—家族集权的努力。其他政治派别、地区势力不可能容忍被排斥在国家权益分享之外,势必倾向选择体制外的路径释放政治诉求,寻找颠覆的机会。吉尔吉斯两届政权尝试垄断权力的举动不仅成了“东施效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敌对。2005年与2010年两次“街头革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吉尔吉斯的社会矛盾、地区差异、民族与部族对政治的影响远比中亚其他邻国来得更明显也更具爆发性。
经验证明,建立现代民主制度并使之有效运转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相当的时间磨合、调整与实验,甚至可能伴随痛苦的挫折,绝非简单搭建制度和法律框架即可一蹴而就。从这个角度理解,从1992年才开始转型的中亚国家在建立现代政治结构、实现民主与效率合理平衡方面还处在探索之中。转型国家普遍存在的发展、民生、民主与贪腐等问题在这里表现得更加突出和严峻。一些国家的威权体制固然在形式上保持了政局多年稳定,但没有人能确定,高压“粉饰”下的太平何时会被累积的矛盾打破。
中亚国家独立后,旧的意识形态溃败所导致的思想、信仰真空引诱多种势力积极介入,其中传统的宗教因素势头最猛、“收效”最大。由于与阿富汗等国际恐怖势力活跃地区相邻,加之中亚各国处在社会转轨时期,普遍贫困和经济社会矛盾长期积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亚成为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各种民族分裂势力汇集和活跃的地区。多个已被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定性的恐怖组织、极端势力把中亚当作主要活动地域之一,特别是在费尔干纳盆地的影响较大——2005年吉尔吉斯的“3・24”事件、乌兹别克的“安集延事件”均从这里发源。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加大了在阿富汗的军事打击力度,地区反恐形势面临新的挑战。各方开始担心是否会发生“水溅效应”,即一些恐怖分子在重压之下逃窜到中亚,潜伏下来或与当地极端势力合流。可见,在中亚地区,反恐仍将是一项长期的、具有关键意义的任务。
另一危险因素是毒品泛滥和走私。最近10多年来,中亚与相邻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构成了被称为“金新月”的国际毒品生产、贩运中心。北约在阿富汗反恐政策的偏颇一定程度上促使毒品危害愈发严重。
多种力量角逐的战场
由于重要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资源储备、各种安全问题的凸显,以及苏联解体后形成的“权力真空”,冷战结束后,各种政治力量开始挤入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的中亚,在这里形成了多方互动、相互竞争的态势。
俄罗斯一直把中亚视为“天然的特殊利益地带”。第一,中亚是俄罗斯重要的大国政治力量基础,俄欲在前苏联地区发挥主导作用、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大国角色,就离不开这支重要的力量。第二,中亚构成了俄安全防御体系的一部分。俄罗斯在一些中亚国家保持着程度不同的军事存在,不少重要的军事基地和武器试验场设在中亚。第三,中亚是俄罗斯恢复统一经济空间的一个依托。
虽然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控制力有所减弱,但与中亚相邻的地缘环境和复杂的人文关系使之对中亚具有“天然”的影响力,历史形成的政治、经济和国防等诸多领域的联系网络更使之具备了特殊的竞争优势。
美国谋求在中亚地区的长期存在。这是美国对欧亚大陆长期政策中的一个环节。首先,中亚属于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利用这个地区,美国不仅可以保持在西亚、南亚的传统利益,而且可以在穆斯林地区占据更多的据点,为扩大和保持反恐行动的进攻态势,进而为消除宗教极端势力奠定基础。其次,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控制中亚里海地区的石油开发和出口,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对手、约束盟友的手段之一。再次,从长远看,美国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更有挤压最可能“挑战”美国霸业的俄罗斯和中国战略空间的意图。
正是基于上述目的,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势力将触角探进中亚,并与中亚多个国家在“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下建立起政治、军事合作渠道。2001年后,美国更以反恐为名,开始在中亚部署军队,实现了它对该地区渗透的第一步——可进入。2003年的“新中亚战略”、2006年的“大中亚计划”无不反映出,美国为在中亚“扎下根”,正力图实现它对中亚的第二步目标——可控制。
总体上说,美国在中亚的基础并不牢固,既缺乏传统的联系,又没有稳固的基地,还不具备地缘方面的优势。但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力量,以及对全球、地区事务的某种主控态势,使它有可能通过逐步渗透,在中亚地区打进楔子,并由点到面地施展影响。
奉行平衡外交的中亚国家。中亚各国虽在法律和政治上建立了独立国家,但它们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安全和经济两个领域均有赖于俄罗斯,其政策选择一定程度上仍要考虑俄罗斯的反应。在这个背景下,为了获得“完全的独立”并牵制俄罗斯的影响,也为凸显自身价值,这些国家欢迎地区力量多元化,倾向于借外力来平衡“俄罗斯因素”,希望在各种力量的竞争中获得安全和发展的益处。因此,在许多问题上一些中亚国家都有“两头下注”的习惯,并根据形势不断调整与大国的亲疏程度。
传统上认为,小国是大国博弈的“棋子”。冷战后的经验却证明,一些小国常常在夹缝中“生存有道”,不仅在大国争夺中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且也可将大国玩于股掌之上。中亚国家便是明显的例子。
并非“配角”的土耳其因素。在中亚角逐场上,土耳其不是最吸引眼球的,但作用不可小觑。冷战结束后,土耳其注重文化渗透,向中亚国家灌输、宣传泛突厥主义思想。由于土耳其与中亚国家在伊斯兰信仰、突厥语文化方面有着相同的背景,加之土耳其世俗化政治和经济模式的“榜样”作用,泛突厥主义在这些国家如同伊斯兰宗教一般迅速扩散。如果说“原教旨主义”、“瓦哈比”教派落脚于社会底层,那么泛突厥主义思潮的“知音”则主要集中于社会上层、政治精英。一些主张建立泛突厥斯坦国家的政党也因此产生——这批力量梦幻中的大突厥甚至包括了中国的新疆。看看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土耳其一些政治人物的表现就会明白,泛突厥主义又何尝不是该地区另一种形态的极端和分裂势力的思想源头。
中国与中亚的新型合作关系。中国与中亚国家中的哈、吉、塔三国有着3100公里的边界,这些国家对中国西部陆地边界安全与稳定有着直接的作用。正因如此,中国与中亚国家建立新型关系即是从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兵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入手,并首先在建立相互信任、长期友好的政治关系和安全保障方面取得突破。一条睦邻友好互利地带开始形成,一百多年中国西北陆疆安全的忧患基本得以消除。此外,上合组织成立以来,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极端势力对地区稳定的威胁,为保证中国西北边陲的长治久安构筑起了安全的“防疫带”。
经济合作是中国与中亚国家新型合作关系的重要支撑点。10多年来,双方经济交往从个体小商贩发展到大中型企业,从一般货物贸易拓展到投资、金融、电信、能源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合作,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中土、中哈、中乌能源合作项目都取得一定进展。
内部发展与地区安全面临的种种问题,外部势力积极介入、共同影响、相互牵制的态势,使得中亚俨然是各种因素平行交错构成的多彩拼图,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这块拼图的色彩、形状也会不时发生变化。应该说,中亚实际上成为亚洲最具冲突潜质的地区,局势的发展变化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探索中的国家发展模式
独立以后,中亚国家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民主宪政体制。而在政治实践中,哈、乌、土表现出明显的威权政治特点。塔吉克执政者虽然试图参照邻国的集权体制,但由于曾陷入持续多年的内战,反对派特别是以宗教思想为指导的政治力量的影响依然不能小觑,朝野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保持着脆弱的平衡。
吉尔吉斯的政治进程最为特别也最有“戏剧性”。在中亚诸国中,吉尔吉斯的多党民主政治色彩表现得最“完整”,因而也一度被西方视为中亚民主的榜样。但与此同时,无论是早年的阿卡耶夫,还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巴基耶夫都没有放弃垄断权力、建立个人—家族集权的努力。其他政治派别、地区势力不可能容忍被排斥在国家权益分享之外,势必倾向选择体制外的路径释放政治诉求,寻找颠覆的机会。吉尔吉斯两届政权尝试垄断权力的举动不仅成了“东施效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敌对。2005年与2010年两次“街头革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吉尔吉斯的社会矛盾、地区差异、民族与部族对政治的影响远比中亚其他邻国来得更明显也更具爆发性。
经验证明,建立现代民主制度并使之有效运转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相当的时间磨合、调整与实验,甚至可能伴随痛苦的挫折,绝非简单搭建制度和法律框架即可一蹴而就。从这个角度理解,从1992年才开始转型的中亚国家在建立现代政治结构、实现民主与效率合理平衡方面还处在探索之中。转型国家普遍存在的发展、民生、民主与贪腐等问题在这里表现得更加突出和严峻。一些国家的威权体制固然在形式上保持了政局多年稳定,但没有人能确定,高压“粉饰”下的太平何时会被累积的矛盾打破。
中亚国家独立后,旧的意识形态溃败所导致的思想、信仰真空引诱多种势力积极介入,其中传统的宗教因素势头最猛、“收效”最大。由于与阿富汗等国际恐怖势力活跃地区相邻,加之中亚各国处在社会转轨时期,普遍贫困和经济社会矛盾长期积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亚成为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各种民族分裂势力汇集和活跃的地区。多个已被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定性的恐怖组织、极端势力把中亚当作主要活动地域之一,特别是在费尔干纳盆地的影响较大——2005年吉尔吉斯的“3・24”事件、乌兹别克的“安集延事件”均从这里发源。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加大了在阿富汗的军事打击力度,地区反恐形势面临新的挑战。各方开始担心是否会发生“水溅效应”,即一些恐怖分子在重压之下逃窜到中亚,潜伏下来或与当地极端势力合流。可见,在中亚地区,反恐仍将是一项长期的、具有关键意义的任务。
另一危险因素是毒品泛滥和走私。最近10多年来,中亚与相邻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构成了被称为“金新月”的国际毒品生产、贩运中心。北约在阿富汗反恐政策的偏颇一定程度上促使毒品危害愈发严重。
多种力量角逐的战场
由于重要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资源储备、各种安全问题的凸显,以及苏联解体后形成的“权力真空”,冷战结束后,各种政治力量开始挤入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的中亚,在这里形成了多方互动、相互竞争的态势。
俄罗斯一直把中亚视为“天然的特殊利益地带”。第一,中亚是俄罗斯重要的大国政治力量基础,俄欲在前苏联地区发挥主导作用、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大国角色,就离不开这支重要的力量。第二,中亚构成了俄安全防御体系的一部分。俄罗斯在一些中亚国家保持着程度不同的军事存在,不少重要的军事基地和武器试验场设在中亚。第三,中亚是俄罗斯恢复统一经济空间的一个依托。
虽然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控制力有所减弱,但与中亚相邻的地缘环境和复杂的人文关系使之对中亚具有“天然”的影响力,历史形成的政治、经济和国防等诸多领域的联系网络更使之具备了特殊的竞争优势。
美国谋求在中亚地区的长期存在。这是美国对欧亚大陆长期政策中的一个环节。首先,中亚属于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利用这个地区,美国不仅可以保持在西亚、南亚的传统利益,而且可以在穆斯林地区占据更多的据点,为扩大和保持反恐行动的进攻态势,进而为消除宗教极端势力奠定基础。其次,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控制中亚里海地区的石油开发和出口,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对手、约束盟友的手段之一。再次,从长远看,美国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更有挤压最可能“挑战”美国霸业的俄罗斯和中国战略空间的意图。
正是基于上述目的,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势力将触角探进中亚,并与中亚多个国家在“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下建立起政治、军事合作渠道。2001年后,美国更以反恐为名,开始在中亚部署军队,实现了它对该地区渗透的第一步——可进入。2003年的“新中亚战略”、2006年的“大中亚计划”无不反映出,美国为在中亚“扎下根”,正力图实现它对中亚的第二步目标——可控制。
总体上说,美国在中亚的基础并不牢固,既缺乏传统的联系,又没有稳固的基地,还不具备地缘方面的优势。但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力量,以及对全球、地区事务的某种主控态势,使它有可能通过逐步渗透,在中亚地区打进楔子,并由点到面地施展影响。
奉行平衡外交的中亚国家。中亚各国虽在法律和政治上建立了独立国家,但它们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安全和经济两个领域均有赖于俄罗斯,其政策选择一定程度上仍要考虑俄罗斯的反应。在这个背景下,为了获得“完全的独立”并牵制俄罗斯的影响,也为凸显自身价值,这些国家欢迎地区力量多元化,倾向于借外力来平衡“俄罗斯因素”,希望在各种力量的竞争中获得安全和发展的益处。因此,在许多问题上一些中亚国家都有“两头下注”的习惯,并根据形势不断调整与大国的亲疏程度。
传统上认为,小国是大国博弈的“棋子”。冷战后的经验却证明,一些小国常常在夹缝中“生存有道”,不仅在大国争夺中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且也可将大国玩于股掌之上。中亚国家便是明显的例子。
并非“配角”的土耳其因素。在中亚角逐场上,土耳其不是最吸引眼球的,但作用不可小觑。冷战结束后,土耳其注重文化渗透,向中亚国家灌输、宣传泛突厥主义思想。由于土耳其与中亚国家在伊斯兰信仰、突厥语文化方面有着相同的背景,加之土耳其世俗化政治和经济模式的“榜样”作用,泛突厥主义在这些国家如同伊斯兰宗教一般迅速扩散。如果说“原教旨主义”、“瓦哈比”教派落脚于社会底层,那么泛突厥主义思潮的“知音”则主要集中于社会上层、政治精英。一些主张建立泛突厥斯坦国家的政党也因此产生——这批力量梦幻中的大突厥甚至包括了中国的新疆。看看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土耳其一些政治人物的表现就会明白,泛突厥主义又何尝不是该地区另一种形态的极端和分裂势力的思想源头。
中国与中亚的新型合作关系。中国与中亚国家中的哈、吉、塔三国有着3100公里的边界,这些国家对中国西部陆地边界安全与稳定有着直接的作用。正因如此,中国与中亚国家建立新型关系即是从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兵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入手,并首先在建立相互信任、长期友好的政治关系和安全保障方面取得突破。一条睦邻友好互利地带开始形成,一百多年中国西北陆疆安全的忧患基本得以消除。此外,上合组织成立以来,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极端势力对地区稳定的威胁,为保证中国西北边陲的长治久安构筑起了安全的“防疫带”。
经济合作是中国与中亚国家新型合作关系的重要支撑点。10多年来,双方经济交往从个体小商贩发展到大中型企业,从一般货物贸易拓展到投资、金融、电信、能源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合作,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中土、中哈、中乌能源合作项目都取得一定进展。
内部发展与地区安全面临的种种问题,外部势力积极介入、共同影响、相互牵制的态势,使得中亚俨然是各种因素平行交错构成的多彩拼图,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这块拼图的色彩、形状也会不时发生变化。应该说,中亚实际上成为亚洲最具冲突潜质的地区,局势的发展变化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