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出版物，我一向喜欢，那些为大展特展而出的专辑和图录尤其好，常能从中知道一些平日不太会注意或别处无法知道的事。台北故宫的清宫档案多达四十万件，可以想象，这是什么样的一大奇观。武侠和历史小说里常听说奏折、密折、朱批、圣旨、国书，所以每逢在图册里遇到，总是看得兴致盎然。看大臣对皇上讲话的语气，虽然官样文章，也能窥见人物的性情。至于皇帝的朱批，不仅看文辞，也看笔迹，和平时零星得来的印象作对比，好比读到一位近在咫尺，交往了多年却从无书信来往的朋友的第一次来信，每一个细节都值得品味。
　　这次读到的，是台北故宫2005年出版的《知道了：朱批奏折展》。
　　有一封湖广总督杨宗仁雍正元年三月初九日的请安折，没有事情要汇报，就是单纯的请安。雍正皇帝批了“朕安”，却把原折中的“奴才”二字涂掉，改为“臣”，并且批示：“向后称臣得体。”清朝满汉有别，满族人对皇上称奴才，汉人想自称奴才，还没资格。汉军旗的人，是汉人又算满人，不知此处的规矩究竟如何。
　　史景迁在《曹寅与康熙》说，同为皇家包衣的曹寅和李熙，奏章的措辞，“曹寅更多地视自己为汉人，称‘臣’，而他的两个儿子更多自视为满人，因而自称‘奴才’。李熙似乎在两者之间挣扎，1715年之前他自称‘臣’，1715年至1716年夏天他要么是‘臣’，要么是‘奴才’，在那之后就一直是‘奴才’了。”
　　由此想到，慈禧当年放话，说什么“宁赠友邦，勿与家奴”，要么是我们理解有误，要么就是她老人家也不太清楚奴才的确切意思。
　　曹家虽是汉人，和康熙的关系实非一般，史景迁前书的第六章，题为《曹寅：康熙的密探》中，专讲密折的故事。印象比较深的是，康熙让曹寅当包打听，通过这一比较私密的渠道，讲一些当地官僚的家庭私事，平日的言谈以及民间传闻。在一封奏折里，曹寅报告了苏杭织造捐资平抑米价和洪武陵墓塌陷两件事，康熙的朱批说：“知道了，此事奏明的是，尔再打听还有什么闲话，写折来奏。”
　　闲话不闲，通过熟悉而信任的人获得的小道消息，是通过官僚途径很难得到的，既能满足皇帝作为普通人的好奇心，对于康熙和雍正这样的聪明君主，闲话还意味着“好的统治管理”不可或缺的准确信息。
　　大学士熊赐履退休后住在江宁，曹寅进京时曾受命“存问”他的有关情况。一年后，曹寅的奏折这样汇报：“打听得熊赐履在家，不曾远出。其同城各官有司往拜者，并不接见。近日与江宁一二秀才陈武循、张纯及鸡鸣寺，看花做诗，又《小桃园杂咏》二十四首，此其刊刻流布在外者，谨呈御览。因其不与交游，不能知其底蕴。谨据所得实奏。”
　　后来熊赐履病故，熊在病中吃什么药，临终有何言语，儿子如何，康熙都一一吩咐曹寅打探明白。
　　看了这些，想想朱元璋无孔不入的特务系统，实在笨得可以。
　　1710年，康熙在给李熙的朱批中嘱咐：“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生有，议论大小事。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道，尔即招祸矣。”
　　以后为雍正发扬光大的密折制度，就是这样来的。曹家是正白旗包衣，所谓上三旗包衣，皇帝的家奴。因为这种特殊关系，“皇帝可以自由任命他们去完成很多在其他朝代由太监来做的秘密或有利可图的任务”。
　　康熙三十五年，曹寅上折恭贺朝廷荡平噶尔丹叛乱。康熙对亲自领兵这件事非常得意，忍不住写了很长一段朱批：“朕亲统六军，过少（沙）漠瀚海，北征噶尔丹。皆赖上天之眷佑，旬有三日内，将厄鲁特杀尽灭绝，北方如无烽火，天下再不言兵矣。”
　　很多人以为一旦做了皇帝，万事都该满足，其实不然。做皇帝是一种职业，一种工作，尽管非常特殊。既然是职业，不管多好，不可能十全十美。忘了明朝哪位皇帝，老想过将军瘾，不断封自己的官，还不断升迁。
　　也许有人会说，明朝皇帝，尽出些神经病糊涂虫，不足为训。唐朝有位皇帝，唐宣宗，痴迷文学，喜欢白居易。唐朝人最重进士出身，李德裕做了宰相，还为自己不是进士出身而遗憾。唐宣宗大概觉得，当皇帝，那是凭出身，算不得本事，不来劲。进士凭真功夫，那才是人中龙凤。宣宗没法子去应试考进士，实现梦想，只好在内廷自己玩，题名为“乡贡进士李道龙”。他的真名叫李忱。
　　康熙英明，性情算是平和。雍正也英明，为人极严厉。读他的朱批，浑身紧张。想李卫、田文镜那些人，善始善终，真不容易。 台北故宫所藏的清廷朱批奏折十五万八千多件，我虽对清史一窍不通，还是无限神往，无他，好玩！
　　（摘自《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