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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在什么制度下，一个社会失去了自我纠错的能力，都是可怕的和没有前途的。
1961年8月12日凌晨。柏林街道上，所有灯光突然熄灭。军车的大灯照亮了东西柏林的分界线。东德士兵只用了6个小时，就在43公里长的边界线上筑成一道用铁丝网和水泥板构成的临时屏障。柏林正式被分割，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柏林墙耸了起来，以致许多西德人也被阻隔在墙的东边，无法回家。
一
为了防止东德人偷渡，8月18日，东德政府开始全面整固这个代号为“中国长城第二”的工程，不仅建在东西柏林之间，而且穿过莱茵河，延伸到整个东西德边界，长达160余公里。墙的外围是一道3.5米高的通电的铁丝网，铁丝网与墙体间有50米宽的空地。在这片无人地带，还建有300多个观察炮楼，22个暗堡，设有数千个电子眼及250余只警犬。
在建墙前的秘密筹备阶段，赫鲁晓夫和苏军驻东柏林的最高指挥官坐在小汽车里秘密地视察了柏林。墙建成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说：“柏林墙是阻止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篱笆，德国工人阶级修起这堵墙后，恶狼就再也别想闯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了！”
此后的事实却是“恶狼”没有闯进来，愈来愈多看上去纯洁的“兔子”，要穿越这道篱笆跑到“狼穴”里去。
地面逃亡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翻墙而过。仅仅在墙耸起来几天后，18岁的东柏林青年彼得·费希特尔在到达墙根翻身跃墙时身中数弹，坠落在东柏林一边的墙下，流血不止。他不停地呼喊救命，惊动了西柏林一边的边防军人。当西柏林军人们冒着同样遭枪击的危险，翻身跃墙将这个东德青年抬起来，再翻到西柏林一面时，费希特尔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62年9月，有人开着重型卡车，冒着枪林弹雨，撞墙而逃。这种事件在1962年里达14起。同年，将逃亡者藏在小汽车的底部成功出逃西柏林的事件，也有18起，平均每月一起还多。但是这种方法只延续了一年。后来，东德边防军发明了一种专门用来测量的标准化杖杆，用它可以直接量出所有类型过境汽车的体积。为了检查是否有逃亡者藏在车下，这种测量杖杆上还附带着一些镜子，这些镜子能反射出车辆底部的情况。
地下逃亡者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一条穿越柏林墙的地下隧道，就在东德边防军的脚下，鱼不惊水不跳地挖了6个月，全长145米，距地面距离是12米，隧道内部高度70公分。这隧道是由西边往东边挖的，共有36个男人和一位23岁的女青年参加了这项秘密工程，他们中的多数人有亲人、朋友在东柏林。最后有57位东柏林人成功地从这个隧道中出逃。
1979年的一个夜晚，从东德一个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只巨大的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着两个家庭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全由这两个家庭手工制作，前后用了数年时间。
这只可以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热气球，在通过柏林墙的时候，被东德警察发现了，密集的子弹射来。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不但子弹打不到，连探照灯都照不着了，但他们谁也摸不准方向。当气球终于落在了地面上，谁也没有勇气走出吊篮，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上天祈祷。
有军人向气球走来，对这些逃亡者说出了他们盼望已久的话：
“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联邦德国的领土。”
二
社会生活中，还有一道道无形的“柏林墙”。
与西德人讲话百无禁忌、率性而发相比，操同一种语言讲话的东德人却顾虑重重，缩头缩脑，宛如一只只被雨水淋湿了的鹌鹑。
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德文简称叫“斯塔西”，于1950年4月成立。“斯塔西”是前华沙条约组织中最强大和最成功的秘密警察机构，不论是资金、人员和设备都属世界一流。前东德有1600万人口，而“斯塔西”的工作人员达9.1万人，也就是说每180个人中就有一人在这个机构工作。此外，还有1000多名专职电话窃听人员和2000名私人邮件秘密检查人员。“斯塔西”还有大量不在编的，即分散在各地、各种机构、各种组织中的17．3万名被称为“眼线”的告密者。两者交织一起，形成了一张遍布全国的巨大特务网。
1989年秋天的大示威游行中，愤怒的东德百姓第一个冲进去的国家机关就是“斯塔西”的档案大楼。
其实，此前柏林墙一被推倒，这幢大楼里已经开始加紧销毁各种档案材料。他们把一捆捆资料送入碎纸机，碎纸机常因烧得发烫而出现故障，多数档案不得不用人工手撕。这些撕毁的资料竟装满了1.6万个麻袋包。
至2005年，已经向社会公开的前东德“斯塔西”的个人档案达450万份。10年来，几乎每个月都有过去的特务或“眼线”受到揭发，学术界、媒体、甚至宗教界也经常有人被卷进来，政党更是无一幸免。档案还显示，有些男女被“斯塔西”盯了几十年，长期负责监视的“眼线”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与自己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妻子，或者丈夫；更为黑色幽默的是，有的夫妻铜婚银婚相敬如宾如胶似漆，背地里相互竟做了十几、二十年的“眼线”……
在民主德国的昂纳克时代（1971—1989年），民间广泛私下流传着两则笑话。
三个人同一天被关进监狱，彼此打听被关进来的罪名。第一个人说：我上班迟到，他们说我破坏国家生产力，是社会的害虫。第二个人说：我上班早到，他们说我一定是西方派来的间谍，想窃取重要机密。第三个人说：我上班准时，不早也不晚，他们说我的表一定是西德货，我不爱国。
再一则，说的是一个西德人和一个东德人坐在一起聊什么是快乐。西德人说：快乐就是你辛苦地工作完一天后，躺在家里舒服的沙发上，喝着啤酒，打开电视机，看一场精彩的足球赛，或是一场美女的时装秀……东德人说：真正的快乐，是在深夜里，你突然听到砰砰的急促敲门声，赶快从床上爬起来，打开门一看，是一群秘密警察，他们拿着枪指着你说，“沃尔夫，你被逮捕了!”而你告诉他们，“对不起，沃尔夫住在隔壁。”
……
三
总喜欢以党和国家的名义、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授一大堆勋章的埃里希·昂纳克，已经失去对世界的变化和对东德体制内一系列严重弊病的评估能力。在他掌握最高权力的近20年里，这个过于漫长的时代，用八个字可以概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整个社会成了一条被既得利益集团牵着的牛，牛到处找凉快地方卧下，懒洋洋地反刍，而这地方必定是旧体制盘根错节之处。
昂纳克从骨子里害怕“改革”这两个字，恍若它是一颗定时炸弹上的引信。他只讲“革新”，但他的“革新”，像是在自己的皮带上伸缩两个孔而已，只是为了进一步适应自己的肚腩。
民主德国四十周年国庆，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参加游行的人都是事先经过仔细筛选的。然而，这支以年轻人为主的游行队伍里，出现了大量写有“改革！”两字的标语牌。在经过观礼台前时，许多人望着观礼台上的戈尔巴乔夫喊：“戈尔巴乔夫！帮帮我们！……”
昂纳克当时有些神思恍惚，像是站不住了。可不到凌晨，他就在有国家安全部部长参加的一个紧急会议上，咬牙切齿说：这后面一定有西方敌对势力操纵！
有一个西方谚语，说的是断了一个马蹄钉，绊倒了马，又摔伤了将军，导致输掉了战争，最后亡了国家。这个国家当然不是因为一个马蹄钉亡的，而是国家的内部危机已经处在超临界状态，马蹄钉的断裂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后一粒沙而已。
仅仅一个月后，1989年11月9日，东德的“马蹄钉”柏林墙断裂了。
再一个月后，出生于萨尔地区一个煤矿工人家庭、党证号码是A0000001的昂纳克，被自己的党开除出党。
次年3月13日，昂纳克被秘密送去苏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接受德方要求，宣布驱逐昂纳克出境。1992年被引渡回国受审，但因患癌症，获准前往智利投靠女儿和女婿生活。两年后，病死在异国他乡。
1961年8月12日凌晨。柏林街道上，所有灯光突然熄灭。军车的大灯照亮了东西柏林的分界线。东德士兵只用了6个小时，就在43公里长的边界线上筑成一道用铁丝网和水泥板构成的临时屏障。柏林正式被分割，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柏林墙耸了起来，以致许多西德人也被阻隔在墙的东边，无法回家。
一
为了防止东德人偷渡，8月18日，东德政府开始全面整固这个代号为“中国长城第二”的工程，不仅建在东西柏林之间，而且穿过莱茵河，延伸到整个东西德边界，长达160余公里。墙的外围是一道3.5米高的通电的铁丝网，铁丝网与墙体间有50米宽的空地。在这片无人地带，还建有300多个观察炮楼，22个暗堡，设有数千个电子眼及250余只警犬。
在建墙前的秘密筹备阶段，赫鲁晓夫和苏军驻东柏林的最高指挥官坐在小汽车里秘密地视察了柏林。墙建成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说：“柏林墙是阻止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篱笆，德国工人阶级修起这堵墙后，恶狼就再也别想闯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了！”
此后的事实却是“恶狼”没有闯进来，愈来愈多看上去纯洁的“兔子”，要穿越这道篱笆跑到“狼穴”里去。
地面逃亡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翻墙而过。仅仅在墙耸起来几天后，18岁的东柏林青年彼得·费希特尔在到达墙根翻身跃墙时身中数弹，坠落在东柏林一边的墙下，流血不止。他不停地呼喊救命，惊动了西柏林一边的边防军人。当西柏林军人们冒着同样遭枪击的危险，翻身跃墙将这个东德青年抬起来，再翻到西柏林一面时，费希特尔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62年9月，有人开着重型卡车，冒着枪林弹雨，撞墙而逃。这种事件在1962年里达14起。同年，将逃亡者藏在小汽车的底部成功出逃西柏林的事件，也有18起，平均每月一起还多。但是这种方法只延续了一年。后来，东德边防军发明了一种专门用来测量的标准化杖杆，用它可以直接量出所有类型过境汽车的体积。为了检查是否有逃亡者藏在车下，这种测量杖杆上还附带着一些镜子，这些镜子能反射出车辆底部的情况。
地下逃亡者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一条穿越柏林墙的地下隧道，就在东德边防军的脚下，鱼不惊水不跳地挖了6个月，全长145米，距地面距离是12米，隧道内部高度70公分。这隧道是由西边往东边挖的，共有36个男人和一位23岁的女青年参加了这项秘密工程，他们中的多数人有亲人、朋友在东柏林。最后有57位东柏林人成功地从这个隧道中出逃。
1979年的一个夜晚，从东德一个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只巨大的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着两个家庭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全由这两个家庭手工制作，前后用了数年时间。
这只可以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热气球，在通过柏林墙的时候，被东德警察发现了，密集的子弹射来。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不但子弹打不到，连探照灯都照不着了，但他们谁也摸不准方向。当气球终于落在了地面上，谁也没有勇气走出吊篮，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上天祈祷。
有军人向气球走来，对这些逃亡者说出了他们盼望已久的话：
“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联邦德国的领土。”
二
社会生活中，还有一道道无形的“柏林墙”。
与西德人讲话百无禁忌、率性而发相比，操同一种语言讲话的东德人却顾虑重重，缩头缩脑，宛如一只只被雨水淋湿了的鹌鹑。
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德文简称叫“斯塔西”，于1950年4月成立。“斯塔西”是前华沙条约组织中最强大和最成功的秘密警察机构，不论是资金、人员和设备都属世界一流。前东德有1600万人口，而“斯塔西”的工作人员达9.1万人，也就是说每180个人中就有一人在这个机构工作。此外，还有1000多名专职电话窃听人员和2000名私人邮件秘密检查人员。“斯塔西”还有大量不在编的，即分散在各地、各种机构、各种组织中的17．3万名被称为“眼线”的告密者。两者交织一起，形成了一张遍布全国的巨大特务网。
1989年秋天的大示威游行中，愤怒的东德百姓第一个冲进去的国家机关就是“斯塔西”的档案大楼。
其实，此前柏林墙一被推倒，这幢大楼里已经开始加紧销毁各种档案材料。他们把一捆捆资料送入碎纸机，碎纸机常因烧得发烫而出现故障，多数档案不得不用人工手撕。这些撕毁的资料竟装满了1.6万个麻袋包。
至2005年，已经向社会公开的前东德“斯塔西”的个人档案达450万份。10年来，几乎每个月都有过去的特务或“眼线”受到揭发，学术界、媒体、甚至宗教界也经常有人被卷进来，政党更是无一幸免。档案还显示，有些男女被“斯塔西”盯了几十年，长期负责监视的“眼线”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与自己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妻子，或者丈夫；更为黑色幽默的是，有的夫妻铜婚银婚相敬如宾如胶似漆，背地里相互竟做了十几、二十年的“眼线”……
在民主德国的昂纳克时代（1971—1989年），民间广泛私下流传着两则笑话。
三个人同一天被关进监狱，彼此打听被关进来的罪名。第一个人说：我上班迟到，他们说我破坏国家生产力，是社会的害虫。第二个人说：我上班早到，他们说我一定是西方派来的间谍，想窃取重要机密。第三个人说：我上班准时，不早也不晚，他们说我的表一定是西德货，我不爱国。
再一则，说的是一个西德人和一个东德人坐在一起聊什么是快乐。西德人说：快乐就是你辛苦地工作完一天后，躺在家里舒服的沙发上，喝着啤酒，打开电视机，看一场精彩的足球赛，或是一场美女的时装秀……东德人说：真正的快乐，是在深夜里，你突然听到砰砰的急促敲门声，赶快从床上爬起来，打开门一看，是一群秘密警察，他们拿着枪指着你说，“沃尔夫，你被逮捕了!”而你告诉他们，“对不起，沃尔夫住在隔壁。”
……
三
总喜欢以党和国家的名义、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授一大堆勋章的埃里希·昂纳克，已经失去对世界的变化和对东德体制内一系列严重弊病的评估能力。在他掌握最高权力的近20年里，这个过于漫长的时代，用八个字可以概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整个社会成了一条被既得利益集团牵着的牛，牛到处找凉快地方卧下，懒洋洋地反刍，而这地方必定是旧体制盘根错节之处。
昂纳克从骨子里害怕“改革”这两个字，恍若它是一颗定时炸弹上的引信。他只讲“革新”，但他的“革新”，像是在自己的皮带上伸缩两个孔而已，只是为了进一步适应自己的肚腩。
民主德国四十周年国庆，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参加游行的人都是事先经过仔细筛选的。然而，这支以年轻人为主的游行队伍里，出现了大量写有“改革！”两字的标语牌。在经过观礼台前时，许多人望着观礼台上的戈尔巴乔夫喊：“戈尔巴乔夫！帮帮我们！……”
昂纳克当时有些神思恍惚，像是站不住了。可不到凌晨，他就在有国家安全部部长参加的一个紧急会议上，咬牙切齿说：这后面一定有西方敌对势力操纵！
有一个西方谚语，说的是断了一个马蹄钉，绊倒了马，又摔伤了将军，导致输掉了战争，最后亡了国家。这个国家当然不是因为一个马蹄钉亡的，而是国家的内部危机已经处在超临界状态，马蹄钉的断裂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后一粒沙而已。
仅仅一个月后，1989年11月9日，东德的“马蹄钉”柏林墙断裂了。
再一个月后，出生于萨尔地区一个煤矿工人家庭、党证号码是A0000001的昂纳克，被自己的党开除出党。
次年3月13日，昂纳克被秘密送去苏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接受德方要求，宣布驱逐昂纳克出境。1992年被引渡回国受审，但因患癌症，获准前往智利投靠女儿和女婿生活。两年后，病死在异国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