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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期以来，因为收集整理的不够充分，学界对瑶族石刻的史料价值认识不足，对其文学特色也未有专门研究。本文在更广泛访求瑶族石刻的基础上，对其蕴含的珍贵史料价值及其文学艺术特色进行探讨。瑶族石刻包含族源与播迁、史事与人物等丰富史料。一些石刻文献互为补充、相互关联，形成链条或系统;一些瑶族石刻史料对于历史事实起到证明作用;有些史料非常稀缺罕见，具有独特性。瑶族石刻作者较为广泛，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各民族群众对瑶族石刻文学的参与;瑶族石刻文学诗文铭颂一体的独特形式被广泛运用，注重通过对话塑造人物形象、推进叙事;注重句式整齐、运用多种修辞方法，增强可读性，客观上增强了石刻的接受度。
【关键词】瑶族石刻;史料价值;文学特色
【作 者】石天飞，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K87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2-0152-0009
石刻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承载，由于其自身的刊刻情形、载体特点等原因，石刻有时比其他文献更为可靠。宋代赵明诚就认为：“盖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诸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者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1]序，1 瑶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我国广西都安、富川、巴马、金秀、防城、龙胜、南丹、全州、灌阳、贺州、荔浦、恭城、田林、凌云，湖南江华、宁远、蓝山、新宁、隆回，广东连山、连南、乳源以及贵州、云南、江西等省区共100多个县（市）里，居住分散，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在瑶族发展历史上，留下了与瑶族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丰富石刻。当前，瑶族石刻收集整理与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主要有：黄钰辑点的《瑶族石刻录》，收录瑶族石刻256篇;[2]凡例 郑慧、蓝巧燕、陈妹著《瑶族石刻研究》，列表显示其研究所考察的瑶族石刻范围，含广西201方、广东61方、湖南26方、云南1方、贵州5方、江西4方、福建2方，共计300方。[3]3 但《瑶族石刻录》除去重收篇目，为数过少，遗漏过多，显然对于一地一时之瑶族石刻面貌，难以全面反映;《瑶族石刻研究》也仅对所见瑶族石刻的内容进行了分类叙述，研究尚欠深入。二书均未对何为“瑶族石刻”进行说明或定义，对于瑶族石刻蕴含的珍贵史料价值及其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特色等，也未作专门分析。笔者认为，瑶族石刻“应包括瑶族地区（含各瑶族县、瑶族乡、瑶族聚居地）石刻、虽不在瑶族地区但与瑶族密切相关之石刻。[4]12”本文在更广泛访求瑶族石刻的基础上，对于瑶族石刻蕴含的珍贵史料价值及其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特色等，试作探讨。
一、瑶族石刻的主要内容
目前笔者访查到的瑶族石刻有596方，其数量远超《瑶族石刻录》《瑶族石刻研究》所收。对瑶族石刻的考察发现，其时空分布是非常不平衡的。从纵向看，唐13方，五代2方，宋112方，元7方，明61方，清309方，民国92方。可以认为，瑶族石刻开创于唐五代时期，经宋元明时期的发展，至清代达到鼎盛，而民国时期是其延伸期。从横向看，都安、富川、恭城、龙胜、金秀、平乐昭平、江华、江永、连州、乳源等县市较多。瑶族石刻时空分布的不平衡，与各地区的区域位置、经济文化发展、民族文化特点等紧密相关，如唐代、宋代，与中原距离更近的江华县、富川县、桂林市等地石刻较多，其他瑶族地区则较少;明清时期，由于治理的需要、文化的发展、交通的进步，恭城、龙胜、都安、乳源等地石刻大幅增多。
瑶族石刻内容涉及瑶族地区、瑶族人民历史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有：
一是瑶族起源、迁徙的原因、路线以及在迁徙中生存环境的选择。一般情况下，石刻并不单纯记述族源，而是对族源与迁徙、人物生平等各部分密不可分的内容进行层次分明的记述。如光绪年间龙胜县《盘氏墓碑》，在碑文开头即云“盘古开天，伏羲置立瑶民。始祖在于广东韶州府罗昌县竹林坪安居落业，在于景泰元年移居广西义宁县上乡里菜瓮江居住。”[2]416既提到盘古开天地、伏羲生瑶等远古传说，又记载明景泰年间始迁祖从广东韶州至广西义宁（今临桂）定居的路线。《先皇安瑶碑记》将远古传说、瑶族起源、如何繁衍、分支，姓氏构成，所在区域等，进行了详细记述：“洪水发过，自古开国京中。初，瑶人姓盘，后正宗景定元年，平王妇女所生六男六女，敕赐名十二姓皇瑶子孙，盘、沈、包、黄、李、邓、周、赵、雷、唐、蒋、冯。梅溪水发，在京七宝山垌会稽山居住数代。飘洋过海，福子凌州、宁远、道州，江西季化县两处居住。广东阳山分居柳州、水兴、安宁、宜章、桂阳、桂东、凌县九龙山，一百三十五县去处落业。万朝山播，逢山吃山，逢水吃水，逢墙作基，遇水安桥。”[2]3瑶民所选、所居之地的自然、社会环境，在碑刻中往往也有所记述。如龙胜县黄洛寨《盛世河碑》：“照得龙胜境处深山，路非孔道，技巧不事，商旅不趋，不耕则无食，不织则无衣，是舍农麻之务，则无饶足之法。所有各团村寨之民，殷实者少，贫苦者多。且喜山多荫植，樵采可需，溪绕清流，灌溉可赖。此外沟河虽有鱼虾之产，就近出息，非比江湖之广，数罟由古皆禁，岂容踰界侵取？理应各遵定界，随时种植培养，乐取本业之地利也。”一般而言，“（瑶族）从大江南北至珠江流域，居住重心不断南移，沿途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终于形成‘无山不有瑶’的局面。”[5]序言，2与这样的概括叙述相比，瑶族石刻的诸多记载，更为清晰而具体。
二是瑶族地区历史战事，包含战乱、平定、纪功、抒怀等反映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石刻史料。湖南、广西、广东唐时大部属岭南道、江南道，远离中原朝廷，加之其地理条件多山地丘陵，属喀斯特地貌，多岩洞，山高崖险，水急林密，常有所谓“蛮乱”“猺乱”，因而战事时有发生。《新唐书·西原蛮》载：“西原蛮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乾元初）张侯、夏永与夷僚梁崇牵、覃问及西原酋长吴功曹复合兵内寇，陷道州，据城五十余日。桂管经略使邢济击平之，执吴功曹等。余众复围道州，刺史元结固守不能下，进攻永州，陷邵州，留数日而去。……贞元十年，黄洞首领黄少卿者，功邕管，围经略使孙公器，请发岭南兵穷讨之……”[6]6329。部分瑶族石刻，是对战事的真实记载。如李诵《受降台记》，记述宋淳熙中率逢原平蛮，“靖州中洞姚民敖等背叛，攻烧来威、零溪两寨，环地百里合为一款，抗敌官军侵攘境土。统治率逢原被旨讨捕，壮国家之威灵，秉宪台之方略。三命出师，一战破贼。戮其渠魁，焚其巢穴。既复两寨，群蛮皆恐惧屈服，号呼请命。主将不忍尽诛，乃筑台于来威洞前高阜，瘗白羊、白豕于其下，以受其降”[7]89;宋张茂良《赵崇模德政颂》，记述名相赵汝愚之子赵崇模主政广西，“屏翰我邦，六阅岁纪。政先仁恕，镇静不扰。捐利予民，恩惠周浃。本端末整，阖境晏清，人享和平之福”[8]93;元泰定年间卢让《融州平猺記》，记述当时“甲子冬，寇贵州。乙丑春，寇柳城。夏踰浔，寇平南，寇藤之赤水。顷之，寇郁林”[9]63的强劲态势;明弘治间姜洪《筑城记》[10]438，可知永福建城之始;隆庆《莫朝玉墓碑》1、同治《王化行墓碑》2 等，都带有鲜明的记述时代大事的印记，又与当事主人要物密切相關，是详细生动的史料。 三是瑶族地区村寨规约以及政府告示。如广西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嘉庆《团规碑记》记：“为严伸大义，盘瓠列规四十八团鸣锣会议，齐集款场刊刻碑永遗不朽矣。且盘王俱瑶等，始祖共来，一脉分枝，乃是照依前评皇之券牒。始祖其一十二姓，良缘配偶，万古纲常。瑶等历来存据评王券牒律，盎王子孙妻女，毋许外民百姓为婚，如不遵者，不得轻恕。”[2]36 清道光年间《龙脊永禁贼盗碑》，瑶民有为匪盗者被抓获，“因各贼之亲房哀求，各自戒禁，以后再不敢为匪，情愿书立犯约，交与众等收据，倘后不遵，仍有爲匪，任由众等将我等家门房族一并送官领罪。”[11]156
四是与宗教相关的内容。如明万历年间富川汪若冰刻站姿观音像，以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线画观音原像为蓝本，阴刻，今存于富川县城慈云寺。碑刻多有庙宇亭台建设、修缮、捐资之碑记。庙宇亭台建设、修缮，往往既体现民族、地区宗教信仰，又带有群众的实际功利诉求。龙胜县乐江乡乐江村黑岩，有道光三十年（1850）为修孟公菩萨所立《孟公永镇碑》[12]48，述其求在道路僻静之处，地方冷险之所修孟公尊神“以具威灵显应”，记捐款芳名。明万历年间兴安县《香田碑记》，则从“化度猺夷”方面考虑，建修严关庵：“设庵堂，化度猺夷，为民造福。”“迩来猺獞二种，悉听抚批，化改为童正里排，年觉得渐为一体之民，使地方之人，尽是本道之修路垦田，便人利众，相率而道化之中，不止诸夷之改为新民矣。”3
五是瑶区的基建与交通，如贺州钟山康熙年间刊、嘉庆重刊黄骆所作《重修钟山镇城碑记》，即记兵火过后钟山城重修事，又及此前城建历史：“镇之始于明武庙豫章丁公，再完于兵宪张公、谢公，重脩于直指陈公，其按部安绥，吊死抚伤，更详且周也。若余也，兴复旧基，第云不堕昔人之志，而窃喜营官之不负吾志，而更乐士民之共成其志。虽砖石其固有也，木料灰瓦，余乐输也。”[13]123大化县清道光年间《岩光更牌》，记其道路崎岖，“连穿光岭而过，势若羊肠。其曲凹湾凸，怪石如刀，盘旋左右。凡过往艰辛，牛马出入，每多殒殇。过此经营，攀藤负葛，每扶持方可越，似此之难！4 ”令人心生怜悯，知修路乃急需。
六是瑶族地区教育，包含书院、学校的建设，教学政策、教育观念等。如清道光年间阮元《平乐府重建至圣庙碑记》，记述平乐学宫变迁，记载重建“至圣庙”（即文庙），附名宦祠、乡贤祠;《恭城乡贤碑》有纪录、表彰之作用，碑中在名单之后，又云“以上詳刻忠义孝弟碑”，可知这些乡贤在当地的影响，不仅因其科名，还因其品德。清道光年间罗成纶富川县《移建文昌阁记》，称：“余愧无德政，不能教民，而窃于是举也，欲崇文教以冀富邑之人文蔚起而为之兆云。5 ”有建文昌阁以促教化，希冀人文蔚起之意。恭城县西岭镇新和村高界屯民国时《广西各县苗瑶民户编制通则》第十四条规定：“凡完全苗瑶民户之村乡，未设有学校者，由区公所或县政府，参照苗瑶民户习惯，设立特种学校，使苗瑶青年男女入学，其费用暂时由区公所或县政府支给之。”[14]218体现出对教育的重视。
二、瑶族石刻珍贵的史料价值
瑶族石刻的丰富史料，其重要价值还体现在史料的关联性和独特性。
（一）史料的关联性
一些历史事件、人物，在碑刻中，往往互为补充、相互印证，形成链条或系统。如清代咸丰年间何氏族人何作舟所作大远凤岩山何氏族谱碑，记湖南江永县千家峒瑶族乡大远村一带瑶族的“避乱遗记”情况，云：
咸丰五年，红头贼朱洪英蹈城，合村先议登山避乱，因惑讹言，遂弃先人之故址，各自逃散，卒之居岩者以岩困，走涧者以涧穷。流离之苦，惨不堪言，虽后悔已无及矣！戊午岁，贼首石达开复蹈县城，业师王业兄偕予兄弟，率族人依山为寨，迁避其中，邻近村庄景附者以数百计，由是量力捐资，按户派工，修其路，砌其门，髙其墙，规模焕然一新。是年，逆匪三次蹂躏盘踞城中者七十余日，而寨栅安堵无恙。凡土地田野，并无荒芜之虞。厥后城市之亲友迁居于此者接踵而至，即邑之明府及两广文亦乐于斯侨寄焉！[2]406
碑中所记，涉天地会朱洪英、太平天国石达开起事历史，以及瑶族因战乱而转移、迁避至大远的背景和具体情况。咸丰年间龙胜《永定夫役章程碑》又记：“案因咸丰十年十月内，抚部院刘统兵亲剿石逆溃匪，由省来龙。嗣因夫役……”[2]86都安县咸丰志事碑之一记：“咸丰十年，世袭安定司潘梧生擒发逆石镇吉之处，勒石以志其事。”1咸丰十年（1860）3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将协天燕石镇吉率数千名太平军自百色入安定司境，途径匹夫关时，安定土司第十六任土巡检潘梧（字凤岗）督团兵伏击，石镇吉被俘。光绪间邹绍峄作《安定司世侯潘公凤岗纪功碑》，叙述潘梧生平，又记：
石逆镇吉，粤之浔洲平南人，自金田谋叛，随逆首洪秀全窜扰三楚，以迄两江，纠众数百万计。石逆犷悍骁锐，为诸贼冠，攻城掠地，所向披靡。伪称王，绣大纛，标锦字曰“协天燕”，纵横吴楚间，无敢撄其锋者。咸丰十年，合为翼王石达开党，计四十余万，回窜粤西，围省城，经月弗克。分伙直下柳、庆、思、浔，进攻百色。贼自内变，欲寻路入黔。天夺其魄，误沿红水江下，迷不得路。公闻之，即调练□□截，复亲督千人，扼守险隘。石逆奋攻隘栅，公开栅数战不利，惟退守险要。有议贼锋锐甚，让路与出而后击之者。公曰：“虎已入陷，何可纵也！吾与贼誓不俱生矣！”益激励勇练，固守严密。石逆求战不得，欲出无路，力穷粮尽，迫至匹夫关，全党束手就缚，时岁次庚申三月十二日。十数年穷凶巨恶，一旦成擒，遐迩闻风，欣幸且异。公使长子、广东即补同知承烈，解诸贼入省。中丞刘公长佑亲谳，即行正法。2
都安县光绪间潘炳坤《白骨冢碑》又记：“我安定咸丰丁巳，遇土匪卢、马、张、王之祸，庚申发逆继之，司衔毙命共二百余人，自是以后，夜不闭户四十余年，可谓盛矣！”[15]743咸丰七年（1857）春，张孝首事，王绣球、卢兴、马昌基为副，势力发展极快，当年10月攻打司城。咸丰九年（1859），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解宝庆围，南下广西，9月克庆远（宜州）。次年春，石达开与诸大员等部将游宜州白龙洞，并刻石。同年石达开南路军首领石镇吉率部攻打百色城失利，沿红水河顺流而下欲与驻庆远府的石达开会合，经都安境内“匹夫关”（今广西都安县菁盛乡“娘娘关”）时，被安定土司巡检潘梧联合白山土司练勇伏击而全军覆没。咸丰十一年（1861）9月，石达开自桂北上，转战蜀黔滇，并于1863年4月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然最终为大渡河所阻，陷入重围。[16]634咸丰九年（1859）9月至咸丰十一年（1861）9月间石达开、石镇吉等在广西的活动，通过都安县菁盛乡红水河岸边“匹夫关”摩崖《安定司世侯潘公凤岗纪功碑》、都安县《咸丰志事碑》，以及龙胜《永定夫役章程碑》[2]86、江永大远凤岩山何氏族谱碑[2]406，等等，得以记录，使石镇吉、潘梧等人的形象变得立体，反映了瑶族地区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关联。 石刻所记相关历史事件、人物，可与史籍所记互为参考，提供对比研究的依据。民国重立宋乾道年间富川县《唐富八墓碑文》，依宋碑内容而刻，记唐富八“与同僚李成、毛善良、何廷寿等于江西图事，转战赣皖，以暴易暴，四海声威。后因朝廷派岳飞进剿，由赣入湘，继而返桂，不幸事败，殉难被害，杀身成仁。玉骨金骸，落于富邑牛背岭东侧塘源岗，天然成坟。亡命于宋绍兴二年九月，享寿四十有六秋。”1而1993年版《富川瑶族自治县志》载唐氏“生于南宋末……在赵宗将相文天祥、张世杰、陈宣中号召下，参加了勤王部队，转战于湖南道、永、郴州一带。景炎二年富八被敕封为大将军，擢为罗飞部先锋，围攻永州。历经7个月的血战，罗飞部死伤惨重，富八于是役中死亡。其后，族人为他立衣冠冢和公祠‘龙兴太庙’以祭祀[17]614”云云，与碑文所记存在较大差异。按碑文，唐富八生于1086年，卒于1132年，为北宋末南宋初人，非南宋末之人，亦与南宋度宗、文天祥等无所关联。碑文与方志，可互为参考，对比研究，考证人物事件。
金鉷《（雍正）广西通志》卷一百一十八所载《恭城令张公平猺传》碑，述张泰阶平黄天贵事，称：“恭城地隶平乐，万山丛莽中，猺獞杂错，性贪狠，俗剽悍，带兵挟矢，纵横出没，有司莫得而禁。时猺目黄天贵、黄公辅纠集丑类，啸众丛木寨，劫取衣被财物，掳掠妇子，焚毁屋庐，民大怨。”[18]530事平之后，有《平黄天贵记功碑》，记“有功”诸员。2 二碑相互印证，再现了官府平黄天贵的悲壮历史。
再如富川县明成化袁衷《平猺碑》记：“维景泰纪元春二月二十有八，富川灵亭乡下设源猺人盘性子作梗，纠合冷水诸源猺人廖八子辈，于是岁三月之初，走往邻封湖广江华、永明二县，会合彼处民猺王茂、何音保等，妖言煽惑，集众千余人，蚁聚地名八尺漯，置立巢栅，称伪胜道君王名号，将逞恶出掠以流毒乡邑。时寨下市巡检司缉之实白于郡邑，飞报镇守广西总兵征蛮将军都督田正，摘调指挥同知葛宗荫，率领精兵往勦之。”[13]108恭城县明万历《猺目万历二年石碑古记》载：“洪武下山景太元年润三月初三日，进平源剿杀强首雷通天、李通地。贼首退散，給赏良猺把手山隘口，开垦山埸，安居乐土，恳给立至守把隘口。”[19]369二碑互为补充，使得此次大规模“平瑶”事件更为完整呈现。
（二）史料的独特性
一些瑶族石刻史料，对于历史事实起到独特的证明作用。日本侵华，在瑶族地区犯下什么样的罪行？民国黄振远恭城县《建筑恭城县政府大礼堂》碑，记录了日寇侵华时的暴行，为碑刻作者亲历亲见，依托石刻，永久保存，是历史的铁证：
上年秋月，余奉命绾篆是邦，适日寇投降，县土重光，巡视属境，宣慰难胞，因知倭奴此次侵恭之惨况。三十三年九月，敌骑踹进历代军事必经之龙虎关，经嘉会和平乡至城厢，并分窜定岗坳、岛坪、椅子坪，入西岭，会师平乐。三十四年五月，复由龙虎定岗溃返，转湘投降。杂乱经年，当经湘桂边区，总指挥钟祖培将军（和平乡人）率健儿，领导机关暨地方人士，随时予敌重创，然而敌人残暴性成，兽蹄所过焚杀淫掠，无所不至其极，龙虎关内几成一片焦土，栗木嘉会城厢民房暨机关屋宇多遭破燬。劫后河山疮痍满目……[19]74
瑶族石刻的史料价值还体现在，有些碑刻的内容、信息，是非常稀缺罕见和特殊的。如《龙胜火药厂碑记》3，保留了制作火药的工艺程序、用料标准等。清康熙《喜捐粮田碑记》，称“东西两粤兄弟之邦，水陆往来，货财交济，不绝如缕，以其近于邻国者也。有陈君者，讳之，原籍顺邑，少有志于江湖，壮起家于煑海，卜筑茶城，迄今数十春秋矣。”[19]14记述两粤贸易往来情况的同时，透出恭城又别称“茶城”。清道光间《王进刚墓碑》中王进刚“皇清敕授武信骑尉……永宁人也，于乾隆四十六年来龙入营，五十三出师安南，着绩拔补右营把总，于嘉庆二十年致仕。4”安南（即今越南）与清朝，联系颇为紧密，时常互派使臣，也有军事的交集、边境的议定等;《王进刚墓碑》中乾隆五十三年（1788）出师安南的记载，也为石刻所不多见。
民国灵川县蓝田瑶族乡《严禁邪蛊示碑》，乃“兴安、龙胜、义宁、灵川四县瑶族地方联合大团为严禁邪蛊示”，称：
照得我偏僻之处，民瑶杂居，风化梗塞，有等不良无知之徒，专信好习邪术，代所流行，祖传不息。窃此法术流毒极狠，人民六畜遇此毒法，动辄毙命。以昔效之，迄今繁甚，男女老少，无不学习。况此法术无功无益，惟将灾祸害人。或因私愁嫉妒，即以邪法报复，为挟行嫌怒，亦起邪念残伤。或恶人阳春茂盛，亦即放邪毁损。自古至今，人民遭邪毙命，六畜阳春被邪伤损，殊属多矣。此等法术，乃杳茫之祸患，犹如瘟之鬼神，无影无据无凭，莫能视也，何以见之诚可也。似此不良无知之徒，毫无依从善言劝导，每毎惯习邪蛊，残害生灵，殊甚痛甚！[20]61
瑶族地区的“邪蛊”，即今所谓之“蛊毒”，有其存在的特定社会、民族土壤;《严禁邪蛊示碑》申明“邪蛊”危害，提出治理办法，于今之社会学、民族学研究等，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历史文献。
瑶族石刻中的村规民约，是反映瑶族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涉及教育、婚嫁、丧葬、治安等领域。如《罗香七村石牌》两块石牌规定：“若系械斗，误会打伤打死人命，男命赔偿填命三百六十两，女命二百四十两。”“红花女子并出嫁离婚外家无夫之妇怀孕者，遵老规律，罚规律银七十二元或八十四元，石牌开会公……[21]343”规定：“调解不下打架，不准捉女人。男人十六岁以下，六十岁以上不准捉。”“无论有争论打架，不准放火烧屋，烧禾仓，挖田、挖水坝、牵牛。”“无论何村何家，有女子未结婚者生育，违犯规则，定行重罚七十三至八十四两罚金。[21]341”《兴安龙胜联合禁约碑》规定：“以娶归家，年已三十，若无生育，任从娶妾，外家不得异言，不遵者公罚不恕。”1这其中，真切反映了男女地位的不同、地方风俗的特殊，以及对老人、妇女、儿童的保护等。
三、瑶族石刻鲜明的文学特色
从作者构成、体裁结构、语言句式等方面看，瑶族石刻还具有鲜明的文学特色。 首先，瑶族石刻作者涉及较为广泛，反映了石刻在瑶族地区的普遍运用，也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各民族群众对瑶族石刻、瑶族文学创作的参与。就石刻撰者而言，有帝王、政府官员或将领、土司巡检及其族人、汉瑶等各族文人、民间较有文化者、族长、墓主后人或友人等，当然其中也有集体商议撰写成文的。河池市巴马、东兰、宜州等地，是全国著名的长寿之乡，今存宜州南山的嘉庆帝所赠“赐广西宜山县永定土司境内寿民蓝祥年一百四十二岁喜成七言用志人瑞”七言诗，云“百岁春秋卌年度，四朝雨露一身覃”，是瑶族石刻中的帝王作品之一，反映了瑶族地区的良好自然生态环境，以及瑶族、壮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反映了瑶族地区悠久的长寿文化。
在瑶族石刻文学中，不乏著名文人所撰著者。如前述唐代湖南江华阳华岩、蒋家山的元结，是唐代著名文学大家，有《阳华岩铭》《寒亭记》等;宋代富川的林通，是当时广西本土为数不多的宋代诗人，在富川通山等处有诗刻;明代茅坤，曾任广西兵备佥事，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在阳朔县有《摩崖府江纪事》;唐顺之，有《荆川先生文集》，与茅坤同为“唐宋派”的代表人物;明代桑悦字民怿，号思亥，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学者，在融安县城南邃岩洞有其所撰《邃岩记》[2]436;明代岑云汉，是著名的壮族文人，所辖之地凌云一带，也是瑶族地区，岑的《游东湖记》2石刻，是典型的明代小品文。其他的还有明代王守仁，清代李调元、张联桂诸人的石刻。著名文人、其他民族文人的参与，反映了中原文学、其他民族文学与瑶族文学的交流及其在瑶族地区的影响，客观上提升了瑶族石刻文学的水平，促进了瑶族地区文学和文化的发展。
历来在盘点考察壮瑶等少数民族文人文学时，对石刻的关注过少，因此瑶族、壮族文人的石刻，对于当前少数民族文人文学的研究则是可贵的必要补充。瑶族石刻中的部分诗文之作者，或石刻涉及的一些人物，其族属为瑶族，有一定的文学留存，应纳入瑶族文人文学予以关注。如乾隆间重刊元光祖撰《敇封灵济忠祐惠烈王传》，称周渭“工为诗”，周氏当可归入古代瑶族文人，而不仅仅是一名贤臣，光绪《恭城县志》即录周渭诗三首。
其次，瑶族石刻文学或叙事或抒情或二者兼具而有所侧重，其中诗文铭颂一体的独特形式，兼顾了叙事与抒情的需求，被广泛运用。瑶族石刻文学常用倒叙法，有着相对固定的叙事模式，注重通过对话塑造人物形象，同时推进叙事，其大体上可分为叙事、抒情两类，或者说有的偏重叙事，有的偏重抒情。总体而言，叙事侧重于实用性，文字较为简洁，叙述事件的来源始末，塑造人物形象;抒情者，多是诗、铭之体，有抒发个人情怀的，也有赞颂他人或写景抒情的。文（序）与诗或铭、颂、赞一体，是瑶族石刻的普遍和常用文体形式。这种文体形式，在纸本文学中是常见的，在赋、文中，常有诗、歌、颂、赞的出现，如司马迁的《史记》、郦道元《水经注》中的“三峡”、谢庄的《月赋》中的“歌曰”，以及古典小说中的“诗曰”“有诗为证”等。而在瑶族石刻文学中，这种文体形式则得到了更广泛的运用。如潘炳坤《白骨冢碑》、袁衷《平猺碑》、翁汝进《开辟府江险滩碑文》、陈肇波《重建浔郡八公祠碑》、杨铸《德庆路镇遏万户王侯政绩碑》、乾隆间《重刻唐代李梁墓碑并序》等，是文（序）加铭;蒋如山《记陆荣廷游富川慈云寺诗》、李震孙《广西道平蛮记》、大化县《岩光更牌》、大化县黄曜甫《甲略兰山寺碑记之一》、都安县李寿棋等《司马桥碑刻·司马桥边凉亭记》等，是文（序）加诗;邹绍峄《安定司世侯潘公凤岗纪功碑》、张茂良《赵崇模德政颂》、王涤心《新息马侯庙碑颂》等，是文（序）加颂;玄烨《至圣先师孔子赞并序》，是赞前有序文。文（序）与诗、铭、颂、赞等相结合，既有其实用性，又增强了文学性，既考虑叙事的清楚明白，又兼顾对事件、人物的歌颂和纪念。
在叙事方法和模式上，具有独特性。瑶族石刻往往有顺叙、倒叙、补叙、插叙等多样方法;而在一些交通、建筑类石刻中，普遍采用倒叙法。由竣工记起，讲述工程之发起、经过，交待参与人员，描述竣工效果，然后提出期望，具有实用性，合乎逻辑，叙述清楚。在叙述之前，这些石刻往往先说基本道理，或阐述一些基本事实，然后引出所述之事，既起到说明的作用，又带有一定的教化、歌颂之意，是为此类石刻特定的行文模式。如：“窃闻造桥修路，帝君曾著圣谟;除道成梁，夏令久垂王政。顾周行我既遵，王道荡平而野渡无人，仿隔天涯于咫尺，则欲免返临河之驾者，是诚宜资横木之约也。”（龙胜县《玉如冲桥》碑）[12]30;“窃惟前征不远，百世仰垂裕之功;祖德难忘，千秋肃享祀之典。”（恭城县文庙《欧沂庄公祠记》1）;“盖惟济人利物积德，具有同心;修路平途善举，尤应注意。”（《重修大马巷至玉锁楼石道记》2）;“盖闻梁成十月，王乃布令與冬期;桥圯经年，民亦实忧乎春渡。伊古来济人利而靡不无亟善与人同耳，但可欲之谓善善，果蜚独立能成人之谓，美举必需时而建。”（龙胜县《固洞振风桥碑》[12]31），等等。
在叙事时，作者多注重人物对话，既塑造人物形象，又促进事件发展，这在瑶族石刻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如广西昭平县漓江旁马万恭《平昭平山寇碑》：
百粤远在西徼深山大泽，封豕长蛇犷然凭借。天子震怒，命大中丞吴公曰：“汝其击戮蛇豕，夷剿山泽，布我王化，唯汝功！”吴公受命不半懻，逐谋于总督司马凌公，檄府江兵备徐副使曰：“定百粤必先定昭平，为我调兵，募向武诸川汉土官，草薙之以还报天子！”[2]320
先写天子“唯汝功”之大望，继写“草薙之以还报天子”将事件起因作了交待，推进事件发展，提示事件结局，并将人物的心态、“功勋”表现了出来，具有感染力。又如广西阳朔县境白面山岩茅坤《摩崖府江纪事》：
应公且檄予，面授之曰：“大征阳朔，事属君久矣，君且指画如何？”予前曰：“大征事非陈兵十万不可为功。兵志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奔疲于道路者数十万家，且阳朔诸獞，本古田部落，其遗种不下数万，若三省夹征，则兵连不解，为患匪轻矣。由予观之，治夷如击狐，出则急刺之，不出则听其伏穴而已，毁城熏社非计也。倘听某雕剿，不烦军门一卒之劳，一金之费，则阳朔可完，江道可通矣！”公又曰：“雕剿恐不多斩馘，斩馘少则不畏，且奈何？”又前曰：“阳朔堑江而县，左则金宝顶等三十余寨，右是鬼子等十七寨，相为表里也。鬼子等贼，杀县令张士毅以来，非惟官府吏民愤之，虽其党中诸部落，亦深嫉而怨之。何者？策督抚必征故也。某若声其罪，以雕剿之兵，而按行大征之法，则其党中亦惧而且谋自完，不敢移兵相抗矣。况鬼子寨前则带江，背则枕恭城，扼其江，则贼必奔恭城，远近仇其劫杀久矣，可尽而俘也。”公曰：“善。”[22] 通过对话，将当时形势、利害关系、应对之策步步引出，结以一“善”字，人物形象、事件叙述、场景描绘、作者观点等，均得以突显，可读性较强。
再次，注重句式的整齐、多种修辞方法的运用，增加可读性，客观上增强了石刻的接受度。瑶族石刻的文学价值，还突出表现在其语言特点上。一方面，侧重于实用，简洁通俗;另一方面，因为是面向广大社会群众，往往又很注重文采，这表现在喜用、多用对偶和排比，句式整齐，文势畅顺。如龙胜县龙脊村《严规安民》碑1，“窃维天下荡荡，非法律弗能以奠邦国;而邦国平平，无王章不足以治闾阎”“奈吾境内，有饕餮不法之徒，类于梼杌，竟将禁约毁驰，仍踵前弊，非惟得陇，而欲望蜀。男则贪淫好窃，女则爱鹜轻鸡，猖獗不已，滋扰乡村”“各宜安分守己，不得肆意妄行”“当惧三尺之法，可免三木之刑”诸句，句式整齐，又错落有致，节奏感极强，便于诵读和传播。又如同治时龙胜县泗水乡泗水村沂潭泗水桥头《玉如冲桥》碑：
窃闻造桥修路，帝君曾著圣谟;除道成梁，夏令久垂王政。……则欲免返临河之驾者，是诚宜资横木之约也。……乃水陆之要道，为官商之通衢。原架长桥，籍登彼岸。可谓着中流之砥柱，流下界之慈航。……桃花浪涌，竹剪奔流，洪水环山，徒杠付海。是由携来攘往，孰指迷津？然揭浅历深，每嗟病涉。每逢春涨，常闻隔岸之呼。甚至冬寒，深畏褰裳之苦。此当局者不免踌躇，而旁观者所为感慨也。……相与经营，共图修复。或捐资成美，皆乐助以青蚨;或因事赴工，敢效劳于乌鹊……从此鼍梁巩固，往来无匏叶之歌。龙甸通行，永远擅桑江之胜[12]30。
全篇多对偶，句式整齐，又灵活多变，错落有致，读来朗朗上口。甚至在政府的文告中，也有以韵文形式出现的。如龙胜县广西巡抚部院沈示碑2，据拓片录文如下：
州县为民父母，分应除弊恤民。
据报命盗案件，勘验必须躬亲。
照例轻骑速往，认真约束随人。
夫马饭食自给，不染民间一尘。
倘有需索扰害，苦主指实上呈。
定必从严查办，当思自顾考成。
各属奉到此示，城乡布告分明。
勒碑衙前竖立，永远垂诫遵行。
全篇整齐、押韵，似与政府相关政策之解释与执行相隔较远，但实际上二者结合很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因此类文句整齐、字词华美的篇目较多，此不赘举。
瑶族石刻诸篇特点，还体现在其修辞方法之多样、灵活、贴切、生动。如明成化年间袁衷《平猺碑》曰：“蠢尔小丑，逞虎啸聚草野如蚁蜂。”[13]109将起义者起事时的势力发展，作了形象生动的比喻。龙胜县杨梅乡《潘内寨乡约碑》对乡盗的描写：“昼则壁上之虎，夜间云里之龙身，鸡犬不得安眠。3”有对比，有比喻，鲜明生动而诙谐有趣。唐大历年间韩云卿《平蛮颂并序》，云：“五岭之人，若出玄泉而观白日，如蹈烈火而蒙清泉。”[23]7采用比喻、对比、对偶等手法，突出“平蛮”之效果。全文炳《重修武帝庙记》4：“蚊负弗胜，一肩荷之也;虫行能疾，百足辅之也。”以对偶句式，采用对比、类比方法，说明道理，浅显易懂。南宋干道年间唐富八墓，于民国重立新碑，称唐富八“玉骨金骸，落于富邑牛背岭东侧塘源岗，天然成坟”[2]378，采用近乎神化的夸張手法，突出了唐氏的历史、家族影响和英雄形象。
（本文系广西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心资助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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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ING ON THE HISTORICAL VALUES AND
LITERARY FEATURES OF YAO STONE CARVINGS
Shi Tianfei
Abstract：For a long time， due to insufficient collection and sorting of Yao stone carvings， the academia has inadequat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historical value and is also short of specific studies on their literary features. On the basis of extensive visits to Yao stone carving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ecious historical values contained in Yao stone carvings and their literary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Yao stone carvings contain rich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the ethnic origin and migration， the historical events， and the people. Some stone carving documents complement with and relate to each other， forming into a chain or a system; som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Yao stone carvings have proved the historical facts， and some historical materials are very scarce and unique. The creators of Yao stone carvings are widely spread， reflec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social strata and people from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e unique form of combining poem， article， inscription， and eulogy is widely used in Yao stone carving， emphasizing on shaping characters and advancing narratives through dialogues， and on neat sentence structur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ple rhetorical methods to enhance the readability and acceptance of stone carvings.
Keywords：Yao stone carvings; val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literary features
〔責任编辑：黄润柏〕
【关键词】瑶族石刻;史料价值;文学特色
【作 者】石天飞，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K87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2-0152-0009
石刻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承载，由于其自身的刊刻情形、载体特点等原因，石刻有时比其他文献更为可靠。宋代赵明诚就认为：“盖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诸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者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1]序，1 瑶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我国广西都安、富川、巴马、金秀、防城、龙胜、南丹、全州、灌阳、贺州、荔浦、恭城、田林、凌云，湖南江华、宁远、蓝山、新宁、隆回，广东连山、连南、乳源以及贵州、云南、江西等省区共100多个县（市）里，居住分散，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在瑶族发展历史上，留下了与瑶族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丰富石刻。当前，瑶族石刻收集整理与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主要有：黄钰辑点的《瑶族石刻录》，收录瑶族石刻256篇;[2]凡例 郑慧、蓝巧燕、陈妹著《瑶族石刻研究》，列表显示其研究所考察的瑶族石刻范围，含广西201方、广东61方、湖南26方、云南1方、贵州5方、江西4方、福建2方，共计300方。[3]3 但《瑶族石刻录》除去重收篇目，为数过少，遗漏过多，显然对于一地一时之瑶族石刻面貌，难以全面反映;《瑶族石刻研究》也仅对所见瑶族石刻的内容进行了分类叙述，研究尚欠深入。二书均未对何为“瑶族石刻”进行说明或定义，对于瑶族石刻蕴含的珍贵史料价值及其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特色等，也未作专门分析。笔者认为，瑶族石刻“应包括瑶族地区（含各瑶族县、瑶族乡、瑶族聚居地）石刻、虽不在瑶族地区但与瑶族密切相关之石刻。[4]12”本文在更广泛访求瑶族石刻的基础上，对于瑶族石刻蕴含的珍贵史料价值及其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特色等，试作探讨。
一、瑶族石刻的主要内容
目前笔者访查到的瑶族石刻有596方，其数量远超《瑶族石刻录》《瑶族石刻研究》所收。对瑶族石刻的考察发现，其时空分布是非常不平衡的。从纵向看，唐13方，五代2方，宋112方，元7方，明61方，清309方，民国92方。可以认为，瑶族石刻开创于唐五代时期，经宋元明时期的发展，至清代达到鼎盛，而民国时期是其延伸期。从横向看，都安、富川、恭城、龙胜、金秀、平乐昭平、江华、江永、连州、乳源等县市较多。瑶族石刻时空分布的不平衡，与各地区的区域位置、经济文化发展、民族文化特点等紧密相关，如唐代、宋代，与中原距离更近的江华县、富川县、桂林市等地石刻较多，其他瑶族地区则较少;明清时期，由于治理的需要、文化的发展、交通的进步，恭城、龙胜、都安、乳源等地石刻大幅增多。
瑶族石刻内容涉及瑶族地区、瑶族人民历史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有：
一是瑶族起源、迁徙的原因、路线以及在迁徙中生存环境的选择。一般情况下，石刻并不单纯记述族源，而是对族源与迁徙、人物生平等各部分密不可分的内容进行层次分明的记述。如光绪年间龙胜县《盘氏墓碑》，在碑文开头即云“盘古开天，伏羲置立瑶民。始祖在于广东韶州府罗昌县竹林坪安居落业，在于景泰元年移居广西义宁县上乡里菜瓮江居住。”[2]416既提到盘古开天地、伏羲生瑶等远古传说，又记载明景泰年间始迁祖从广东韶州至广西义宁（今临桂）定居的路线。《先皇安瑶碑记》将远古传说、瑶族起源、如何繁衍、分支，姓氏构成，所在区域等，进行了详细记述：“洪水发过，自古开国京中。初，瑶人姓盘，后正宗景定元年，平王妇女所生六男六女，敕赐名十二姓皇瑶子孙，盘、沈、包、黄、李、邓、周、赵、雷、唐、蒋、冯。梅溪水发，在京七宝山垌会稽山居住数代。飘洋过海，福子凌州、宁远、道州，江西季化县两处居住。广东阳山分居柳州、水兴、安宁、宜章、桂阳、桂东、凌县九龙山，一百三十五县去处落业。万朝山播，逢山吃山，逢水吃水，逢墙作基，遇水安桥。”[2]3瑶民所选、所居之地的自然、社会环境，在碑刻中往往也有所记述。如龙胜县黄洛寨《盛世河碑》：“照得龙胜境处深山，路非孔道，技巧不事，商旅不趋，不耕则无食，不织则无衣，是舍农麻之务，则无饶足之法。所有各团村寨之民，殷实者少，贫苦者多。且喜山多荫植，樵采可需，溪绕清流，灌溉可赖。此外沟河虽有鱼虾之产，就近出息，非比江湖之广，数罟由古皆禁，岂容踰界侵取？理应各遵定界，随时种植培养，乐取本业之地利也。”一般而言，“（瑶族）从大江南北至珠江流域，居住重心不断南移，沿途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终于形成‘无山不有瑶’的局面。”[5]序言，2与这样的概括叙述相比，瑶族石刻的诸多记载，更为清晰而具体。
二是瑶族地区历史战事，包含战乱、平定、纪功、抒怀等反映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石刻史料。湖南、广西、广东唐时大部属岭南道、江南道，远离中原朝廷，加之其地理条件多山地丘陵，属喀斯特地貌，多岩洞，山高崖险，水急林密，常有所谓“蛮乱”“猺乱”，因而战事时有发生。《新唐书·西原蛮》载：“西原蛮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乾元初）张侯、夏永与夷僚梁崇牵、覃问及西原酋长吴功曹复合兵内寇，陷道州，据城五十余日。桂管经略使邢济击平之，执吴功曹等。余众复围道州，刺史元结固守不能下，进攻永州，陷邵州，留数日而去。……贞元十年，黄洞首领黄少卿者，功邕管，围经略使孙公器，请发岭南兵穷讨之……”[6]6329。部分瑶族石刻，是对战事的真实记载。如李诵《受降台记》，记述宋淳熙中率逢原平蛮，“靖州中洞姚民敖等背叛，攻烧来威、零溪两寨，环地百里合为一款，抗敌官军侵攘境土。统治率逢原被旨讨捕，壮国家之威灵，秉宪台之方略。三命出师，一战破贼。戮其渠魁，焚其巢穴。既复两寨，群蛮皆恐惧屈服，号呼请命。主将不忍尽诛，乃筑台于来威洞前高阜，瘗白羊、白豕于其下，以受其降”[7]89;宋张茂良《赵崇模德政颂》，记述名相赵汝愚之子赵崇模主政广西，“屏翰我邦，六阅岁纪。政先仁恕，镇静不扰。捐利予民，恩惠周浃。本端末整，阖境晏清，人享和平之福”[8]93;元泰定年间卢让《融州平猺記》，记述当时“甲子冬，寇贵州。乙丑春，寇柳城。夏踰浔，寇平南，寇藤之赤水。顷之，寇郁林”[9]63的强劲态势;明弘治间姜洪《筑城记》[10]438，可知永福建城之始;隆庆《莫朝玉墓碑》1、同治《王化行墓碑》2 等，都带有鲜明的记述时代大事的印记，又与当事主人要物密切相關，是详细生动的史料。 三是瑶族地区村寨规约以及政府告示。如广西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嘉庆《团规碑记》记：“为严伸大义，盘瓠列规四十八团鸣锣会议，齐集款场刊刻碑永遗不朽矣。且盘王俱瑶等，始祖共来，一脉分枝，乃是照依前评皇之券牒。始祖其一十二姓，良缘配偶，万古纲常。瑶等历来存据评王券牒律，盎王子孙妻女，毋许外民百姓为婚，如不遵者，不得轻恕。”[2]36 清道光年间《龙脊永禁贼盗碑》，瑶民有为匪盗者被抓获，“因各贼之亲房哀求，各自戒禁，以后再不敢为匪，情愿书立犯约，交与众等收据，倘后不遵，仍有爲匪，任由众等将我等家门房族一并送官领罪。”[11]156
四是与宗教相关的内容。如明万历年间富川汪若冰刻站姿观音像，以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线画观音原像为蓝本，阴刻，今存于富川县城慈云寺。碑刻多有庙宇亭台建设、修缮、捐资之碑记。庙宇亭台建设、修缮，往往既体现民族、地区宗教信仰，又带有群众的实际功利诉求。龙胜县乐江乡乐江村黑岩，有道光三十年（1850）为修孟公菩萨所立《孟公永镇碑》[12]48，述其求在道路僻静之处，地方冷险之所修孟公尊神“以具威灵显应”，记捐款芳名。明万历年间兴安县《香田碑记》，则从“化度猺夷”方面考虑，建修严关庵：“设庵堂，化度猺夷，为民造福。”“迩来猺獞二种，悉听抚批，化改为童正里排，年觉得渐为一体之民，使地方之人，尽是本道之修路垦田，便人利众，相率而道化之中，不止诸夷之改为新民矣。”3
五是瑶区的基建与交通，如贺州钟山康熙年间刊、嘉庆重刊黄骆所作《重修钟山镇城碑记》，即记兵火过后钟山城重修事，又及此前城建历史：“镇之始于明武庙豫章丁公，再完于兵宪张公、谢公，重脩于直指陈公，其按部安绥，吊死抚伤，更详且周也。若余也，兴复旧基，第云不堕昔人之志，而窃喜营官之不负吾志，而更乐士民之共成其志。虽砖石其固有也，木料灰瓦，余乐输也。”[13]123大化县清道光年间《岩光更牌》，记其道路崎岖，“连穿光岭而过，势若羊肠。其曲凹湾凸，怪石如刀，盘旋左右。凡过往艰辛，牛马出入，每多殒殇。过此经营，攀藤负葛，每扶持方可越，似此之难！4 ”令人心生怜悯，知修路乃急需。
六是瑶族地区教育，包含书院、学校的建设，教学政策、教育观念等。如清道光年间阮元《平乐府重建至圣庙碑记》，记述平乐学宫变迁，记载重建“至圣庙”（即文庙），附名宦祠、乡贤祠;《恭城乡贤碑》有纪录、表彰之作用，碑中在名单之后，又云“以上詳刻忠义孝弟碑”，可知这些乡贤在当地的影响，不仅因其科名，还因其品德。清道光年间罗成纶富川县《移建文昌阁记》，称：“余愧无德政，不能教民，而窃于是举也，欲崇文教以冀富邑之人文蔚起而为之兆云。5 ”有建文昌阁以促教化，希冀人文蔚起之意。恭城县西岭镇新和村高界屯民国时《广西各县苗瑶民户编制通则》第十四条规定：“凡完全苗瑶民户之村乡，未设有学校者，由区公所或县政府，参照苗瑶民户习惯，设立特种学校，使苗瑶青年男女入学，其费用暂时由区公所或县政府支给之。”[14]218体现出对教育的重视。
二、瑶族石刻珍贵的史料价值
瑶族石刻的丰富史料，其重要价值还体现在史料的关联性和独特性。
（一）史料的关联性
一些历史事件、人物，在碑刻中，往往互为补充、相互印证，形成链条或系统。如清代咸丰年间何氏族人何作舟所作大远凤岩山何氏族谱碑，记湖南江永县千家峒瑶族乡大远村一带瑶族的“避乱遗记”情况，云：
咸丰五年，红头贼朱洪英蹈城，合村先议登山避乱，因惑讹言，遂弃先人之故址，各自逃散，卒之居岩者以岩困，走涧者以涧穷。流离之苦，惨不堪言，虽后悔已无及矣！戊午岁，贼首石达开复蹈县城，业师王业兄偕予兄弟，率族人依山为寨，迁避其中，邻近村庄景附者以数百计，由是量力捐资，按户派工，修其路，砌其门，髙其墙，规模焕然一新。是年，逆匪三次蹂躏盘踞城中者七十余日，而寨栅安堵无恙。凡土地田野，并无荒芜之虞。厥后城市之亲友迁居于此者接踵而至，即邑之明府及两广文亦乐于斯侨寄焉！[2]406
碑中所记，涉天地会朱洪英、太平天国石达开起事历史，以及瑶族因战乱而转移、迁避至大远的背景和具体情况。咸丰年间龙胜《永定夫役章程碑》又记：“案因咸丰十年十月内，抚部院刘统兵亲剿石逆溃匪，由省来龙。嗣因夫役……”[2]86都安县咸丰志事碑之一记：“咸丰十年，世袭安定司潘梧生擒发逆石镇吉之处，勒石以志其事。”1咸丰十年（1860）3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将协天燕石镇吉率数千名太平军自百色入安定司境，途径匹夫关时，安定土司第十六任土巡检潘梧（字凤岗）督团兵伏击，石镇吉被俘。光绪间邹绍峄作《安定司世侯潘公凤岗纪功碑》，叙述潘梧生平，又记：
石逆镇吉，粤之浔洲平南人，自金田谋叛，随逆首洪秀全窜扰三楚，以迄两江，纠众数百万计。石逆犷悍骁锐，为诸贼冠，攻城掠地，所向披靡。伪称王，绣大纛，标锦字曰“协天燕”，纵横吴楚间，无敢撄其锋者。咸丰十年，合为翼王石达开党，计四十余万，回窜粤西，围省城，经月弗克。分伙直下柳、庆、思、浔，进攻百色。贼自内变，欲寻路入黔。天夺其魄，误沿红水江下，迷不得路。公闻之，即调练□□截，复亲督千人，扼守险隘。石逆奋攻隘栅，公开栅数战不利，惟退守险要。有议贼锋锐甚，让路与出而后击之者。公曰：“虎已入陷，何可纵也！吾与贼誓不俱生矣！”益激励勇练，固守严密。石逆求战不得，欲出无路，力穷粮尽，迫至匹夫关，全党束手就缚，时岁次庚申三月十二日。十数年穷凶巨恶，一旦成擒，遐迩闻风，欣幸且异。公使长子、广东即补同知承烈，解诸贼入省。中丞刘公长佑亲谳，即行正法。2
都安县光绪间潘炳坤《白骨冢碑》又记：“我安定咸丰丁巳，遇土匪卢、马、张、王之祸，庚申发逆继之，司衔毙命共二百余人，自是以后，夜不闭户四十余年，可谓盛矣！”[15]743咸丰七年（1857）春，张孝首事，王绣球、卢兴、马昌基为副，势力发展极快，当年10月攻打司城。咸丰九年（1859），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解宝庆围，南下广西，9月克庆远（宜州）。次年春，石达开与诸大员等部将游宜州白龙洞，并刻石。同年石达开南路军首领石镇吉率部攻打百色城失利，沿红水河顺流而下欲与驻庆远府的石达开会合，经都安境内“匹夫关”（今广西都安县菁盛乡“娘娘关”）时，被安定土司巡检潘梧联合白山土司练勇伏击而全军覆没。咸丰十一年（1861）9月，石达开自桂北上，转战蜀黔滇，并于1863年4月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然最终为大渡河所阻，陷入重围。[16]634咸丰九年（1859）9月至咸丰十一年（1861）9月间石达开、石镇吉等在广西的活动，通过都安县菁盛乡红水河岸边“匹夫关”摩崖《安定司世侯潘公凤岗纪功碑》、都安县《咸丰志事碑》，以及龙胜《永定夫役章程碑》[2]86、江永大远凤岩山何氏族谱碑[2]406，等等，得以记录，使石镇吉、潘梧等人的形象变得立体，反映了瑶族地区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关联。 石刻所记相关历史事件、人物，可与史籍所记互为参考，提供对比研究的依据。民国重立宋乾道年间富川县《唐富八墓碑文》，依宋碑内容而刻，记唐富八“与同僚李成、毛善良、何廷寿等于江西图事，转战赣皖，以暴易暴，四海声威。后因朝廷派岳飞进剿，由赣入湘，继而返桂，不幸事败，殉难被害，杀身成仁。玉骨金骸，落于富邑牛背岭东侧塘源岗，天然成坟。亡命于宋绍兴二年九月，享寿四十有六秋。”1而1993年版《富川瑶族自治县志》载唐氏“生于南宋末……在赵宗将相文天祥、张世杰、陈宣中号召下，参加了勤王部队，转战于湖南道、永、郴州一带。景炎二年富八被敕封为大将军，擢为罗飞部先锋，围攻永州。历经7个月的血战，罗飞部死伤惨重，富八于是役中死亡。其后，族人为他立衣冠冢和公祠‘龙兴太庙’以祭祀[17]614”云云，与碑文所记存在较大差异。按碑文，唐富八生于1086年，卒于1132年，为北宋末南宋初人，非南宋末之人，亦与南宋度宗、文天祥等无所关联。碑文与方志，可互为参考，对比研究，考证人物事件。
金鉷《（雍正）广西通志》卷一百一十八所载《恭城令张公平猺传》碑，述张泰阶平黄天贵事，称：“恭城地隶平乐，万山丛莽中，猺獞杂错，性贪狠，俗剽悍，带兵挟矢，纵横出没，有司莫得而禁。时猺目黄天贵、黄公辅纠集丑类，啸众丛木寨，劫取衣被财物，掳掠妇子，焚毁屋庐，民大怨。”[18]530事平之后，有《平黄天贵记功碑》，记“有功”诸员。2 二碑相互印证，再现了官府平黄天贵的悲壮历史。
再如富川县明成化袁衷《平猺碑》记：“维景泰纪元春二月二十有八，富川灵亭乡下设源猺人盘性子作梗，纠合冷水诸源猺人廖八子辈，于是岁三月之初，走往邻封湖广江华、永明二县，会合彼处民猺王茂、何音保等，妖言煽惑，集众千余人，蚁聚地名八尺漯，置立巢栅，称伪胜道君王名号，将逞恶出掠以流毒乡邑。时寨下市巡检司缉之实白于郡邑，飞报镇守广西总兵征蛮将军都督田正，摘调指挥同知葛宗荫，率领精兵往勦之。”[13]108恭城县明万历《猺目万历二年石碑古记》载：“洪武下山景太元年润三月初三日，进平源剿杀强首雷通天、李通地。贼首退散，給赏良猺把手山隘口，开垦山埸，安居乐土，恳给立至守把隘口。”[19]369二碑互为补充，使得此次大规模“平瑶”事件更为完整呈现。
（二）史料的独特性
一些瑶族石刻史料，对于历史事实起到独特的证明作用。日本侵华，在瑶族地区犯下什么样的罪行？民国黄振远恭城县《建筑恭城县政府大礼堂》碑，记录了日寇侵华时的暴行，为碑刻作者亲历亲见，依托石刻，永久保存，是历史的铁证：
上年秋月，余奉命绾篆是邦，适日寇投降，县土重光，巡视属境，宣慰难胞，因知倭奴此次侵恭之惨况。三十三年九月，敌骑踹进历代军事必经之龙虎关，经嘉会和平乡至城厢，并分窜定岗坳、岛坪、椅子坪，入西岭，会师平乐。三十四年五月，复由龙虎定岗溃返，转湘投降。杂乱经年，当经湘桂边区，总指挥钟祖培将军（和平乡人）率健儿，领导机关暨地方人士，随时予敌重创，然而敌人残暴性成，兽蹄所过焚杀淫掠，无所不至其极，龙虎关内几成一片焦土，栗木嘉会城厢民房暨机关屋宇多遭破燬。劫后河山疮痍满目……[19]74
瑶族石刻的史料价值还体现在，有些碑刻的内容、信息，是非常稀缺罕见和特殊的。如《龙胜火药厂碑记》3，保留了制作火药的工艺程序、用料标准等。清康熙《喜捐粮田碑记》，称“东西两粤兄弟之邦，水陆往来，货财交济，不绝如缕，以其近于邻国者也。有陈君者，讳之，原籍顺邑，少有志于江湖，壮起家于煑海，卜筑茶城，迄今数十春秋矣。”[19]14记述两粤贸易往来情况的同时，透出恭城又别称“茶城”。清道光间《王进刚墓碑》中王进刚“皇清敕授武信骑尉……永宁人也，于乾隆四十六年来龙入营，五十三出师安南，着绩拔补右营把总，于嘉庆二十年致仕。4”安南（即今越南）与清朝，联系颇为紧密，时常互派使臣，也有军事的交集、边境的议定等;《王进刚墓碑》中乾隆五十三年（1788）出师安南的记载，也为石刻所不多见。
民国灵川县蓝田瑶族乡《严禁邪蛊示碑》，乃“兴安、龙胜、义宁、灵川四县瑶族地方联合大团为严禁邪蛊示”，称：
照得我偏僻之处，民瑶杂居，风化梗塞，有等不良无知之徒，专信好习邪术，代所流行，祖传不息。窃此法术流毒极狠，人民六畜遇此毒法，动辄毙命。以昔效之，迄今繁甚，男女老少，无不学习。况此法术无功无益，惟将灾祸害人。或因私愁嫉妒，即以邪法报复，为挟行嫌怒，亦起邪念残伤。或恶人阳春茂盛，亦即放邪毁损。自古至今，人民遭邪毙命，六畜阳春被邪伤损，殊属多矣。此等法术，乃杳茫之祸患，犹如瘟之鬼神，无影无据无凭，莫能视也，何以见之诚可也。似此不良无知之徒，毫无依从善言劝导，每毎惯习邪蛊，残害生灵，殊甚痛甚！[20]61
瑶族地区的“邪蛊”，即今所谓之“蛊毒”，有其存在的特定社会、民族土壤;《严禁邪蛊示碑》申明“邪蛊”危害，提出治理办法，于今之社会学、民族学研究等，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历史文献。
瑶族石刻中的村规民约，是反映瑶族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涉及教育、婚嫁、丧葬、治安等领域。如《罗香七村石牌》两块石牌规定：“若系械斗，误会打伤打死人命，男命赔偿填命三百六十两，女命二百四十两。”“红花女子并出嫁离婚外家无夫之妇怀孕者，遵老规律，罚规律银七十二元或八十四元，石牌开会公……[21]343”规定：“调解不下打架，不准捉女人。男人十六岁以下，六十岁以上不准捉。”“无论有争论打架，不准放火烧屋，烧禾仓，挖田、挖水坝、牵牛。”“无论何村何家，有女子未结婚者生育，违犯规则，定行重罚七十三至八十四两罚金。[21]341”《兴安龙胜联合禁约碑》规定：“以娶归家，年已三十，若无生育，任从娶妾，外家不得异言，不遵者公罚不恕。”1这其中，真切反映了男女地位的不同、地方风俗的特殊，以及对老人、妇女、儿童的保护等。
三、瑶族石刻鲜明的文学特色
从作者构成、体裁结构、语言句式等方面看，瑶族石刻还具有鲜明的文学特色。 首先，瑶族石刻作者涉及较为广泛，反映了石刻在瑶族地区的普遍运用，也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各民族群众对瑶族石刻、瑶族文学创作的参与。就石刻撰者而言，有帝王、政府官员或将领、土司巡检及其族人、汉瑶等各族文人、民间较有文化者、族长、墓主后人或友人等，当然其中也有集体商议撰写成文的。河池市巴马、东兰、宜州等地，是全国著名的长寿之乡，今存宜州南山的嘉庆帝所赠“赐广西宜山县永定土司境内寿民蓝祥年一百四十二岁喜成七言用志人瑞”七言诗，云“百岁春秋卌年度，四朝雨露一身覃”，是瑶族石刻中的帝王作品之一，反映了瑶族地区的良好自然生态环境，以及瑶族、壮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反映了瑶族地区悠久的长寿文化。
在瑶族石刻文学中，不乏著名文人所撰著者。如前述唐代湖南江华阳华岩、蒋家山的元结，是唐代著名文学大家，有《阳华岩铭》《寒亭记》等;宋代富川的林通，是当时广西本土为数不多的宋代诗人，在富川通山等处有诗刻;明代茅坤，曾任广西兵备佥事，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在阳朔县有《摩崖府江纪事》;唐顺之，有《荆川先生文集》，与茅坤同为“唐宋派”的代表人物;明代桑悦字民怿，号思亥，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学者，在融安县城南邃岩洞有其所撰《邃岩记》[2]436;明代岑云汉，是著名的壮族文人，所辖之地凌云一带，也是瑶族地区，岑的《游东湖记》2石刻，是典型的明代小品文。其他的还有明代王守仁，清代李调元、张联桂诸人的石刻。著名文人、其他民族文人的参与，反映了中原文学、其他民族文学与瑶族文学的交流及其在瑶族地区的影响，客观上提升了瑶族石刻文学的水平，促进了瑶族地区文学和文化的发展。
历来在盘点考察壮瑶等少数民族文人文学时，对石刻的关注过少，因此瑶族、壮族文人的石刻，对于当前少数民族文人文学的研究则是可贵的必要补充。瑶族石刻中的部分诗文之作者，或石刻涉及的一些人物，其族属为瑶族，有一定的文学留存，应纳入瑶族文人文学予以关注。如乾隆间重刊元光祖撰《敇封灵济忠祐惠烈王传》，称周渭“工为诗”，周氏当可归入古代瑶族文人，而不仅仅是一名贤臣，光绪《恭城县志》即录周渭诗三首。
其次，瑶族石刻文学或叙事或抒情或二者兼具而有所侧重，其中诗文铭颂一体的独特形式，兼顾了叙事与抒情的需求，被广泛运用。瑶族石刻文学常用倒叙法，有着相对固定的叙事模式，注重通过对话塑造人物形象，同时推进叙事，其大体上可分为叙事、抒情两类，或者说有的偏重叙事，有的偏重抒情。总体而言，叙事侧重于实用性，文字较为简洁，叙述事件的来源始末，塑造人物形象;抒情者，多是诗、铭之体，有抒发个人情怀的，也有赞颂他人或写景抒情的。文（序）与诗或铭、颂、赞一体，是瑶族石刻的普遍和常用文体形式。这种文体形式，在纸本文学中是常见的，在赋、文中，常有诗、歌、颂、赞的出现，如司马迁的《史记》、郦道元《水经注》中的“三峡”、谢庄的《月赋》中的“歌曰”，以及古典小说中的“诗曰”“有诗为证”等。而在瑶族石刻文学中，这种文体形式则得到了更广泛的运用。如潘炳坤《白骨冢碑》、袁衷《平猺碑》、翁汝进《开辟府江险滩碑文》、陈肇波《重建浔郡八公祠碑》、杨铸《德庆路镇遏万户王侯政绩碑》、乾隆间《重刻唐代李梁墓碑并序》等，是文（序）加铭;蒋如山《记陆荣廷游富川慈云寺诗》、李震孙《广西道平蛮记》、大化县《岩光更牌》、大化县黄曜甫《甲略兰山寺碑记之一》、都安县李寿棋等《司马桥碑刻·司马桥边凉亭记》等，是文（序）加诗;邹绍峄《安定司世侯潘公凤岗纪功碑》、张茂良《赵崇模德政颂》、王涤心《新息马侯庙碑颂》等，是文（序）加颂;玄烨《至圣先师孔子赞并序》，是赞前有序文。文（序）与诗、铭、颂、赞等相结合，既有其实用性，又增强了文学性，既考虑叙事的清楚明白，又兼顾对事件、人物的歌颂和纪念。
在叙事方法和模式上，具有独特性。瑶族石刻往往有顺叙、倒叙、补叙、插叙等多样方法;而在一些交通、建筑类石刻中，普遍采用倒叙法。由竣工记起，讲述工程之发起、经过，交待参与人员，描述竣工效果，然后提出期望，具有实用性，合乎逻辑，叙述清楚。在叙述之前，这些石刻往往先说基本道理，或阐述一些基本事实，然后引出所述之事，既起到说明的作用，又带有一定的教化、歌颂之意，是为此类石刻特定的行文模式。如：“窃闻造桥修路，帝君曾著圣谟;除道成梁，夏令久垂王政。顾周行我既遵，王道荡平而野渡无人，仿隔天涯于咫尺，则欲免返临河之驾者，是诚宜资横木之约也。”（龙胜县《玉如冲桥》碑）[12]30;“窃惟前征不远，百世仰垂裕之功;祖德难忘，千秋肃享祀之典。”（恭城县文庙《欧沂庄公祠记》1）;“盖惟济人利物积德，具有同心;修路平途善举，尤应注意。”（《重修大马巷至玉锁楼石道记》2）;“盖闻梁成十月，王乃布令與冬期;桥圯经年，民亦实忧乎春渡。伊古来济人利而靡不无亟善与人同耳，但可欲之谓善善，果蜚独立能成人之谓，美举必需时而建。”（龙胜县《固洞振风桥碑》[12]31），等等。
在叙事时，作者多注重人物对话，既塑造人物形象，又促进事件发展，这在瑶族石刻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如广西昭平县漓江旁马万恭《平昭平山寇碑》：
百粤远在西徼深山大泽，封豕长蛇犷然凭借。天子震怒，命大中丞吴公曰：“汝其击戮蛇豕，夷剿山泽，布我王化，唯汝功！”吴公受命不半懻，逐谋于总督司马凌公，檄府江兵备徐副使曰：“定百粤必先定昭平，为我调兵，募向武诸川汉土官，草薙之以还报天子！”[2]320
先写天子“唯汝功”之大望，继写“草薙之以还报天子”将事件起因作了交待，推进事件发展，提示事件结局，并将人物的心态、“功勋”表现了出来，具有感染力。又如广西阳朔县境白面山岩茅坤《摩崖府江纪事》：
应公且檄予，面授之曰：“大征阳朔，事属君久矣，君且指画如何？”予前曰：“大征事非陈兵十万不可为功。兵志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奔疲于道路者数十万家，且阳朔诸獞，本古田部落，其遗种不下数万，若三省夹征，则兵连不解，为患匪轻矣。由予观之，治夷如击狐，出则急刺之，不出则听其伏穴而已，毁城熏社非计也。倘听某雕剿，不烦军门一卒之劳，一金之费，则阳朔可完，江道可通矣！”公又曰：“雕剿恐不多斩馘，斩馘少则不畏，且奈何？”又前曰：“阳朔堑江而县，左则金宝顶等三十余寨，右是鬼子等十七寨，相为表里也。鬼子等贼，杀县令张士毅以来，非惟官府吏民愤之，虽其党中诸部落，亦深嫉而怨之。何者？策督抚必征故也。某若声其罪，以雕剿之兵，而按行大征之法，则其党中亦惧而且谋自完，不敢移兵相抗矣。况鬼子寨前则带江，背则枕恭城，扼其江，则贼必奔恭城，远近仇其劫杀久矣，可尽而俘也。”公曰：“善。”[22] 通过对话，将当时形势、利害关系、应对之策步步引出，结以一“善”字，人物形象、事件叙述、场景描绘、作者观点等，均得以突显，可读性较强。
再次，注重句式的整齐、多种修辞方法的运用，增加可读性，客观上增强了石刻的接受度。瑶族石刻的文学价值，还突出表现在其语言特点上。一方面，侧重于实用，简洁通俗;另一方面，因为是面向广大社会群众，往往又很注重文采，这表现在喜用、多用对偶和排比，句式整齐，文势畅顺。如龙胜县龙脊村《严规安民》碑1，“窃维天下荡荡，非法律弗能以奠邦国;而邦国平平，无王章不足以治闾阎”“奈吾境内，有饕餮不法之徒，类于梼杌，竟将禁约毁驰，仍踵前弊，非惟得陇，而欲望蜀。男则贪淫好窃，女则爱鹜轻鸡，猖獗不已，滋扰乡村”“各宜安分守己，不得肆意妄行”“当惧三尺之法，可免三木之刑”诸句，句式整齐，又错落有致，节奏感极强，便于诵读和传播。又如同治时龙胜县泗水乡泗水村沂潭泗水桥头《玉如冲桥》碑：
窃闻造桥修路，帝君曾著圣谟;除道成梁，夏令久垂王政。……则欲免返临河之驾者，是诚宜资横木之约也。……乃水陆之要道，为官商之通衢。原架长桥，籍登彼岸。可谓着中流之砥柱，流下界之慈航。……桃花浪涌，竹剪奔流，洪水环山，徒杠付海。是由携来攘往，孰指迷津？然揭浅历深，每嗟病涉。每逢春涨，常闻隔岸之呼。甚至冬寒，深畏褰裳之苦。此当局者不免踌躇，而旁观者所为感慨也。……相与经营，共图修复。或捐资成美，皆乐助以青蚨;或因事赴工，敢效劳于乌鹊……从此鼍梁巩固，往来无匏叶之歌。龙甸通行，永远擅桑江之胜[12]30。
全篇多对偶，句式整齐，又灵活多变，错落有致，读来朗朗上口。甚至在政府的文告中，也有以韵文形式出现的。如龙胜县广西巡抚部院沈示碑2，据拓片录文如下：
州县为民父母，分应除弊恤民。
据报命盗案件，勘验必须躬亲。
照例轻骑速往，认真约束随人。
夫马饭食自给，不染民间一尘。
倘有需索扰害，苦主指实上呈。
定必从严查办，当思自顾考成。
各属奉到此示，城乡布告分明。
勒碑衙前竖立，永远垂诫遵行。
全篇整齐、押韵，似与政府相关政策之解释与执行相隔较远，但实际上二者结合很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因此类文句整齐、字词华美的篇目较多，此不赘举。
瑶族石刻诸篇特点，还体现在其修辞方法之多样、灵活、贴切、生动。如明成化年间袁衷《平猺碑》曰：“蠢尔小丑，逞虎啸聚草野如蚁蜂。”[13]109将起义者起事时的势力发展，作了形象生动的比喻。龙胜县杨梅乡《潘内寨乡约碑》对乡盗的描写：“昼则壁上之虎，夜间云里之龙身，鸡犬不得安眠。3”有对比，有比喻，鲜明生动而诙谐有趣。唐大历年间韩云卿《平蛮颂并序》，云：“五岭之人，若出玄泉而观白日，如蹈烈火而蒙清泉。”[23]7采用比喻、对比、对偶等手法，突出“平蛮”之效果。全文炳《重修武帝庙记》4：“蚊负弗胜，一肩荷之也;虫行能疾，百足辅之也。”以对偶句式，采用对比、类比方法，说明道理，浅显易懂。南宋干道年间唐富八墓，于民国重立新碑，称唐富八“玉骨金骸，落于富邑牛背岭东侧塘源岗，天然成坟”[2]378，采用近乎神化的夸張手法，突出了唐氏的历史、家族影响和英雄形象。
（本文系广西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心资助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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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ING ON THE HISTORICAL VALUES AND
LITERARY FEATURES OF YAO STONE CARVINGS
Shi Tianfei
Abstract：For a long time， due to insufficient collection and sorting of Yao stone carvings， the academia has inadequat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historical value and is also short of specific studies on their literary features. On the basis of extensive visits to Yao stone carving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ecious historical values contained in Yao stone carvings and their literary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Yao stone carvings contain rich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the ethnic origin and migration， the historical events， and the people. Some stone carving documents complement with and relate to each other， forming into a chain or a system; som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Yao stone carvings have proved the historical facts， and some historical materials are very scarce and unique. The creators of Yao stone carvings are widely spread， reflec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social strata and people from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e unique form of combining poem， article， inscription， and eulogy is widely used in Yao stone carving， emphasizing on shaping characters and advancing narratives through dialogues， and on neat sentence structur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ple rhetorical methods to enhance the readability and acceptance of stone carvings.
Keywords：Yao stone carvings; val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literary features
〔責任编辑：黄润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