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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三方调查从无到有，从公民意识觉醒到公民充分参与，映射了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博弈。这其中既关系到第三方调查的本质，更涉及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如果说第三方调查是社会民主的进步的话，那么民主的进步与公民参与意识的觉醒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第三方调查 公民参与 知情权 监督权
近两年来，第三方调查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第三方调查似乎是一项创新，但若称为第三方调查制度还为时尚早，因为第三方调查仅仅刚刚出现，根本没有形成成熟的程序和运行机制，甚至有人认为，第三方调查于法无据，“这一手段，目前却面临不合法定程序、不具法律效力的尴尬”。①
第三方调查的出现和发展
通过笔者的观察，第三方调查开始于云南晋宁县“躲猫猫”事件，发展于上海浦东新区“钓鱼执法”事件，比较成功地应用于南京“徐宝宝”事件，各种媒体对上述三个案例进行了大量跟踪报道和反复转载。通过对事件发生后调查过程的梳理，不难发现这样的规律：官方调查被质疑，行政机关的调查结果没有公信力，而与事件无关的“第三方”组织展开的调查却大行其道，调查结果赢得了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在这三个案例中，无论是云南晋宁县“躲猫猫”事件中的网友调查委员会，上海浦东新区“钓鱼执法”事件中的联合调查组，还是比较成功地应用于南京“徐宝宝”事件中的联合调查组，在事件发生的前期都是没有出现的。他们出现的原因都是前期官方调查的结果受到广大网民的质疑和不认可，从而不得不“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来重新调查，然后才平息了风波。原本是公权力的应有职责去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给当事人和广大群众一个交代，但调查结果竟然没有任何公信力，不得不再求助于群众。
“吊诡的是，‘合乎程序’的官方调查，完全不被公众信任；而不合程序的第三方调查，却因得出公正客观的结论而被公众认可”。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权力公信力的逐渐丧失，凸显了公民对人民公仆的不信任；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事人和广大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这种权利意识不仅仅是当事人维护自身权益，而且还有广大民众为了自己的知情权、监督权而去斗争。
但是，在看到第三方调查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应之后，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何出现第三方调查？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公权力的公信力遭到了质疑，这种质疑导致其受到了非常巨大的舆论压力。“三起事件，都是在互联网舆论的压力之下成立调查组，我称之为‘舆论压力应对下的独立调查组’。但前提是事件成为全国的公共话题，才可能有第三方调查。”③
第三方调查与公民参与
如上所述，第三方调查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公民参与，其中，参与的公民包括媒体成员、网友、计算机技术人员等，但必须是非官方的，不受政府控制的人员。据此，我们可以试着给第三方调查一个定义：第三方调查就是指在出现公共事件时，公权力机关调查程序或结果违反法律法规导致舆论压力时，吸纳一部分无利害关系的公民参与到调查中来的一种调查方式。有的定义认为第三方调查又称为公正调查，指两个相互联系的主体之外的某个客体，我们把他叫作第三方。第三方可以是和两个主体有联系，也可以是独立于两个主体之外，是由处于利益之外的第三方，以公正、权威的非当事人身份，根据有关法律、标准或合同所进行的调查活动。其实此种定义的实质也是参与方的无利害关系的定位。那么如何看待第三方调查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呢？
首先，公民参与是一种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政治文明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产物，从最一般意义上讲，政治参与是指不同的主体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去，即公民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对与其利益相关的政治活动施加影响的活动，其目的是使自身的利益在公共政策中得到最大的满足。公民个人、政党或团体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从事政治活动,以达到直接或间接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政治参与方式主要是：投票、组织政党、与政治领袖或领导人对话、在政治机构中担任公职、参加政治讨论和政治活动、与政治集团联系或参与其活动等。因而，公民参与第三方调查实际上是公民参与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行政机关如“躲猫猫”事件中的公安局、“钓鱼执法”事件中的城管局、“徐宝宝”事件中的卫生局在行使自己行政调查职权时，没有依法依程序有理有据给出调查结果，在受到舆论压力的强烈谴责之下，吸纳普通公民参与到行政调查中来，并且由此产生的调查结果也得到了认可，这实质上正是政治参与的微观体现。
在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公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可以带来好的结果，也可能带来不好的结果。如果参与的调查成员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往往体现不同的群体利益，这样反而有利于调查的客观公正；如果参与的调查人员来自同一群体，那么这样的第三方调查与之前的行政机关自身的调查一样会被人质疑。合理的政治参与有利于政治的稳定，现代民主理论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表达政治意愿、制约政府行为，从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而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及其规模、程度也成为学者们判断一种政体是否民主的重要指标。随着现代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民众通过政治参与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使直接或间接影响自身利益的政府政策更多的以民意为基础，日益成为一个政治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第三方调查合理、合法和有效，将有助于官民互动、官民互信。“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④
其次，公民参与第三方调查有利于维护自己的知情权。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知情权是指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与权利，包括从官方或非官方知悉、获取相关信息。随着知情权外延的不断扩展，知情权既有公法权利的属性，也有民事权利的属性，特别是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是公民作为民事主体所必须享有的人格权的一部分。因此，在法治社会中，公民的知情权是一项最为基本的属性。公民社会的成熟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并且这种交往基于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参与精神，而参与精神的基础和前提就是知悉社会，即知情权。因此知情权对公民社会的公民来说非常重要，参与到调查中去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知情权。
与公民知情权相对应的是政府机关即公权力机关的信息公开义务，当然国家秘密和其他法律不允许公开的除外。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这一信息公开条例的通过正是对公民知情权的保护和尊重，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信心和决心。
最后，公民参与第三方调查有利于监督权的实现。监督权，是指公民有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务活动的权利。它是公民参政权中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是国家权力监督体系中的一种最具活力的监督。它包括公民直接行使的监督权和公民通过自己选举的国家代表机关代表行使的监督权，另外，公民的许多权利具有监督国家权力的性质。这里，作为参政权的一项内容的监督权，是一种直接的政治监督权。它主要包括四项内容，即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检举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批评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任何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力，但是不得捏造或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我国宪法从公民基本权利的角度宣示了公民的监督权，公民就有权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选择实现监督权的具体形式，国家机关就有义务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探索公民监督权的具体途径。公民参与调查或许能成为监督权的一种途径和形式。从第三方调查的效果来看，第三方调查这一新形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民对国家机关监督权的有效实现。
结 语
总之，第三方调查的出现和发展反映了公权力的失信和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更重要的是，第三方调查体现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实属社会的进步。第三方调查更体现了公民知情权意识的高涨和监督权意识的加强。从第三方调查的现实意义来看，第三方调查会在一定时期内得到更加广泛的适用，甚至可能形成一个良好的体制，从而改善官民关系，有利于官民互动、官民互信。（作者单位分别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法学部；湖南师范大学）
注释
①②柴会群：“第三方调查：不具法律效力的监督？”，《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37969http://www.infzm.com/content/37969，2010年12月9日。
③常毅：“专家称第三方调查均系迫于舆论压力启动”，《现代快报》，http://news.qq.com/a/20091115/000102.htm，2010年12月9日。
④参见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关键词】第三方调查 公民参与 知情权 监督权
近两年来，第三方调查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第三方调查似乎是一项创新，但若称为第三方调查制度还为时尚早，因为第三方调查仅仅刚刚出现，根本没有形成成熟的程序和运行机制，甚至有人认为，第三方调查于法无据，“这一手段，目前却面临不合法定程序、不具法律效力的尴尬”。①
第三方调查的出现和发展
通过笔者的观察，第三方调查开始于云南晋宁县“躲猫猫”事件，发展于上海浦东新区“钓鱼执法”事件，比较成功地应用于南京“徐宝宝”事件，各种媒体对上述三个案例进行了大量跟踪报道和反复转载。通过对事件发生后调查过程的梳理，不难发现这样的规律：官方调查被质疑，行政机关的调查结果没有公信力，而与事件无关的“第三方”组织展开的调查却大行其道，调查结果赢得了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在这三个案例中，无论是云南晋宁县“躲猫猫”事件中的网友调查委员会，上海浦东新区“钓鱼执法”事件中的联合调查组，还是比较成功地应用于南京“徐宝宝”事件中的联合调查组，在事件发生的前期都是没有出现的。他们出现的原因都是前期官方调查的结果受到广大网民的质疑和不认可，从而不得不“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来重新调查，然后才平息了风波。原本是公权力的应有职责去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给当事人和广大群众一个交代，但调查结果竟然没有任何公信力，不得不再求助于群众。
“吊诡的是，‘合乎程序’的官方调查，完全不被公众信任；而不合程序的第三方调查，却因得出公正客观的结论而被公众认可”。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权力公信力的逐渐丧失，凸显了公民对人民公仆的不信任；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事人和广大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这种权利意识不仅仅是当事人维护自身权益，而且还有广大民众为了自己的知情权、监督权而去斗争。
但是，在看到第三方调查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应之后，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何出现第三方调查？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公权力的公信力遭到了质疑，这种质疑导致其受到了非常巨大的舆论压力。“三起事件，都是在互联网舆论的压力之下成立调查组，我称之为‘舆论压力应对下的独立调查组’。但前提是事件成为全国的公共话题，才可能有第三方调查。”③
第三方调查与公民参与
如上所述，第三方调查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公民参与，其中，参与的公民包括媒体成员、网友、计算机技术人员等，但必须是非官方的，不受政府控制的人员。据此，我们可以试着给第三方调查一个定义：第三方调查就是指在出现公共事件时，公权力机关调查程序或结果违反法律法规导致舆论压力时，吸纳一部分无利害关系的公民参与到调查中来的一种调查方式。有的定义认为第三方调查又称为公正调查，指两个相互联系的主体之外的某个客体，我们把他叫作第三方。第三方可以是和两个主体有联系，也可以是独立于两个主体之外，是由处于利益之外的第三方，以公正、权威的非当事人身份，根据有关法律、标准或合同所进行的调查活动。其实此种定义的实质也是参与方的无利害关系的定位。那么如何看待第三方调查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呢？
首先，公民参与是一种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政治文明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产物，从最一般意义上讲，政治参与是指不同的主体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去，即公民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对与其利益相关的政治活动施加影响的活动，其目的是使自身的利益在公共政策中得到最大的满足。公民个人、政党或团体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从事政治活动,以达到直接或间接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政治参与方式主要是：投票、组织政党、与政治领袖或领导人对话、在政治机构中担任公职、参加政治讨论和政治活动、与政治集团联系或参与其活动等。因而，公民参与第三方调查实际上是公民参与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行政机关如“躲猫猫”事件中的公安局、“钓鱼执法”事件中的城管局、“徐宝宝”事件中的卫生局在行使自己行政调查职权时，没有依法依程序有理有据给出调查结果，在受到舆论压力的强烈谴责之下，吸纳普通公民参与到行政调查中来，并且由此产生的调查结果也得到了认可，这实质上正是政治参与的微观体现。
在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公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可以带来好的结果，也可能带来不好的结果。如果参与的调查成员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往往体现不同的群体利益，这样反而有利于调查的客观公正；如果参与的调查人员来自同一群体，那么这样的第三方调查与之前的行政机关自身的调查一样会被人质疑。合理的政治参与有利于政治的稳定，现代民主理论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表达政治意愿、制约政府行为，从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而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及其规模、程度也成为学者们判断一种政体是否民主的重要指标。随着现代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民众通过政治参与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使直接或间接影响自身利益的政府政策更多的以民意为基础，日益成为一个政治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第三方调查合理、合法和有效，将有助于官民互动、官民互信。“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④
其次，公民参与第三方调查有利于维护自己的知情权。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知情权是指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与权利，包括从官方或非官方知悉、获取相关信息。随着知情权外延的不断扩展，知情权既有公法权利的属性，也有民事权利的属性，特别是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是公民作为民事主体所必须享有的人格权的一部分。因此，在法治社会中，公民的知情权是一项最为基本的属性。公民社会的成熟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并且这种交往基于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参与精神，而参与精神的基础和前提就是知悉社会，即知情权。因此知情权对公民社会的公民来说非常重要，参与到调查中去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知情权。
与公民知情权相对应的是政府机关即公权力机关的信息公开义务，当然国家秘密和其他法律不允许公开的除外。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这一信息公开条例的通过正是对公民知情权的保护和尊重，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信心和决心。
最后，公民参与第三方调查有利于监督权的实现。监督权，是指公民有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务活动的权利。它是公民参政权中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是国家权力监督体系中的一种最具活力的监督。它包括公民直接行使的监督权和公民通过自己选举的国家代表机关代表行使的监督权，另外，公民的许多权利具有监督国家权力的性质。这里，作为参政权的一项内容的监督权，是一种直接的政治监督权。它主要包括四项内容，即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检举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批评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任何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力，但是不得捏造或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我国宪法从公民基本权利的角度宣示了公民的监督权，公民就有权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选择实现监督权的具体形式，国家机关就有义务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探索公民监督权的具体途径。公民参与调查或许能成为监督权的一种途径和形式。从第三方调查的效果来看，第三方调查这一新形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民对国家机关监督权的有效实现。
结 语
总之，第三方调查的出现和发展反映了公权力的失信和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更重要的是，第三方调查体现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实属社会的进步。第三方调查更体现了公民知情权意识的高涨和监督权意识的加强。从第三方调查的现实意义来看，第三方调查会在一定时期内得到更加广泛的适用，甚至可能形成一个良好的体制，从而改善官民关系，有利于官民互动、官民互信。（作者单位分别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法学部；湖南师范大学）
注释
①②柴会群：“第三方调查：不具法律效力的监督？”，《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37969http://www.infzm.com/content/37969，2010年12月9日。
③常毅：“专家称第三方调查均系迫于舆论压力启动”，《现代快报》，http://news.qq.com/a/20091115/000102.htm，2010年12月9日。
④参见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