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双方要避免误判,可以“将政治问题法律化、规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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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密:美国对于中国的很多指责没什么道理,就是按其自己的逻辑也说不通,比如说包括国有企业、补贴这些。中国涉及对美贸易的大部分领域,其实都不是国有企业占主导的行业领域,比如机电产品、纺织业都是以民营企业为主,类似钢铁这样领域的中国对美出口其实非常少。美国指责中国“通过政府行为”制造优势,但事实上中国是通过尊重市场规则来打造竞争力的。美国只是看到中国政府在经济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就强行把其和中国的竞争优势建立了“因果关系”。但如果仔细研究,中国国有企业涉及的领域主要是一些基建领域和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这些领域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并不扮演主要角色。
  为什么特朗普政府当初开列对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清单时选得那么困难、最后还有一些落到了消费品上?就是因为实在不好找到这么多所谓“受到国家补贴”的产品!事实上,中国大量产品的竞争力并不是所谓“国家补贴”造成的,而是进入WTO以后,中国企业通过自我调整、增强竞争力、充分利用广阔的市場而形成的。除此以外,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白人蓝领群体之所以利益受损,部分也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尤其是自动化技术发展后,很多产业都转移到加利福尼亚这类的美国西部地区了。
2018年11月5日,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右)现身在上海开幕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任琳:前面谈到中美两国都还未准备好进入一种新的双边关系之中,这里想强调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两国更有必要增进政治互信,避免战略误判带来冲突升级。有学者认为,其实美国当前将上升中的中国定性为“Competitor”,即竞争者。在中文的语境中,却很容易将之理解为“对手”乃至“敌人”,这种解读方式包含了很多的“冲突”含义在里面。但英文中的“竞争者”和“对手”首先是对对方实力的一种肯定:认为其已经很强大了,成为了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对手”了。所以,一些学者认为,美国方面当前更多的还是把中国视为需要警惕、需要重新审视和认真对待的“对手”,不一定意味着两国已经进入你死我活的博弈中了。只是这个特殊的历史“临界点”让两国都变得很敏感,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形势下,如果缺乏足够的战略互信,冲突也可能是一触即发的。无论是特朗普的贸易霸凌主义,还是其试图颠覆当前全球治理既成规则的行为,都有着重新审视中国的含义在里面。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自我实现,两国都应努力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培育战略互信,而不是任不确定性蔓延乃至进一步恶化当下形势。
  廖凡:其实语言语境不同带来的误解,在中文翻译成英文的领域也存在。这两天我看到一个节目里乔良讲他当时写《超限战》,本意其实是“War Beyond Limits”,就是说在某些方面可能超越传统手段或者传统方式的一些作战手段,但它还是会有一个基本的限制。然而这本书被人翻成英文时,标题变成“No restricted war”,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战争”。包括他在书里讲到9·11事件的时候,他说是“吃惊地”看到了撞机事件——这里应该翻译成“In shock”才更准确而不容易产生误解,但是却被翻译成“In surprise”,那就有可能理解成有惊喜的意思。类似这样的误解很可能是双向的,尤其在中美两国神经都非常紧绷的情况下,一些小信息传递的误解可能会产生一些无法预期的后果。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各方都没有预料到斐迪南大公遇刺的事件会导致战争爆发。
  中美当前还是要加强交流,加强相互理解,彼此都要跳出原先的思维定式。事实上,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将当前争端的压力转换为各自深化改革调整的动力。例如中国现在大规模的对进口产品减税,以及大力度的金融开放举措,不能说一点都不是为了应对贸易争端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进行的主动开放和深化改革。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也可以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跟美国谈判。总体来看,中美贸易争端中,美方拿到桌面上的三个要求也跟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现在,有很多对这些事情的审视都是从政治角度入手的,我倒是觉得在很多领域可以就问题本身来谈规则,这就叫“将政治问题法律化、规则化”。也就是说,中美仍然要加强交流,对于美方提出的要求,无论其有着怎样的背景和目的,既然在相关领域出现了摩擦和争端,那么就应该回到这个领域,寻求、制定具体的规则将导致摩擦和争端的问题解决掉。将政治问题法律化、规则化,背后有什么考虑彼此心里有数即可。如果揪着问题的政治方面不放,那么很可能就无法继续推进问题得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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