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600万字的《柳鸣九文集》15卷，年前由海天出版社隆重推出。笔者无缘参加柳鸣九先生文集的首发式，但日前却有幸收到了他的著译和相关资料。
作为法国巴黎大学选定的博士论文专题对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柳鸣九是我国外国文学界公认的权威学者，他的文集的出版引起巨大的反响，一点不为怪。柳先生告诉我，由于他“被帕金森氏收归门下多年，行动不便，难以远行”，未能参加在香港举行的首发式，而委托老同学、著名翻译家罗新璋作为挚友代为出席，并书面致词。柳先生在致词中这样介绍自己：
我身高一米六差一公分，智商水平为中等偏下，既无书香门第的家底，又无海外深造资历，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在人才济济的中华学林，都是一个矮个子，幸好有北大燕园给我的学养为本，凭着笨鸟先飞、笨鸟多飞的劲头，总算作出了一点事情，含金量不高，且不免有历史时代烙印。归根结底说来，我只是浅水滩上一根普通的芦苇，一根还算是巴斯喀所说的那种“会思想的芦苇”。
读到这里，我不由为之一震。与柳先生相识在4年前，因采写这位翻译大家曾整理过他的一份书目，当然这只是一份多有遗漏的书目——
学术专著：3卷本《法国文学史》《走近雨果》等3种；
评论文集：《理史集》《从选择到反抗》《法国二十世纪文学散论》《世界最佳情态小说欣赏》《世界最佳性态小说欣赏》《凯旋门前的桐叶》等10种；
散文集：《巴黎散记》《巴黎名士印象记》《翰林院内外》等5种；
翻译与编选：《雨果文学论文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磨坊文札》《局外人》《萨特研究》《法国心理小说名著选》《法国浪漫派作品选》《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等20种；
主编项目：《雨果文集》（20卷）、《加缪全集》（4卷）、《西方文艺思潮论丛》（7辑）、《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70种）《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60卷）《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18卷）……
何谓“著作等身”，柳鸣九先生可算一位，而且“货真价实”。有人做过统计，若将这些著译单本地堆累起来，比他的身长还要高……
称柳鸣九为学者、理论批评家、翻译家、散文家，一点不为过。柳先生的主要成就在法国文学的研究，他的文学史论著规模宏大，至今仍是本学科的权威史书；他的理论批评思想新锐、卓有胆识，起到打破思想禁锢、破除坚冰的作用；他的散文，品味儒雅、不乏幽默情趣，为典型的学者散文；而在翻译方面，其译笔洒脱、文采斐然，而广行于世。
所以，我说先生太谦虚了，可柳先生不以为然。他称，这不是谦辞，而是实话。他录下了先哲加缪在其名著中曾留下的那则隽永的寓言：
众神为惩罚西西弗，判处他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由于本身的重量，巨石总要不断滚下山来，西西弗又得把石块再推上山去。但见他全身肌肉紧绷，脸颊紧靠巨石，肩头死扛，腿脚硬撑，双手竭力前推，如此反复推石上山，永无止尽……
西西弗不幸吗？加缪答曰：不！他是幸福的，因为他经历了过程，体验了奋斗的艰辛与愉悦，攀登山顶的拼搏，足以充实一颗人心……
柳先生说自己不及西西弗推石上山那种悲壮与坚毅，似乎只能算是一个小小西西弗，“但愿我所推动的石块，若干年过去，经过时光无情的磨损，最后还能留下一颗小石粒，甚至留下一颗小沙粒，若能如此，也是最大的幸事。”
最后他说，历史发展的无情规律便是如此，我们面临的必然天命便是如此。
我记得，我曾请教过柳先生，问及他是怎样走上这条“推石”之路的？他直言相告，很简单：“1957年，我从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被分配和后转入的单位就是研究外国文学的”。柳先生说得十分轻松，其实背后充满的艰辛岂是这一两句话可以涵盖的。柳鸣九在外国文学领域中纵横驰骋、在相关研究学科中独领风骚，这不仅需要有广博的东西方文化知识，而且在中国，壁垒森严、障碍重重，特有的政治风向，故还需有坚韧不拔的勇气与持之以恒的毅力，诚如西西弗，方能走向成功的彼岸。
读着读着，这位肩负必然天命的“小小西西弗”，他的身影却越来越大。
三卷史书，二十年艰辛
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创造了灿烂文化与悠久文明的伟大民族，作为它光辉文化的一部分，法国文学以其多姿多彩和敢为人先而著称于世。
自林琴南在一个世纪前首先译介小仲马的《茶花女》以来，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还没有一部由中国学者编写的法国文学史供大家阅读研究，是柳鸣九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
柳鸣九记忆犹新。其实在“文革”前，当时意识形态部门主管文化艺术的领导周扬，就向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提出编写20世纪欧洲文学史的任务。对这个指示，外文所闻风而动，立即上马，柳鸣九受命担任“学术秘书”。然而从策划、统筹、拟定提纲、查阅资料到进入写作，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把这本法国文学史写成一部什么样思想倾向、什么样文化态度的书。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甚至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
但刚刚启动，“文革”就开始了。从运动之初的“暴风骤雨”，到人类历史各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就统统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经过10年地毯式的轰炸，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一片焦土，寸草不生，只存在“一曲国际歌，八个样板戏”的大统一。而柳鸣九就是在这炽热可怕的时代洪流中，开始撰写法国文学史。
在写法国文学史之初，柳鸣九就怀着强烈的逆反情绪，决意反当时的思想标准而行之，坚决破除“四人帮”对待文化遗产的“彻底批判论”。但他并没有走得“太远”，不过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古希腊时期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启蒙主义文论，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那些充满热情的评述为准绳，采取一种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文化历史观的立场，这在当时就已经很背离政治了。
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的时候，编写工作已完成了相当一部分，与原来只一卷的计划相比，编写的规模大大地扩充了，仅中世纪到18世纪，就已经达到了一卷的规模。于是就决定按“略古详今”的原则，将后来的19世纪至20世纪再写成两卷。 值得一提的是，在其写作过程中，他受到了前辈大家们的关注和指导，他还记得西学史专家、他的老师朱光潜先生曾对编写文学史提出的意见：写文学史为要引导读者遍游一个文学国度，所以，首先要把文学史客观事实介绍得比较全面，真实清楚，然后才作评价与议论。
前辈的忠告，激励柳鸣九下定决心要写出一部在规模、广度与深度上都像样的文学史。“重视文学发展与作家作品的客观实际，并尽可能加以贴切、准确的描述”，此成为柳鸣九编写文学史的主导思想，
从酝酿到写作到出版，整整20年。柳鸣九以不懈的努力，终于向我们学界奉献出一部填补空白的《法国文学史》。该书分上、中、下三卷，内容从中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期。全书共计110余万字，分别于1979年、1981年、199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荣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其研究成果已被大量引用与借鉴。
柳鸣九对法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另一重大贡献是，由他主编了目前国内唯一一套巨型的当代国外文学丛书——《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70种）。他为这套丛书的几乎每一部（除三四种外）撰写了评论作为序言，完成了用几十篇序言论说100多部20世纪法国文学名著佳作的壮举。与众不同的是，他的这些序言，都是对一个个具体的作家、具体的作品进行具体的研究与评价，很少奢谈主义、新潮、边缘、实验等时髦术语。他将当代世界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实践中的那些原始的现象、具体的成果、独立的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把理论思潮、作家作品研究与作品译介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成为研究20世纪外国文学不可多得的资料。
柳鸣九在这方面还真得天独厚。1981年秋，根据中法双方关于学者互访的协议，柳鸣九得以第一次去到向往已久的文化之都巴黎。他见到了上个世纪后半期仍健在的大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埃尔韦·巴赞、阿兰·罗伯-格里耶、娜塔丽·萨洛特、米歇尔·布托、米歇尔·图尔尼埃、索莱尔斯、皮埃尔·加斯卡尔等。
作为中国法国文学专家、对法国文学与理论问题有系统的研究和精辟的见解的柳鸣九，走出国门，与这些大家进行平等的、有深度的、面对面的学术对话，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他将这一切用散文笔调直录了下来，这就是他撰写的《巴黎名士印象记》。对这些外国大家，他既有全貌的鸟瞰与就近的性格观察，还有对文学的独特见解，这无疑为研究当代法国文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为此学界评说：可贵的文史资料、明达的文学评论、生动的性格写生。
为萨特进入中国代办“签证”
20世纪法国声誉最高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萨特，如今中国对于这个名字已是十分熟悉。然而三十年前，却是柳鸣九第一个将他介绍给中国读者。我问他，当时为什么要“引进”萨特？柳先生说，首先，当然是因为他在法国20世纪精神文明领域中超重级的份量。他不仅在小说、戏剧、政论、传记文学方面均有建树，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且以思辩的深刻穿透力与强大论证使其标签式的存在主义哲学具有了全球影响与世界声誉，成为整整一个历史阶段的流行时尚。此外，他还是一个举足投手均有世界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思想家。在柳鸣九眼里，萨特划时代的重要性正在于其精神的灵智性，而不在其创作的技艺性。因此，在他后来出版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观》第二卷中，把萨特称作20世纪哲理文学中的一道“灵光”。可要把这位巨人引进中国，在当时并非是件容易事。
让我们先回到1978年。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那年柳鸣九44岁。经历了“文革”，他对原来心目中好些神圣的人与事有了“清醒的认识”，开始从钱锺书的《宋诗选》评述里那种仰观历史伟人时的理性距离感中学得若干东西，用来面对时代社会中巍峨的庙堂人事，不再有青年时期那种经常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的天真与轻信。
按柳鸣九的说法，这时飞来了一个有点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开展了一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大宣传。这场讨论一开始，柳鸣九就有点处于感奋的状态，因为这是一次机遇。压抑多年，又思考了多年的柳鸣九正准备向长期统治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霸权人物宣战，其目标就是日丹诺夫。
日丹诺夫，苏联斯大林时代一个极为显赫的大人物，长期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是政治思想、意识形态部门的决策者与实际上的总管。1934年，日丹诺夫代表苏共中央，在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衰颓与腐朽而产生的资产阶级文学的衰颓与腐朽，这就是现在资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学状况的特色与特点。资产阶级文学曾经反映资产阶级制度战胜封建主义、并能创造出资本主义繁荣时期的伟大作品，但这样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无论题材和才能，无论作者和主人公，都是普遍地在堕落……沉湎于神秘主义和僧侣主义，迷醉于色情文学和春宫画片，这就是资产阶级文化衰颓与腐朽的特征。资产阶级文学家把自己的笔出卖给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政府，它的著名人物，现在是盗贼、侦探、娼妓和流氓。”这便是知名的日丹诺夫论断。
这篇演讲很早就译为中文，自1930年代被引入我国后，便成为了中国革命文艺界的理论经典，建国后更是被当作思想文化工作的指导准则，而西方文学正是在这论断下统统被斥之为反动、颓废、腐朽。柳鸣九这次要“讨伐”的就是这个一贯享有神圣庙堂地位的庞然大物。因为他知道，这个“拦路虎”不解决，在中国就无法开展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
机会来了，“全国外国文学工作会议”将在广州举行。消息传来，而此时他的领导、外国文学所所长冯至还告诉他，他已被所里推作大会专题发言。
11月，大会正式揭幕。这是“四人帮”垮台后全国第一次、也是建国后第一次规模巨大的“西学”会议，中国学术文化界从事“西学”的名家大儒：冯至、朱光潜、季羡林、杨宪益、叶君健、卞之琳、李健吾、伍蠡甫、赵萝蕤、金克林、戈宝权、杨周翰、李赋宁、草婴、辛未艾、赵瑞蕻、蒋路、楼适夷、绿原、罗大冈、王佐良、吴甫恒、吴岩、孙绳武等悉数到会。名流荟聚，济济一堂，竟有二百多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高层人物周扬、梅益、姜椿芳等也出席了会议。 在众多专家面前，胸有成竹的柳鸣九以西方现当代文艺各方面的客观状况，其主要文学流派、重要作家、作品在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上的真正特点、意义与价值的论述，令人信服地从五方面“颠覆”日丹诺夫长期的论断。这是日丹诺夫这块压在文化学术界头上的巨石在中国第一次受到正面冲击。朱光潜等十几位德高望重的师长当堂表示热情赞许与鼓励，朱光潜还特意将柳鸣九引荐给周扬。
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以维持精神道德秩序为己任，惯于批点挥斥者不乏其人。就在上述“檄文”发表的第二年，即1980年，在外国文学研究会第二届（成都）年会上，就有人声色俱厉地提出了指责：“批日丹诺夫是搞臭马列主义”，来势甚为凶猛。柳鸣九当时虽在场，却没上台申辩，而决定采取另一个更大规模的“反驳”行为。因为他知道，在我国学界，之所以有不少人跟在日丹诺夫后面乱批、瞎批，而且不能对他提出质疑，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西方文学艺术、学术文化的实际情况根本不了解，或了解甚少。
于是，柳鸣九计划加大力度做这方面的工作。1980年，萨特逝世。针对国内长期对萨特的极为不公正的评价，他挺身而出，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悼念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第一篇对萨特进行全面、公正评价的文章。接着，他决定创办并主编一套以提供西方文学的客观资料（包括作品文本、作家资料、思潮流派有关资料以及时代社会、背景资料）为宗旨的丛刊。他将这个丛刊定为“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其创刊号就以萨特为内容，这就是于1981年出版的《萨特研究》。
该书翻译了萨特3部作品与3篇重要文论的文本全文，分述萨特其他8部重要作品的内容提要，编写了相当详尽的萨特生平创作年表与相关两个作家即波伏瓦与加缪的资料，报道了萨特逝世后法国与世界各国的反应与评论，翻译了法国国内重要作家、批评家论述萨特的专著与文章。柳鸣九还特意写了长达约3万字的序言，《读书》上的那篇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成为该序的第一部分。整本书近50万字，构成了一本萨特的小百科全书。《萨特研究》出版后，大受读者、特别是文学青年的欢迎，一时颇有“洛阳纸贵”之势。
可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1982年，国内开始“清污”，萨特与当时流行的“蛤蟆镜”“喇叭裤”被并列为三大“精神污染”。《萨特研究》一书在全国受到批判，并被禁止出版，该书的序言更成为一批“左撇子”猛烈抨击的目标，其批判文章之多，其用语之严厉苛刻，实为文化大革命之后所罕见。
但是，中国毕竟是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事过一两年，雨过天晴，到1985年，《萨特研究》又被准许重新再版。柳鸣九说，这就是我“为萨特在文化上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而替他代办‘签证’”的客观经历，这个故事既是我个人的，也是公众的，它展现了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学术文化领域的一个侧面，它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真实，也启示着我们时代值得深思的真理。
雨果其人，雨果奇观
在柳鸣九译介法国文学作品中，就个人作家而言，其规模最大的就是由他主编、并被称为“雨果奇观”的《雨果文集》。
2002年1月5日，由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等18家单位联合举办的“雨果诞生200周年纪念大会”上，柳鸣九作为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全程主持和参与。他发表了《雨果与中国》的演讲。借此机会，已当了十多年的老会长在大会之际收官退下，他感慨道：自己也算做了点实事，可以了……
柳鸣九此话说得问心无愧。雨果是他法国文学研究中的一大项目，为此殚心竭虑。他告诉我，一部法国文学史，维克多·雨果是一页重要而灿烂的篇章。他的一生几乎跨越整个19世纪，文学生涯达60年之久，其浪漫主义作品对读者具有永久的魅力。作为创造了文学艺术奇观的超人，雨果最显著的标志，是他罕见的才能。仅举几例，以斑窥豹：15岁时，三个星期就完成了中篇小说《布格-雅加尔》，此作“在好些地方堪与梅里美的优秀短篇媲美”（安德烈·莫洛亚语）；17岁时办刊物，任主编，一年多时间里写下120篇文学评论与22首诗，其中不少篇章至今仍熠熠生光；举世公认的杰作《巴黎圣母院》只写了6个月……
柳鸣九以他对雨果长期的研究后认为，雨果作品的核心是他的人道主义。他有一种“慈悲为怀”的精神。正因为这样，他才写得出像《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这样的作品。不仅对年轻女工芳汀，还是对钟楼怪人，抑或是对纯洁的爱斯梅拉达，他完全把这些受难者同统治阶级的强权、重压，或是教会的黑暗对立起来。所以，雨果是人类精神文化领域里真正的伟人。柳鸣九说，他被介绍到中国有100多年了。20世纪初，在中国新文化史上起过关键作用的一些大师，像林琴南、苏曼殊、鲁迅，都翻译过《悲惨世界》。林琴南翻的叫《哀史》，苏曼殊翻的叫《惨世界》，鲁迅翻的叫《哀尘》。可惜都只翻译了一部分。后来才陆陆续续开始扩大，李健吾、沈宝基、陈瘦竹等人开始翻译雨果的诗歌和戏剧。
中国读者认识雨果，一般缘于他的著名小说，其实他的诗作是他文学创作的另一成就。柳鸣九介绍说，雨果的诗歌作品是朝向一个比较崇高、一种常人没有的精神境界，而不是趋向于某个虚无缥缈的天国。浪漫精神、英雄主义、人类整个历史的大的变动，都被他写入诗里，气派之恢弘，理想之高远，他人所不及。另一方面，雨果又非常脚踏实地，是最深入社会现实的诗人。比如，拿破仑第三雾月政变的街头战，小孩受伤、被打死的情况，都被他写到诗里。他还爱写自己身边的事情，写自己的亲情。
1998年是中国译介与研究雨果最重要的一年。这年，柳鸣九编选了一部《雨果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主编了一套20卷、近1000万字的《雨果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这两部文集中收录的雨果作品，可以说是对近百年来雨果译介的大展示和大检阅，具有文化积累的重大意义。柳鸣九为此撰写了长达9万字的序言，包括总序和分序，对雨果的思想及作品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精辟独到的分析评论，可以说是一个世纪来雨果学研究的大总结。 雨果著作的编译出版，它所呈现的雨果奇观的概貌与雨果存在精神的价值，在中华民族文化积累与崇尚文明中，将永远具有昭示的意义。
让加缪永显“巨型的灵光”
51年前的1月4日，法国作家加缪在意外的车祸中去世，这个噩耗当天成为了欧美各大报的醒目标题，甚至是头版头条。著名作家、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这样对他盖棺论定：“20多年来，加缪的作品始终与追求正义紧密相连。”即使是曾经与加缪反目成仇的萨特，也表示了沉痛的哀悼，作出这样的评论：“他在本世纪顶住了历史潮流，独自继承着源远流长的醒世文学，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主义，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了胜负难卜的宣战。”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得知这个噩耗后，即使服下已长期不用的安眠药也无法入眠，而冒着寒冷的细雨在巴黎街头徘徊……
所有这些，说明了世界与人类对加缪在意的程度。对于这位20世纪最为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柳鸣九要把他介绍给中国读者。为此，他首先对加缪开始进行研究。在对其思想和精神文化的思维与见识进行考量后，他对加缪如何获得文学最高奖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加缪完全从事文学创作的岁月并不长，他英年早逝，在有生之年又长期、大量地从事了政治社会实践活动，且健康情况并不理想，从他开始写作的1935年到逝世，不过20多年，这个不长的攀登轨迹相当辉煌。
柳鸣九几乎读完了加缪的所有作品及国际学界对他的评介。于是他把加缪概括为法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一道“巨型的灵光”，指出，要发射出强度的灵光，首先自己就必须是思想的、精神的火炬，而这正是加缪作为文学家首要的资质与品格。他巨大的、无穷的精神力量，就来自他根植于人类历史上最强大、最久远的人道主义，特别是继承了法国17世纪大思想家巴斯喀关于人生存与命运的哲理，将它加以发扬光大、丰富深化，特别难得的是，不仅使之具有了完整深邃的理论形态，而且还表现充盈在生动丰满的文学形象中，凝现为一部一部传世不朽的文学杰作。
柳鸣九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可贵的是他在体察社会、关注民生中深感世界优秀文化对于人类的需要。他说，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中国GDP大幅提升、外汇储备巨额增加、国有企业纷纷在海外进行并购与开拓的过程中，文化领域中却出现了物质主义横流、功利主义张扬、精神倾滑、人文弱化的迹象，文化积累性图书市场的萎缩等等，以致我们经常不知道有价值的严肃文化是否会碰到什么尴尬与意外。
这或许成为他主编大型译作——《加缪全集》的原因。对抗过人世的荒谬与虚无，加缪碑文上写着：“在这儿我领悟了人们所说的光荣，就是无拘无束地爱的权利。”所以，柳鸣九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加缪显得弥足珍贵。他的努力得到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给力支持。当年出版的《加缪全集》分为4卷：一卷小说、一卷戏剧、两卷散文，以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权威的七星丛书版为文本依据，除《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话》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以外，还翻译了他所有剧作，以及包括政论和文论在内的全部散文作品。这是华语出版界有史以来作品收罗最全、译本也最权威的加缪作品总集。这标志着中国学术文化界对加缪的认知与热情，同样，也是柳鸣九对当代法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又一大成果。
耄耋之年继续“摆渡”和“搬运”
柳鸣九称自己从事的外国文学译介是“摆渡”和“搬运”的工作，根据“洋为中用”的要求，外国的哪些东西是好的，就要介绍翻译过来，把外国文化本土化，变成中国文化。“我尽可能把‘搬运’工作做多做好，至于人家给我什么称号，这不是我的事。这类事，总得要‘水到渠成’，而且也要感谢人家的宽待与青睐。”
柳鸣九退休已经多年，但他“摆渡”和“搬运”不止 ，且规模似更大。
近几年来，柳鸣九的家门口一直张贴着“年老有病，谢绝来访”的奉告。但以热诚与执着而敲开他家门的来访者，亦偶尔有之。2012年开春后不久，两位河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敲开了他家的门，来访者来意很明确，他们社过去不搞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现今决心从头开始，白手起家，而且不是零敲碎打，却要搞成一定规模，一定批量，一定品位的一套“外国文学经典”丛书。作为全国的粮食大省，中华大地的主要谷仓，现在要推出新的文艺产品——精神食粮，柳鸣九被这令人瞩目的举动所感动，并打动。柳鸣九始终认为，世界文学从《荷马史诗》至今，积累下来无数具有恒久价值的作品与典籍。只要社会存在一天，发展一天，这些文学语言所描绘出的精湛作品，就可以给人提供无可比拟的高雅艺术享受。饱读世界文学名著，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课。但柳鸣九也清醒地看到，2012年毕竟不是改革开放伊始的1978年，社会条件和文化环境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物质主义文化的盛行与人文主义文化的滑坡，形成了对外国文学出版的真正冲击。在这样的时候，感动于河南社坚挺经典文化价值观的执着精神，柳鸣九义不容辞地接受了担纲编辑这套“外国文学经典”丛书主编的请求。也感于这种精神，柳鸣九在译界的众多朋友闻讯后纷纷献出了自己高水平的译作，而不计较稿费的高低与合同年限的长短。如有“傅译传人”之称的罗新璋，有“文学翻译家中的思想者”的德国文学翻译家杨武能，有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等作家最出色的译者与研究者的“日本文学研究会掌门人”高慧勤，纷纷将自己最优秀的作品奉献给这套丛书。正是在大家的努力下，从《呼啸山庄》《茶花女》《简·爱》《红与黑》《悲惨世界》到《海涅诗选》《莱辛寓言》，这套丛书已出版67种。
柳鸣九先生还告诉我，近几年，他的另一大型主编项目就是“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我知道，这个文库的前身是问世于1997年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基于外国文学史研究的专业背景，并受法国伽俐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启发，在柳鸣九的主持编纂下，这套丛书成为了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项目，标志着法国文学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15年之后续编这样大规模的丛书，由于编辑时间跨度很长，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一致，亟须在再版重印时加以解决。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又谈何容易，特别是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尽管欣赏和啧啧称赞者有加，但在如此大的项目面前大都望而却步。出乎意料，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却以罕见的人文热情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主动提出由其承担出版任务。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建设，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柳鸣九倍感欣喜。虽已是耄耋之年，他却依旧全身心投入。不过，柳鸣九是与时俱进的，他没有脱离社会和市场，而是试图尽快寻找到市场需求和推广优秀文化和典雅情趣的平衡点。其办法是，增加具体作品，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虚求”。在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的同时，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将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从这个意义上，文库仍有一定程度的增容和拓展。而且，在这么一个平台下，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
如今，这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以文化积累为目标的文库，已出版到第五辑，从司汤达、莫泊桑、左拉、大仲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到歌德、梅里美，多达102种。柳鸣九说，尽管现在低俗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大有市场，但他相信，经典毕竟是经典，优秀文化前景一定光明。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一个在世界各地设立了众多孔子学院的古老民族，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毋庸置疑完全需要这样的巨型“文库”。柳鸣九为此鼓与呼：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各地建设更多的图书馆，多增加点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民族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十个八个，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是一个中国老文化人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作为法国巴黎大学选定的博士论文专题对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柳鸣九是我国外国文学界公认的权威学者，他的文集的出版引起巨大的反响，一点不为怪。柳先生告诉我，由于他“被帕金森氏收归门下多年，行动不便，难以远行”，未能参加在香港举行的首发式，而委托老同学、著名翻译家罗新璋作为挚友代为出席，并书面致词。柳先生在致词中这样介绍自己：
我身高一米六差一公分，智商水平为中等偏下，既无书香门第的家底，又无海外深造资历，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在人才济济的中华学林，都是一个矮个子，幸好有北大燕园给我的学养为本，凭着笨鸟先飞、笨鸟多飞的劲头，总算作出了一点事情，含金量不高，且不免有历史时代烙印。归根结底说来，我只是浅水滩上一根普通的芦苇，一根还算是巴斯喀所说的那种“会思想的芦苇”。
读到这里，我不由为之一震。与柳先生相识在4年前，因采写这位翻译大家曾整理过他的一份书目，当然这只是一份多有遗漏的书目——
学术专著：3卷本《法国文学史》《走近雨果》等3种；
评论文集：《理史集》《从选择到反抗》《法国二十世纪文学散论》《世界最佳情态小说欣赏》《世界最佳性态小说欣赏》《凯旋门前的桐叶》等10种；
散文集：《巴黎散记》《巴黎名士印象记》《翰林院内外》等5种；
翻译与编选：《雨果文学论文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磨坊文札》《局外人》《萨特研究》《法国心理小说名著选》《法国浪漫派作品选》《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等20种；
主编项目：《雨果文集》（20卷）、《加缪全集》（4卷）、《西方文艺思潮论丛》（7辑）、《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70种）《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60卷）《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18卷）……
何谓“著作等身”，柳鸣九先生可算一位，而且“货真价实”。有人做过统计，若将这些著译单本地堆累起来，比他的身长还要高……
称柳鸣九为学者、理论批评家、翻译家、散文家，一点不为过。柳先生的主要成就在法国文学的研究，他的文学史论著规模宏大，至今仍是本学科的权威史书；他的理论批评思想新锐、卓有胆识，起到打破思想禁锢、破除坚冰的作用；他的散文，品味儒雅、不乏幽默情趣，为典型的学者散文；而在翻译方面，其译笔洒脱、文采斐然，而广行于世。
所以，我说先生太谦虚了，可柳先生不以为然。他称，这不是谦辞，而是实话。他录下了先哲加缪在其名著中曾留下的那则隽永的寓言：
众神为惩罚西西弗，判处他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由于本身的重量，巨石总要不断滚下山来，西西弗又得把石块再推上山去。但见他全身肌肉紧绷，脸颊紧靠巨石，肩头死扛，腿脚硬撑，双手竭力前推，如此反复推石上山，永无止尽……
西西弗不幸吗？加缪答曰：不！他是幸福的，因为他经历了过程，体验了奋斗的艰辛与愉悦，攀登山顶的拼搏，足以充实一颗人心……
柳先生说自己不及西西弗推石上山那种悲壮与坚毅，似乎只能算是一个小小西西弗，“但愿我所推动的石块，若干年过去，经过时光无情的磨损，最后还能留下一颗小石粒，甚至留下一颗小沙粒，若能如此，也是最大的幸事。”
最后他说，历史发展的无情规律便是如此，我们面临的必然天命便是如此。
我记得，我曾请教过柳先生，问及他是怎样走上这条“推石”之路的？他直言相告，很简单：“1957年，我从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被分配和后转入的单位就是研究外国文学的”。柳先生说得十分轻松，其实背后充满的艰辛岂是这一两句话可以涵盖的。柳鸣九在外国文学领域中纵横驰骋、在相关研究学科中独领风骚，这不仅需要有广博的东西方文化知识，而且在中国，壁垒森严、障碍重重，特有的政治风向，故还需有坚韧不拔的勇气与持之以恒的毅力，诚如西西弗，方能走向成功的彼岸。
读着读着，这位肩负必然天命的“小小西西弗”，他的身影却越来越大。
三卷史书，二十年艰辛
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创造了灿烂文化与悠久文明的伟大民族，作为它光辉文化的一部分，法国文学以其多姿多彩和敢为人先而著称于世。
自林琴南在一个世纪前首先译介小仲马的《茶花女》以来，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还没有一部由中国学者编写的法国文学史供大家阅读研究，是柳鸣九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
柳鸣九记忆犹新。其实在“文革”前，当时意识形态部门主管文化艺术的领导周扬，就向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提出编写20世纪欧洲文学史的任务。对这个指示，外文所闻风而动，立即上马，柳鸣九受命担任“学术秘书”。然而从策划、统筹、拟定提纲、查阅资料到进入写作，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把这本法国文学史写成一部什么样思想倾向、什么样文化态度的书。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甚至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
但刚刚启动，“文革”就开始了。从运动之初的“暴风骤雨”，到人类历史各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就统统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经过10年地毯式的轰炸，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一片焦土，寸草不生，只存在“一曲国际歌，八个样板戏”的大统一。而柳鸣九就是在这炽热可怕的时代洪流中，开始撰写法国文学史。
在写法国文学史之初，柳鸣九就怀着强烈的逆反情绪，决意反当时的思想标准而行之，坚决破除“四人帮”对待文化遗产的“彻底批判论”。但他并没有走得“太远”，不过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古希腊时期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启蒙主义文论，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那些充满热情的评述为准绳，采取一种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文化历史观的立场，这在当时就已经很背离政治了。
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的时候，编写工作已完成了相当一部分，与原来只一卷的计划相比，编写的规模大大地扩充了，仅中世纪到18世纪，就已经达到了一卷的规模。于是就决定按“略古详今”的原则，将后来的19世纪至20世纪再写成两卷。 值得一提的是，在其写作过程中，他受到了前辈大家们的关注和指导，他还记得西学史专家、他的老师朱光潜先生曾对编写文学史提出的意见：写文学史为要引导读者遍游一个文学国度，所以，首先要把文学史客观事实介绍得比较全面，真实清楚，然后才作评价与议论。
前辈的忠告，激励柳鸣九下定决心要写出一部在规模、广度与深度上都像样的文学史。“重视文学发展与作家作品的客观实际，并尽可能加以贴切、准确的描述”，此成为柳鸣九编写文学史的主导思想，
从酝酿到写作到出版，整整20年。柳鸣九以不懈的努力，终于向我们学界奉献出一部填补空白的《法国文学史》。该书分上、中、下三卷，内容从中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期。全书共计110余万字，分别于1979年、1981年、199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荣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其研究成果已被大量引用与借鉴。
柳鸣九对法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另一重大贡献是，由他主编了目前国内唯一一套巨型的当代国外文学丛书——《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70种）。他为这套丛书的几乎每一部（除三四种外）撰写了评论作为序言，完成了用几十篇序言论说100多部20世纪法国文学名著佳作的壮举。与众不同的是，他的这些序言，都是对一个个具体的作家、具体的作品进行具体的研究与评价，很少奢谈主义、新潮、边缘、实验等时髦术语。他将当代世界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实践中的那些原始的现象、具体的成果、独立的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把理论思潮、作家作品研究与作品译介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成为研究20世纪外国文学不可多得的资料。
柳鸣九在这方面还真得天独厚。1981年秋，根据中法双方关于学者互访的协议，柳鸣九得以第一次去到向往已久的文化之都巴黎。他见到了上个世纪后半期仍健在的大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埃尔韦·巴赞、阿兰·罗伯-格里耶、娜塔丽·萨洛特、米歇尔·布托、米歇尔·图尔尼埃、索莱尔斯、皮埃尔·加斯卡尔等。
作为中国法国文学专家、对法国文学与理论问题有系统的研究和精辟的见解的柳鸣九，走出国门，与这些大家进行平等的、有深度的、面对面的学术对话，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他将这一切用散文笔调直录了下来，这就是他撰写的《巴黎名士印象记》。对这些外国大家，他既有全貌的鸟瞰与就近的性格观察，还有对文学的独特见解，这无疑为研究当代法国文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为此学界评说：可贵的文史资料、明达的文学评论、生动的性格写生。
为萨特进入中国代办“签证”
20世纪法国声誉最高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萨特，如今中国对于这个名字已是十分熟悉。然而三十年前，却是柳鸣九第一个将他介绍给中国读者。我问他，当时为什么要“引进”萨特？柳先生说，首先，当然是因为他在法国20世纪精神文明领域中超重级的份量。他不仅在小说、戏剧、政论、传记文学方面均有建树，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且以思辩的深刻穿透力与强大论证使其标签式的存在主义哲学具有了全球影响与世界声誉，成为整整一个历史阶段的流行时尚。此外，他还是一个举足投手均有世界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思想家。在柳鸣九眼里，萨特划时代的重要性正在于其精神的灵智性，而不在其创作的技艺性。因此，在他后来出版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观》第二卷中，把萨特称作20世纪哲理文学中的一道“灵光”。可要把这位巨人引进中国，在当时并非是件容易事。
让我们先回到1978年。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那年柳鸣九44岁。经历了“文革”，他对原来心目中好些神圣的人与事有了“清醒的认识”，开始从钱锺书的《宋诗选》评述里那种仰观历史伟人时的理性距离感中学得若干东西，用来面对时代社会中巍峨的庙堂人事，不再有青年时期那种经常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的天真与轻信。
按柳鸣九的说法，这时飞来了一个有点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开展了一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大宣传。这场讨论一开始，柳鸣九就有点处于感奋的状态，因为这是一次机遇。压抑多年，又思考了多年的柳鸣九正准备向长期统治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霸权人物宣战，其目标就是日丹诺夫。
日丹诺夫，苏联斯大林时代一个极为显赫的大人物，长期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是政治思想、意识形态部门的决策者与实际上的总管。1934年，日丹诺夫代表苏共中央，在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衰颓与腐朽而产生的资产阶级文学的衰颓与腐朽，这就是现在资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学状况的特色与特点。资产阶级文学曾经反映资产阶级制度战胜封建主义、并能创造出资本主义繁荣时期的伟大作品，但这样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无论题材和才能，无论作者和主人公，都是普遍地在堕落……沉湎于神秘主义和僧侣主义，迷醉于色情文学和春宫画片，这就是资产阶级文化衰颓与腐朽的特征。资产阶级文学家把自己的笔出卖给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政府，它的著名人物，现在是盗贼、侦探、娼妓和流氓。”这便是知名的日丹诺夫论断。
这篇演讲很早就译为中文，自1930年代被引入我国后，便成为了中国革命文艺界的理论经典，建国后更是被当作思想文化工作的指导准则，而西方文学正是在这论断下统统被斥之为反动、颓废、腐朽。柳鸣九这次要“讨伐”的就是这个一贯享有神圣庙堂地位的庞然大物。因为他知道，这个“拦路虎”不解决，在中国就无法开展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
机会来了，“全国外国文学工作会议”将在广州举行。消息传来，而此时他的领导、外国文学所所长冯至还告诉他，他已被所里推作大会专题发言。
11月，大会正式揭幕。这是“四人帮”垮台后全国第一次、也是建国后第一次规模巨大的“西学”会议，中国学术文化界从事“西学”的名家大儒：冯至、朱光潜、季羡林、杨宪益、叶君健、卞之琳、李健吾、伍蠡甫、赵萝蕤、金克林、戈宝权、杨周翰、李赋宁、草婴、辛未艾、赵瑞蕻、蒋路、楼适夷、绿原、罗大冈、王佐良、吴甫恒、吴岩、孙绳武等悉数到会。名流荟聚，济济一堂，竟有二百多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高层人物周扬、梅益、姜椿芳等也出席了会议。 在众多专家面前，胸有成竹的柳鸣九以西方现当代文艺各方面的客观状况，其主要文学流派、重要作家、作品在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上的真正特点、意义与价值的论述，令人信服地从五方面“颠覆”日丹诺夫长期的论断。这是日丹诺夫这块压在文化学术界头上的巨石在中国第一次受到正面冲击。朱光潜等十几位德高望重的师长当堂表示热情赞许与鼓励，朱光潜还特意将柳鸣九引荐给周扬。
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以维持精神道德秩序为己任，惯于批点挥斥者不乏其人。就在上述“檄文”发表的第二年，即1980年，在外国文学研究会第二届（成都）年会上，就有人声色俱厉地提出了指责：“批日丹诺夫是搞臭马列主义”，来势甚为凶猛。柳鸣九当时虽在场，却没上台申辩，而决定采取另一个更大规模的“反驳”行为。因为他知道，在我国学界，之所以有不少人跟在日丹诺夫后面乱批、瞎批，而且不能对他提出质疑，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西方文学艺术、学术文化的实际情况根本不了解，或了解甚少。
于是，柳鸣九计划加大力度做这方面的工作。1980年，萨特逝世。针对国内长期对萨特的极为不公正的评价，他挺身而出，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悼念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第一篇对萨特进行全面、公正评价的文章。接着，他决定创办并主编一套以提供西方文学的客观资料（包括作品文本、作家资料、思潮流派有关资料以及时代社会、背景资料）为宗旨的丛刊。他将这个丛刊定为“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其创刊号就以萨特为内容，这就是于1981年出版的《萨特研究》。
该书翻译了萨特3部作品与3篇重要文论的文本全文，分述萨特其他8部重要作品的内容提要，编写了相当详尽的萨特生平创作年表与相关两个作家即波伏瓦与加缪的资料，报道了萨特逝世后法国与世界各国的反应与评论，翻译了法国国内重要作家、批评家论述萨特的专著与文章。柳鸣九还特意写了长达约3万字的序言，《读书》上的那篇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成为该序的第一部分。整本书近50万字，构成了一本萨特的小百科全书。《萨特研究》出版后，大受读者、特别是文学青年的欢迎，一时颇有“洛阳纸贵”之势。
可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1982年，国内开始“清污”，萨特与当时流行的“蛤蟆镜”“喇叭裤”被并列为三大“精神污染”。《萨特研究》一书在全国受到批判，并被禁止出版，该书的序言更成为一批“左撇子”猛烈抨击的目标，其批判文章之多，其用语之严厉苛刻，实为文化大革命之后所罕见。
但是，中国毕竟是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事过一两年，雨过天晴，到1985年，《萨特研究》又被准许重新再版。柳鸣九说，这就是我“为萨特在文化上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而替他代办‘签证’”的客观经历，这个故事既是我个人的，也是公众的，它展现了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学术文化领域的一个侧面，它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真实，也启示着我们时代值得深思的真理。
雨果其人，雨果奇观
在柳鸣九译介法国文学作品中，就个人作家而言，其规模最大的就是由他主编、并被称为“雨果奇观”的《雨果文集》。
2002年1月5日，由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等18家单位联合举办的“雨果诞生200周年纪念大会”上，柳鸣九作为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全程主持和参与。他发表了《雨果与中国》的演讲。借此机会，已当了十多年的老会长在大会之际收官退下，他感慨道：自己也算做了点实事，可以了……
柳鸣九此话说得问心无愧。雨果是他法国文学研究中的一大项目，为此殚心竭虑。他告诉我，一部法国文学史，维克多·雨果是一页重要而灿烂的篇章。他的一生几乎跨越整个19世纪，文学生涯达60年之久，其浪漫主义作品对读者具有永久的魅力。作为创造了文学艺术奇观的超人，雨果最显著的标志，是他罕见的才能。仅举几例，以斑窥豹：15岁时，三个星期就完成了中篇小说《布格-雅加尔》，此作“在好些地方堪与梅里美的优秀短篇媲美”（安德烈·莫洛亚语）；17岁时办刊物，任主编，一年多时间里写下120篇文学评论与22首诗，其中不少篇章至今仍熠熠生光；举世公认的杰作《巴黎圣母院》只写了6个月……
柳鸣九以他对雨果长期的研究后认为，雨果作品的核心是他的人道主义。他有一种“慈悲为怀”的精神。正因为这样，他才写得出像《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这样的作品。不仅对年轻女工芳汀，还是对钟楼怪人，抑或是对纯洁的爱斯梅拉达，他完全把这些受难者同统治阶级的强权、重压，或是教会的黑暗对立起来。所以，雨果是人类精神文化领域里真正的伟人。柳鸣九说，他被介绍到中国有100多年了。20世纪初，在中国新文化史上起过关键作用的一些大师，像林琴南、苏曼殊、鲁迅，都翻译过《悲惨世界》。林琴南翻的叫《哀史》，苏曼殊翻的叫《惨世界》，鲁迅翻的叫《哀尘》。可惜都只翻译了一部分。后来才陆陆续续开始扩大，李健吾、沈宝基、陈瘦竹等人开始翻译雨果的诗歌和戏剧。
中国读者认识雨果，一般缘于他的著名小说，其实他的诗作是他文学创作的另一成就。柳鸣九介绍说，雨果的诗歌作品是朝向一个比较崇高、一种常人没有的精神境界，而不是趋向于某个虚无缥缈的天国。浪漫精神、英雄主义、人类整个历史的大的变动，都被他写入诗里，气派之恢弘，理想之高远，他人所不及。另一方面，雨果又非常脚踏实地，是最深入社会现实的诗人。比如，拿破仑第三雾月政变的街头战，小孩受伤、被打死的情况，都被他写到诗里。他还爱写自己身边的事情，写自己的亲情。
1998年是中国译介与研究雨果最重要的一年。这年，柳鸣九编选了一部《雨果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主编了一套20卷、近1000万字的《雨果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这两部文集中收录的雨果作品，可以说是对近百年来雨果译介的大展示和大检阅，具有文化积累的重大意义。柳鸣九为此撰写了长达9万字的序言，包括总序和分序，对雨果的思想及作品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精辟独到的分析评论，可以说是一个世纪来雨果学研究的大总结。 雨果著作的编译出版，它所呈现的雨果奇观的概貌与雨果存在精神的价值，在中华民族文化积累与崇尚文明中，将永远具有昭示的意义。
让加缪永显“巨型的灵光”
51年前的1月4日，法国作家加缪在意外的车祸中去世，这个噩耗当天成为了欧美各大报的醒目标题，甚至是头版头条。著名作家、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这样对他盖棺论定：“20多年来，加缪的作品始终与追求正义紧密相连。”即使是曾经与加缪反目成仇的萨特，也表示了沉痛的哀悼，作出这样的评论：“他在本世纪顶住了历史潮流，独自继承着源远流长的醒世文学，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主义，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了胜负难卜的宣战。”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得知这个噩耗后，即使服下已长期不用的安眠药也无法入眠，而冒着寒冷的细雨在巴黎街头徘徊……
所有这些，说明了世界与人类对加缪在意的程度。对于这位20世纪最为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柳鸣九要把他介绍给中国读者。为此，他首先对加缪开始进行研究。在对其思想和精神文化的思维与见识进行考量后，他对加缪如何获得文学最高奖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加缪完全从事文学创作的岁月并不长，他英年早逝，在有生之年又长期、大量地从事了政治社会实践活动，且健康情况并不理想，从他开始写作的1935年到逝世，不过20多年，这个不长的攀登轨迹相当辉煌。
柳鸣九几乎读完了加缪的所有作品及国际学界对他的评介。于是他把加缪概括为法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一道“巨型的灵光”，指出，要发射出强度的灵光，首先自己就必须是思想的、精神的火炬，而这正是加缪作为文学家首要的资质与品格。他巨大的、无穷的精神力量，就来自他根植于人类历史上最强大、最久远的人道主义，特别是继承了法国17世纪大思想家巴斯喀关于人生存与命运的哲理，将它加以发扬光大、丰富深化，特别难得的是，不仅使之具有了完整深邃的理论形态，而且还表现充盈在生动丰满的文学形象中，凝现为一部一部传世不朽的文学杰作。
柳鸣九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可贵的是他在体察社会、关注民生中深感世界优秀文化对于人类的需要。他说，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中国GDP大幅提升、外汇储备巨额增加、国有企业纷纷在海外进行并购与开拓的过程中，文化领域中却出现了物质主义横流、功利主义张扬、精神倾滑、人文弱化的迹象，文化积累性图书市场的萎缩等等，以致我们经常不知道有价值的严肃文化是否会碰到什么尴尬与意外。
这或许成为他主编大型译作——《加缪全集》的原因。对抗过人世的荒谬与虚无，加缪碑文上写着：“在这儿我领悟了人们所说的光荣，就是无拘无束地爱的权利。”所以，柳鸣九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加缪显得弥足珍贵。他的努力得到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给力支持。当年出版的《加缪全集》分为4卷：一卷小说、一卷戏剧、两卷散文，以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权威的七星丛书版为文本依据，除《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话》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以外，还翻译了他所有剧作，以及包括政论和文论在内的全部散文作品。这是华语出版界有史以来作品收罗最全、译本也最权威的加缪作品总集。这标志着中国学术文化界对加缪的认知与热情，同样，也是柳鸣九对当代法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又一大成果。
耄耋之年继续“摆渡”和“搬运”
柳鸣九称自己从事的外国文学译介是“摆渡”和“搬运”的工作，根据“洋为中用”的要求，外国的哪些东西是好的，就要介绍翻译过来，把外国文化本土化，变成中国文化。“我尽可能把‘搬运’工作做多做好，至于人家给我什么称号，这不是我的事。这类事，总得要‘水到渠成’，而且也要感谢人家的宽待与青睐。”
柳鸣九退休已经多年，但他“摆渡”和“搬运”不止 ，且规模似更大。
近几年来，柳鸣九的家门口一直张贴着“年老有病，谢绝来访”的奉告。但以热诚与执着而敲开他家门的来访者，亦偶尔有之。2012年开春后不久，两位河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敲开了他家的门，来访者来意很明确，他们社过去不搞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现今决心从头开始，白手起家，而且不是零敲碎打，却要搞成一定规模，一定批量，一定品位的一套“外国文学经典”丛书。作为全国的粮食大省，中华大地的主要谷仓，现在要推出新的文艺产品——精神食粮，柳鸣九被这令人瞩目的举动所感动，并打动。柳鸣九始终认为，世界文学从《荷马史诗》至今，积累下来无数具有恒久价值的作品与典籍。只要社会存在一天，发展一天，这些文学语言所描绘出的精湛作品，就可以给人提供无可比拟的高雅艺术享受。饱读世界文学名著，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课。但柳鸣九也清醒地看到，2012年毕竟不是改革开放伊始的1978年，社会条件和文化环境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物质主义文化的盛行与人文主义文化的滑坡，形成了对外国文学出版的真正冲击。在这样的时候，感动于河南社坚挺经典文化价值观的执着精神，柳鸣九义不容辞地接受了担纲编辑这套“外国文学经典”丛书主编的请求。也感于这种精神，柳鸣九在译界的众多朋友闻讯后纷纷献出了自己高水平的译作，而不计较稿费的高低与合同年限的长短。如有“傅译传人”之称的罗新璋，有“文学翻译家中的思想者”的德国文学翻译家杨武能，有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等作家最出色的译者与研究者的“日本文学研究会掌门人”高慧勤，纷纷将自己最优秀的作品奉献给这套丛书。正是在大家的努力下，从《呼啸山庄》《茶花女》《简·爱》《红与黑》《悲惨世界》到《海涅诗选》《莱辛寓言》，这套丛书已出版67种。
柳鸣九先生还告诉我，近几年，他的另一大型主编项目就是“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我知道，这个文库的前身是问世于1997年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基于外国文学史研究的专业背景，并受法国伽俐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启发，在柳鸣九的主持编纂下，这套丛书成为了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项目，标志着法国文学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15年之后续编这样大规模的丛书，由于编辑时间跨度很长，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一致，亟须在再版重印时加以解决。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又谈何容易，特别是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尽管欣赏和啧啧称赞者有加，但在如此大的项目面前大都望而却步。出乎意料，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却以罕见的人文热情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主动提出由其承担出版任务。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建设，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柳鸣九倍感欣喜。虽已是耄耋之年，他却依旧全身心投入。不过，柳鸣九是与时俱进的，他没有脱离社会和市场，而是试图尽快寻找到市场需求和推广优秀文化和典雅情趣的平衡点。其办法是，增加具体作品，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虚求”。在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的同时，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将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从这个意义上，文库仍有一定程度的增容和拓展。而且，在这么一个平台下，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
如今，这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以文化积累为目标的文库，已出版到第五辑，从司汤达、莫泊桑、左拉、大仲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到歌德、梅里美，多达102种。柳鸣九说，尽管现在低俗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大有市场，但他相信，经典毕竟是经典，优秀文化前景一定光明。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一个在世界各地设立了众多孔子学院的古老民族，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毋庸置疑完全需要这样的巨型“文库”。柳鸣九为此鼓与呼：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各地建设更多的图书馆，多增加点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民族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十个八个，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是一个中国老文化人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