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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文明最早的表现形式是农业文明，农业与乡村息息相关。农民是乡土文学的主角，乡村是乡土文学创造的广阔天地，许多乡土文学作家都有其浓厚的乡村生活情结，乡土文学的根在乡村。离开了乡村这块土地，乡土文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根。
关键词：农民 乡村 文学
文学创作离不开对农村生活的关注，但是与灯红酒绿、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相比，乡村生活似乎显得有些沉寂和遥远，从那遥远的乡下传递到文学中的信息己不足以牵动视听。有人说：城市更受文学的青睐，故事发生在城市里，城市里的故事更精彩。这话从当今文坛看来似乎有一些道理。但是，文学钟爱城市，并不意味着文学不再关注乡村。事实上，对于一个想要真正描绘中国社会所经历的这场社会转型的作家来说，他则必须正视乡村的存在。一批伟大的作家也正是因为其关注乡村而成为巨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创业史》《山乡巨变》的发表使得像丁玲、周立波、柳青等人赢得了读者的尊重与爱戴。所以，我们要说，乡村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永远是他获得养料的根基。中国作为一个“陆地”国家，正如费孝通所言：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中国文明是以“黄土”构成的文明，如果说那一条黄河就是乳汁，血液和眼泪，那么，他的乳汁、血液和眼泪都被黄土染成了“黄土色”。黄土地孕育了辉煌的文明。所以，中华传统文明的核心是”土”，也就是农业文明。
一 文学创作的乡村情结是社会发展的选择
“乡村与农民”受到文学的重视与关注，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乡村及农民形象在文学中的树立，可以说是从新文学开始的。针对“五四小说”过分概念化、西化的弊病，周作人呼吁文学应有“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号召作家“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从鲁迅到茅盾，都没有让默默无闻耕作的农民在文学创作的世界里失去影像，孙犁、赵树理、贾大山、刘绍棠、浩然等作家也都以描写农民与乡村生活而著称，“农民”或“乡村”之所以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描写与关注对象，原因就在于农民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农民是中国社会存在的主体，从古老走向现代，农民始终在悖论之中，他们既是历史的推动者，又是历史的被推动者。应当承认，在20世纪的前半期，在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推翻“三座大山”，完成民族解放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历史过程中，历史选择了乡村与乡村文化，农民及其乡村文化理想在这个时代发挥了主导作用。对历史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历史不得不借助于汪洋大海般的农民力量来完成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的历史任务。
本着启蒙的需要，鲁迅以“未庄”封闭病态的乡土社会为载体，塑造了带着民族劣根性的病态人物阿Q，实现了对传统弊端的批判。在鲁迅的影响下，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蹇先艾等一大批作家开始关注中国农村、农民，他们或对闭塞乡野的种种愚昧残忍之事予以揭露，或对农民的凄苦命运表示人道主义同情，或对农民的精神创伤进行鞭挞，无论哪一种都呼应着“五四”的启蒙主义，流露出淡淡的乡愁。
历史进入20世纪40年代，在解放区，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挣脱了几千来年的封建枷锁，在争取民族解放和自身解放过程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性和战斗性，焕发着夺目的精神光彩。赵树理首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于是《小二黑结婚》应运而生。小二黑与小芹本是两个“神仙”的儿女，要不是时代在变，小二黑和小芹完全可能继承二诸葛和三仙姑的衣钵。小芹也难傺不受她娘的污染丽有掰效法。偏偏是时代变了，新时代的曙光照亮了他们新生活的道路。小二黑再不信他爹的鬼八卦，当了村里青抗先队长。小芹也不效法她娘，不跟人乱来，还敢于正色斥退调戏她的金旺。他们的爱情带有更多社会变革色彩的爱情，这和封建时期那些比较单纯自在的爱情故事不同，与“五四”时期诸多以个性解放为基础的爱情至上的故事相比，也有诸多不同。这两个形象，代表了农村的新生力量。他们的胜利，是新生力量的胜利。
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在“启蒙主义”与“现代化”的大旗下，更是把目光投向偏远的乡村和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农民，“人们突然惊讶地发现，中国的人文地理版图，几乎被作家们以各自的风格瓜分了”，贾平凹坐镇秦汉文明的发祥地陕西创作了《商州初录》，莫言选择“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开始了他的《红高粱》系列创作，贾大山则是以华北平原上的“梦庄”开始了他的乡土文学之旅。
二 乡村生活成就了作家的文学创造
乡土作家生长于乡村，成长于乡村，骨子里已经浸染了乡村生活的种种。每一个乡土作家都有着极其深沉的“恋土怀乡情结”，这种情结使得作家把乡村生活当做值得怀念的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生在农村的作家不仅是恋土情结的载体，更是这种情结升华的推进器。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民族恋土怀乡情结，经过历代知识阶层的诗化和美化，作为一种美好的情感融进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去。乡土作家与乡村的感情，是一种对大地母亲的圣洁之情，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亲情，他们往往是怀着崇敬和向往抒发这种感情，内心里是绵绵不断的乡愁和感恩。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河北作家贾大山开始创作“梦庄记事”系列小说。在“梦庄记事”系列小说里，贾大山用心记录着他所了解的乡村风情，表达着他对这片热土的深刻思考。小说所涉及的也都是些鸡鸣狗叫、邻里交往的日常小事，但立意、站位却很高。贾大山的创作视角更多地触及人的内心世界，他写他所经历过的年代里那些人们的艰难生活，写困苦岁月里的世态人心，写对人性的丑陋的剖析和鞭挞。贾大山的每一篇小说无一例外都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是特别“接地气”的作品，短小的篇幅容量却极大，读后总是会让人掩卷深思。
“梦庄记事”里有一篇《花生》的小说，花生是农村社会里最常见的粮食作物，但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却是不可多得的珍品。主人公生产队长“人很老诚，也很温和”，对工作尽职尽责，对于大家分花生的想法一口拒绝。“队长牙疼似的吸了一口气”，因为在他看来，那就是国家的油料，不能个人均分。故事的悲剧色彩是在点播花生的时候，队长的媳妇把偷回来的花生种子给孩子吃，被队长发现，这个很疼爱孩子的男人一巴掌扇过去，花生卡在孩子喉咙里。女儿死了。死后还被抹了一脸锅底黑，又让人在脸上砍了一斧子。抹黑和砍脸是为了吓唬鬼，让这孩子在阴间不被鬼缠身。故事读来让人悲痛，在感叹这个为了村集体的工作大公无私的队长的精神同时，也深深体味到过去生活的艰难。小说的成功不在于写了一个因吃花生被噎死的小女孩的悲伤故事，而更深的意义在于揭示物质匮乏、贫穷给人带来的无奈感，被亲人抹了锅底灰和砍了一斧子的小女孩的脸，分明就是农村生活的艰辛和愚昧无知的影像揭示。这样的作品还有《干姐》《老路》《俊姑娘》《丑大嫂》等，“梦庄记事”系列小说表现的是普通的农村风物，就是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里的人，普通中却蕴含着最真实的善和美、丑和恶。作品以对话见长，以行动取胜，人物鲜活生动，语言饱含浓郁的华北农村文化的特色，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和乡土气息，弥漫着淡淡的忧伤，更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 乡村生活仍然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
如果说现代化使人们离“土”越来越远，没有了精神的“根基”，那么，越远也就越发使人们思念故土，思念远离了的精神家园。如果说人们进入工业文明，享受着工业文明的硕果的同时却身心疲惫，那么，农业文明无疑就是工业文明的精神故乡。土地作为人类的母亲，无论何时何地总使人类摆脱不了那种“恋母”情结，摆脱不了那种对故土的追寻与向往。
但是，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很多住在城里的作家或理论家，已经很少有人自觉自愿地到乡村去，到“落后”、“艰苦”的乡村去，去发现和寻找故土那一份古老而真实的美好。在某些作家的眼里，城市文化是一种进步的文化，它更能体现当代意识、时代精神和社会的繁华。乡村文化虽不乏传统的人性美和伦理美，但其闭塞、落后是不言而喻的。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乡文化矛盾冲突日趋激烈，城市文化在向乡村文化发起挑战，描写城市似乎成了文学创作的主流。所以，作家们就在“城里”写作，就在自己的阁楼里写作，写玩猫、玩狗、玩花草类的闲情逸致的小文字，越写精神空间越狭小，越写内心世界越封闭。这样一片广阔的“大陆”上没有了对乡村这片热土的关注，却兴起了“小文学”，这不能不说文学在某种程度上疏离了、淡漠了这块大陆与大地，疏离了这块曾经承载过中华民族梦想与文明的土地与乡村。
乡村文化面临着危机，并不意味着反映乡村生活的创作走入低谷。有着敏锐观察力的作家是不会丢掉乡村这样一块创作的沃土的，刘庆邦就格外关注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冲突。刘庆邦的小说《神木》关注的是一群走出农村的“走窑汉”。两位矿工出身的打工者，以雇佣“点子”下井挖煤，制造事故后冒充亲戚进行索赔。故事的结局是两次哄骗来的“点子”竟然是一对父子，故事的结局出人意料，两位丧心病狂的杀人恶魔中的一位，最后的时刻竟然有了良心发现，不愿杀掉他，并决心以自己的“牺牲”让这位不足18岁的打工者换取赔偿金，从而赎回罪过。作家在凄楚的故事中，展示了社会变化对农村生活的冲击，表达了作者对底层生活深切的理解和同情。特别是那个孩子走出“小姐”房间后的号啕哭声，尖锐地揭示了乡村文化危机的无可避免，也揭示着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阵痛。
中国的社会转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代的经济文化对农村的渗透与改造。农村今日变动的种种征兆正因为其所蕴含的深刻丰富的历史社会含意与厚重的情感容量，给了文学创造以广阔的创作空间。如果说城市题材以其敏锐性鲜活性体现了新的情感愿望审美欲求，精神特征的萌动而成为时代的精神、情感的潮头的话，那么由于社会转型期的漫长，随着最初的躁动转入对现实的思考与改造，人们在经历了最初的鲜活激动之后，社会转入情感的咀嚼期和生成期，这种精神情感的特征与形态，由于农村现代化过程的艰巨性、长期性、渐进性，恰恰可以使社会各阶层的读者在描写乡村的作品中，得到精神情感结构形态相同的对应，从而使乡村作品再度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心。
乡村仍然是一片广阔的天地，这片广阔的天地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有创造力的作家应该善于从乡土这座“精神家园”中汲取营养，解除掉现代城市生活带给人的种种负累感，回归乡土生活的宁静与纯洁，将对乡土的审视与对社会人生的体察感受结合起来，把自己的根深扎于这片土地之中，才会进一步推动文学创造的更大繁荣。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
[2] 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谈虎集》，开明书店，1927年版。
[3] 季红真：《忧郁的灵魂》，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杨同军，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农民 乡村 文学
文学创作离不开对农村生活的关注，但是与灯红酒绿、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相比，乡村生活似乎显得有些沉寂和遥远，从那遥远的乡下传递到文学中的信息己不足以牵动视听。有人说：城市更受文学的青睐，故事发生在城市里，城市里的故事更精彩。这话从当今文坛看来似乎有一些道理。但是，文学钟爱城市，并不意味着文学不再关注乡村。事实上，对于一个想要真正描绘中国社会所经历的这场社会转型的作家来说，他则必须正视乡村的存在。一批伟大的作家也正是因为其关注乡村而成为巨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创业史》《山乡巨变》的发表使得像丁玲、周立波、柳青等人赢得了读者的尊重与爱戴。所以，我们要说，乡村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永远是他获得养料的根基。中国作为一个“陆地”国家，正如费孝通所言：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中国文明是以“黄土”构成的文明，如果说那一条黄河就是乳汁，血液和眼泪，那么，他的乳汁、血液和眼泪都被黄土染成了“黄土色”。黄土地孕育了辉煌的文明。所以，中华传统文明的核心是”土”，也就是农业文明。
一 文学创作的乡村情结是社会发展的选择
“乡村与农民”受到文学的重视与关注，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乡村及农民形象在文学中的树立，可以说是从新文学开始的。针对“五四小说”过分概念化、西化的弊病，周作人呼吁文学应有“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号召作家“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从鲁迅到茅盾，都没有让默默无闻耕作的农民在文学创作的世界里失去影像，孙犁、赵树理、贾大山、刘绍棠、浩然等作家也都以描写农民与乡村生活而著称，“农民”或“乡村”之所以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描写与关注对象，原因就在于农民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农民是中国社会存在的主体，从古老走向现代，农民始终在悖论之中，他们既是历史的推动者，又是历史的被推动者。应当承认，在20世纪的前半期，在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推翻“三座大山”，完成民族解放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历史过程中，历史选择了乡村与乡村文化，农民及其乡村文化理想在这个时代发挥了主导作用。对历史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历史不得不借助于汪洋大海般的农民力量来完成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的历史任务。
本着启蒙的需要，鲁迅以“未庄”封闭病态的乡土社会为载体，塑造了带着民族劣根性的病态人物阿Q，实现了对传统弊端的批判。在鲁迅的影响下，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蹇先艾等一大批作家开始关注中国农村、农民，他们或对闭塞乡野的种种愚昧残忍之事予以揭露，或对农民的凄苦命运表示人道主义同情，或对农民的精神创伤进行鞭挞，无论哪一种都呼应着“五四”的启蒙主义，流露出淡淡的乡愁。
历史进入20世纪40年代，在解放区，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挣脱了几千来年的封建枷锁，在争取民族解放和自身解放过程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性和战斗性，焕发着夺目的精神光彩。赵树理首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于是《小二黑结婚》应运而生。小二黑与小芹本是两个“神仙”的儿女，要不是时代在变，小二黑和小芹完全可能继承二诸葛和三仙姑的衣钵。小芹也难傺不受她娘的污染丽有掰效法。偏偏是时代变了，新时代的曙光照亮了他们新生活的道路。小二黑再不信他爹的鬼八卦，当了村里青抗先队长。小芹也不效法她娘，不跟人乱来，还敢于正色斥退调戏她的金旺。他们的爱情带有更多社会变革色彩的爱情，这和封建时期那些比较单纯自在的爱情故事不同，与“五四”时期诸多以个性解放为基础的爱情至上的故事相比，也有诸多不同。这两个形象，代表了农村的新生力量。他们的胜利，是新生力量的胜利。
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在“启蒙主义”与“现代化”的大旗下，更是把目光投向偏远的乡村和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农民，“人们突然惊讶地发现，中国的人文地理版图，几乎被作家们以各自的风格瓜分了”，贾平凹坐镇秦汉文明的发祥地陕西创作了《商州初录》，莫言选择“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开始了他的《红高粱》系列创作，贾大山则是以华北平原上的“梦庄”开始了他的乡土文学之旅。
二 乡村生活成就了作家的文学创造
乡土作家生长于乡村，成长于乡村，骨子里已经浸染了乡村生活的种种。每一个乡土作家都有着极其深沉的“恋土怀乡情结”，这种情结使得作家把乡村生活当做值得怀念的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生在农村的作家不仅是恋土情结的载体，更是这种情结升华的推进器。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民族恋土怀乡情结，经过历代知识阶层的诗化和美化，作为一种美好的情感融进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去。乡土作家与乡村的感情，是一种对大地母亲的圣洁之情，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亲情，他们往往是怀着崇敬和向往抒发这种感情，内心里是绵绵不断的乡愁和感恩。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河北作家贾大山开始创作“梦庄记事”系列小说。在“梦庄记事”系列小说里，贾大山用心记录着他所了解的乡村风情，表达着他对这片热土的深刻思考。小说所涉及的也都是些鸡鸣狗叫、邻里交往的日常小事，但立意、站位却很高。贾大山的创作视角更多地触及人的内心世界，他写他所经历过的年代里那些人们的艰难生活，写困苦岁月里的世态人心，写对人性的丑陋的剖析和鞭挞。贾大山的每一篇小说无一例外都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是特别“接地气”的作品，短小的篇幅容量却极大，读后总是会让人掩卷深思。
“梦庄记事”里有一篇《花生》的小说，花生是农村社会里最常见的粮食作物，但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却是不可多得的珍品。主人公生产队长“人很老诚，也很温和”，对工作尽职尽责，对于大家分花生的想法一口拒绝。“队长牙疼似的吸了一口气”，因为在他看来，那就是国家的油料，不能个人均分。故事的悲剧色彩是在点播花生的时候，队长的媳妇把偷回来的花生种子给孩子吃，被队长发现，这个很疼爱孩子的男人一巴掌扇过去，花生卡在孩子喉咙里。女儿死了。死后还被抹了一脸锅底黑，又让人在脸上砍了一斧子。抹黑和砍脸是为了吓唬鬼，让这孩子在阴间不被鬼缠身。故事读来让人悲痛，在感叹这个为了村集体的工作大公无私的队长的精神同时，也深深体味到过去生活的艰难。小说的成功不在于写了一个因吃花生被噎死的小女孩的悲伤故事，而更深的意义在于揭示物质匮乏、贫穷给人带来的无奈感，被亲人抹了锅底灰和砍了一斧子的小女孩的脸，分明就是农村生活的艰辛和愚昧无知的影像揭示。这样的作品还有《干姐》《老路》《俊姑娘》《丑大嫂》等，“梦庄记事”系列小说表现的是普通的农村风物，就是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里的人，普通中却蕴含着最真实的善和美、丑和恶。作品以对话见长，以行动取胜，人物鲜活生动，语言饱含浓郁的华北农村文化的特色，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和乡土气息，弥漫着淡淡的忧伤，更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 乡村生活仍然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
如果说现代化使人们离“土”越来越远，没有了精神的“根基”，那么，越远也就越发使人们思念故土，思念远离了的精神家园。如果说人们进入工业文明，享受着工业文明的硕果的同时却身心疲惫，那么，农业文明无疑就是工业文明的精神故乡。土地作为人类的母亲，无论何时何地总使人类摆脱不了那种“恋母”情结，摆脱不了那种对故土的追寻与向往。
但是，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很多住在城里的作家或理论家，已经很少有人自觉自愿地到乡村去，到“落后”、“艰苦”的乡村去，去发现和寻找故土那一份古老而真实的美好。在某些作家的眼里，城市文化是一种进步的文化，它更能体现当代意识、时代精神和社会的繁华。乡村文化虽不乏传统的人性美和伦理美，但其闭塞、落后是不言而喻的。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乡文化矛盾冲突日趋激烈，城市文化在向乡村文化发起挑战，描写城市似乎成了文学创作的主流。所以，作家们就在“城里”写作，就在自己的阁楼里写作，写玩猫、玩狗、玩花草类的闲情逸致的小文字，越写精神空间越狭小，越写内心世界越封闭。这样一片广阔的“大陆”上没有了对乡村这片热土的关注，却兴起了“小文学”，这不能不说文学在某种程度上疏离了、淡漠了这块大陆与大地，疏离了这块曾经承载过中华民族梦想与文明的土地与乡村。
乡村文化面临着危机，并不意味着反映乡村生活的创作走入低谷。有着敏锐观察力的作家是不会丢掉乡村这样一块创作的沃土的，刘庆邦就格外关注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冲突。刘庆邦的小说《神木》关注的是一群走出农村的“走窑汉”。两位矿工出身的打工者，以雇佣“点子”下井挖煤，制造事故后冒充亲戚进行索赔。故事的结局是两次哄骗来的“点子”竟然是一对父子，故事的结局出人意料，两位丧心病狂的杀人恶魔中的一位，最后的时刻竟然有了良心发现，不愿杀掉他，并决心以自己的“牺牲”让这位不足18岁的打工者换取赔偿金，从而赎回罪过。作家在凄楚的故事中，展示了社会变化对农村生活的冲击，表达了作者对底层生活深切的理解和同情。特别是那个孩子走出“小姐”房间后的号啕哭声，尖锐地揭示了乡村文化危机的无可避免，也揭示着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阵痛。
中国的社会转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代的经济文化对农村的渗透与改造。农村今日变动的种种征兆正因为其所蕴含的深刻丰富的历史社会含意与厚重的情感容量，给了文学创造以广阔的创作空间。如果说城市题材以其敏锐性鲜活性体现了新的情感愿望审美欲求，精神特征的萌动而成为时代的精神、情感的潮头的话，那么由于社会转型期的漫长，随着最初的躁动转入对现实的思考与改造，人们在经历了最初的鲜活激动之后，社会转入情感的咀嚼期和生成期，这种精神情感的特征与形态，由于农村现代化过程的艰巨性、长期性、渐进性，恰恰可以使社会各阶层的读者在描写乡村的作品中，得到精神情感结构形态相同的对应，从而使乡村作品再度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心。
乡村仍然是一片广阔的天地，这片广阔的天地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有创造力的作家应该善于从乡土这座“精神家园”中汲取营养，解除掉现代城市生活带给人的种种负累感，回归乡土生活的宁静与纯洁，将对乡土的审视与对社会人生的体察感受结合起来，把自己的根深扎于这片土地之中，才会进一步推动文学创造的更大繁荣。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
[2] 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谈虎集》，开明书店，1927年版。
[3] 季红真：《忧郁的灵魂》，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杨同军，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