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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集体记忆是文化认同的前提，文化认同的研究当今学界一直存在着三种重点和两种取向，而集体记忆所依赖的事实基础，为集体记忆架构提供了指引情感与叙事方向。集体记忆作为一种被建构的活动，其中展示出的某些群体无意识和社会深层结构都为族群的文化认同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路径。其中博物馆作为记忆的载体与媒介，制造着记忆的生成、塑造和延续三维度，并强化相关参与群体的文化与认同。
【关键词】：集体记忆;文化认同;博物馆;美斯乐
苏珊克兰曾经说过：“博物馆不只是文化机构或是藏品的展示地， 它们是个体认同与集体认同、记忆与历史、信息与知识生产互动的场所。”陈燮君认为：“博物馆的记忆是历史的明镜和现实的启迪。” 厄恩斯特则指出， 博物馆学是关注作为集体记忆的文化要素的学科。纵观当今学界还是公共领域的讨论，博物馆与记忆的紧密关联程度显而易见[1]。笔者于2016年1月来到了泰北美斯乐村，那里居住着大量的云南籍华人。本文旨在以美斯乐泰北义民文史馆为集体记忆载体，从集体记忆这一路径去探寻和研究文化认同。
（一）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在如今的学界已经得到成体系的分析与解读，这个概念最初源于法国学者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的阐释。哈布瓦赫将记忆视为社会的产物，认为—切记忆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与机制下才会得到产生与延续。哈布瓦赫将这类记忆称为“集体记忆”[2]，重点在于强调记忆的社会性。他同时指出，集体记忆之所以能够得以形成和延续，一个主要因素是这样的“历史知识”是一代代相传下去，不定的重复。在这样的重复过程中，对于个人和族群的自我认同形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族群通过分享共同的回忆，能够获得深厚和坚韧的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样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进一步塑造着一个稳定的集体和社区[3]。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及理论从根本上让记忆与集体的勾连成为可能，同时，这种群体层面的记忆必然要在一定的空间维度中创造、延续、再生。在现代社会，随着传统意义的有机共同体被机械共同体所替代，一个社区群体所依赖的记忆环境逐渐消亡。大写的历史以一种权威式的话语模式将发生在过去的信息固定下来，而曾经鲜活的“记忆”即凝结在曾经族群精神層面中的诗史、神话、故事、传说等，在现代性的进程中逐渐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壤，被主流文明所边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承载记忆的载体也发生了转型。扬·阿斯曼在其《文化记忆》中，将传统的、有机的记忆空间称为“记忆环境”，将现代的、机械的记忆空间称为“记忆场所”[4]。西方的博物馆起步于文艺复兴时期，其最初的目的主要用于审美情趣。随着历史的发展，西方博物馆主要的作用也由原来的审美情趣变为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公众教育。现代国家的博物馆在现代越来越多的成为国家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平台，有些甚至还承载着国家意识形态，塑造着一个民族国家的自身文化归属与认同。一个博物馆的建成其本身就蕴含特定的过程与机制，笔者通过对美斯乐泰北义民文史馆的田野调查经历，描述并阐释作为承载记忆场所如何唤起与建构集体记忆的。
（二）展品、叙事与集体记忆
本文中博物馆的展品是博物馆构成的基本要素，即物理状态的展品本身，其概念不涉及展品摆放位置、灯光照射方式等一切展示因素的。这些展品的存在构成了记忆的基本要素。参观者在观看展品的同时，会与展品进行互动交流和对话。不同的个体和群体，从同一展品处得到的信息也大相径庭， 因为不同的参与者自身经历不同。所持有的历史情感也不一样，最终呈现在视觉里的意义也不同。
这种差异尤其体现在对富有争议性的历史事件的记忆。美斯乐位于泰国北部清莱府，是华人聚集村落，其中大部分华人是国民党93师官兵及其后代，此外这里还居住了五个少数民族。美斯乐泰北义民文史馆于2004年建成，其位置于美斯乐村以南不远处。文史馆是中式建筑，院内右厢房主要展示了93师作为雇佣军帮泰国政府攻打泰国北部地方游击武装的战争历史，以及美斯乐的建设历史，左厢是办公室和图书馆，正中是相当于忠烈祠的一个大殿，祭奉着段希文等几位高官。鉴于93军及其后代已归化为泰皇的臣民，不适宜夸耀自己的几十年战史，所以馆名叫“文史馆”。笔者在美斯乐的泰北义民史馆《泰北义民文史馆志》中看到了有关于美斯乐华人历史的记载。据资是这样表述的，1949年，中国解放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败退台湾，在云南省留下两支残余部队，分别是李弥的第8 军和26军，共两万多人进入缅甸境内。在联合国斡旋之下，美国、泰国协助安排国民党残部先后进行两次撤台迁移，剩余兵力经过和缅甸军队的对峙后，转入泰国北部境内。祖籍云南省宜良的原国民党残军第五军军长段希文“看到美斯乐进可攻、退可守的险要地势，于1962年转到此地定居”，[5]一直等待机会重回家乡。之后，“泰、缅政府只好与93师言和。泰国政府表示愿意提供一片地区供93师定居，但不得离开圈地，93师必须作为雇佣军帮泰国政府攻打游击队，以消除内乱。1971年在国民党残军归顺后，泰国政府就在美斯乐设立自治区，行政级别为乡，下辖13个村庄，乡公所和乡议会位于美斯乐村，即为乡行政中心。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任职期间（1977——1980年）正式改名为和平村。
博物馆在塑造集体记忆的机制不仅依赖单个展品的物质存在，更取决于其将诸多展品搜集、整理、展示的方式。更具体一些，对展品的讲述，对参观者的引导，对历史的再现，是博物馆最具力量的话语建构方式[6]。如何将这些凌乱的信息剪辑、编撰，如何从这些表面上毫不相干的展品信息中凝练、构建出一套成体系的主题，需要靠叙事，这是一个博物馆建构集体记忆的能力基础。
集体记忆是有具有建构性的，记忆不等于客观的历史事实。博物馆的作用是作为记忆媒介，它其中的展品陈列、展示手法、叙述模式、文字说明等展示活动， 都无不体现一种“建构性”。如何选择合适的展品，将其用适合的表达逻辑进行有效的展示，这是博物馆塑造记忆的重要途径。任何博物馆所展示出来的历史都不是客观的历史史实，参与者可以从其中看出一种历史编纂逻辑，从中可以体会到一种历史叙述话语。这样的历史编纂并非贬义，因为现代博物馆最主要的意义在于激发文化认同，传播一种被某个些群体所认可的权威话语。所以， 大多数博物馆都会设置特定的参观者引导路线，以某种固定的逻辑表达博物馆所要表达的主题。参与者在空间的移动和转换，就好比一种仪式过程。参与到此仪式者经过设定好的历史叙事，接触和体验一套标准范式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三）小结
博物馆是记忆的场所，是话语建构争夺的空间。博物馆的意义并非完整客观的重现历史，而是通过对零散的历史信息的搜集和系统化，向观众呈现一种依照一定的历史逻辑进行编纂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所表达和“再现”的是博物馆设计力图构建的一套价值论述。通过博物馆的展品、叙事，及其建设的过程，也是集体记忆构建的过程，不同个体和群体都能够参与到记忆的沟通、共享、塑造和再现。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或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得到强化，这也是博物馆塑造记忆的核心机制。
注释：
[1]燕海鸣.博物馆与集体记忆[J].中国博物馆.2013（5）：14-18
[2]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7
[3]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北京：译林出版社. 2001：35-37
[4]扬·阿斯曼.文化记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56
[5]黄昏章.宽容与融合：泰国华人争取生存发展问题的思考[J].八桂侨刊.2007（9）：14
[6]燕海鸣.博物馆与集体记忆[J].中国博物馆.2013（5）：14-18
【关键词】：集体记忆;文化认同;博物馆;美斯乐
苏珊克兰曾经说过：“博物馆不只是文化机构或是藏品的展示地， 它们是个体认同与集体认同、记忆与历史、信息与知识生产互动的场所。”陈燮君认为：“博物馆的记忆是历史的明镜和现实的启迪。” 厄恩斯特则指出， 博物馆学是关注作为集体记忆的文化要素的学科。纵观当今学界还是公共领域的讨论，博物馆与记忆的紧密关联程度显而易见[1]。笔者于2016年1月来到了泰北美斯乐村，那里居住着大量的云南籍华人。本文旨在以美斯乐泰北义民文史馆为集体记忆载体，从集体记忆这一路径去探寻和研究文化认同。
（一）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在如今的学界已经得到成体系的分析与解读，这个概念最初源于法国学者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的阐释。哈布瓦赫将记忆视为社会的产物，认为—切记忆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与机制下才会得到产生与延续。哈布瓦赫将这类记忆称为“集体记忆”[2]，重点在于强调记忆的社会性。他同时指出，集体记忆之所以能够得以形成和延续，一个主要因素是这样的“历史知识”是一代代相传下去，不定的重复。在这样的重复过程中，对于个人和族群的自我认同形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族群通过分享共同的回忆，能够获得深厚和坚韧的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样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进一步塑造着一个稳定的集体和社区[3]。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及理论从根本上让记忆与集体的勾连成为可能，同时，这种群体层面的记忆必然要在一定的空间维度中创造、延续、再生。在现代社会，随着传统意义的有机共同体被机械共同体所替代，一个社区群体所依赖的记忆环境逐渐消亡。大写的历史以一种权威式的话语模式将发生在过去的信息固定下来，而曾经鲜活的“记忆”即凝结在曾经族群精神層面中的诗史、神话、故事、传说等，在现代性的进程中逐渐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壤，被主流文明所边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承载记忆的载体也发生了转型。扬·阿斯曼在其《文化记忆》中，将传统的、有机的记忆空间称为“记忆环境”，将现代的、机械的记忆空间称为“记忆场所”[4]。西方的博物馆起步于文艺复兴时期，其最初的目的主要用于审美情趣。随着历史的发展，西方博物馆主要的作用也由原来的审美情趣变为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公众教育。现代国家的博物馆在现代越来越多的成为国家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平台，有些甚至还承载着国家意识形态，塑造着一个民族国家的自身文化归属与认同。一个博物馆的建成其本身就蕴含特定的过程与机制，笔者通过对美斯乐泰北义民文史馆的田野调查经历，描述并阐释作为承载记忆场所如何唤起与建构集体记忆的。
（二）展品、叙事与集体记忆
本文中博物馆的展品是博物馆构成的基本要素，即物理状态的展品本身，其概念不涉及展品摆放位置、灯光照射方式等一切展示因素的。这些展品的存在构成了记忆的基本要素。参观者在观看展品的同时，会与展品进行互动交流和对话。不同的个体和群体，从同一展品处得到的信息也大相径庭， 因为不同的参与者自身经历不同。所持有的历史情感也不一样，最终呈现在视觉里的意义也不同。
这种差异尤其体现在对富有争议性的历史事件的记忆。美斯乐位于泰国北部清莱府，是华人聚集村落，其中大部分华人是国民党93师官兵及其后代，此外这里还居住了五个少数民族。美斯乐泰北义民文史馆于2004年建成，其位置于美斯乐村以南不远处。文史馆是中式建筑，院内右厢房主要展示了93师作为雇佣军帮泰国政府攻打泰国北部地方游击武装的战争历史，以及美斯乐的建设历史，左厢是办公室和图书馆，正中是相当于忠烈祠的一个大殿，祭奉着段希文等几位高官。鉴于93军及其后代已归化为泰皇的臣民，不适宜夸耀自己的几十年战史，所以馆名叫“文史馆”。笔者在美斯乐的泰北义民史馆《泰北义民文史馆志》中看到了有关于美斯乐华人历史的记载。据资是这样表述的，1949年，中国解放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败退台湾，在云南省留下两支残余部队，分别是李弥的第8 军和26军，共两万多人进入缅甸境内。在联合国斡旋之下，美国、泰国协助安排国民党残部先后进行两次撤台迁移，剩余兵力经过和缅甸军队的对峙后，转入泰国北部境内。祖籍云南省宜良的原国民党残军第五军军长段希文“看到美斯乐进可攻、退可守的险要地势，于1962年转到此地定居”，[5]一直等待机会重回家乡。之后，“泰、缅政府只好与93师言和。泰国政府表示愿意提供一片地区供93师定居，但不得离开圈地，93师必须作为雇佣军帮泰国政府攻打游击队，以消除内乱。1971年在国民党残军归顺后，泰国政府就在美斯乐设立自治区，行政级别为乡，下辖13个村庄，乡公所和乡议会位于美斯乐村，即为乡行政中心。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任职期间（1977——1980年）正式改名为和平村。
博物馆在塑造集体记忆的机制不仅依赖单个展品的物质存在，更取决于其将诸多展品搜集、整理、展示的方式。更具体一些，对展品的讲述，对参观者的引导，对历史的再现，是博物馆最具力量的话语建构方式[6]。如何将这些凌乱的信息剪辑、编撰，如何从这些表面上毫不相干的展品信息中凝练、构建出一套成体系的主题，需要靠叙事，这是一个博物馆建构集体记忆的能力基础。
集体记忆是有具有建构性的，记忆不等于客观的历史事实。博物馆的作用是作为记忆媒介，它其中的展品陈列、展示手法、叙述模式、文字说明等展示活动， 都无不体现一种“建构性”。如何选择合适的展品，将其用适合的表达逻辑进行有效的展示，这是博物馆塑造记忆的重要途径。任何博物馆所展示出来的历史都不是客观的历史史实，参与者可以从其中看出一种历史编纂逻辑，从中可以体会到一种历史叙述话语。这样的历史编纂并非贬义，因为现代博物馆最主要的意义在于激发文化认同，传播一种被某个些群体所认可的权威话语。所以， 大多数博物馆都会设置特定的参观者引导路线，以某种固定的逻辑表达博物馆所要表达的主题。参与者在空间的移动和转换，就好比一种仪式过程。参与到此仪式者经过设定好的历史叙事，接触和体验一套标准范式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三）小结
博物馆是记忆的场所，是话语建构争夺的空间。博物馆的意义并非完整客观的重现历史，而是通过对零散的历史信息的搜集和系统化，向观众呈现一种依照一定的历史逻辑进行编纂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所表达和“再现”的是博物馆设计力图构建的一套价值论述。通过博物馆的展品、叙事，及其建设的过程，也是集体记忆构建的过程，不同个体和群体都能够参与到记忆的沟通、共享、塑造和再现。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或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得到强化，这也是博物馆塑造记忆的核心机制。
注释：
[1]燕海鸣.博物馆与集体记忆[J].中国博物馆.2013（5）：14-18
[2]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7
[3]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北京：译林出版社. 2001：35-37
[4]扬·阿斯曼.文化记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56
[5]黄昏章.宽容与融合：泰国华人争取生存发展问题的思考[J].八桂侨刊.2007（9）：14
[6]燕海鸣.博物馆与集体记忆[J].中国博物馆.2013（5）：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