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问我我的普通话为何讲得尚算流畅——流畅者，该是在讲普通话时不会被母语广东话那九声造成的复杂性牵牵绊绊——我第一时间总有“一言难尽”之感。皆因始末有三个，却不易选择谁先谁后：（一）曾在台湾当过半个学期的初中学生；（二）更早之前，在香港已惯性随大人上电影院看国语片；（三）或比更早还要再早之前，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已是南和北两种文化的熔炉。有这么一个说法，香港岛是南来的大陆新移民较多——北角便有“小上海”之称；九龙、新界则是原居民的大本营。我的童年，本来就是一半一半。父亲的家庭，即我的姑姑们住在罗便臣道；母亲的家庭，包括外婆和阿姨舅父，住在西洋菜街。往来虽不频繁的他们，碰巧又都是铁杆电影迷，于是，港九两地的戏院，成了给我提供广东与外省文化的教室。
　　 姑姑们看的是西片和国语片——粤语片她们不是完全不看，只是口味上与外婆不同，戏院更是重要考虑：香港岛的戏院印象中就是较少放映地道的粤语片，不是没有，是更多坐落在铜锣湾与西环。姑姑们带我去的却多是中环一带，看国语片就是“娱乐”，看西片就是“皇后”。当年的中环可以说是内地今日的CBD的原型，商厦林立，即便当时尚未被冠上大都会光环，可是洋气的感觉肯定不会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是邵氏，便是国泰出品的国语片，确实由于洋气十足连带让观众也自觉时髦起来。若用今日的语汇，就是国语片虽不及西片“型”，但是它仍然稳坐“潮”的交椅，不似粤语片，“土产”的“土”之余，也是“老土”的“土”。是题材决定面貌吗？是，也不是。因为，外婆（那些年她不过四五十岁）作为老一辈观众会挑古装宫闱大锣大鼓的戏才买票入场，不代表粤语片就没有年轻观众，其实它也一样五花八门。爱情类型片中，谢霆锋爸爸謝贤，与后来变身著名邵氏导演的楚原的太太南红，便是经典的银幕情侣。谢贤南红的《黑玫瑰》（1965，楚原导演），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史密斯夫妇》。只是这些“土法炮制”的“流行物种”在身价上到底较难取得国语片的优势和观众认同。
　　 在电影院学普通话，大抵是我这辈子最早赶的潮流。之后，当电视扮演生活中的重要角色时，它教给我的则是另一种时髦——美式英语：可笑的我曾立下长大后要当操美式英语的新闻主播的宏愿——影与视，谁说不是现代人避无可避的Vanity Fair（名利场）？
　　 然而，我并未因为爱上国语片而“忘本”。粤语片市场没落是在60年代末期，因过去曾是票房支柱的红伶嫁的嫁、息影的息影而迅速式微（“七日鲜”式制作的粗制滥造也是原因之一）。但自小与萧芳芳陈宝珠培养了“血浓于水”的感情——小学二年级的我曾在教室中参与“搞分化”的明星政治活动：每个同学必须为支持芳芳抑或宝珠表态——以及粤语片独有的世故又天真的气韵，使我至今仍无比关注香港一个名叫“粤语片研究会”的组织，重新发掘这些后来因贱卖给两家电视台而被谑称“残片”的深层价值。
　　 身为舞台剧导演，自2006年的《包法利夫人们》开始，我的剧目基于演员的选择而在语言上有所取舍，致使“你的普通话说得不错”的背后，隐隐还有另一个问号：“是为了迎合更广大的内地市场，你才抛弃你所熟悉的广东话？”这问号又随着香港人与内地人日渐趋向激烈的“本位论述”而愈来愈敏感。观此现象，似是再次印证了历史依然有被记忆冷待的时候——香港人跟普通话的渊源当然还有很长的故事可讲（70年代初的香港娱乐事业，大部分靠台湾输入），只是利害关系当前，有谁还有耐心从头听起？
　　 虽然，语言只是表面，语境才是内蕴；语言只是手段，语境才是目的——正如《包法利夫人们》在大陆港台的53场演出可以证明它是三地共通的文化现象——我们经常只把语言当作工具，是否因过于把“我讲，你听”视为理所当然，却不是追求互相明白和自我聆听所致？在这前提下，我由衷觉得自己的普通话程度与广东话仍有距离。■